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30448
1707330449
与此同时,新的大英帝国,或者说英联邦,是王权之下各个自治国家基于共同理念和自愿原则联合起来的。维多利亚女王逝世时,几个世纪的遗留问题正在稳步解决之中。这一时期,欧洲的德意志民族雄起了,在此之前,德意志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或在中世纪的夹缝中艰难求存,而今,它却若火山喷发一般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在接踵而至的斗争中,英美两国第一次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而战。
1707330450
1707330451
温斯顿·丘吉尔
1707330452
1707330453
1957年2月10日 于肯特
1707330454
1707330455
1707330456
1707330457
1707330459
伟大的民主 第十部 复苏与改革
1707330460
1707330462
第一章 胜利后的和平
1707330463
1707330464
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战乱,欧洲于1815年夏迎来了和平。这次和平来得相对持久,虽然受到内乱和局部战事的干扰,但在德意志崛起取代法国优势地位之前,欧洲总体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英国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民族大业,英国人团结一心,协力奋斗,而今,这项使命终于完成,他们从此可以致力开发工业资源,发挥商业技能。在过去五十年中,英国的工商业已经崭露头角,经过二十二年的战争磨砺,显得更加光彩照人。然而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繁荣的世界贸易和制造业,及各阶层民众的需求和愿望却使英国的政治家们力不从心,英国政治一度陷入停滞。英国的托利党——虽然此名并未得到公认,但我们权且这样称呼——牢牢掌握着国家大权,托利党人在同僚主导的战争内阁支持下打赢了拿破仑战争,他们代表着反对法国革命及拿破仑帝国的传统力量。托利党在全国拥有众多支持者,这些人大多较为现实且具有独立的思想,他们轻视党派但又倾向于托利党的主张。托利党人不但将自己视为不列颠的卫士,还自称是1688年光荣革命果实的捍卫者。在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冲击之下,英国统治阶层力图维护社会秩序,防止民众思想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长期的艰苦努力使英国精疲力竭,直到1830年它才终于恢复了元气。
1707330465
1707330466
国家政要包括利物浦勋爵和卡斯尔雷子爵,1818年后,又加上了威灵顿公爵。在政府官员中,卡斯尔雷子爵和威灵顿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欧洲人能在拿破仑倒台后享受普遍的和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威灵顿远见卓识和卡斯尔雷的公正无私。尽管遭遇了许多的挫折和失败,但这些人却最终引导英国走向了胜利。利物浦是查尔斯·詹金森的儿子,是乔治三世时期政府的组织者,也是小皮特的亲密同事。他脾气温和,容易相处。自对法战争开始以来,他一直身兼数职,忙于公务。利物浦于1812年出任国家首相,他安邦治国、张弛有道,十五年来,始终老练、耐心地处理国家事务。
1707330467
1707330468
卡斯尔雷步入政坛之后,先是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在与爱尔兰就合并问题进行谈判的艰苦岁月,卡斯尔雷目睹了十八世纪最严重的渎职和徇私舞弊,神圣的皇家任命权被滥用无忌。他曾任战时内阁的战争大臣,但因与同事坎宁发生激烈争执而被迫辞职,这场纷争致使政府瘫痪,甚至导致两人在帕特尼希斯进行决斗。1812年,卡斯尔雷重回政坛,被派往外交部任职。在此期间,卡斯尔雷缔造了反法联盟,为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也是合约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很少关注国内事务,由于不善辞令,他很难用流利的口才向人们阐述其在外交政策上的远见卓识。反法联盟正是卡斯尔雷一手缔造的。他高傲的性格加深了其冷酷、内敛的气质,在他看来,向公众坦陈政府的计划和措施是有失身份之举。然而无论如何,他是英国下议院的领袖,能获得这个职位的人,必定是才华横溢、能力出众的。
1707330469
1707330470
