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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新的大英帝国，或者说英联邦，是王权之下各个自治国家基于共同理念和自愿原则联合起来的。维多利亚女王逝世时，几个世纪的遗留问题正在稳步解决之中。这一时期，欧洲的德意志民族雄起了，在此之前，德意志一直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或在中世纪的夹缝中艰难求存，而今，它却若火山喷发一般爆发出强大的力量。在接踵而至的斗争中，英美两国第一次为了共同的目标携手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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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斯顿·丘吉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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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2月10日 于肯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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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十部 复苏与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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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胜利后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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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历了二三十年的战乱，欧洲于1815年夏迎来了和平。这次和平来得相对持久，虽然受到内乱和局部战事的干扰，但在德意志崛起取代法国优势地位之前，欧洲总体保持着相对稳定的局面。在法国大革命和拿破仑战争中，英国都扮演了至关重要的角色。为了民族大业，英国人团结一心，协力奋斗，而今，这项使命终于完成，他们从此可以致力开发工业资源，发挥商业技能。在过去五十年中，英国的工商业已经崭露头角，经过二十二年的战争磨砺，显得更加光彩照人。然而在滑铁卢战役之后，繁荣的世界贸易和制造业，及各阶层民众的需求和愿望却使英国的政治家们力不从心，英国政治一度陷入停滞。英国的托利党——虽然此名并未得到公认，但我们权且这样称呼——牢牢掌握着国家大权，托利党人在同僚主导的战争内阁支持下打赢了拿破仑战争，他们代表着反对法国革命及拿破仑帝国的传统力量。托利党在全国拥有众多支持者，这些人大多较为现实且具有独立的思想，他们轻视党派但又倾向于托利党的主张。托利党人不但将自己视为不列颠的卫士，还自称是1688年光荣革命果实的捍卫者。在法国革命恐怖统治的冲击之下，英国统治阶层力图维护社会秩序，防止民众思想和社会结构发生变化。长期的艰苦努力使英国精疲力竭，直到1830年它才终于恢复了元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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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政要包括利物浦勋爵和卡斯尔雷子爵，1818年后，又加上了威灵顿公爵。在政府官员中，卡斯尔雷子爵和威灵顿都是出类拔萃的人物。欧洲人能在拿破仑倒台后享受普遍的和平，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威灵顿远见卓识和卡斯尔雷的公正无私。尽管遭遇了许多的挫折和失败，但这些人却最终引导英国走向了胜利。利物浦是查尔斯·詹金森的儿子，是乔治三世时期政府的组织者，也是小皮特的亲密同事。他脾气温和，容易相处。自对法战争开始以来，他一直身兼数职，忙于公务。利物浦于1812年出任国家首相，他安邦治国、张弛有道，十五年来，始终老练、耐心地处理国家事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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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尔雷步入政坛之后，先是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在与爱尔兰就合并问题进行谈判的艰苦岁月，卡斯尔雷目睹了十八世纪最严重的渎职和徇私舞弊，神圣的皇家任命权被滥用无忌。他曾任战时内阁的战争大臣，但因与同事坎宁发生激烈争执而被迫辞职，这场纷争致使政府瘫痪，甚至导致两人在帕特尼希斯进行决斗。1812年，卡斯尔雷重回政坛，被派往外交部任职。在此期间，卡斯尔雷缔造了反法联盟，为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同时他也是合约的主要起草人之一。他很少关注国内事务，由于不善辞令，他很难用流利的口才向人们阐述其在外交政策上的远见卓识。反法联盟正是卡斯尔雷一手缔造的。他高傲的性格加深了其冷酷、内敛的气质，在他看来，向公众坦陈政府的计划和措施是有失身份之举。然而无论如何，他是英国下议院的领袖，能获得这个职位的人，必定是才华横溢、能力出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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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是举世公认的杰出将领。