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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十八世纪，欧洲强国间没有常设的协调机制，也缺乏利益认同的理念。在法国革命战争中，他们联合起来应对共同的威胁，现在仍然决定携手行动，防止局势进一步恶化。四国联盟已经建立起来，他们发誓要通过会议协商来解决欧洲问题。作为补充，俄国沙皇、奥地利君主和普鲁士国王又结成了神圣同盟，主要目的是防止欧洲任何地区燃起革命的火种，一旦出现革命或暴动，就立刻以合法的名义加以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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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尔雷对这些同盟无甚兴趣，他向来反对干涉主权国家事务，无论这个国家多么弱小，无论国家制度多么自由，都不应受到外来的压迫。虽然英国的漫画将卡斯尔雷塑造成一个反动的角色，但他仍坚持抵制欧陆强国的独裁专制。在他看来，四国同盟和维也纳会议仅仅是商讨欧洲问题的外交机器零件，而奥地利首相梅特涅及其同僚却将此视为维护现存秩序的有效工具。两方分歧的部分原因应归结于英国议会制度，无论它多不完善，毕竟代表着民族利益，而卡斯尔雷的欧陆同行则是站在绝对君主制的大旗之下。英国是一个世界强国，海外贸易和掌控海权是其力量之源。它的商业贸易可以不受欧陆的桎梏而自由发展，更重要的是，它的统治阶级有公开辩论的传统，并不像欧陆那般盛行专制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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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存在诸多分歧，但维也纳会议在外交史上无疑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在1815年上半年，除最终条约外，各国间还单独达成了二十七项协议，同期，在其他会场也有二十多项条约签署。法国外交官塔列朗曾对法皇阳奉阴违，但在会场之上却以坚定的意志和灵活的手腕竭力维护法国的地位。然而以现代的眼光来看，维也纳会议的核心人物却是卡斯尔雷。他调和对立双方的矛盾，温和地期望欧洲至少能维持七年的和平。事实上，条约带来的和平时间甚至超过了卡斯尔雷预期的五倍。他对大陆事务采取中庸、均衡的策略，从正反两方面看待问题。卡斯尔雷的这种理念构成了近一个世纪的英国外交政策传统。会议导致的隔阂在所难免，但卡斯尔雷在欧洲力量分裂之前至少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合约签订不到三年，英国军队便撤离了法国领土，法国在支付战争赔款后重回欧洲社会，成为了一个受人尊敬的国家。威灵顿卸去了联军统帅之职，回国担任内阁军械署总管的职务，他是这项工作的合适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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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政府面临着重振经济的棘手任务。官员们能力不足，无法承担大任。对战后国家的混乱局面以及工业进步带来的种种问题，他们束手无策，疲于应对。英国比邻国更早地享受到了工业革命的成果，获得了力量和繁荣的新源泉，但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群众在环境恶劣的城镇中常常陷入凄凉和痛苦境地，抱怨之声扑面而来，批评怨愤之声不绝于耳。英国科技上的领先成就得自于十八世纪发明家和商人的天分和努力，得自于它的煤铁资源优势、地理优越和交通便利，而海上霸权、殖民地资源及贸易带来的充裕资本也为工业发展提供了充沛给养。蒸汽机逐渐利用整个产业领域。日益完善的精密工具促使工业产量猛增。纺纱实现了机械化，工业体系逐渐扩大。熟练劳动者的个体生产活动被社会大生产所取代，机械化、人口增长与就业领域的广泛变革都引发了严重的社会问题。拥有良好背景和出身的政府官员对亟须治理的社会弊病视而不见，他们所关注的，仅仅是要保护个人财产。在社会迅速步入工业化的时代，他们中的大部分人仍固执地捍卫地主阶级的利益。由于惧怕引发血腥的革命，他们甚至不敢进行适度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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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在位时阻断了英国与欧洲大陆间的贸易，而英国的反封锁制裁使国内的工业形势变得更糟。在北部和中部地区，工业人口的失业率飙升。1812年到1813年间，勒德分子发动了破坏机器的暴乱，这充分暴露了政府根本无力维护公共秩序。伦敦内政部的官员与那些“太平绅士”缺乏沟通协调，最后在军队的武力镇压之下，暴乱才得以真正平息。在十八世纪，低工资和失业通常会引发社会的不安，如果再遇上荒年的粮价高涨，物资紧缺，便很容易导致大范围的暴乱。