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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影像似幻非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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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说人形却肢体不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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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似实体，影影绰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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形影相替，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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头上一物若光圈环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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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来是戴着王冠模样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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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院议员们认为王后有罪，但对是否判定离婚迟疑不决。处罚法案仅以九票的多数在上议院获得通过。辉格党人看到已无可能和解，便投出反对票。辉格党领袖格雷伯爵宣称他坚信凯若琳无罪。内阁看到处罚案很难在下议院通过，于是主动将其撤回，而此事也就暂且搁置了。伦敦大批市民涌向街头庆祝胜利，全城一片灯火辉煌。上院议员的宅邸窗户被暴民砸得粉碎。西德茅斯勋爵小心谨慎，他曾禁止女儿们接触有关此案的报纸，到头来却成为第一个受害者。但是，民众的热情很快平息下去。凯若琳获得政府给予的五万英镑年金——她还尚未高傲到拒绝这笔巨款的程度。危机引发的第一个政治后果就是与王后关系融洽的坎宁辞职。但在1816年，这个皮特的得意门生重返内阁，担任印度政府的监管委员会主席。坎宁在各个方面拥有广泛的影响力，他的辞职无疑是内阁的严重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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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连发生的两个重大事件为这场闹剧画上了句号。1821年，乔治五世在威斯敏斯特宫的盛典上加冕为王，凯若琳试图闯入教堂，但却因没有入场券被拒之门外。一个月后，她含恨离世。官方试图将她的棺木悄悄送出国境，然而却未能得逞。于是，灵柩便在情绪激昂、喧嚣纷乱的人群护送下穿过了伦敦城。这是激进派从此事中收获的最后一个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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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室纷争引发的怒火实质上是一种不满情绪的表达。它代表反法战争后的激进派运动达到了最高点。到1820年年末，工业和贸易开始复兴，公众骚乱也逐渐平息。国王的个人缺点并未对根深蒂固的英国传统造成影响，人们又本能地站在了国王一边。自1688年光荣革命以来，君主制就一直未有中断。坎宁低估了国民的保守主义思想，贝德福德公爵也一度在危机中乱了阵脚，惊慌失措地宣布“王朝即将终结”。相比之下，埃尔顿的判断相对准确，他说：“站在王后一方的多是下层民众，除了那些放荡不羁、借机牟利之人，中、上层人士大都倒向了国王……下层社会显然出现了动荡倾向，但在当局的严密监视下并未酿成祸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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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的余波在坎宁辞职后仍未平息，顽固派老者居多的托利党被严重削弱了。它得不到公众的支持，且继续补充新的血液。辉格党人也同样意识到他们缺乏群众基础，部分少壮派认为“辉格党与民众间传统的天然联盟”正处于危险之中。议会改革不久就成为了社会的一大焦点问题，以此为契机，辉格党人开始重新定位自己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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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二章 坎宁与威灵顿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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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四世统治的十年间，在政治风浪中成长起来的老牌政党很快趋于瓦解。在一百多年的时间，辉格党和托利党因政见不同在议会上吵得不可开交。同时，辉格党内部也斗争激烈。现代学者对亲缘关系和商业利益进行深入研究之后宣称，在十八世纪英国根本不存在两党制。如果客观严谨是历史学的第一要义，那么只能说，此时当政者与在野之人争斗不休。介于二者之间的，是人数众多的中立绅士，他们不偏不倚，随时准备支持当政的任何一方。然而在议会激斗的伟大时代，此种结论还是略显不足。即便是朝野两派，也不妨有个称号。