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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情况不仅限于不列颠岛。英吉利海峡彼岸，一场激进的民主运动正在进行，它的口号与我们现在的口号颇为相似。所有这一切在英格兰进一步发展为1381年的大规模起义。这是一场同时发生、影响广泛的社会动乱，因同一个原因，在全国各地暴发，因同一种情绪，团结在一起。所有这些运动都是黑死病造成的直接后果，死亡率最高、社会变化最大的肯特和中英格兰东部地区的暴乱最严重，足以证明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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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1年夏天，各地始终都在酝酿着一场有组织的动乱。有些人在中英格兰的各个村庄游走，与“大社会”组织进行联络，据说这一组织将在伦敦开会。五月，埃塞克斯爆发起义。导火索是政府企图再次征收上一年已经收过的人头税，并且更加严苛。伦敦的骚乱分子激动起来，一些人在一个名叫托马斯·法灵顿的人的带领下，加入了起义队伍。市民同情起义军并且与起义军有联系，强烈反对市长沃尔伍思。在肯特，进攻莱斯内斯修道院后，农民们经过罗切斯特和梅德斯通，路上烧毁了采邑的账目和税收账目。在梅德斯通，他们从教会监狱中放出了煽动者约翰·保尔，具有领导才能和经验的军事冒险家瓦特·泰勒也加入了起义队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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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家政务会茫然失措。六月初，埃塞克斯和肯特的起义军主力向伦敦进发。他们在伦敦得到了支持：鱼贩约翰·霍恩把他们带进伦敦；负责守卫伦敦桥的市政官未作任何抵抗；阿尔德门1被“叛徒”向一队埃塞克斯起义军敞开。伦敦城陷入为期三天的混乱。外国人遭到杀害，两名政务会成员被从伦敦塔拖出，在塔山2上被斩首，一个是坎特伯雷的大主教兼大法官西蒙·萨德伯里，另一个是财政大臣罗伯特·黑尔斯爵士；约翰·冈特的萨伏伊宫被焚毁；朗伯斯区和南华克区被劫掠。这是清算旧账的时候了。法灵顿列出了逮捕名单，敲诈勒索的金融家理查德·莱昂斯被杀。所有这些都带有现代气息。忠诚的市民团体团结在市长周围，国王在史密斯菲尔德接见了起义军首领。起义军看起来普遍忠于国王。他们的要求很合理，但却令人不安。他们要求废除压迫的法令，取消农奴制，瓜分教会的财产。他们特别提出，不应有人作农奴，也不应有人为领主做工，而应只需一年为每英亩土地支付四便士，为任何人提供服务时不可违反个人意志，而是依据双方协议而定。谈判过程中，泰勒先是被市长沃尔伍思所伤，随后被国王的侍从杀死。当这位起义军首领跌下马来，死在众人面前时，年轻的国王是这样应对危机的：他单枪匹马冲上前，喊道：“我将成为你们的领袖。你们只要随我出征，就将从我这里得到你们想要的一切。”但是泰勒之死引起了连锁反应。群龙无首的乱民回乡赋闲，在各自的村庄引起极度的混乱。重建的权力当局对他们进行追捕，复仇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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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义席卷了英格兰西南部。布里奇沃特、温切斯特和索尔兹伯里都发生了暴乱。在哈福德郡，农民们奋起反抗权势显赫、令人痛恨的圣奥尔本大教堂，并在杰克·斯特劳率领下向伦敦进军。剑桥郡也发生了大规模动乱，档案被焚毁，教会领地遭攻击。在亨廷顿郡，尽管市民关上了大门抵御敌军，拉姆西修道院还是遭到攻击。在农民比较富裕而且较为独立的诺福克和萨福克，对合法的农奴制的愤怒更为强烈。伯利·圣艾德蒙兹修道院是暴乱者仇恨的主要目标，佛兰德斯的羊毛织匠也在林恩被杀害。暴乱的浪潮波及很广，北至约克郡和柴郡，西至威尔特郡和萨默塞特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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泰勒死后，统治阶级开始有组织地进行抵抗。最高法院向王室官员发出信件，命令他们恢复秩序，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领导法官们迅速对暴乱者进行了审判。国王陪同特里西利安参与惩处过程，要求对叛乱者的惩罚要依法进行。诺里奇的好战主教勒·德斯潘塞在东部郡县动用了军队来保卫教会的财产，在北沃尔沙姆进行了一场激烈的战斗。不过，与现代相比，统治阶级的反应还是非常克制的。记录在案的死刑不超过一百五十人，并没有我们在现代欧洲的许多地方所看到的野蛮行径。法治得到了重建。即使在这种激烈的阶级斗争中，也没有人未经审判而被绞死。1382年1月，经议会提议实行了大赦。但是，统治阶级在财产方面赢得了胜利，完全取消了所有让步，并且企图大胆地恢复十四世纪初的采邑制。但是在此后的很长时期里，上层阶级都生活在恐慌中，害怕民众暴乱，而劳工们则继续走向联合。奴隶劳工已不再是社会制度的基础，农奴制在法律方面已变得无足轻重，总的来说，1349年以后，租金制得到了加速发展。