此际，正是农业灾荒又遇上了萧条之年。总体而言，几次绞刑和流放很快能将十八世纪的骚乱彻底扑灭，那些叫苦不迭的国内民众，也多将他们的困境归咎于天灾而非国家的经济或政治体制。但滑铁卢战争之后，公众情绪出现了极大转变。激进派领袖公然走上前台，持续不断地煽动民众的愤怒情绪。那些思想极端的组织在法国大革命期间曾被镇压下去，而今再度死灰复燃。尽管在下院没有代理人，但他们的所作所为已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运动色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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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激进分子眼中，给英国人民带来不幸的，不是不可抗的天灾，而是不作为的政府。托利党内阁面对这样的指控竟无言以对。托利党人不喜欢用自由市场讨价还价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他们既不相信好运降临，也不会愿对厄运漠然置之。当代的托利党人承认对统治阶级对整个国家的人民福祉负有重任，他们有时也因此倍感自豪。政府的职责正如伯克所定义的那样——维护“公共治安、公共安全、公共秩序、公共繁荣”。其中最后一点在当前时代尤为重要。麻烦的是，当今的情况前所未有，政府在保证公共繁荣方面不知所措。即使他们想出了一个计划，也没有经验丰富的公务人员将其贯彻执行。结果，唯一的补救措施就是依靠私人慈善机构或《济贫法》缓解民众疾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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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不幸之处是议会反对党在这些年中萎靡不振。1783年以来，辉格党便再未掌握过国家权柄，二三十年的在野党窘境使它的士气降到了最低点。此时，辉格党内部四分五裂，政治家们根本无法拿出优于托利党的战后重建计划。事实上，两党的根本利益殊途同归，与托利党相同，辉格党是地主阶级和金融家利益的代表。二者的政见分歧仅在于天主教解放和中产阶级选举权的问题。在十八世纪九十年代，辉格党人极力推进议会改革，试图以此为大棒一举击败小皮特政府。但是，法国的激进势头令他们惊惧不已，党内领导开始对改革谨小慎微。正如黑兹利特所言：“两党的竞争，如同两辆奔驰的马车相互甩起泥浆，最后还是沿着相同的道路驶向了相同的地方。激进分子找到了进入议会的途径，但由于人数太少，无法形成有力的反对派。一位资历丰富的激进派领导人约翰·卡特赖特四十年间发表了许多小册子，呼吁一年制议会和普选制。他是一位开明的地主，受到许多议员的爱戴。但是，他却从未进入过议会下院。如果不对选举权加以改革，他就无法被任何选区所接受。激进派往往言辞粗暴，无论是托利党人还是辉格党人都对其惧怕不已，在这种情况下，英国中上层的地主和工业阶级对一切社会改革建议都坚决予以抵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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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集中体现了英国的政治传统，人们仍盼望议会能够消除时弊。如果议会无动于衷，那么其本身就需要进行改革。因此，对社会体制不满的人们转而要求改革议会。他们举行集会，抗议之声不绝。但是，激进派的策略与当初的法国革命者太过相似，因而难以得到中产阶级的支持。中产阶级虽然没有在议会中获得足够影响力，但出于对革命的恐惧，他们无奈之中还是站在了地主阶级的一方。内阁完全是一片混乱，人身保护法中止了，禁止煽动性集会的法案获得通过。全国爆发了新一轮示威活动，大量民众从曼彻斯特出发，步行至伦敦请愿，反对政府的限制措施，他们每个人都带着毯子准备夜宿之用。这些“裹毛毯者”深深激怒了英国当局。于是，示威领导人被捕，余下的人很快四散而逃。另一场运动在德比郡爆发，但被轻易地被镇压了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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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的动荡反映出事态的严重性。不仅劳动人口极度贫困，工业阶级与农业阶级间还存在根深蒂固的矛盾和冲突。国家经济极度失衡，战争债务高到了惊人的地步。公债持有人也因国家财政不稳而时刻惴惴不安。1797年国家放弃了金本位制，纸币严重贬值。1812年，一个议会委员会建议恢复金本位，但遭到英国央行的强烈抵制，因此没能实现。皮特为支持战争而收取所得税的做法不得人心，工业中产阶级对此尤为反感。但凡年收入一百五十英镑以上者，需缴纳百分之十的所得税，低收入者税率略低。