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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1 一般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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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19 章中我们已知道中世纪国王的权力并不是绝对的——他们被封建制度、叛乱的危险、不时的选举、各种特许状以及议会所限制。现在我们即将看到，在 14 到 17 世纪之间发生了一个大变化：在许多国家里，有限君主政体发展为专制政体，或无限的君主政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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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世纪欧洲的各地各处，看起来似乎民主政体和君主政体有大致均等的机会；但是，事实证明，大多数国家中，民主政体必须让位于君主政体。为什么和如何会出现这种情况，本章的计划是要讲明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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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的影响 十字军对促进君主政体的发展有些关系，因为它使西方基督教国家统治者与东方发生了接触；而在东方，专制政体很早以来就是公认的政府形式。不仅仅是国王们，而且参加十字军的贵族、骑士和平民们都常常听到绝对君主制。这造成了心理上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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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会的让步 中世纪期间，基督教教会曾阻碍了专制君王权力的发展，但是以后的几个世纪中，教会对国王变得宽容了，承认他的权力，最终给予帮助。我们已看到教会力主以“上帝的和平”、“上帝的休战”和其他方法，试图限制那些专横恣纵的封建贵族们；但是当教会制止私人混战、削弱封建制度时，却又加强了国王的权力，因为国王被看作良好秩序的保护者。随后，当教会被内部弊端和外部批评所削弱的时候，它感到不得不承认国王提出的要求；而教职人员们往往也是支持王室专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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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等阶级的支持 中等阶级的迅速成长及其对国王的忠心支持是正在评述的这一时期的显著特点。这个阶级是一些有财富和有头脑的人，靠发展工业和贸易而兴起。国王满足了这个阶级的要求，它也为国王效劳。它赞助君主制，因为国王们保护了行旅安全，扶助了商业。同时它也给国王们提供法律家和高效的官吏，为政府出钱，并为军队提供人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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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1 马基雅维利是意大利政治家和历史学家，意大利文艺复兴中的重要人物。他最著名的作品是《君主论》，其中提出了现实主义的政治理论，以主张为达目的可以不择手段而著称于世，马基雅维利主义也因之成为权术和谋略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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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族性与国王 凭借十字军和本国语言文学的力量，微弱的民族感的萌芽在西欧各国人民中间增强了，又因国际战争而加速活跃起来。英国、法国和西班牙的人民逐渐对于使他们形成一体，使他们变得伟大的那个权力和个人，感到深切的忠诚。今天人们以向国旗欢呼来表达爱国心，那时他们则以向国王欢呼来表达。这种爱国主义帮助国王变成专制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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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法的复兴 根据罗马法的一条基本原则，一个国家的君王或统治者拥有任意制定法律或违反法律的权威。作为古典文艺复兴的一部分，罗马法的研究也随之恢复。在博洛尼亚及其他大学都讲授了罗马法。受过罗马法训练的法律家也都用它来为雇用他们的国王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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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基雅维利的《君主论》 著名的意大利政治家马基雅维利在其政论文章中，尤其在《君主论》一书中，曾经提出君主高于法律和议会的原则。尽管教会提出抗议，马基雅维利的书还是广泛流行，不少野心勃勃的统治者都按照他的忠告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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火 器 如前所述，火器使步兵比持矛的骑兵，甚至比披甲持矛的骑兵更有效能。国王们开始维持由雇佣兵组成的常备军，并用大炮和短枪装备他们。这使国王们不但成为封建领主的主人，也成为其他各阶级臣民的主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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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面各节我们将试图说明上面提到的一些事情，即有助于专制政体兴起的一些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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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2 教会的衰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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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面指出，在中世纪，天主教教会是强有力而且有影响的。它不但教导宗教和道德，而且做了相当多的管理工作。在以后几个世纪中，从 14 到 17 世纪，它的影响和权威虽然还是很大，但显然减少和削弱了。已经说过，这个教会的衰弱是有助于专制政体兴起的因素之一。让我们来看看到底是什么使教会衰弱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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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字军 十字军归根到底反映了对教会，尤其是对教皇政治的不利。在 12 世纪，当十字军狂热高涨和胜利的时候，发动十字军的教皇们曾经获得了很大荣誉；但是在 13、14 世纪，当十字军狂热低落和失利的时候，教皇也相应地失去了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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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多的“十字军” 不但是反穆斯林的十字军没有坚守圣地，因而损害了教皇政治的信誉；而且很多善良的人终于感到十字军已被引入歧途，为了一些毫无价值的目的被利用了。例如，在教会与国家间的斗争中，十字军被鼓动去反对神圣罗马皇帝和其他基督教王侯们。这就使十字军变得庸俗而可疑。很多效忠于教会的成员认为他们曾被纯粹的政治策划所利用，因此拒绝注意教会发出的种种呼吁和训示。一个英国修士评论教皇为发动这样一次“十字军”而出的一个文告时写道：“当信徒们听到这个呼吁时，他们觉得奇怪，就是教皇许诺他们去流基督教徒的血的报酬，竟会与以前许诺去与不信教者血战的报酬是同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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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5-2 在城镇市场上贩卖赎罪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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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的负担 到圣地去的十字军战士们，教皇都给他们颁发赎罪券，就是对他们许下死后享有特殊照顾的诺言。为筹集十字军的经费，教皇开始对那些留在家中只捐钱的人也授予赎罪券。同时，向教士和教会的佃户征收什一税—一种所得税。后来，这些钱的一部分花费在别的事情上去了，而没有用在十字军上；当没有十字军进行的时候，钱税还是照旧征收。可花费的钱多了，教皇就习惯于挥霍，于是征收的教会税费的种类和数量都日益增多。最不幸的是，有些教皇是世俗的不称职的人。当然不是所有教皇都这样—其中大多数还是正直和诚恳的；但是好教皇们很难抵消几个坏教皇所造成的恶劣影响。无论如何，教会的税收制度变得越来越苛重，越来越不得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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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要求的失败 教会的衰弱不单是由于十字军的表面失败和大众对过重的金钱负担的厌恶，也由于教会与世俗统治者在政治要求上的争吵。在法国国王菲利普四世战胜了教皇卜尼法斯八世以后，再也没有教皇认真地提出过这样极端的要求。大多数人终于同意但丁的意见，就是教会的领域是宗教的和道德的，而不是政治的。这一见解并没有减少教会的精神权威，但确实削弱了它的政治权势；而主要的获益者却是各国的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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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比伦式流亡” 前面说过，那些继卜尼法斯八世之后的教皇们住在法国。从 1309 年到 1377 年将近 70 年，他们都住在阿维尼翁。这些教皇们本人都是善良的和有天赋的，但在法国国外，人们都相信他们只不过是法国国王的工具；他们在阿维尼翁居留这段时间被称作“巴比伦式流亡”，或者“巴比伦式监禁”。就这样，他们被比作曾被流放和监禁在古代巴比伦城达 70 年之久的希伯来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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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对教皇们在阿维尼翁的长期居留当然极为憎恨。1347 年罗马人民在黎恩济吸引人心的领导之下，起来造反并建立了一个新政府，一个共和国。他所倡议的政府既是民主的又是民族的。新政府是对教皇也是对其他意大利统治者的一个挑战。1354 年黎思济被杀害，他的政府被推翻，尽管如此，事实很清楚，意大利存在着一种很深的民族的和反教皇的感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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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在 1377 年，主要由于修女锡耶纳的凯特琳的恳求和威胁，教皇从阿维尼翁回到了罗马，“巴比伦式流亡”至此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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