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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反对天主教徒解放的只有英国主教、保守派托利党人和国王。主教和托利党人可以通过投票将其否决，而国王却是难以对付的障碍。威灵顿和皮尔曾在温莎与国王进行过一次不愉快的会谈，而且他们也未能同全体内阁成员达成共识。皮尔越来越忐忑不安，而国王却依然固执己见。皮尔认为，这个政府将要采取的，正是其政治生涯中一直抵制的政策。如果不是形势需要，推行法案非他莫属，他没有理由留在政府之内。事实上，反对派可以迫使议会通过解放法案，但这却对皮尔无所助益。他们无法获得国王支持，缺乏法案通过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如果得不到皮尔的认同，威灵顿无法批准法案，如果国王不予支持，辉格党人也就无能为力。因此，皮尔只能勉为其难，继续承担重任。他辞去了牛津大学选区的托利党职务，转而成为韦斯特伯里的代表议员。他站在了威灵顿一边，最终说服了惧怕辉格党执政的乔治四世。皮尔亲自将解放议案提交下院，1829年，该议案以明显的优势获得议会通过。爱尔兰免除了革命的危险，但英国托利党的团结再次遭到了重创。在法案通过之时，托利党的“元老派”仍然十分强大，他们始终难以容忍皮尔和威灵顿对英国国教垄断的破坏。在托利党的追随者看来，该党的纲领和原则有许多前后不一甚至相互冲突的地方，但保持新教的至高无上却是托利党人始终遵循的政治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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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以军事眼光看待政治事务，他提出与批评者们决斗，以此来进行威慑。温奇尔西爵士无礼地在上议院指责首相，说威灵顿不够诚实，结果一纸正式的战书随之而来。决斗地点选在巴特西公园。陆军元帅威灵顿此时已过花甲之年，但举手投足间依然流露着淡定和从容。对他来说，决斗之事要比抚慰政客容易得多。他曾面对政客大发牢骚，要求“绅士们赶快冷静下来”。而现在，他转向自己的决斗助手，战争时的部下说道：“现在开始，哈丁，看仔细，离开战场。我可不想浪费时间。该死，不要离沟渠那么近，一旦我射中他，他就会跌进去的。”所幸，决斗双方均安然无恙，随后，温奇尔西写下了一份声明，收回对威灵顿的人身攻击。当日晚些时候，威灵顿觐见国王，他说：“另有一件私事禀告陛下，我上午刚刚进行了一场决斗。乔治和蔼地回答，他对此十分欣慰。他历来支持并赞赏绅士维护荣誉的做法。但是，政治矛盾的处理并不总是这么简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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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公爵政府并没有推行开明政策的迹象，在坎宁派官员辞职后，内阁空出的两个职位由威灵顿的两个部下接手。这个军事化、副官化的政府越来越背离政治的轨道，反对派的呼声也日益高涨。但是，从表面上看，一切都是波澜不惊。1830年6月，乔治四世国王溘然长逝，脖子上还挂着菲茨赫伯特夫人的小画像。人们并未对这位“欧洲第一绅士”念念不忘，丧君之痛很快就消失了。在国王弥留之际，他的情妇科宁厄姆夫人忙着清点她的额外津贴。这位曾经英俊潇洒的青年后来变得相貌粗俗、身材肥硕，甚至连国王自己也不愿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他穷奢极欲，由于长期的放荡不羁，其所具有的天赋才能也逐渐衰退。乔治不是天生的暴君，但却总爱以独裁者自居。当欧陆的专制统治摇摇欲坠之时，他才意识到应尽量回避独裁专制之类的主题。在维多利亚时代，国王的口碑颇为不佳，然而，他的所作所为与同时代的大多数上流人士相差无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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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承乔治四世王位的是他的弟弟克拉伦斯公爵，在乔治三世的子嗣中，克拉伦斯最为古怪，但也最是招人喜爱。他在海军里成长起来，除1827年曾被坎宁任命为海军上将，度过了短暂的荒唐时光外，一直过着低调晦暗的生活。许多年来，克拉伦斯与一名女演员在布希公园同居。但最终还是被迫承担王室义务，与德意志萨克森-迈宁根公国的阿德莱德公主结婚。事实证明，阿德莱德公主热情慷慨、心地善良，是极好的王后人选，而威廉四世性情温和，头脑简单，倒与公主十分相配。