1815年，税收总额达到了一千五百万英镑，在预算中占据很大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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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争结束时，农业也出现了严重问题。不少人为追求高额利润，将巨额资本投在了土地之上。和平的到来使得农作物的价格暴跌，土地所有者呼吁限制从外国进口廉价玉米。1815年的《谷物法》正是地主利益的体现。法令禁止进口外国小麦，除非国内每夸脱小麦价格超过八十先令。面包的成本上升，工业资本家不得不提高工资来使他的工人免于饥饿。在工业资本家的要求下，国家废除了所得税，但是，此举又对国家预算带来了不利影响。财政大臣尼古拉斯·范希塔特对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和流通体系的混乱无计可施。在艰难经济形势的背后，民众的苦难日益加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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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9年的一个意外事件更是加剧了公众的不满和政府的担忧。事情经过是这样的：人们在曼彻斯特城外的圣彼得广场举行的抗议示威，参与者超过了五万人，其中还有许多妇女和儿童。当地官员丧失了理智，在公开宣读《暴乱取缔法》后，便下令骑兵队冲向人群。结果导致十一人死亡，其中还包括两名妇女，四百多人受伤。人们将该事件与“滑铁卢战斗”相提并论，讽刺其为“彼铁卢大屠杀”。官员们的暴行引发了普遍的愤怒情绪，为防止事态扩大，政府随即采取了严厉的措施，但这反而进一步激化了矛盾。政府出台了六项法案来限制公众聚会，允许治安官员查禁煽动性的印刷品，禁止军事性演练，对报刊征收重税以此限制激进派报纸的发行量，规范逮捕令签发及审判制度。不久之后，一个反对整个内阁的阴谋被揭发，一小群策划者在埃奇韦尔路拐弯处的卡托街被捕。他们密谋杀害来此参加晚宴的所有部长，继而夺占英格兰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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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的行径违背了英国的自由传统，同时也唤起了辉格党人的良心。他们认为“彼铁卢”毫无疑问侵害了民众的权利，因此要求进行调查。自由制度面临威胁，对这场斗争的意义，他们心知肚明。在选举中，辉格党再次落败，面对遍及欧洲的社会动荡，他们与托利党人一样对当前的局势心存忧惧，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平静地接受了失败的结果。与大多数欧陆国家相比，英国局面相对稳定。但是，国外的混乱也同样加剧了本国的困难。到1819年底，贸易和农业情况都有所改善。贵金属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皮尔是一位年轻的托利党政治家，二十四岁时曾担任爱尔兰事务大臣。他建议英国恢复金本位制度。皮尔提交了一项法案，向议会阐述委员会报告中的具体精神，该法案获得了通过。在一位普通议员的努力之下，通货稳定也最终得以实现。尽管地主阶级的利益遭受了一些损失，但却没有发出强烈的抱怨之声。英国似乎已闯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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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王室再度成为世人瞩目的焦点。拿破仑战败标志着君权和君主政体的胜利。但法国大革命也为大多数欧洲国家的公众舆论打上了共和的烙印。无能和昏庸的君主很容易成为公众批评和泄愤的目标。在英国，国王乔治三世长期受到间歇性精神病的折磨，这使政客们不得不着手应对王位时常空缺的问题。1788年国王首次发病，首相皮特面临着严重的政治危机。在是否由威尔士亲王代行王权的问题上，皮特与福克斯及辉格党人进行了激烈的争论，此事因乔治三世的突然复苏而不了了之。1810年，老国王的精神状况陷入了不可救药的境地，他终日徘徊在温莎城堡的走廊上，拖着长长的白胡子，穿着紫色的晨衣，十年之后才溘然长逝。由于国王病情恶化，威尔士王子成为摄政王，可以无限制地行使王权。他沿用了托利党顾问，一心一意对法作战，摄政王的所作所为令他的辉格党老友惊愕不已。无论乔治四世有何缺点，他在摄政时期曾坚定地支持威灵顿和卡斯尔雷子爵，同时勇敢地面对拿破仑的挑战。他因此赢得了荣誉和威望，在英国历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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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诺威皇室已经牢牢地扎根于英国的土壤之中。乔治三世在光辉的中年时代颇受欢迎，被人们称为“庄稼汉乔治”。一位名叫戈登的贵族，曾领导一群疯狂新教徒发动叛乱，当朝野内外一片惶恐之时，乔治国王是唯一镇定自若的人。他经历过美国独立战争的灾难。尽管深得民心，却难以得到民权领袖的尊重。