这些都是黑死病影响的继续。在历史学家眼中，这次暴动只是一次灵光突现，反映了中世纪穷苦阶级的生活状况，但对当时的人们来说，暴动令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惴惴不安，同时也激发出了他们无尽的想象。暴动给农民心中留下了怨恨，也引起了当局的警惕和有力的对抗。从此，人们总在想着分掉教会的财产。暴动后广为传播的罗拉德派3就是利用了胆怯的胜利者的敌意。威克利夫的“贫穷传教士”被扣上煽动暴乱的污名，他们受到的迫害是已经动摇的制度发起的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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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四世纪八十年代，在英格兰紧张、阴沉的氛围中，威克利夫的学说广为流传。但是，面对社会革命，英国社会无心进行教会改革，所有颠覆学说都会遭到责难。尽管威克利夫并未因煽动性传教而直接受到指控，但这还是给他的事业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有产阶级默许了教会对他的最后镇压。这次镇压迅速又彻底。萨德伯里被杀后，威克利夫的老对手科特尼已经成为大主教。他发现威克利夫的人控制着牛津，便迅速采取行动。威克利夫这位改革者的学说遭到官方谴责。他命令主教们逮捕所有未经当局许可的传教士，大主教本人则迅速成为教会纪律体系的首领。在兰开斯特王朝的积极支持下，这些措施最终使教会从俗众的打击下恢复过来。1382年，科特尼驾临牛津，在现在的基督大教堂所在地召开教士会议。罗拉德派的主要人员被召集到会，严令认错。国务大臣抗议称大学享有特权，被置之不理。威克利夫的信徒遭到严厉责难，退缩了，屈服了。威克利夫发现自己成了孤家寡人。他称教会的特权不符合教义，使他失去了冈特的支持。他那些颇受欢迎的传教士和初期诵读《圣经》的活动并未能构建一个对抗社会主导力量的坚强团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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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克利夫向世人的良知发出了呼唤。他的鼓舞在英格兰虽然并非无声无息，但最终遇到挫折。然而，它却搅动了一片遥远和鲜为人知的土地，并由此搅动了整个欧洲。布拉格的学生们奔赴牛津，将他的教义和手稿带到波希米亚，这里爆发的宗教改革运动使约翰·胡斯的名望超越了他的英国老师，唤起了捷克人民长久的民族觉醒。威克利夫正面攻击教会对世人的绝对权威，暗示个人意志至高无上，并且挑战教会教义，因而招致了严厉镇压。他的抗议引发了第一次牛津运动。在其有生之年，改革事业虽然遭遇挫败，但却推动了改革大潮。罗拉德派，也就是威克利夫运动后来的得名，被迫转入地下。通过与政府联手，教会暂时加强了自身地位，厚颜无耻地镇压了改革派的第一次进攻，但因这场冲突，教会的精神权威自此留下了伤疤，走向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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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七世纪作家富勒4就威克利夫的传教士写道：“这些人是反对敌人的前锋，后来上帝派路德来接替他们。”在牛津，在宗教改革5以前，威克利夫的宗教思想影响着圣经研究，1497-1498年科利特的演说使他的思想再度复活。尽管威克利夫并未进行政治煽动，但在乡村，罗拉德派却背负了此项罪名。罗拉德派的教会对手急于进行这样的指控，而罗拉德派信徒中一些俗众的偶尔激情而无知的恶言谩骂则为对手提供了大量证据。残酷的镇压还在后头。在亨利五世统治时期，约翰·奥尔德卡斯尔爵士的叛乱引发了不幸事件，威克利夫的政治学说将被付之一炬。不过，面对好战且获得胜利的教会，英格兰人民的可贵的反抗精神却永世长存。一条原则已在英国人民心中扎根，这条原则塑造了民族的命运。威克利夫生前一败涂地，他的星光在宗教改革的晨曦中渐渐淡去。弥尔顿6在《论出版自由》中写道：“威克利夫是这样一个人：为了让学问完美无缺，他别无所求，只希望能活在一个更为快乐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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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对于真正自由的坚定希望并没有瓦解。人民的地位和勇气与法国农民的疲惫被动形成鲜明对比。由于战争、饥荒和扎克雷起义遭到的残酷镇压，法国农民被迫顺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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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六世时代的著名法官约翰·弗特斯克爵士写道
