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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世纪政治转型的关键时期，坎宁扮演了一个关键性的角色。无论在战争年代还是和平时期，他的深谋远虑和当机立断都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坎宁头脑灵敏、性情急躁，在同僚中口碑不佳。正如他的朋友沃尔特·斯科特所言：他缺乏审慎态度。坎宁继承了皮特政策的优势一面，并将其传递后世。他对英国社会生活的各类新兴潮流兴趣浓厚，同时也与新闻界保持着密切联系，更重要的是，他懂得如何运用舆论宣传为政府服务。与査塔姆相似，坎宁的政权主要得益于公众支持及受欢迎的外交政策。对天主教解放的支持体现了他胜于旁人的独到眼光，而其反对议会改革的态度也使接触过法国革命的英国政治家们怨声载道。后来他对议会改革的看法可能有所改变，至少可以说，在坎宁死后，面对濒临崩溃的托利党，他的追随者们最终改变了态度。迪斯雷利曾有幸与这个杰出人士见面：“我只见过坎宁一次，但当时情景历历在目，他因激动而扬起的眉毛，萦绕耳际的美妙话语，至今令人难以忘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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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宁在紧要关头撒手人寰，这对国内外的政局产生了重要影响。他的追随者和辉格党盟友拼凑了一个临时政府，勉强支撑着局面。政府领导人是性情忧郁的戈德里克爵士，他是前任的财政大臣。以皮尔和威灵顿为首的大多数托利党人对戈德里克政府持反对态度。辉格党与托利党间爆发了争吵，破坏了政府的团结，而在推行坎宁不干涉希腊的政策上，也出现了一场意外。塔列朗曾恶毒地讽刺英国的不干涉政策，他说：“这个抽象的政治字眼与‘干涉’似乎意义相同。”但该项政策对英国人而言却是很有意义的。科德林顿曾是纳尔逊的下属，参加过特拉法加海战2，此刻，他正统率英法联合舰队泊于希腊的海面。科德林顿擅做主张，在纳瓦里诺湾一举歼灭了整支土耳其舰队。英国国内对此颇为震惊，他们担心俄国人会借机渔利，但是海战之胜却是帮了希腊人的大忙。英王发表演说，将其称之为“不幸的事件”，胜利者科德林顿差点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由于辉格党人的阴谋，临时政府突然分崩离析，但辉格党也无法单独组织政府，它太过孱弱且缺乏有力的领导。威灵顿和皮尔受命组阁，威灵顿担任首相，皮尔成为内政大臣和下议院议长。这些老牌托利党人还将进行一场顽强的垫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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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的政治观点仅仅是要维护现存制度和律法，认为它们是社会秩序的中流砥柱。只有在迫不得已之时，才能决定后退。皮尔是当今英国最富才干的能臣之一，可他只精于行政管理，只有舆论沸腾引发全国关注并成为无从回避的政治现实时，皮尔才对其给予重视。皮尔政府的第一个让步是应反对派要求废除了《宣誓条例》，该条例将非国教徒挡在了公职之外。这些人经过长期的斗争，而今终于获得了平等的政治权利和地位。天主教徒没有获得这项权利，他们的解放不仅关乎原则，也不只是迈向全面宗教平等的一个步骤，而且是与大英帝国的利益息息相关。爱尔兰问题是英国政府的最大败笔，在拿破仑战争期间，爱尔兰人的不满和抵制严重削弱了英国的战略地位。从克伦威尔时代起，爱尔兰的大政方针就掌握在少数新教徒手中，爱尔兰人受到压迫，社会愤怒情绪也在不断酝酿升腾。爱尔兰的革命威胁使英国政府终日惴惴不安。1815年天主教徒解放问题出现以后，英国政界重新分为了两个派别，坎宁与部分辉格党人站在了一起，同威灵顿和皮尔一派相互对立。英国的政治家们达成了“君子协定”，将爱尔兰问题年复一年地拖延下去。但爱尔兰人的忍耐已到了极限，他们在丹尼尔·奥康内尔的领导下组织起来，掀起了猛烈的反英浪潮。奥康内尔是个地主，同时也是一名律师，他希望爱尔兰在英王统治下实行自治。虽然他并不是一名真正的革命者，但却是一位激情四射的演说家，他的讲演能够鼓动人们进行暴力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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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不起眼的政治事件掀起了波澜。政府中支持坎宁的托利党领袖威康·赫斯奇森和他的追随者们被迫辞职，一位爱尔兰新教地主维齐·菲茨杰拉德通过晋升弥补了职位的空缺。在当时，官员任命需要选民进行补缺选举，因此便在克莱尔郡举行了一场投票活动。奥康内尔是天主教协会成员，他之所以成为候选人，是因为得到背后天主教协会的大力支持。他当选为议会议员显然与现行法律相违背。尽管当地新教人士极力抵制，但他仍然胜利当选。这无疑是一次大胆的尝试。如果英国政府拒绝给予天主教徒选举权，爱尔兰很可能会爆发革命，继而在国内引发政治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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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是从爱尔兰起家的政治家，他始终坚持保守立场，反对向天主教徒做出任何让步，而他的政治威望也由此确立起来。他是牛津大学选区选出的议员，也是最坚定的国教捍卫者。但随着危机的日益严峻，他的态度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动摇。