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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士亲王一直考虑与漂泊在外的妻子离婚，利物浦领导的政府对此深感不安。亲王奢侈放纵，曾经一掷千金，在布莱顿和温莎进行建筑实验。他的做法使政府陷入窘境，议会中也有许多人发表了火药味十足的演说。坚定的托利党掌玺大臣激烈地反对国王离婚，基督教界人士也同样不予支持。然而乔治却一意孤行，他专门组建了一个委员会，对凯若琳的行为进行调查。委员会成员特地奔赴意大利，从凯若琳令人讨厌的随从那里搜集证据。1819年7月，政府接到了关于王后的一份报告，报告中详尽罗列了对其不利的种种证据。乔治国王兴高采烈，而利物浦和内阁则叹息不已。自1714年以来，王室间的纷争每每成为党派争斗的导火线。在此事上，反对派也必然会拿王后的伤痛作为政治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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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若琳公主的首席法律顾问是年轻的辉格党精英亨利·布鲁厄姆。这位诙谐幽默、聪明伶俐、野心勃勃的律师虽然并不相信公主无辜，但却看到了此事对辉格党的价值所在。布鲁厄姆秘密同政府建立了联系，希望通过双方的妥协使自己加官晋爵。1820年1月，精神错乱的老国王逝世，新任国王的配偶问题又被提上了日程。乔治四世此时身染重疾，但对凯若琳的愤恨却有增无减。国王在怒火之中迅速康复，随后又突发奇想，坚持要把凯若琳的名字从教堂的祷文中去掉。内阁诚惶诚恐地上书国王，坦陈此事实难照办。但是乔治现在已是君临天下了。他发出威胁要解散内阁，同时还扬言到汉诺威退隐。国王的坚决使辉格党人和保守人都惊讶不已，他们担心此事将对外界舆论造成不利影响。无论其结果如何，丑闻终会使这个君主制王朝声名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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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若琳亮出了她的底牌。1820年4月，伦敦的报纸上刊登了王后署名的公开信，对敌人反唇相讥。她很容易赢得了伦敦激进势力的同情之心，市议员伍德积极地与其保持联络，同时许诺将热情欢迎她的到来。在激进派看来，羞辱传统党派的时机已经成熟。政府做了最后的努力，派遣布鲁厄姆前去阻止王后返回英国。王后在圣奥梅尔匆匆接见了他，但却并没有回心转意，激进派先前的煽风点火取得了成效，现在已没有什么能够阻止这位暴怒女人的脚步了。同年7月，她抵达英格兰。从多佛到伦敦的路上，王后受到了民众的热烈欢迎，在绝大多数时间，她所乘坐的马车都是被热心的支持者们拖拽着前进。凯若琳的到来引发了一场空前的热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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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极不情愿地接手了这个难题，一个秘密委员会在上院成立。利物浦在接受委员会报告后同意，如果确有证据表明王后淫乱，就可引用处罚法案。公众对英国现状的不满之情此刻都转移到对王室的全面调查中来，每一位王室成员都受到无情的审查。城市中的极端派通过一场周密策划的社会运动对王后给予支持。布鲁厄姆无路可退，也只好站在王后一边。在伦敦，每天都有大量人群聚集在凯若琳住宅之外，向其欢呼致敬。当王后出现在公共场合时，周围人更是呼声雷动。不仅如此，反对王后的政客们频频在马车中遭到石块袭击。7月，威斯敏斯特宫召开听证会。在冗长的会议上，与政府沆瀣一气的总检察长提出了从凯若琳流浪宫廷中找到的一名不十分可靠的意大利证人。凯若琳的掌礼官伯加米在她身边安插了许多亲信，授予各种伪职。这班乌合之众已在地中海国家游历多年，曾饱受当地政府的嘲笑和羞辱。这些男仆和侍女的证词相互矛盾，漏洞百出，卑鄙肮脏，在威斯敏斯特大厅的观众面前上演了一场闹剧。而在场之人，也兴致勃勃地倾听了有关下流服饰和猥亵行为等内情故事。伦敦的报纸公开抨击那些操着意大利式英语的丑陋证人，认为他们的证言根本不能采信。利·亨特还专为此事写了一首讽刺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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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发誓——你发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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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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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着两扇门——你看见她被邪念所困扰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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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先生——是的，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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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一位历史学家写道：“十五天的会议，令所有民众变得猥亵可憎。”布鲁厄姆为凯若琳辩护，他以1796年乔治解除妻子婚姻义务的信件作为证据，收到了良好效果。可以相信，仅凭那些相互冲突的证据，法庭很难依照处罚法案判定离婚。布鲁厄姆大胆地抨击隐藏在幕后的主使者——乔治国王本人，同时还引用了《失乐园》1中的诗句恶意影射乔治的肥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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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影像似幻非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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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人形却肢体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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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似实体，影影绰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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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影相替，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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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一物若光圈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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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戴着王冠模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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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院议员们认为王后有罪，但对是否判定离婚迟疑不决。处罚法案仅以九票的多数在上议院获得通过。辉格党人看到已无可能和解，便投出反对票。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宣称他坚信凯若琳无罪。内阁看到处罚案很难在下议院通过，于是主动将其撤回，而此事也就暂且搁置了。伦敦大批市民涌向街头庆祝胜利，全城一片灯火辉煌。