但是，国王的饶舌毛病总是令臣属们极为难堪，国王在公共场合常常蠢话连篇，而大臣们对此束手无策。在一次招待内阁大臣和外国使节的盛会上，国王站起身来，带着海员般的粗俗，建议大家举杯痛饮，最后还甩出一句：“居心不良者可耻。”国王的言语让在场之人十分尴尬，待他坐下后，一位宾客转向法国大使塔列朗，悄然问道：“您感觉如何？”“很好！”塔列朗面无表情，不动声色地回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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陪同国王的枢密院文书，传记作者查尔斯·格伦维尔对国王忧心忡忡，他很难保证国王能够在召集议会前一直保持理智。然而在民间，国王夫妇的确很受欢迎。王后并非相貌出众，但相比乔治五世的奢侈放荡，她的朴实和恬淡无疑为王室生活中带来了可喜的变化。一次，国王从御辇的窗户中吐了一口痰，围观的人群一片骚动，其中有人高声责备道：“如果是乔治四世国王，他是绝不会这样做的。”虽然如此，国王的粗鲁直率却深受下层民众的喜爱，毕竟伦敦社会的生活和礼仪并不是以宫廷为样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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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克拉伦斯公爵曾被威灵顿撤去海军上将职务，因此人们猜测，新国王可能会让辉格党组织政府。但是，克拉伦斯成为威廉四世国王后，却对威灵顿既往不咎，依然保留了他的职权。国王公正无私的名望颇具政治价值，这在威灵顿身上得到了极好证实。威灵顿曾言：“国王从登基到崩殂，对我始终恩宠有加，甚至古今内外无人享此殊荣。而我先前将他赶下海军上将之位，论手段已是严苛至极，以至古往今来无人能比。但是国王没有丝毫怨恨之意。”“水手威廉”需要在各个方面保持公正之心，前方的狂涛巨浪已经渐渐逼近。法国再度爆发革命，波旁王朝气数将尽。当消息跨过英吉利海峡传到英国人耳中的时候，英格兰人心动荡，波澜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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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三章 改革与自由贸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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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0年，欧洲革命风云再起。7月，革命者在法国奥尔良建立了君主立宪政体，新国王路易·菲利普是革命派菲利普·厄加利代之子。厄加利代是法王路易十六的堂弟，曾投票赞成处死国王表兄，但后来自己也被送上了断头台。相比父亲，路易·菲利普要更加明智，也更得人心，因此不仅保住了性命，还战战兢兢地当了十八年的法国国王。受到巴黎革命鼓舞的比利时人开始反抗尼德兰王国，1815年的一纸条约曾迫使比利时与该国合并，引起人们的普遍不满。英国在该条约的签订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支持低地国家独立，防止任何一省落入列强之手是其一以贯之的政策，同时也是二十世纪多场战争所追求的目标。1815年，低地国家合并为统一的尼德兰王国，这似乎是一次建设性的尝试，伊丽莎白时代奥兰治亲王威廉姆的梦想也得以最终实现。但是，荷兰人与比利时人在语言、宗教和商业利益方面皆不相同，这便在双方之间形成了难以逾越的鸿沟。比利时人呼吁自治，并进一步提出独立要求。在一系列紧张的外交斡旋后，终于达成了和平的解决方案。然而此时此刻，一股革命的洪流又在德意志到波兰的欧洲广阔腹地奔涌开来。梅特涅和神圣同盟的领域遭到严重冲击，但仍可勉强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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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上涌动的革命乱流，大都指向了自由和民主的目标。英国人对此热情欢呼，并怀着激动的心情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然而，托利党政府和威灵顿公爵却似乎对此抱有怀疑和敌视的态度。部分原因是政府担心法议会吞并比利时，或扶植一个由法国王族统治的傀儡政权。甚至有传言说威灵顿意图通过武力恢复尼德兰王国。