威灵顿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将领。正是他率军迎击并最终击败了拿破仑。他的政治理念十分简单,即团结各方力量,使之承担起维护当前秩序的各项职责。内阁其他阁僚都是态度坚定的托利党人,如上院大法官埃尔顿,前任首相现任内政部大臣西德茅斯子爵阿丁顿,殖民大臣巴瑟斯特伯爵,他曾被罗斯伯里勋爵形容为“政治圈中的怪才,位居最显要之职,却又最为默默无闻”。这些人都是在世界革命的威胁之下步入政坛,他们的唯一政治目标就是不屈不挠地捍卫其所熟知的国家体制。他们的思想僵化,很少能够把握和适应英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在政府捍卫地主利益,在爱尔兰维护新教地位,在本土则支持国教发展。卡斯尔雷是国际事务专家,威灵顿则能在军事方面尽其所长。其余人多是普通的托利党政客,他们较少干预事务,只是力所能及地工作。
1707330471
1707330472
英国拥有诸多优势,包括制海权、金融力量及击败拿破仑的顽强精神。1815年夏,卡斯尔雷代表着英国主宰着欧洲的命运。停战条约关乎欧洲的和平和后代的利益。它需要消除大国间的纠葛或矛盾,建立一个有序的国际体系,同时杜绝法国的威胁隐患。新建立的国际组织必须能在解决国家争斗、理论冲突和种族对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条约重建了欧洲秩序,英国也须承担起前所未有的重任。它参与重划法国边界,最终条约使复辟的波旁王朝丧失了萨尔区和萨伏伊的部分土地。法国恢复了1789年时的疆域,而普鲁士则成为了莱茵河地区的强大力量。
1707330473
1707330474
威灵顿公爵指挥下的反法联军占据着法国东北部土地,联军约有十五万人,其中包括三万名英国士兵。托利党人在胜利之后仍不愿承担欧陆义务,但卡斯尔雷却极力维护英国通过战争赢得的主导地位。他没有受到公众情绪和种族仇恨的干扰,也不想大肆践踏倒下的敌人。他预见到,法国将会成为平衡欧洲力量的重要砝码,像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那样影响英国的利益大局。他和威灵顿公爵站在法国和它的仇敌之间两方斡旋。他们认为,如果不对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加以限制,他们就会瓜分中间的德意志土地,对法国提出严苛的合约条款,在分割波兰的问题上打成一团。从这点上说,英国的调解奠定了欧洲和平的基础。
1707330475
1707330476
在十八世纪,欧洲强国间没有常设的协调机制,也缺乏利益认同的理念。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他们联合起来应对共同的威胁,现在仍然决定携手行动,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四国联盟已经建立起来,他们发誓要通过会议协商来解决欧洲问题。作为补充,俄国沙皇、奥地利君主和普鲁士国王又结成了神圣同盟,主要目的是防止欧洲任何地区燃起革命的火种,一旦出现革命或暴动,就立刻以合法的名义加以镇压。
1707330477
1707330478
卡斯尔雷对这些同盟无甚兴趣,他向来反对干涉主权国家事务,无论这个国家多么弱小,无论国家制度多么自由,都不应受到外来的压迫。虽然英国的漫画将卡斯尔雷塑造成一个反动的角色,但他仍坚持抵制欧陆强国的独裁专制。在他看来,四国同盟和维也纳会议仅仅是商讨欧洲问题的外交机器零件,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及其同僚却将此视为维护现存秩序的有效工具。两方分歧的部分原因应归结于英国议会制度,无论它多不完善,毕竟代表着民族利益,而卡斯尔雷的欧陆同行则是站在绝对君主制的大旗之下。英国是一个世界强国,海外贸易和掌控海权是其力量之源。它的商业贸易可以不受欧陆的桎梏而自由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的统治阶级有公开辩论的传统,并不像欧陆那般盛行专制制度。
1707330479
1707330480
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维也纳会议在外交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1815年上半年,除最终条约外,各国间还单独达成了二十七项协议,同期,在其他会场也有二十多项条约签署。法国外交官塔列朗曾对法皇阳奉阴违,但在会场之上却以坚定的意志和灵活的手腕竭力维护法国的地位。然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维也纳会议的核心人物却是卡斯尔雷。他调和对立双方的矛盾,温和地期望欧洲至少能维持七年的和平。事实上,条约带来的和平时间甚至超过了卡斯尔雷预期的五倍。他对大陆事务采取中庸、均衡的策略,从正反两方面看待问题。卡斯尔雷的这种理念构成了近一个世纪的英国外交政策传统。会议导致的隔阂在所难免,但卡斯尔雷在欧洲力量分裂之前至少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合约签订不到三年,英国军队便撤离了法国领土,法国在支付战争赔款后重回欧洲社会,成为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威灵顿卸去了联军统帅之职,回国担任内阁军械署总管的职务,他是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1707330481