正是他率军迎击并最终击败了拿破仑。他的政治理念十分简单，即团结各方力量，使之承担起维护当前秩序的各项职责。内阁其他阁僚都是态度坚定的托利党人，如上院大法官埃尔顿，前任首相现任内政部大臣西德茅斯子爵阿丁顿，殖民大臣巴瑟斯特伯爵，他曾被罗斯伯里勋爵形容为“政治圈中的怪才，位居最显要之职，却又最为默默无闻”。这些人都是在世界革命的威胁之下步入政坛，他们的唯一政治目标就是不屈不挠地捍卫其所熟知的国家体制。他们的思想僵化，很少能够把握和适应英国社会的发展变化。他们在政府捍卫地主利益，在爱尔兰维护新教地位，在本土则支持国教发展。卡斯尔雷是国际事务专家，威灵顿则能在军事方面尽其所长。其余人多是普通的托利党政客，他们较少干预事务，只是力所能及地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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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拥有诸多优势，包括制海权、金融力量及击败拿破仑的顽强精神。1815年夏，卡斯尔雷代表着英国主宰着欧洲的命运。停战条约关乎欧洲的和平和后代的利益。它需要消除大国间的纠葛或矛盾，建立一个有序的国际体系，同时杜绝法国的威胁隐患。新建立的国际组织必须能在解决国家争斗、理论冲突和种族对立方面发挥关键作用。条约重建了欧洲秩序，英国也须承担起前所未有的重任。它参与重划法国边界，最终条约使复辟的波旁王朝丧失了萨尔区和萨伏伊的部分土地。法国恢复了1789年时的疆域，而普鲁士则成为了莱茵河地区的强大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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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公爵指挥下的反法联军占据着法国东北部土地，联军约有十五万人，其中包括三万名英国士兵。托利党人在胜利之后仍不愿承担欧陆义务，但卡斯尔雷却极力维护英国通过战争赢得的主导地位。他没有受到公众情绪和种族仇恨的干扰，也不想大肆践踏倒下的敌人。他预见到，法国将会成为平衡欧洲力量的重要砝码，像普鲁士、奥地利、俄罗斯那样影响英国的利益大局。他和威灵顿公爵站在法国和它的仇敌之间两方斡旋。他们认为，如果不对普鲁士、奥地利和俄罗斯加以限制，他们就会瓜分中间的德意志土地，对法国提出严苛的合约条款，在分割波兰的问题上打成一团。从这点上说，英国的调解奠定了欧洲和平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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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纪，欧洲强国间没有常设的协调机制，也缺乏利益认同的理念。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他们联合起来应对共同的威胁，现在仍然决定携手行动，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四国联盟已经建立起来，他们发誓要通过会议协商来解决欧洲问题。作为补充，俄国沙皇、奥地利君主和普鲁士国王又结成了神圣同盟，主要目的是防止欧洲任何地区燃起革命的火种，一旦出现革命或暴动，就立刻以合法的名义加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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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尔雷对这些同盟无甚兴趣，他向来反对干涉主权国家事务，无论这个国家多么弱小，无论国家制度多么自由，都不应受到外来的压迫。虽然英国的漫画将卡斯尔雷塑造成一个反动的角色，但他仍坚持抵制欧陆强国的独裁专制。在他看来，四国同盟和维也纳会议仅仅是商讨欧洲问题的外交机器零件，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及其同僚却将此视为维护现存秩序的有效工具。两方分歧的部分原因应归结于英国议会制度，无论它多不完善，毕竟代表着民族利益，而卡斯尔雷的欧陆同行则是站在绝对君主制的大旗之下。英国是一个世界强国，海外贸易和掌控海权是其力量之源。它的商业贸易可以不受欧陆的桎梏而自由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的统治阶级有公开辩论的传统，并不像欧陆那般盛行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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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维也纳会议在外交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1815年上半年，除最终条约外，各国间还单独达成了二十七项协议，同期，在其他会场也有二十多项条约签署。法国外交官塔列朗曾对法皇阳奉阴违，但在会场之上却以坚定的意志和灵活的手腕竭力维护法国的地位。然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维也纳会议的核心人物却是卡斯尔雷。他调和对立双方的矛盾，温和地期望欧洲至少能维持七年的和平。事实上，条约带来的和平时间甚至超过了卡斯尔雷预期的五倍。他对大陆事务采取中庸、均衡的策略，从正反两方面看待问题。卡斯尔雷的这种理念构成了近一个世纪的英国外交政策传统。