这个消息并不属实，因为威灵顿历来将维护欧洲和平视为政府的主要目标。反对派舆论乐于将莫须有的事件强加在他的身上，让这些谣传在社会掀起波澜。在英格兰东南部，乡村的贫穷引发了暴动，而在不断扩大的城镇中，对工业化不满的商人和工人们也开展了政治行动。骚动、暴乱甚至革命呼之欲出。但实际上，英国人迎来的却是一次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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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人在此次大选中有所斩获，但并未取得决定性的成果。该党领袖是格雷伯爵，他是福克斯的朋友和门徒。在连续四十年选举失利的情况下，格雷倾尽一生之力改革现状，终于在晚年取得了一定成就。辉格党在大选中的优异成绩确应归功于格雷的努力。格雷在1806年短暂供职于福克斯内阁，自小皮特上台开始，他不仅经常性地卸任归田，甚至还期盼着远离官场。现在，他终于可以一展才华了。格雷是个地主，他将参与政治视为一种社会义务，与威斯敏斯特大厅相比，他更愿意待在乡间田园之内。不管怎样，他还是对大陆的混乱局势做了详细的分析，继而得出结论，认为其并不若威灵顿想象的那样可怕。格雷与辉格党同僚们认为，滑铁卢之战后的英国内部动荡源自于两个方面：一是家境殷实，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他们在议会中没有特定代表，同时也深受法国革命思想影响。他们迫切希望通过合法手段来获得政治权利。另一方面是饥寒交迫，具有革命倾向的劳动者。战争带来的经济混乱使他们饱受艰辛，他们乐于发表暴力言论，甚至准备使用武力解决问题。如果辉格党能与中产阶级结成同盟，并适当地给予其政治权利，那么就可以应付局面，至少能解决一时问题。为此，格雷还特意制定了计划。格雷的设想得到了贝德福德公爵的儿子约翰·拉塞尔的支持，拉塞尔性格火暴，但对理论上的自由事业赤胆忠心，无所顾忌。此外，格雷的阵营中还有候补官员亨利·布鲁厄姆，他是一位出色的政治家，因支持凯若琳王后而声名鹊起。布鲁厄姆思想前卫，与一些激进派领袖和报刊编辑私交甚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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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在11月召开。一些人希望托利党将先前的解放天主教徒事业继续下去，并对公民权利进行改革。不少托利党人相信，选举权的扩大会进一步加强新教徒的力量。还有人则联系了一些组织协会为改革助兴。但威灵顿并不支持改革。他在上议院发表演说：“从未见过或听说过任何措施……能够给我带来丝毫的满足，能够改进国家的现状……我完全相信，当今国家的立法机构能够满足所有正当立法工作的需要，更重要的是，它比任何时期、任何国家的立法机构更具优越性……目前，它代表着包括有产者在内的广大民众的利益，其中地主阶级拥有广泛的影响力。在这种形势下，我不准备采纳人们提出的任何改革举措。”当威灵顿坐下之后，他便转向外交部长阿伯丁伯爵：“我没有说得太多吧?”阿伯丁没有正面回答。但不久他就改革一事进行评论时，简单地对威灵顿的讲演作了表态。“我们要出局了”，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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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灵顿希望辉格党会因组织混乱而无力组阁，但他所在的托利党更是四分五裂。坎宁的追随者不愿与那些托利党“元老派”共赴危难，转而开始与辉格党人通力协作。两周后，托利党败局已定。威廉四世国王要求格雷组织政府。除一次短暂掌权之外，辉格党人已近五十年未能把持朝政。现在，他们一鼓作气登上了权力的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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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人面临着险恶的局势。由于法国威胁要干预比利时事务，因此英国必须增加军事预算。虽然不受欢迎，然也是迫不得已之举。但是，财政大臣却未能给出一个全面合理的预算计划。英国东南部地区社会动荡，法律和秩序再度遭到破坏。新任内政大臣墨尔本爵士果断地采取了行动，超过四百名农场工人被判刑流放。激进分子深感愤怒和失望。