威灵顿的处境要略好些，他的态度倾向中立，因而能够不偏不倚地酌情定策。爱尔兰的局势现在一目了然，当地人组成的爱尔兰独立协会妨害了政府的管理，留给英国的只有两种选择，一是解放天主教徒，二是再次出兵征服爱尔兰。1828年8月，威灵顿就爱尔兰局势向国王进行汇报，他说：“政府官员已不再拥有影响力或掌握政权，他们的权力被罗马天主教协会的阴谋家们剥夺了。天主教协会利用神职人员来施加影响，以自认为恰当的方式统治者国家……爱尔兰正酝酿着一场暴乱……而我们又无法解散议会，大多数人的观点是……通过解放天主教徒加以补救。如果不能采取相应措施平复社会情绪，人们就将被迫陷入争斗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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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慌情绪在爱尔兰的新教徒中间蔓延开来。爱尔兰暴乱不能带给他们一丝好处，天主教徒政治平等对他们来说是难以下咽的苦果，但是如果寸步不让，他们的地产就将处于危险之中。政治权利或地产，二者只能选择其一。12月，爱尔兰事务大臣向皮尔明确指出了内乱的危险：“毫无疑问，在奥康内尔被赶出议会之时，南方的农民将乘机起事。在此期间，任何反对天主教徒的举动都可能迫其提前采取行动。”一名英格兰反对派的成员在信中阐述了爱尔兰新教徒的观点：“根据权威消息，绝大多数的奥兰治派新教徒对自己的处境深感忧虑，他们明确表达了不惜任何来代价化解双方冲突的急切愿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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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将军曾目睹了西班牙内战的过程，他深知，英国很难凭一己之力镇压一场全国性的暴动。威灵顿出生在一个爱尔兰家庭，对那个动荡不安的海岛十分了解。他用朴实的语言向上院议员直抒胸臆：“我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在战火中度过，历经的戎马岁月比大多数人更长。这些战争大部分是内战。我要申明的是，如果能使祖国避免哪怕是一个月的内战，我可以付出任何努力，就算付出生命也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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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反对天主教徒解放的只有英国主教、保守派托利党人和国王。主教和托利党人可以通过投票将其否决，而国王却是难以对付的障碍。威灵顿和皮尔曾在温莎与国王进行过一次不愉快的会谈，而且他们也未能同全体内阁成员达成共识。皮尔越来越忐忑不安，而国王却依然固执己见。皮尔认为，这个政府将要采取的，正是其政治生涯中一直抵制的政策。如果不是形势需要，推行法案非他莫属，他没有理由留在政府之内。事实上，反对派可以迫使议会通过解放法案，但这却对皮尔无所助益。他们无法获得国王支持，缺乏法案通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得不到皮尔的认同，威灵顿无法批准法案，如果国王不予支持，辉格党人也就无能为力。因此，皮尔只能勉为其难，继续承担重任。他辞去了牛津大学选区的托利党职务，转而成为韦斯特伯里的代表议员。他站在了威灵顿一边，最终说服了惧怕辉格党执政的乔治四世。皮尔亲自将解放议案提交下院，1829年，该议案以明显的优势获得议会通过。爱尔兰免除了革命的危险，但英国托利党的团结再次遭到了重创。在法案通过之时，托利党的“元老派”仍然十分强大，他们始终难以容忍皮尔和威灵顿对英国国教垄断的破坏。在托利党的追随者看来，该党的纲领和原则有许多前后不一甚至相互冲突的地方，但保持新教的至高无上却是托利党人始终遵循的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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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以军事眼光看待政治事务，他提出与批评者们决斗，以此来进行威慑。温奇尔西爵士无礼地在上议院指责首相，说威灵顿不够诚实，结果一纸正式的战书随之而来。决斗地点选在巴特西公园。陆军元帅威灵顿此时已过花甲之年，但举手投足间依然流露着淡定和从容。对他来说，决斗之事要比抚慰政客容易得多。他曾面对政客大发牢骚，要求“绅士们赶快冷静下来”。而现在，他转向自己的决斗助手，战争时的部下说道：“现在开始，哈丁，看仔细，离开战场。我可不想浪费时间。该死，不要离沟渠那么近，一旦我射中他，他就会跌进去的。”所幸，决斗双方均安然无恙，随后，温奇尔西写下了一份声明，收回对威灵顿的人身攻击。当日晚些时候，威灵顿觐见国王，他说：“另有一件私事禀告陛下，我上午刚刚进行了一场决斗。乔治和蔼地回答，他对此十分欣慰。他历来支持并赞赏绅士维护荣誉的做法。但是，政治矛盾的处理并不总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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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公爵政府并没有推行开明政策的迹象，在坎宁派官员辞职后，内阁空出的两个职位由威灵顿的两个部下接手。这个军事化、副官化的政府越来越背离政治的轨道，反对派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是，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是波澜不惊。