那么人们为其冠以“辉格党”和“托利党”之名又何尝不可呢？无论如何，从十九世纪二十年代起，托利党已连续执政近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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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党政府成功地领导英国度过了漫长艰险的战争岁月，虽然名誉受损，但也经受住了五年经济衰退和社会动荡的考验。工业革命为行政工作带来了诸多技术难题，无论是辉格党托利党，还是贵族派或重农团体，均对此茫然失措。新世纪对政府职能提出了新的要求，传统的政党格局被新形成的政治原则和定义打乱，又在维多利亚时代重新组合起来。虽然这一过程耗时漫长，但小皮特组建的政党已经感到了混乱和压力。此刻，皮特成功地将日渐强大的商业集团拉到了自己的阵营，他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行政管理成效也赢得了一些工业界领袖，诸如罗伯特·皮尔及威廉·格莱斯顿父辈们的支持。遗憾的是，皮特的政策传统在战争年间没有得到贯彻执行。皮特的年轻信徒们也曾竭力捍卫他的主张，但继任者却缺乏皮特那样的威望和远见。如果缺乏有效的政策管理，地主阶级同新兴商人阶级结成的联盟很快将趋于瓦解。农场主和工业家没有共同利益可言，皮特在世时，他们就开始相互争斗。到皮尔执政时期，双方最终分道扬镳。战争的结束导致农产品价格下跌，双方围绕《谷物法》再次展开了激辩，二者矛盾也一度激化。凯若琳的离婚使政府威望扫地，各个政党也未能拿出一份宏大的全国战略计划。甚至对利物浦抱有同情的人士也感到，除了维持现存制度外，政府几乎毫无作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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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乔治·坎宁为首的托利党少壮派得到了商业阶层代言人威廉·赫斯奇森的支持。商人们主张恢复皮特的自由贸易政策和英明的商贸法案，但他们之间矛盾重重。天主教徒的解放问题很快开始困扰托利党，致使其内部出现了分裂，甚至连同辈的党徒也相互争斗。在罗伯特·皮尔统治爱尔兰的六年间，政府成功抑制了不满的情绪和酝酿中的内乱。在皮尔看来，“眼下，一个可靠的专制政府对于爱尔兰最合适不过。”他运用软硬兼施的手段恢复了社会秩序，实现了爱尔兰的相对稳定。但是，他的手段和政绩皆未赢得当地民众的好感。回国之后，皮尔对天主教解放忧心忡忡，他认定宗教运动不仅会危害爱尔兰的新教，也会对整个政治体系产生负面影响。十九世纪尚未结束，皮尔的担忧就变成了现实。此时，皮尔为争夺托利党的领导权与坎宁打得不可开交，两人甚至相互诽谤或进行人身攻击。坎宁在策划和实施伊比利亚半岛战争方面功不可没，外交事务是他的主要关注点。然而，在他与卡斯尔雷进行辩论时，外交领域似乎又成为了他的一块禁区。坎宁在老辈托利党人中口碑不佳，他才华出众，机智诙谐，思维活跃，但却常常挖苦和讽刺别人，因而树敌众多。在这种情况下，关于坎宁不可信赖的谣言不胫而走，他的上司也将其视作阴谋家。1820年的王室离婚案之后，坎宁辞职。一位托利党贵族意味深长地声称：“现在我们终于甩掉了这个麻烦的包袱。”1822年8月，坎宁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顺从地接受了这次体面的流放。至此，坎宁的政治生涯似乎已告一段落。但是天意难测，当坎宁乘坐的船只正沿泰晤士河东行时，卡斯尔雷因不堪工作重负精神失常，在家中更衣室内割喉自杀。卡斯尔雷之死使坎宁在政府眼中身价倍增：他立即被任命为外交大臣。坎宁在这个位置上主宰着英国政务，直至五年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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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门进行了重组。皮尔负责掌管内政部，赫斯奇森主管贸易部。现在，政府中已经有了三位重量级的下院议员。而在1815年，四分之三的内阁成员都是来自上议院。在随后的几年中，托利党的统治更加开明。坎宁、皮尔和赫斯奇森大胆施政，他们的政策在许多方面比辉格党人的主张更为先进。皮尔改革了刑法，在伦敦组建起警察队伍。赫斯奇森详细审查了关税制度，同时推行皮特的经济政策，包括取消不合理税收，改革关税制度等。坎宁呼吁在国内谷物价格上涨时按比例下调其进口关税。但这一举措必将引发托利党内部的冲突。坎宁意识到了国内即将爆发的政治危机，他曾说道：“财产和人口的尖锐冲突将我们推向了危险的边缘，只有通过开明和自由的立法才能力挽狂澜。”然而，在危机真正来临时，坎宁却知难而退，倒是皮尔挺身而出应对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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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关于天主教解放的年度推进计划提上了日程，这令支持政府的保守派人士倍感担忧。坎宁的态度十分坚决，他是现行公民权的坚定捍卫者，相信通过有远见的商业措施和受欢迎的对外政策，能够消除议会改革面临的多方问题。但是，坎宁已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发现自己的错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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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宁就任外交大臣后，他的第一个难题是如何应对西班牙的危机。在那里，曾经举兵反抗拿破仑的群众组织成了如今的革命派，将矛头指向了专制的波旁政府，同时还以1815年法国宪法为蓝本颁布了宪法。坎宁曾经对1808的西班牙起义给予支持，因此自然抱有同情之心。但梅特涅及神圣同盟则将其视为暴民作乱，他们认为，这场迅速蔓延至波旁那不勒斯王国的暴乱，将对君主制原则及整个欧洲体系造成冲击。1822年秋，列强在意大利维罗那召开了一次会议，商议协助西班牙波旁政府镇压内乱。威灵顿公爵代表英国出席，他遵从卡斯尔雷的建议，提出英国在此次冲突中保持中立。坎宁坚决支持中立立场，他通过舆论将此种论调广为传布，而英国的外交政策传统也是一向反对干涉别国内政的。