会议导致的隔阂在所难免，但卡斯尔雷在欧洲力量分裂之前至少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合约签订不到三年，英国军队便撤离了法国领土，法国在支付战争赔款后重回欧洲社会，成为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威灵顿卸去了联军统帅之职，回国担任内阁军械署总管的职务，他是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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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政府面临着重振经济的棘手任务。官员们能力不足，无法承担大任。对战后国家的混乱局面以及工业进步带来的种种问题，他们束手无策，疲于应对。英国比邻国更早地享受到了工业革命的成果，获得了力量和繁荣的新源泉，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群众在环境恶劣的城镇中常常陷入凄凉和痛苦境地，抱怨之声扑面而来，批评怨愤之声不绝于耳。英国科技上的领先成就得自于十八世纪发明家和商人的天分和努力，得自于它的煤铁资源优势、地理优越和交通便利，而海上霸权、殖民地资源及贸易带来的充裕资本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沛给养。蒸汽机逐渐利用整个产业领域。日益完善的精密工具促使工业产量猛增。纺纱实现了机械化，工业体系逐渐扩大。熟练劳动者的个体生产活动被社会大生产所取代，机械化、人口增长与就业领域的广泛变革都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拥有良好背景和出身的政府官员对亟须治理的社会弊病视而不见，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要保护个人财产。在社会迅速步入工业化的时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固执地捍卫地主阶级的利益。由于惧怕引发血腥的革命，他们甚至不敢进行适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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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在位时阻断了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贸易，而英国的反封锁制裁使国内的工业形势变得更糟。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工业人口的失业率飙升。1812年到1813年间，勒德分子发动了破坏机器的暴乱，这充分暴露了政府根本无力维护公共秩序。伦敦内政部的官员与那些“太平绅士”缺乏沟通协调，最后在军队的武力镇压之下，暴乱才得以真正平息。在十八世纪，低工资和失业通常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如果再遇上荒年的粮价高涨，物资紧缺，便很容易导致大范围的暴乱。此际，正是农业灾荒又遇上了萧条之年。总体而言，几次绞刑和流放很快能将十八世纪的骚乱彻底扑灭，那些叫苦不迭的国内民众，也多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天灾而非国家的经济或政治体制。但滑铁卢战争之后，公众情绪出现了极大转变。激进派领袖公然走上前台，持续不断地煽动民众的愤怒情绪。那些思想极端的组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曾被镇压下去，而今再度死灰复燃。尽管在下院没有代理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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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进分子眼中，给英国人民带来不幸的，不是不可抗的天灾，而是不作为的政府。托利党内阁面对这样的指控竟无言以对。托利党人不喜欢用自由市场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既不相信好运降临，也不会愿对厄运漠然置之。当代的托利党人承认对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的人民福祉负有重任，他们有时也因此倍感自豪。政府的职责正如伯克所定义的那样——维护“公共治安、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繁荣”。其中最后一点在当前时代尤为重要。麻烦的是，当今的情况前所未有，政府在保证公共繁荣方面不知所措。即使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公务人员将其贯彻执行。结果，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依靠私人慈善机构或《济贫法》缓解民众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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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不幸之处是议会反对党在这些年中萎靡不振。1783年以来，辉格党便再未掌握过国家权柄，二三十年的在野党窘境使它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此时，辉格党内部四分五裂，政治家们根本无法拿出优于托利党的战后重建计划。事实上，两党的根本利益殊途同归，与托利党相同，辉格党是地主阶级和金融家利益的代表。二者的政见分歧仅在于天主教解放和中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辉格党人极力推进议会改革，试图以此为大棒一举击败小皮特政府。但是，法国的激进势头令他们惊惧不已，党内领导开始对改革谨小慎微。