1830年6月，乔治四世国王溘然长逝，脖子上还挂着菲茨赫伯特夫人的小画像。人们并未对这位“欧洲第一绅士”念念不忘，丧君之痛很快就消失了。在国王弥留之际，他的情妇科宁厄姆夫人忙着清点她的额外津贴。这位曾经英俊潇洒的青年后来变得相貌粗俗、身材肥硕，甚至连国王自己也不愿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他穷奢极欲，由于长期的放荡不羁，其所具有的天赋才能也逐渐衰退。乔治不是天生的暴君，但却总爱以独裁者自居。当欧陆的专制统治摇摇欲坠之时，他才意识到应尽量回避独裁专制之类的主题。在维多利亚时代，国王的口碑颇为不佳，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上流人士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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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乔治四世王位的是他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在乔治三世的子嗣中，克拉伦斯最为古怪，但也最是招人喜爱。他在海军里成长起来，除1827年曾被坎宁任命为海军上将，度过了短暂的荒唐时光外，一直过着低调晦暗的生活。许多年来，克拉伦斯与一名女演员在布希公园同居。但最终还是被迫承担王室义务，与德意志萨克森-迈宁根公国的阿德莱德公主结婚。事实证明，阿德莱德公主热情慷慨、心地善良，是极好的王后人选，而威廉四世性情温和，头脑简单，倒与公主十分相配。但是，国王的饶舌毛病总是令臣属们极为难堪，国王在公共场合常常蠢话连篇，而大臣们对此束手无策。在一次招待内阁大臣和外国使节的盛会上，国王站起身来，带着海员般的粗俗，建议大家举杯痛饮，最后还甩出一句：“居心不良者可耻。”国王的言语让在场之人十分尴尬，待他坐下后，一位宾客转向法国大使塔列朗，悄然问道：“您感觉如何？”“很好！”塔列朗面无表情，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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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国王的枢密院文书，传记作者查尔斯·格伦维尔对国王忧心忡忡，他很难保证国王能够在召集议会前一直保持理智。然而在民间，国王夫妇的确很受欢迎。王后并非相貌出众，但相比乔治五世的奢侈放荡，她的朴实和恬淡无疑为王室生活中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一次，国王从御辇的窗户中吐了一口痰，围观的人群一片骚动，其中有人高声责备道：“如果是乔治四世国王，他是绝不会这样做的。”虽然如此，国王的粗鲁直率却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毕竟伦敦社会的生活和礼仪并不是以宫廷为样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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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克拉伦斯公爵曾被威灵顿撤去海军上将职务，因此人们猜测，新国王可能会让辉格党组织政府。但是，克拉伦斯成为威廉四世国王后，却对威灵顿既往不咎，依然保留了他的职权。国王公正无私的名望颇具政治价值，这在威灵顿身上得到了极好证实。威灵顿曾言：“国王从登基到崩殂，对我始终恩宠有加，甚至古今内外无人享此殊荣。而我先前将他赶下海军上将之位，论手段已是严苛至极，以至古往今来无人能比。但是国王没有丝毫怨恨之意。”“水手威廉”需要在各个方面保持公正之心，前方的狂涛巨浪已经渐渐逼近。法国再度爆发革命，波旁王朝气数将尽。当消息跨过英吉利海峡传到英国人耳中的时候，英格兰人心动荡，波澜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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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三章 改革与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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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欧洲革命风云再起。7月，革命者在法国奥尔良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新国王路易·菲利普是革命派菲利普·厄加利代之子。厄加利代是法王路易十六的堂弟，曾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表兄，但后来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相比父亲，路易·菲利普要更加明智，也更得人心，因此不仅保住了性命，还战战兢兢地当了十八年的法国国王。受到巴黎革命鼓舞的比利时人开始反抗尼德兰王国，1815年的一纸条约曾迫使比利时与该国合并，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英国在该条约的签订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支持低地国家独立，防止任何一省落入列强之手是其一以贯之的政策，同时也是二十世纪多场战争所追求的目标。