1707330482
在国内,政府面临着重振经济的棘手任务。官员们能力不足,无法承担大任。对战后国家的混乱局面以及工业进步带来的种种问题,他们束手无策,疲于应对。英国比邻国更早地享受到了工业革命的成果,获得了力量和繁荣的新源泉,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群众在环境恶劣的城镇中常常陷入凄凉和痛苦境地,抱怨之声扑面而来,批评怨愤之声不绝于耳。英国科技上的领先成就得自于十八世纪发明家和商人的天分和努力,得自于它的煤铁资源优势、地理优越和交通便利,而海上霸权、殖民地资源及贸易带来的充裕资本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沛给养。蒸汽机逐渐利用整个产业领域。日益完善的精密工具促使工业产量猛增。纺纱实现了机械化,工业体系逐渐扩大。熟练劳动者的个体生产活动被社会大生产所取代,机械化、人口增长与就业领域的广泛变革都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拥有良好背景和出身的政府官员对亟须治理的社会弊病视而不见,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要保护个人财产。在社会迅速步入工业化的时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固执地捍卫地主阶级的利益。由于惧怕引发血腥的革命,他们甚至不敢进行适度的改革。
1707330483
1707330484
拿破仑在位时阻断了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贸易,而英国的反封锁制裁使国内的工业形势变得更糟。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工业人口的失业率飙升。1812年到1813年间,勒德分子发动了破坏机器的暴乱,这充分暴露了政府根本无力维护公共秩序。伦敦内政部的官员与那些“太平绅士”缺乏沟通协调,最后在军队的武力镇压之下,暴乱才得以真正平息。在十八世纪,低工资和失业通常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如果再遇上荒年的粮价高涨,物资紧缺,便很容易导致大范围的暴乱。此际,正是农业灾荒又遇上了萧条之年。总体而言,几次绞刑和流放很快能将十八世纪的骚乱彻底扑灭,那些叫苦不迭的国内民众,也多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天灾而非国家的经济或政治体制。但滑铁卢战争之后,公众情绪出现了极大转变。激进派领袖公然走上前台,持续不断地煽动民众的愤怒情绪。那些思想极端的组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曾被镇压下去,而今再度死灰复燃。尽管在下院没有代理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
1707330485
1707330486
在激进分子眼中,给英国人民带来不幸的,不是不可抗的天灾,而是不作为的政府。托利党内阁面对这样的指控竟无言以对。托利党人不喜欢用自由市场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既不相信好运降临,也不会愿对厄运漠然置之。当代的托利党人承认对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的人民福祉负有重任,他们有时也因此倍感自豪。政府的职责正如伯克所定义的那样——维护“公共治安、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繁荣”。其中最后一点在当前时代尤为重要。麻烦的是,当今的情况前所未有,政府在保证公共繁荣方面不知所措。即使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公务人员将其贯彻执行。结果,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依靠私人慈善机构或《济贫法》缓解民众疾苦。
1707330487
1707330488