正如黑兹利特所言：“两党的竞争，如同两辆奔驰的马车相互甩起泥浆，最后还是沿着相同的道路驶向了相同的地方。激进分子找到了进入议会的途径，但由于人数太少，无法形成有力的反对派。一位资历丰富的激进派领导人约翰·卡特赖特四十年间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呼吁一年制议会和普选制。他是一位开明的地主，受到许多议员的爱戴。但是，他却从未进入过议会下院。如果不对选举权加以改革，他就无法被任何选区所接受。激进派往往言辞粗暴，无论是托利党人还是辉格党人都对其惧怕不已，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中上层的地主和工业阶级对一切社会改革建议都坚决予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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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集中体现了英国的政治传统，人们仍盼望议会能够消除时弊。如果议会无动于衷，那么其本身就需要进行改革。因此，对社会体制不满的人们转而要求改革议会。他们举行集会，抗议之声不绝。但是，激进派的策略与当初的法国革命者太过相似，因而难以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中产阶级虽然没有在议会中获得足够影响力，但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他们无奈之中还是站在了地主阶级的一方。内阁完全是一片混乱，人身保护法中止了，禁止煽动性集会的法案获得通过。全国爆发了新一轮示威活动，大量民众从曼彻斯特出发，步行至伦敦请愿，反对政府的限制措施，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毯子准备夜宿之用。这些“裹毛毯者”深深激怒了英国当局。于是，示威领导人被捕，余下的人很快四散而逃。另一场运动在德比郡爆发，但被轻易地被镇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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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动荡反映出事态的严重性。不仅劳动人口极度贫困，工业阶级与农业阶级间还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国家经济极度失衡，战争债务高到了惊人的地步。公债持有人也因国家财政不稳而时刻惴惴不安。1797年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纸币严重贬值。1812年，一个议会委员会建议恢复金本位，但遭到英国央行的强烈抵制，因此没能实现。皮特为支持战争而收取所得税的做法不得人心，工业中产阶级对此尤为反感。但凡年收入一百五十英镑以上者，需缴纳百分之十的所得税，低收入者税率略低。1815年，税收总额达到了一千五百万英镑，在预算中占据很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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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结束时，农业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不少人为追求高额利润，将巨额资本投在了土地之上。和平的到来使得农作物的价格暴跌，土地所有者呼吁限制从外国进口廉价玉米。1815年的《谷物法》正是地主利益的体现。法令禁止进口外国小麦，除非国内每夸脱小麦价格超过八十先令。面包的成本上升，工业资本家不得不提高工资来使他的工人免于饥饿。在工业资本家的要求下，国家废除了所得税，但是，此举又对国家预算带来了不利影响。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希塔特对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和流通体系的混乱无计可施。在艰难经济形势的背后，民众的苦难日益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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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的一个意外事件更是加剧了公众的不满和政府的担忧。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人们在曼彻斯特城外的圣彼得广场举行的抗议示威，参与者超过了五万人，其中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当地官员丧失了理智，在公开宣读《暴乱取缔法》后，便下令骑兵队冲向人群。结果导致十一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两名妇女，四百多人受伤。人们将该事件与“滑铁卢战斗”相提并论，讽刺其为“彼铁卢大屠杀”。官员们的暴行引发了普遍的愤怒情绪，为防止事态扩大，政府随即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但这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政府出台了六项法案来限制公众聚会，允许治安官员查禁煽动性的印刷品，禁止军事性演练，对报刊征收重税以此限制激进派报纸的发行量，规范逮捕令签发及审判制度。不久之后，一个反对整个内阁的阴谋被揭发，一小群策划者在埃奇韦尔路拐弯处的卡托街被捕。他们密谋杀害来此参加晚宴的所有部长，继而夺占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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