1815年，低地国家合并为统一的尼德兰王国，这似乎是一次建设性的尝试，伊丽莎白时代奥兰治亲王威廉姆的梦想也得以最终实现。但是，荷兰人与比利时人在语言、宗教和商业利益方面皆不相同，这便在双方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比利时人呼吁自治，并进一步提出独立要求。在一系列紧张的外交斡旋后，终于达成了和平的解决方案。然而此时此刻，一股革命的洪流又在德意志到波兰的欧洲广阔腹地奔涌开来。梅特涅和神圣同盟的领域遭到严重冲击，但仍可勉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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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上涌动的革命乱流，大都指向了自由和民主的目标。英国人对此热情欢呼，并怀着激动的心情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然而，托利党政府和威灵顿公爵却似乎对此抱有怀疑和敌视的态度。部分原因是政府担心法议会吞并比利时，或扶植一个由法国王族统治的傀儡政权。甚至有传言说威灵顿意图通过武力恢复尼德兰王国。这个消息并不属实，因为威灵顿历来将维护欧洲和平视为政府的主要目标。反对派舆论乐于将莫须有的事件强加在他的身上，让这些谣传在社会掀起波澜。在英格兰东南部，乡村的贫穷引发了暴动，而在不断扩大的城镇中，对工业化不满的商人和工人们也开展了政治行动。骚动、暴乱甚至革命呼之欲出。但实际上，英国人迎来的却是一次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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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人在此次大选中有所斩获，但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该党领袖是格雷伯爵，他是福克斯的朋友和门徒。在连续四十年选举失利的情况下，格雷倾尽一生之力改革现状，终于在晚年取得了一定成就。辉格党在大选中的优异成绩确应归功于格雷的努力。格雷在1806年短暂供职于福克斯内阁，自小皮特上台开始，他不仅经常性地卸任归田，甚至还期盼着远离官场。现在，他终于可以一展才华了。格雷是个地主，他将参与政治视为一种社会义务，与威斯敏斯特大厅相比，他更愿意待在乡间田园之内。不管怎样，他还是对大陆的混乱局势做了详细的分析，继而得出结论，认为其并不若威灵顿想象的那样可怕。格雷与辉格党同僚们认为，滑铁卢之战后的英国内部动荡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家境殷实，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他们在议会中没有特定代表，同时也深受法国革命思想影响。他们迫切希望通过合法手段来获得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具有革命倾向的劳动者。战争带来的经济混乱使他们饱受艰辛，他们乐于发表暴力言论，甚至准备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如果辉格党能与中产阶级结成同盟，并适当地给予其政治权利，那么就可以应付局面，至少能解决一时问题。为此，格雷还特意制定了计划。格雷的设想得到了贝德福德公爵的儿子约翰·拉塞尔的支持，拉塞尔性格火暴，但对理论上的自由事业赤胆忠心，无所顾忌。此外，格雷的阵营中还有候补官员亨利·布鲁厄姆，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因支持凯若琳王后而声名鹊起。布鲁厄姆思想前卫，与一些激进派领袖和报刊编辑私交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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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在11月召开。一些人希望托利党将先前的解放天主教徒事业继续下去，并对公民权利进行改革。不少托利党人相信，选举权的扩大会进一步加强新教徒的力量。还有人则联系了一些组织协会为改革助兴。但威灵顿并不支持改革。他在上议院发表演说：“从未见过或听说过任何措施……能够给我带来丝毫的满足，能够改进国家的现状……我完全相信，当今国家的立法机构能够满足所有正当立法工作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比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立法机构更具优越性……目前，它代表着包括有产者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利益，其中地主阶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这种形势下，我不准备采纳人们提出的任何改革举措。”当威灵顿坐下之后，他便转向外交部长阿伯丁伯爵：“我没有说得太多吧?”阿伯丁没有正面回答。但不久他就改革一事进行评论时，简单地对威灵顿的讲演作了表态。“我们要出局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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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希望辉格党会因组织混乱而无力组阁，但他所在的托利党更是四分五裂。