他娶了德国公主夏洛特为妻，生养了许多子女。其中有七位长大成人，但却没有一人给皇室赢得光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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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宫廷中，一切都散发着僵化、狭隘和陈腐的气息，其氛围与德意志公国相类似。日后成为乔治五世的年轻人在压抑的气氛下痛苦不堪，他很快开始反抗守礼的母亲和吝啬的父亲。王子喜欢与人交往，往往与可疑人物关系密切，这就使他与皇室家族进一步疏远了。年幼时，他的兄弟们都离开家园，被送往德意志接受日耳曼式的教育，而作为王位继承人的乔治则必须拥有英国式的背景。他与查尔斯·詹姆士·福克斯、理查德·谢里丹和博·布鲁梅尔建立了亲密的友谊，并很快具备了十八世纪的绅士做派——四处举债，穿着得体以及口齿伶俐。他的天赋和品位与众不同，自我表现的欲望常常使其行为乖张，放纵任性影响了他的判断能力，轻浮的思想令其显得举止不端。每当享乐之事与国王职责发生冲突时，享乐思想总能占得上风。无论是摄政还是为君，他总有一种孤独之感，这充分显示了他性格上的脆弱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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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4年，王子恋爱了。不幸的是，他所钟情的女子——玛利亚·菲茨赫伯特不仅来自一个无名无势的平民家庭，而且还是纯正的罗马天主教徒。菲茨赫伯特的品行无可挑剔，只有正式婚姻才能使她满意。英国是欧洲最坚定的新教国家，而它的王储竟然要迎娶一位两次丧偶的天主教寡妇，这令王子的辉格党朋友们十分惊慌。根据《皇室婚姻法》，这种婚姻是非法行为。乔治的做法既有损他的名誉，也不利于他的地位。两人的关系一开始秘密地发展，乔治性情反复无常，很快就将此事公之于众。菲茨赫伯特夫人性格拘谨安静，恐怕很难与他保持长久关系。二者的恋情公开后不久，又再度转入地下，最后还是无果而终。几年之后，乔治迎来了他的第二次姻缘，这是一段合法的、门当户对的王室联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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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6年王子遵父母之命与德意志布伦瑞克的凯若琳公主结婚。凯若琳公主个性喧闹轻浮，缺乏魅力。乔治在第一眼看到她时，就大失所望。在婚后，乔治借酒消愁，一连二十四小时都在醉生梦死中度过。新婚数日，乔治给妻子写信，解除她的婚姻义务。此后，他又与一位名叫杰茜的女子暗通款曲。乔治对凯若琳的厌恶与日俱增，他们生育了一个女儿夏洛特，但这位公主对父母双方皆心存不满。1814年，乔治将妻子赶出了宫廷。凯若琳大闹一场，愤愤地离开英格兰前往欧洲旅行。她诅咒发誓，等丈夫继位时再来闹个鸡犬不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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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为乔治继位问题忧心忡忡。夏洛特公主嫁给了萨克森-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王子，他后来成为了比利时国王。凯若琳于1817年死于难产，她的婴儿也不幸夭折。乔治的弟弟们皆是性情怪僻之人，并不受人欢迎。正如威灵顿所言：“他们是坠在各届政府脖子上的千斤重担……使英格兰三分之二的绅士蒙受羞辱。”他们不仅缺乏魅力，也无合法子女。虽然在外拈花惹草，招蜂引蝶，但每个人却对自己的地位了然于胸——他们深知自己的王族婚事对英国政府的重要价值。无论如何，克拉伦斯公爵和肯特公爵还是在1818年履行了王室的婚姻义务，他们因此获得了一大笔金钱。肯特公爵迎娶了一位德国女子，之后便前往直布罗陀施展他的军事才华。他们所生的女儿就是未来的维多利亚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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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亲王一直考虑与漂泊在外的妻子离婚，利物浦领导的政府对此深感不安。亲王奢侈放纵，曾经一掷千金，在布莱顿和温莎进行建筑实验。他的做法使政府陷入窘境，议会中也有许多人发表了火药味十足的演说。坚定的托利党掌玺大臣激烈地反对国王离婚，基督教界人士也同样不予支持。然而乔治却一意孤行，他专门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对凯若琳的行为进行调查。委员会成员特地奔赴意大利，从凯若琳令人讨厌的随从那里搜集证据。1819年7月，政府接到了关于王后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详尽罗列了对其不利的种种证据。