在这种情况下，只有议会改革可以挽救政府，现在，辉格党人已开始着手推动革新大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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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秘密的内阁委员会受命起草计划方案。1831年3月，约翰·罗素勋爵向下院提交了第一个改革行动法案，并在一阵嘲骂声中向在场的人们进行宣读。根据法案，超过一百个“有名无实”和“家族操纵”的选区遭到废除，取而代之的是在大都市、北方工业区及中部地区设立的新选区。在托利党人看来，这种做法违背了他们的所有理念，侮辱了他们最深的政治信念，同时也严重侵害了人们的财产权。选区就像房屋或地产，能够进行买卖交易，过于均衡的政治权利则带有了一种呆板、危险的政治色彩，与法国的民主制度颇为类似。许多辉格党人本以为改革方案会温和适度，但听完罗素大刀阔斧的方案后一个个皆呆若木鸡。然而，在听闻国内民众的热情呼声之后，他们很快清醒过来，一致表示支持政府的立场。辉格党人坚信，通过改革可以避免爆发革命。而在另一方面，托利党人却认为改革将会引发一场政治灾难，他们对此忧惧万分。对托利党及许多辉格党人而言，英国政府代表地主阶级实施统治，为整个社会谋取利益。政治权利的扩大势必意味着以权势和地位为基础的旧统治秩序的衰落。如果这两大权力支柱分崩离析，国王的统治还能够维系下去吗？这个问题非同儿戏。1832年后，英国政府多次更迭，政局动荡不安。直到组织完备、纪律严明的规范政党接掌行政大权之后，这种状况才得以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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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领袖感到失望，在他们看来，改革法案依然太过温和。但是，他们仍以各自不同的方式表示支持。激进派之间并没有太多的共同之处。詹姆斯·穆勒和杰里米·边沁运用哲理来鼓吹民主和中产阶级教育；威廉·科贝特是一个精力充沛、行不苟合的记者；弗朗西斯·普莱斯是查令十字地区的裁缝；而托马斯·阿特伍德则是伯明翰的银行家，一个是活跃的政治活动家。但是，这些激进派一致认为，该法案不应被修正案和妥协方案删减或取代。支持改革法案的风潮蔓延到整个国家。人们普遍认为，选举权的扩大和与工业革命相适应的选区重划能够化解国家的所有弊病——在当时，经济危机尚未出现，没有什么能够转移公众注意或是动摇他们的信念。众多报刊和杂志纷纷刊载文章，支持改革法案。为了躲避1819年立法征收的严苛报刊税，每周一期的新闻快报都是通过邮局发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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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下院，托利党人极力反对法案实施，他们针锋相对，寸步不让。尽管支持格雷的天主教领袖奥康内尔控制着爱尔兰的部分选票，但政府仍不确定其能否获得大多数的投票支持。遗憾的是，法案最终未获通过，全国陷入了怨恨和失望之中。格雷要求国王解散议会，威廉四世敏锐地意识到，如果拒绝可能意味着引发革命。解散议会的消息在上院引起轩然大波，议员们向国王请愿，要求国王收回成命。但是，正当这些议员在议会长椅上跳脚咒骂、拍案高呼时，突然传来了一声雷鸣般的炮响，原来是国王从圣詹姆斯起驾而来，亲自宣布解散。托利党人怒气冲天，他们中的一人一跃而起，冲着欢欣鼓舞的辉格党人高声呼喊：“下次炮响之时，炮膛里射出的将是你们被砍下的脑袋。”格伦维尔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那些在场人士告诉我说，当时的情景与《网球场宣誓》3中的描述十分相似。可以想象，整个场面如同一场革命的预演和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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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国内展开了选举。英国民众第一次在改革问题上获得了选举权。他们的态度十分明确。托利党人在地方选举中纷纷落败，辉格党及其盟友则获得了下议院一百三十六个议席的多数。在下院选出之后，激烈的斗争继而转移到了上院。威灵顿一次又一次地发表声明，反对改革。他说：“民主从没有在世界任何地区真正实现。民主制度一旦建立，就会立刻侵犯私有财产，反对支付公共债务，破坏所有英国宪法保护之下的，事实上也是当今宪法根本宗旨的传统原则。富人及有产者将会成为全民公敌。”威灵顿的大部分政治经验是在西班牙时积累起来的，他对当时的军阀革命政府依然记忆犹新。