:“法国人没有起义是因为懦弱、缺乏仇恨和勇气，与贫困无关。法国人没有英格兰人那样的勇气。在英格兰，常有三四个强盗因为贫困抢劫七八个良民，把他们全部抢光；但在法国，七八个强盗偷抢劫三四个良民都难。可以说很少有法国人因抢劫被绞死，因为他们没有勇气去做这种可怕的行径。因此，在英格兰，一年因抢劫和杀人被绞死的人比法国七年里因此被绞死的人都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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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理查二世此时已经渐渐长大。他具有敏锐的本能和同龄人少有的能力，因其所见所为，这些本能和能力得以加强。在农民暴动危机中，他处理了许多棘手事情，在一次重要的场合，凭借其个人行动力挽狂澜。当封建贵族阶级不知所措时，是国王的法院和皇家法官恢复了秩序。然而国王却同意长期接受监护。阿基坦总督，也就是约翰·冈特，离开王国去谋求海外利益，其中包括得到卡斯蒂尔王国的王位。他让自己的儿子——精力充沛而又有能力的年轻人亨利来管理他在英国的领地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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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二十岁，理查才决定完全亲控政务会，特别是要摆脱叔叔们的控制。此前从未有国王被如此对待。他的祖父十八岁就亲政，理查十六岁时也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内廷和亲近的朝臣都热切期盼他亲政，这些人成为政府智囊，以及高级行政官员。为首的有国务大臣迈克尔·德拉波尔、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以及约克的大主教亚历山大·内维尔。他们背后，理查的老师兼密友西蒙·伯利可能是出谋划策者。一群年轻的贵族投靠朝廷，为首的是牛津的伯爵罗伯特·德维尔。他现在所扮演的角色相当于爱德华二世时的加维斯顿，在某方面也很像后来的斯特拉福德。理查国王，荣誉的源泉，对其追随者大加封赏，德维尔很快被封为爱尔兰公爵。这对政务会巨头们显然是政治挑衅。爱尔兰是人力和物力的储备库，不受议会和贵族控制，可以用来控制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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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及其宠幸的女人的亲近派系包揽了内廷和政府部门，其人数也越来越多，这冒犯了封建贵族集团，某种程度上也冒犯了全国民众。反对派照例把对外事务作为进攻的工具。朝廷缺少资金，又不敢要钱，最主要的是没有军事将领，因而选择了温和路线。贵族与议会一起责难不善军事的国务大臣波尔和朝廷的极端享乐主义。他们嘲笑道：“他们不是巴洛娜7的骑士，简直是维纳斯8的骑士。”当时必须对法国发动战争。1386年，在这一问题上，形成了反对国王的统一战线。议会任命了由五名大臣和九名勋爵组成的委员会，其中主要人员是前摄政大臣们。朝廷在对波尔的弹劾风暴面前屈服了，行政部门也遭到清洗。委员会认为这些人都是国王过错的根源，也是其力量的来源。我们注意到，国王的侍从杰弗里·乔叟（因其他原因出名）失去了他在海关的两个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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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当委员会强迫国王解除其密友职务时，理查在深深的悲愤中离开伦敦。在北威尔士，他与新的爱尔兰公爵取得了联系；在约克与大主教内维尔取得了联系；在诺丁汉与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取得了联系。他要武装自己的军队，在查理一世未来举起皇家旗帜的同一地点，打一场内战。爱尔兰义务兵、威尔士长矛兵，最重要的是来自他自己柴郡伯爵领地的弓箭兵，聚集为一支军队。有了武力支持，特里西利安和另外四名皇家法官宣布，后世所称的“弹劾派勋爵”9和议会对国王施加的压力违反了英格兰法律和宪法。这一判定，在法律上无疑是公正的，却遭到了血腥报复。国王的叔叔格洛斯特与贵族集团的其他头领，指责首席大法官及其同伴是王国的叛徒，其中包括德维尔和国王的其他谋臣。国王只有二十岁，过于依赖自己的皇权。政务会的首脑们仍能得到议会的支持，他们诉诸了武力。格洛斯特带领一队人马逼近伦敦。理查抢先抵达伦敦，受到伦敦民众的欢迎。人们打着国王的红白旗，表达了对国王的忠诚，但并没准备与逼近的贵族军队战斗。在威斯敏斯特宫，以格洛斯特、阿伦德尔和沃里克三人为首的“弹劾派勋爵”在宫外三百骑兵的护卫下，迫使国王就范。国王所能做的，只是保证其支持者安全逃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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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维尔退守切斯特，拉起一支军队来保卫皇权。1387年12月，他带着这支军队向伦敦进发。