坎宁的追随者不愿与那些托利党“元老派”共赴危难，转而开始与辉格党人通力协作。两周后，托利党败局已定。威廉四世国王要求格雷组织政府。除一次短暂掌权之外，辉格党人已近五十年未能把持朝政。现在，他们一鼓作气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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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人面临着险恶的局势。由于法国威胁要干预比利时事务，因此英国必须增加军事预算。虽然不受欢迎，然也是迫不得已之举。但是，财政大臣却未能给出一个全面合理的预算计划。英国东南部地区社会动荡，法律和秩序再度遭到破坏。新任内政大臣墨尔本爵士果断地采取了行动，超过四百名农场工人被判刑流放。激进分子深感愤怒和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议会改革可以挽救政府，现在，辉格党人已开始着手推动革新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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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秘密的内阁委员会受命起草计划方案。1831年3月，约翰·罗素勋爵向下院提交了第一个改革行动法案，并在一阵嘲骂声中向在场的人们进行宣读。根据法案，超过一百个“有名无实”和“家族操纵”的选区遭到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在大都市、北方工业区及中部地区设立的新选区。在托利党人看来，这种做法违背了他们的所有理念，侮辱了他们最深的政治信念，同时也严重侵害了人们的财产权。选区就像房屋或地产，能够进行买卖交易，过于均衡的政治权利则带有了一种呆板、危险的政治色彩，与法国的民主制度颇为类似。许多辉格党人本以为改革方案会温和适度，但听完罗素大刀阔斧的方案后一个个皆呆若木鸡。然而，在听闻国内民众的热情呼声之后，他们很快清醒过来，一致表示支持政府的立场。辉格党人坚信，通过改革可以避免爆发革命。而在另一方面，托利党人却认为改革将会引发一场政治灾难，他们对此忧惧万分。对托利党及许多辉格党人而言，英国政府代表地主阶级实施统治，为整个社会谋取利益。政治权利的扩大势必意味着以权势和地位为基础的旧统治秩序的衰落。如果这两大权力支柱分崩离析，国王的统治还能够维系下去吗？这个问题非同儿戏。1832年后，英国政府多次更迭，政局动荡不安。直到组织完备、纪律严明的规范政党接掌行政大权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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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领袖感到失望，在他们看来，改革法案依然太过温和。但是，他们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示支持。激进派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共同之处。詹姆斯·穆勒和杰里米·边沁运用哲理来鼓吹民主和中产阶级教育；威廉·科贝特是一个精力充沛、行不苟合的记者；弗朗西斯·普莱斯是查令十字地区的裁缝；而托马斯·阿特伍德则是伯明翰的银行家，一个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但是，这些激进派一致认为，该法案不应被修正案和妥协方案删减或取代。支持改革法案的风潮蔓延到整个国家。人们普遍认为，选举权的扩大和与工业革命相适应的选区重划能够化解国家的所有弊病——在当时，经济危机尚未出现，没有什么能够转移公众注意或是动摇他们的信念。众多报刊和杂志纷纷刊载文章，支持改革法案。为了躲避1819年立法征收的严苛报刊税，每周一期的新闻快报都是通过邮局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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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院，托利党人极力反对法案实施，他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尽管支持格雷的天主教领袖奥康内尔控制着爱尔兰的部分选票，但政府仍不确定其能否获得大多数的投票支持。遗憾的是，法案最终未获通过，全国陷入了怨恨和失望之中。格雷要求国王解散议会，威廉四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拒绝可能意味着引发革命。解散议会的消息在上院引起轩然大波，议员们向国王请愿，要求国王收回成命。但是，正当这些议员在议会长椅上跳脚咒骂、拍案高呼时，突然传来了一声雷鸣般的炮响，原来是国王从圣詹姆斯起驾而来，亲自宣布解散。托利党人怒气冲天，他们中的一人一跃而起，冲着欢欣鼓舞的辉格党人高声呼喊：“下次炮响之时，炮膛里射出的将是你们被砍下的脑袋。”格伦维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在场人士告诉我说，当时的情景与《网球场宣誓》3中的描述十分相似。可以想象，整个场面如同一场革命的预演和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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