另一个不幸之处是议会反对党在这些年中萎靡不振。1783年以来,辉格党便再未掌握过国家权柄,二三十年的在野党窘境使它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此时,辉格党内部四分五裂,政治家们根本无法拿出优于托利党的战后重建计划。事实上,两党的根本利益殊途同归,与托利党相同,辉格党是地主阶级和金融家利益的代表。二者的政见分歧仅在于天主教解放和中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辉格党人极力推进议会改革,试图以此为大棒一举击败小皮特政府。但是,法国的激进势头令他们惊惧不已,党内领导开始对改革谨小慎微。正如黑兹利特所言:“两党的竞争,如同两辆奔驰的马车相互甩起泥浆,最后还是沿着相同的道路驶向了相同的地方。激进分子找到了进入议会的途径,但由于人数太少,无法形成有力的反对派。一位资历丰富的激进派领导人约翰·卡特赖特四十年间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呼吁一年制议会和普选制。他是一位开明的地主,受到许多议员的爱戴。但是,他却从未进入过议会下院。如果不对选举权加以改革,他就无法被任何选区所接受。激进派往往言辞粗暴,无论是托利党人还是辉格党人都对其惧怕不已,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中上层的地主和工业阶级对一切社会改革建议都坚决予以抵制。
1707330489
1707330490
议会集中体现了英国的政治传统,人们仍盼望议会能够消除时弊。如果议会无动于衷,那么其本身就需要进行改革。因此,对社会体制不满的人们转而要求改革议会。他们举行集会,抗议之声不绝。但是,激进派的策略与当初的法国革命者太过相似,因而难以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中产阶级虽然没有在议会中获得足够影响力,但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他们无奈之中还是站在了地主阶级的一方。内阁完全是一片混乱,人身保护法中止了,禁止煽动性集会的法案获得通过。全国爆发了新一轮示威活动,大量民众从曼彻斯特出发,步行至伦敦请愿,反对政府的限制措施,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毯子准备夜宿之用。这些“裹毛毯者”深深激怒了英国当局。于是,示威领导人被捕,余下的人很快四散而逃。另一场运动在德比郡爆发,但被轻易地被镇压了下去。
1707330491
1707330492
社会的动荡反映出事态的严重性。不仅劳动人口极度贫困,工业阶级与农业阶级间还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国家经济极度失衡,战争债务高到了惊人的地步。公债持有人也因国家财政不稳而时刻惴惴不安。1797年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纸币严重贬值。1812年,一个议会委员会建议恢复金本位,但遭到英国央行的强烈抵制,因此没能实现。皮特为支持战争而收取所得税的做法不得人心,工业中产阶级对此尤为反感。但凡年收入一百五十英镑以上者,需缴纳百分之十的所得税,低收入者税率略低。1815年,税收总额达到了一千五百万英镑,在预算中占据很大比例。
1707330493
1707330494
在战争结束时,农业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不少人为追求高额利润,将巨额资本投在了土地之上。和平的到来使得农作物的价格暴跌,土地所有者呼吁限制从外国进口廉价玉米。1815年的《谷物法》正是地主利益的体现。法令禁止进口外国小麦,除非国内每夸脱小麦价格超过八十先令。面包的成本上升,工业资本家不得不提高工资来使他的工人免于饥饿。在工业资本家的要求下,国家废除了所得税,但是,此举又对国家预算带来了不利影响。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希塔特对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和流通体系的混乱无计可施。在艰难经济形势的背后,民众的苦难日益加剧。
1707330495
1707330496
1819年的一个意外事件更是加剧了公众的不满和政府的担忧。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人们在曼彻斯特城外的圣彼得广场举行的抗议示威,参与者超过了五万人,其中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当地官员丧失了理智,在公开宣读《暴乱取缔法》后,便下令骑兵队冲向人群。结果导致十一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两名妇女,四百多人受伤。人们将该事件与“滑铁卢战斗”相提并论,讽刺其为“彼铁卢大屠杀”。官员们的暴行引发了普遍的愤怒情绪,为防止事态扩大,政府随即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但这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政府出台了六项法案来限制公众聚会,允许治安官员查禁煽动性的印刷品,禁止军事性演练,对报刊征收重税以此限制激进派报纸的发行量,规范逮捕令签发及审判制度。不久之后,一个反对整个内阁的阴谋被揭发,一小群策划者在埃奇韦尔路拐弯处的卡托街被捕。他们密谋杀害来此参加晚宴的所有部长,继而夺占英格兰银行。
1707330497
[
上一页 ]
[ :1.70733044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