但是此时“弹劾派勋爵”以及冈特的儿子亨利已经严阵以待。在牛津郡的拉德科特布里奇，亨利和他们一起打败了德维尔。这位国王的亲信只得逃亡国外。国王此时已落入已经篡夺了君权的一小撮得意小人之手。关于是否应把国王废黜和杀掉，他们内部长期争执不下。年长的主张采取极端措施，年轻的则加以制止。理查面临着重蹈曾祖父爱德华二世覆辙的残酷威胁。当时的争论十分激烈，只有两名“弹劾派勋爵”愿意与他共进晚餐。恳求温和对待他的是年轻的军事胜利者亨利，这可能是因为，一旦格洛斯特取代了理查，他父亲的继位权就会被剥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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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存在内部分歧，“弹劾派勋爵”不再考虑废黜和杀掉国王。但是除此之外他们没有其他任何退让。他们迫使国王放弃一切主张，对亲近国王的新贵和国王的合法追随者残酷报复。王国的各个领地被要求支持新政权。在预定的日子，五名“弹劾派勋爵”身穿金衣，手挽手走进威斯敏斯特宫。“无情议会”召开了会议。最强硬的反对者是以特里西利安为首的皇家法官。他在诺丁汉宣扬皇权至上，依靠法院和法官，王权高于掌握了议会的贵族。对于这一问题，现在做出了严肃的回答，尽管这一回答像以往一样维护了封建权力这一事实，但也宣告了议会控制的原则。封建王权在那些动荡的岁月中渐渐消逝，但是议会治国的原则却一直影响到十七世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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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及另外四名发布诺丁汉宣言的法官在泰伯恩刑场被处以绞刑，并被挖出内脏，四马分尸。皇家老师伯利也难逃厄运。旧贵族大获全胜。只有国王本人得到尊重，九死一生。理查二世不仅被迫听任他的朋友惨遭屠戮，而且还要表示赞同，他尽可能将自己埋藏起来，不问世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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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猜想，这种遭遇一定给他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很少有人经受过这样的煎熬。他反思自己受到的不公和自己的过错。他从胜利的勋爵们身上看到，他们不只是欺凌国王的奸雄，也是压制人民的暴君。他用比先前更加巧妙的手法制定了复仇和复权计划。整整一年，异常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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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9年5月3日，理查采取了行动，而“弹劾派勋爵”竟无人预料到。他在政务会上坐在自己的位子上，面无表情地让人们告诉他他多大年纪了。当人们回答说他二十三岁时，他宣布他毫无疑问已经成年，不会再容忍自己的权力受到限制，他的国民也不会容忍。他将自己掌管王国，选择自己的谋臣，成为真正的国王。这一举动无疑是经过精心准备的了，理查的许多计策都表现出这样的异常机智。这一举动立即取得了成功。阿伦德尔伯爵的兄弟、后来担任坎特伯雷大主教的托马斯主教在理查的要求下交出了国玺。主教吉尔伯特离开了财政部，支持国王的威廉·威克姆和托马斯·布兰廷汉姆恢复了国务大臣和财政大臣的职务。国王提名的人选被增补进“弹劾派勋爵”掌控的法院。国王还致信各郡郡守，宣布他已经亲管政府，公众对这一消息给予了出人意料的热烈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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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胜利后，采取了审慎和宽容的态度。1389年10月，约翰·冈特从西班牙回国，他的儿子亨利此时已成为重臣，也与国王达成了和解。1388年的联合势力解体了。皇家政府机器战胜了派别内讧，恢复了统治，此后的八年里，理查作为拥护宪法的国王掌管着英格兰，受到民众的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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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百姓完全没有任何权力。统治阶级和新生的中产阶级，即使他们之间斗争最激烈的时候，也会一致压制百姓。理查曾被推翻他的强大社会力量审判，并公布了他的罪状。但是对于他们对理查的品质所做的结论，我们只能保留地接受。他企图废除派别和教会对手以及贵族无意但坚决建立的立宪权，这不容否认；但这到底只是出于个人意愿，还是希望借此实现他曾在农民暴动危机中许下的“我将成为你们的领袖”的承诺，这不是一个可以轻率回答的问题。