但是，奥地利与俄罗斯主张出手干预，他们都有一个堂而皇之的理由，那就是故敌法国革命政权死灰复燃。复辟的法国波旁政府惧怕革命，也同意派遣远征军开赴西班牙，恢复费迪南德国王的专制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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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罗那会议最终做出干涉西班牙的决定，坎宁对此不予理睬。伦敦一片兴奋，许多英国志愿者远涉重洋，协助“西班牙自由派”抵御“保守派”法军。“自由派”和“保守派”的说法由此进入了英国政界。但是，坎宁同样反对公开支持“西班牙自由事业”，他因此遭到了辉格党的攻击。英国国内的意见分歧没有对西班牙战事的结果构成影响，法国干涉军没有遇到有力的抵抗，西班牙自由派撤退到加的斯，而后便放弃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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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舞台之外，一个更重大的问题浮出了水面。英国对西班牙的政体不甚关心，但两个世纪以来，却一直与西班牙争夺南美殖民地的贸易市场，因此这些殖民地的自由对其甚为重要。拿破仑战争时期，南美殖民地尝到自治的甜头，因此当波旁王朝在马德里复辟，殖民统治恢复以后，殖民地居民愤愤不平。在整个安第斯山脉沿线，争取南美解放的斗争此起彼伏。坎宁担任外交大臣期间，南美地图上的大多数共和国虽依然动荡不安，但已确立了独立地位。自1814年以来，英国在这些地区的贸易额增加了两倍，而一旦法国或神圣同盟干预新大陆事务，或是欧洲军队横跨大西洋镇压叛乱，那么这一切就将付诸东流，其损失不可估量。坎宁对此焦虑不安。在这紧要关头，英国商人阶层敏感地察觉到了危机的临近，他们雪中送炭，向坎宁提供了必要的支持。坎宁果断采取了行动，呼吁美国加入英国一方来反对欧洲列强干涉美洲事务。在美国踌躇不定之时，坎宁也同法国方面进行了接触。法国不愿与英国进行海外冲突，因此立刻否认会在南美动武或拥有殖民野心，而神圣同盟也就失去了出兵的理由。后来，坎宁以胜利者的姿态宣称：“新大陆的存在维护了旧大陆的均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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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新大陆一方也有自己的算盘。美国不愿欧洲的祸乱殃及大西洋彼岸。拉美多数共和国都已得到美方承认，它根本不想让欧洲王室的野心家们来民主大陆称王称霸。此外，美国也更不希望欧洲人重返美洲，进行殖民掠夺。坎宁的英美联合建议产生了吸引力，美国两任前总统——杰弗逊和麦迪逊都支持门罗总统的看法，认为坎宁的主张颇受欢迎且具有里程碑的意义。除欧洲的威胁外，他们还对俄国的太平洋计划极其关注。俄国人占领了阿拉斯加，沙皇的领土要求甚至包括了美洲西海岸到加利福尼亚的广大地区，在这些地方，沙皇的情报人员神出鬼没。门罗政府的国务卿约翰·昆西·亚当斯固执谨慎，他对英方的设想心存疑虑。亚当斯不信任坎宁，认为其“诡计多端，不值得信赖”。他希望美国能够撇开英国，独自采取行动。或许在未来，古巴或加拿大会渴求加入这个伟大的合众国，那么英美关于美洲不可侵犯的联合声明是否会削弱这种可能性呢？美国最明智的做法就是保持独立的态度。亚当斯在日记中写道：“与其像运输船般尾随英国战舰而行，倒不如名正言顺地向俄法阐明我国原则。”亚当斯的主张在1823年12月2日总统的国会年度咨文中得到了实现。咨文提出了纯粹的美国政策，即日后人们在谈及美洲事务时所经常提到的门罗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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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罗强调：“自由独立的美洲国家现状应该予以保持，其不应被视为任何欧洲强国的殖民场所……任何试图将自身(政治)制度扩展至美洲某地的行为，都将被视为对美洲和平和安全的威胁。”这真是一个掷地有声的表态。门罗宣言之所以能被其他国家所接受，是因为英国的海上力量正友好地担负着警戒任务——虽然此事极少得到公开承认。在十九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皇家海军始终是美洲自由的最坚强捍卫者。正因为有了英国壁垒的保护，美洲才得以从容地走上自己的发展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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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门罗宣言同样是给英国的一个警告。坎宁深知，美国人申明了其在美洲的主导地位，他也同样了解与美国发生矛盾争斗的危险。坎宁决定避免与美国冲突，因为这样可能会使英国陷入尴尬境地并损害它的利益。无论如何，对远不可及的危险进行争论毫无意义，于是，坎宁就此事发表了简短而中肯的声明：“美国发表言论，公然以美洲国家的领导人自居，并试图借美洲联盟反对欧洲国家（包括英国在内）。其主张违背了我们的利益，我们不会支持或默许。然而，抽象地驳斥该国言论无所助益，而我们也不应说出任何赞同的言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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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英国正式承认了美洲国家的独立地位。英王乔治四世对共和制国家抱有敌意，而坎宁在政府中的众多同僚也竭力反对他的做法。乔治甚至拒绝宣读承认南美独立的演说以示抗议——这篇演说最终还是由一位极不情愿的法官代行宣读了。坎宁的主张再次胜出。他当机立断解决南美问题可以说是外交政策上的一大胜利，当然，英国还有更多的事务等待着他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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