上院议员的宅邸窗户被暴民砸得粉碎。西德茅斯勋爵小心谨慎，他曾禁止女儿们接触有关此案的报纸，到头来却成为第一个受害者。但是，民众的热情很快平息下去。凯若琳获得政府给予的五万英镑年金——她还尚未高傲到拒绝这笔巨款的程度。危机引发的第一个政治后果就是与王后关系融洽的坎宁辞职。但在1816年，这个皮特的得意门生重返内阁，担任印度政府的监管委员会主席。坎宁在各个方面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他的辞职无疑是内阁的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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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为这场闹剧画上了句号。1821年，乔治五世在威斯敏斯特宫的盛典上加冕为王，凯若琳试图闯入教堂，但却因没有入场券被拒之门外。一个月后，她含恨离世。官方试图将她的棺木悄悄送出国境，然而却未能得逞。于是，灵柩便在情绪激昂、喧嚣纷乱的人群护送下穿过了伦敦城。这是激进派从此事中收获的最后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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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纷争引发的怒火实质上是一种不满情绪的表达。它代表反法战争后的激进派运动达到了最高点。到1820年年末，工业和贸易开始复兴，公众骚乱也逐渐平息。国王的个人缺点并未对根深蒂固的英国传统造成影响，人们又本能地站在了国王一边。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君主制就一直未有中断。坎宁低估了国民的保守主义思想，贝德福德公爵也一度在危机中乱了阵脚，惊慌失措地宣布“王朝即将终结”。相比之下，埃尔顿的判断相对准确，他说：“站在王后一方的多是下层民众，除了那些放荡不羁、借机牟利之人，中、上层人士大都倒向了国王……下层社会显然出现了动荡倾向，但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并未酿成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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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余波在坎宁辞职后仍未平息，顽固派老者居多的托利党被严重削弱了。它得不到公众的支持，且继续补充新的血液。辉格党人也同样意识到他们缺乏群众基础，部分少壮派认为“辉格党与民众间传统的天然联盟”正处于危险之中。议会改革不久就成为了社会的一大焦点问题，以此为契机，辉格党人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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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二章 坎宁与威灵顿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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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四世统治的十年间，在政治风浪中成长起来的老牌政党很快趋于瓦解。在一百多年的时间，辉格党和托利党因政见不同在议会上吵得不可开交。同时，辉格党内部也斗争激烈。现代学者对亲缘关系和商业利益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宣称，在十八世纪英国根本不存在两党制。如果客观严谨是历史学的第一要义，那么只能说，此时当政者与在野之人争斗不休。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人数众多的中立绅士，他们不偏不倚，随时准备支持当政的任何一方。然而在议会激斗的伟大时代，此种结论还是略显不足。即便是朝野两派，也不妨有个称号。那么人们为其冠以“辉格党”和“托利党”之名又何尝不可呢？无论如何，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托利党已连续执政近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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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党政府成功地领导英国度过了漫长艰险的战争岁月，虽然名誉受损，但也经受住了五年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考验。工业革命为行政工作带来了诸多技术难题，无论是辉格党托利党，还是贵族派或重农团体，均对此茫然失措。新世纪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政党格局被新形成的政治原则和定义打乱，又在维多利亚时代重新组合起来。虽然这一过程耗时漫长，但小皮特组建的政党已经感到了混乱和压力。此刻，皮特成功地将日渐强大的商业集团拉到了自己的阵营，他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行政管理成效也赢得了一些工业界领袖，诸如罗伯特·皮尔及威廉·格莱斯顿父辈们的支持。遗憾的是，皮特的政策传统在战争年间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皮特的年轻信徒们也曾竭力捍卫他的主张，但继任者却缺乏皮特那样的威望和远见。如果缺乏有效的政策管理，地主阶级同新兴商人阶级结成的联盟很快将趋于瓦解。农场主和工业家没有共同利益可言，皮特在世时，他们就开始相互争斗。到皮尔执政时期，双方最终分道扬镳。战争的结束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双方围绕《谷物法》再次展开了激辩，二者矛盾也一度激化。凯若琳的离婚使政府威望扫地，各个政党也未能拿出一份宏大的全国战略计划。甚至对利物浦抱有同情的人士也感到，除了维持现存制度外，政府几乎毫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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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乔治·坎宁为首的托利党少壮派得到了商业阶层代言人威廉·赫斯奇森的支持。商人们主张恢复皮特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英明的商贸法案，但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很快开始困扰托利党，致使其内部出现了分裂，甚至连同辈的党徒也相互争斗。在罗伯特·皮尔统治爱尔兰的六年间，政府成功抑制了不满的情绪和酝酿中的内乱。在皮尔看来，“眼下，一个可靠的专制政府对于爱尔兰最合适不过。”他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恢复了社会秩序，实现了爱尔兰的相对稳定。但是，他的手段和政绩皆未赢得当地民众的好感。回国之后，皮尔对天主教解放忧心忡忡，他认定宗教运动不仅会危害爱尔兰的新教，也会对整个政治体系产生负面影响。十九世纪尚未结束，皮尔的担忧就变成了现实。此时，皮尔为争夺托利党的领导权与坎宁打得不可开交，两人甚至相互诽谤或进行人身攻击。坎宁在策划和实施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方面功不可没，外交事务是他的主要关注点。然而，在他与卡斯尔雷进行辩论时，外交领域似乎又成为了他的一块禁区。坎宁在老辈托利党人中口碑不佳，他才华出众，机智诙谐，思维活跃，但却常常挖苦和讽刺别人，因而树敌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坎宁不可信赖的谣言不胫而走，他的上司也将其视作阴谋家。1820年的王室离婚案之后，坎宁辞职。一位托利党贵族意味深长地声称：“现在我们终于甩掉了这个麻烦的包袱。”1822年8月，坎宁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顺从地接受了这次体面的流放。至此，坎宁的政治生涯似乎已告一段落。但是天意难测，当坎宁乘坐的船只正沿泰晤士河东行时，卡斯尔雷因不堪工作重负精神失常，在家中更衣室内割喉自杀。卡斯尔雷之死使坎宁在政府眼中身价倍增：他立即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坎宁在这个位置上主宰着英国政务，直至五年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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