乔治国王兴高采烈，而利物浦和内阁则叹息不已。自1714年以来，王室间的纷争每每成为党派争斗的导火线。在此事上，反对派也必然会拿王后的伤痛作为政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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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若琳公主的首席法律顾问是年轻的辉格党精英亨利·布鲁厄姆。这位诙谐幽默、聪明伶俐、野心勃勃的律师虽然并不相信公主无辜，但却看到了此事对辉格党的价值所在。布鲁厄姆秘密同政府建立了联系，希望通过双方的妥协使自己加官晋爵。1820年1月，精神错乱的老国王逝世，新任国王的配偶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乔治四世此时身染重疾，但对凯若琳的愤恨却有增无减。国王在怒火之中迅速康复，随后又突发奇想，坚持要把凯若琳的名字从教堂的祷文中去掉。内阁诚惶诚恐地上书国王，坦陈此事实难照办。但是乔治现在已是君临天下了。他发出威胁要解散内阁，同时还扬言到汉诺威退隐。国王的坚决使辉格党人和保守人都惊讶不已，他们担心此事将对外界舆论造成不利影响。无论其结果如何，丑闻终会使这个君主制王朝声名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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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若琳亮出了她的底牌。1820年4月，伦敦的报纸上刊登了王后署名的公开信，对敌人反唇相讥。她很容易赢得了伦敦激进势力的同情之心，市议员伍德积极地与其保持联络，同时许诺将热情欢迎她的到来。在激进派看来，羞辱传统党派的时机已经成熟。政府做了最后的努力，派遣布鲁厄姆前去阻止王后返回英国。王后在圣奥梅尔匆匆接见了他，但却并没有回心转意，激进派先前的煽风点火取得了成效，现在已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位暴怒女人的脚步了。同年7月，她抵达英格兰。从多佛到伦敦的路上，王后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在绝大多数时间，她所乘坐的马车都是被热心的支持者们拖拽着前进。凯若琳的到来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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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极不情愿地接手了这个难题，一个秘密委员会在上院成立。利物浦在接受委员会报告后同意，如果确有证据表明王后淫乱，就可引用处罚法案。公众对英国现状的不满之情此刻都转移到对王室的全面调查中来，每一位王室成员都受到无情的审查。城市中的极端派通过一场周密策划的社会运动对王后给予支持。布鲁厄姆无路可退，也只好站在王后一边。在伦敦，每天都有大量人群聚集在凯若琳住宅之外，向其欢呼致敬。当王后出现在公共场合时，周围人更是呼声雷动。不仅如此，反对王后的政客们频频在马车中遭到石块袭击。7月，威斯敏斯特宫召开听证会。在冗长的会议上，与政府沆瀣一气的总检察长提出了从凯若琳流浪宫廷中找到的一名不十分可靠的意大利证人。凯若琳的掌礼官伯加米在她身边安插了许多亲信，授予各种伪职。这班乌合之众已在地中海国家游历多年，曾饱受当地政府的嘲笑和羞辱。这些男仆和侍女的证词相互矛盾，漏洞百出，卑鄙肮脏，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场闹剧。而在场之人，也兴致勃勃地倾听了有关下流服饰和猥亵行为等内情故事。伦敦的报纸公开抨击那些操着意大利式英语的丑陋证人，认为他们的证言根本不能采信。利·亨特还专为此事写了一首讽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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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发誓——你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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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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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两扇门——你看见她被邪念所困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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