威灵顿坚信，改革将打破“国王陛下维护海外秩序，慑服四方臣民的必要统治力量。我们将丧失海外的殖民地和财产，我国的威望与影响力也会随之受损”。1831年10月7日晚上，一场事关重大的激斗拉开了帷幕，议员分为了两派，唇枪舌剑，势如水火。上议院的二十一名主教议员起了决定性作用，他们反对改革，因此托利党人获得胜利。法案遭到否决之后，一场关于宪法的新争论又随之展开——这些议员抗拒民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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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的报纸刊载了这一消息，新闻所在的版面还被特意地加上了黑色边框。一场骚乱随即在中部爆发，房屋和财产遭到焚烧，布里斯托尔也陷入了一片混乱。一个被称为政治联盟的改革派组织极力安抚公众情绪，平息人们的怒气，而与此同时，政府也在努力周旋。罗素于12月第三次提交了改革法案，在下议院以二比一的多数获得通过。但是次年5月又在上议院遭到四十四票反对而被再次否决。格雷无法再度解散议会，于是只好采取极端的补救措施。他驱车前往温莎，向国王提出通过增补议员数量来强制通过法案。国王拒绝了他的要求。格雷内阁因此宣布辞职。威廉四世要求威灵顿和皮尔组织政府，命他们拿出解放天主教徒时的魄力继续推进改革，同时也要争取上院的支持。但是皮尔却不愿奉命，他尚未做好准备去承担一项违背己愿的大任。国内的局势日渐险恶，政府不得不采取种种措施以应对普遍的罢工和抗税运动。伦敦街头出现了横幅和布告，上面写有“阻止公爵夺走黄金”的字样，英格兰的各个银行便随之出现了挤兑行为。激进派领袖宣称，他们决意使任何掌权的托利党政府陷入瘫痪。一个星期之后，威灵顿公爵无可奈何地宣布辞职。5月18日下午，格雷与布鲁厄姆觐见国王。国王授权他们列出支持辉格党的增补议员名单。同时，还委派私人秘书向托利党领导人传达了自己的决定，并建议其可以选择弃权来避免此种尴尬。在这种情况下，当1832年6月7日法案再度提交议会之时，反对席上几乎空无一人。因此法案最终以压倒性的多数获得通过，成为正式有效的法律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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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选民和激进分子并不满足于既得的政治权利。在未来五年里，年轻的政客们又强制推行了广泛的公共管理改革。辉格党人的胃口越来越大。格雷认为他所做的已经够多，遂于1834年告老还乡。墨尔本和约翰·罗素爵士接过了辉格党的领导大任。罗素是一名辉格党的元老，对任何侵犯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之事十分敏感。他主张在政府领域开展更加深入的改革，但对扩大民主途径不甚关心。墨尔本在青年时代思想激进，但却缺乏行动目标和动力，意志也不够坚定。他谨小慎微且生性多疑，因此他的党派也难有创建或灵感。对墨尔本而言，个人的友谊和愉快的社交要比政治问题更为重要。他极不情愿地接受了首相一职，并由衷地怀疑这种荣誉是否值得一顾。掌权之后，他与众不同的温和气质发挥了重要的凝聚作用。但是在十九世纪的艰难时局中，他的政府仍披着一件十八世纪的外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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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政府中最有才干的人是帕默斯顿勋爵，他担任外交大臣近十一年。他曾在格雷勋爵的英明领导下出色地解决了比利时问题，其影响至今犹存。他成功地劝服荷兰和法国撤出比利时，比利时则撤回对荷兰领土的要求。他扶植萨克森——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王子在布鲁塞尔即位，比利时也因此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该国的中立也获得了国际条约的保证——这种保证让各国在1914年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墨尔本政府，帕默斯顿在外交事务方面拥有极大的自由。他所尊奉的信条有二：一、必须坚决维护英国利益。如果必要的话，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二、应该鼓励欧洲国家的自由运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其同情和援助。