他曾对1381年的反叛者代表团粗暴地说“你们现在是农奴，以后也会是农奴”，他还说，那些被迫做出的承诺毫无用处。然而，他发布的释放状确实使许多农民从封建束缚中获得自由。他也曾郑重承诺废除农奴制，并将该提议提交议会，但遭到否决。这些创伤令他久久难忘，也许这也影响到他履行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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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查复仇的耐心和手腕实在惊人。整整八年，他忍受着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的存在，他们不是像以前那样担任郡守，而是仍然居于高位。不过，理查也有发脾气的时候。1394年，阿伦德尔参加王后——波西米亚的安妮的葬礼迟到，整个队伍都因此延迟，理查抓起一根侍从的礼杖打在他脸上，打得鲜血直流。教士们大叫，威斯敏斯特教堂被污染了。人们又想起了一则预言：由于托马斯·贝克特遇害，上帝会惩罚该国，直到鲜血染上了神圣的殿堂才肯罢休。然而，几周后，我们看到，国王显然已与阿伦德尔和解了，一切又在光鲜的面具下继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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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贵族们相互倾轧之际，理查国王却在寻求通过搜罗爱尔兰的资源来加强自己的实力。1394年，他按照皇家出巡的礼仪驾临爱尔兰，为此组建了一支自己的军队。这支军队后来在他威慑英格兰的反对派时派上了用场。回到英格兰后，他令贵族及各个阶层都听命于他的计划取得了很大进展。战争会使他不得不直接依靠议会的恩惠，为使自己不担起战争的重负，他同法国媾和了。在他的第一任妻子安妮去世后，1396年，他又娶了法王查理六世的女儿、当时还是孩子的伊莎贝拉。为此，英法两国达成了停战协议，缔结了三十年亲善和互不侵犯条约，并且秘密约定，如果理查以后遭到任何国内臣民的威胁，法兰西国王会提供援助。尽管停战条款引起国内不满，但国王从战争中得以解脱，这使他受益匪浅，否则他只能成为议会的乞儿和奴仆。各个阶层对国王如此紧逼，时而鞭策他，时而又抱怨结果。于是，我们看到这样一个独特的景象：金雀花王朝的国王躺在地上，拒绝在如此坎坷的道路上继续拉国家这匹马车。但是这并非因为缺少勇气或目光短浅，而是国王长远计划的需要。他无疑希望得到对贵族和议会的绝对控制权。至于他是否有意利用自己的独裁为卑微的臣民谋利益，这是一个谜。但关于他这方面的传说一直在流传。他的性情、情绪的起伏、感情的爆发、几乎超人的精密算计，所有这一切都常常被列为他垮台的原因。但是普通民众认为，理查是他们的朋友。民众们想象，一旦理查掌握了权力，就会把他们从领主的残酷压迫下解放出来。因此，他们久久地怀念着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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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尔兰远征是理查二世建立专制政治的第一阶段，与法国的结盟是第二阶段。接下来他便致力于培植严密有效的宫廷势力。冈特、他的儿子以及以前“弹劾派勋爵”之一的诺福克伯爵莫布雷，现在都站到理查一边了，一方面是由于忠于国王，另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对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的敌意。许多新人也加入了这个大家庭。约翰·布希爵士和亨利·格林爵士代表地方郡县的利益，是国王忠实的仆人。他们来自议会，不可避免地成为国王和贵族之间争执的仲裁者。由于有了他们，国王才有必要的影响力，能够应对王国的各个阶层。1397年1月，各阶层代表被召集到威斯敏斯特宫，在机敏果决的疏导下，他们都表示顺从。有了这些保障，理查最终决定打击敌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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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尽管现在有些落魄，但他们一定认为，自己1388年的所作所为已经久远，而且之后自己与国王友好交往，应该不用承担什么后果了。自那以后世事多变，首席大法官特里西利安、国王的老师伯利，以及其他大屠杀的受害者看起来都已是遥远的记忆。所以，当看到国王正以人类鲜有的冷酷仇恨向他们逼来，阿伦德尔和格洛斯特大惊失色。阿伦德尔及其同党被宣布为叛徒，受到了砍头的唯一“礼遇”；沃里克被流放到马恩岛；格洛斯特被捕并被押到加莱，在那里被理查派去的人杀死。这些违反宪法的做法，又相应地酝酿了新的报应。就像约翰杀害亚瑟后落下了污名，国王自此也留下了污名。但是此时此刻，他至高无上，是史上最强大的英格兰国王，可是他的愤怒仍未平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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