帕默斯顿对所做的一切洋洋得意，踌躇满志，但却常因得罪老牌欧洲国家而令同事们紧张不已。但是，他沉着冷静的心态也逐渐赢得了同胞们的赞赏。这些年来，帕默斯顿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声望，这使他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成为了英国信念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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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的普通成员大都迷惘不定。他们拥护政治改革，但在激烈且事关重大的社会改革面前却常常踯躅不前。过去，他们与托利党人就限制皇室特权，英国国教地位及宗教宽容等宪法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现在，这些都已是尘埃落定。工业革命引发的问题和危机瓦解了老旧的党派联盟，改革法案的通过便是辉格党人的一大胜利。辉格党领导人既不喜欢也不了解中产阶级，但却将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时尚的信条，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可加以利用，在大局定鼎之际便可弃如敝履。他们渐渐感到了惶恐和不安，觉得背后涌动的民众运动浪潮正将其推向一条陌生且危机四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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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们并非绝对掌控了国家政权。改革法案为英国新增了二十五万选民，目前其总人数已近七十万。这意味着，每六个成年男性就有一个拥有选举权。然而，这些选民却不一定是辉格党人的坚定支持者。英国选民有一个奇怪习惯，他们经常会对赋予其政治权利的政府投出反对票。辉格党也当然不能幸免。若不是握有爱尔兰选票的奥康内尔倾力协助，辉格党人几乎要败下阵来。现在，他们的唯一希望是与激进分子团结起来。激进派虽然在议会中人数不多，但却拥有中产阶级和新闻界的强大后台。因此可以说，它的实力不是真正反映在议席的数量上。然而，辉格党人却对此犹豫不决。绰号“激进杰克”的达拉谟伯爵约翰·兰布顿是支持联盟主张的少数派一员，此人是格雷的女婿，脾气颇为暴躁，因此同事们也往往对其敬而远之。他很快离开了政府，后来转而关注起殖民地政府事务来，在加拿大与帝国关系的问题上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达拉谟伯爵英年早逝，辉格党人与激进派合作的一切希望皆化为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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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些年来的立法和委员会工作也并非徒劳无益。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终于在1833年获得解放，宗教团体有史以来首次获得政府拨付教育经费，《济贫法》顺理成章得到了修正，尽管许多既得利益者并不支持改动法律，但行政和知识界人士却将此视作一大创举。第一个《工厂法案》获得通过，虽然该法所规定的工作时长对今人来说简直不堪设想，同时也未能得到当时人道主义者们的一致认同，但它的确是富有实效的。整个地方行政体系得到改革，旧有的寡头政治被彻底废除。英国国教地位和维护爱尔兰秩序是当时政治的中心问题，但在这些方面，辉格党人却办事不力。再加上未能采取良策来平衡预算，辉格党最终还是暗淡退场。尽管如此，在议会之外仍有无数暗流涌动。数量庞大的人口依然没有获得选举权，议会对劳资双方关系漠不关心，早期公会的各类活动常被惊恐的政府用武力镇压。一个著名案例是1834年托尔普德尔村的“殉道者”事件。在多塞特郡的这个名字古怪的村庄里，六名劳工因组织公会成员“违法宣誓”而被判处流放。此事几乎引发了众怒。六人最终获得了赦免，但这时他们已在新南威尔士服刑了整整两年。出于多种原因，社会的动荡局面持续蔓延，君主制政体也显示出衰落的迹象。面对政治集团与国内民众之间的难填之壑，辉格党人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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