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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尔本政府中最有才干的人是帕默斯顿勋爵，他担任外交大臣近十一年。他曾在格雷勋爵的英明领导下出色地解决了比利时问题，其影响至今犹存。他成功地劝服荷兰和法国撤出比利时，比利时则撤回对荷兰领土的要求。他扶植萨克森——科堡公国的利奥波德王子在布鲁塞尔即位，比利时也因此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国家，而该国的中立也获得了国际条约的保证——这种保证让各国在1914年付出了血的代价。在墨尔本政府，帕默斯顿在外交事务方面拥有极大的自由。他所尊奉的信条有二：一、必须坚决维护英国利益。如果必要的话，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二、应该鼓励欧洲国家的自由运动，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其同情和援助。帕默斯顿对所做的一切洋洋得意，踌躇满志，但却常因得罪老牌欧洲国家而令同事们紧张不已。但是，他沉着冷静的心态也逐渐赢得了同胞们的赞赏。这些年来，帕默斯顿逐渐树立起自己的声望，这使他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成为了英国信念的化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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辉格党的普通成员大都迷惘不定。他们拥护政治改革，但在激烈且事关重大的社会改革面前却常常踯躅不前。过去，他们与托利党人就限制皇室特权，英国国教地位及宗教宽容等宪法问题争得面红耳赤，但现在，这些都已是尘埃落定。工业革命引发的问题和危机瓦解了老旧的党派联盟，改革法案的通过便是辉格党人的一大胜利。辉格党领导人既不喜欢也不了解中产阶级，但却将激进主义作为一种时尚的信条，在自己羽翼未丰之时可加以利用，在大局定鼎之际便可弃如敝履。他们渐渐感到了惶恐和不安，觉得背后涌动的民众运动浪潮正将其推向一条陌生且危机四伏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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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他们并非绝对掌控了国家政权。改革法案为英国新增了二十五万选民，目前其总人数已近七十万。这意味着，每六个成年男性就有一个拥有选举权。然而，这些选民却不一定是辉格党人的坚定支持者。英国选民有一个奇怪习惯，他们经常会对赋予其政治权利的政府投出反对票。辉格党也当然不能幸免。若不是握有爱尔兰选票的奥康内尔倾力协助，辉格党人几乎要败下阵来。现在，他们的唯一希望是与激进分子团结起来。激进派虽然在议会中人数不多，但却拥有中产阶级和新闻界的强大后台。因此可以说，它的实力不是真正反映在议席的数量上。然而，辉格党人却对此犹豫不决。绰号“激进杰克”的达拉谟伯爵约翰·兰布顿是支持联盟主张的少数派一员，此人是格雷的女婿，脾气颇为暴躁，因此同事们也往往对其敬而远之。他很快离开了政府，后来转而关注起殖民地政府事务来，在加拿大与帝国关系的问题上立下了汗马功劳。随着达拉谟伯爵英年早逝，辉格党人与激进派合作的一切希望皆化为了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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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如何，这些年来的立法和委员会工作也并非徒劳无益。西印度群岛的奴隶终于在1833年获得解放，宗教团体有史以来首次获得政府拨付教育经费，《济贫法》顺理成章得到了修正，尽管许多既得利益者并不支持改动法律，但行政和知识界人士却将此视作一大创举。第一个《工厂法案》获得通过，虽然该法所规定的工作时长对今人来说简直不堪设想，同时也未能得到当时人道主义者们的一致认同，但它的确是富有实效的。整个地方行政体系得到改革，旧有的寡头政治被彻底废除。英国国教地位和维护爱尔兰秩序是当时政治的中心问题，但在这些方面，辉格党人却办事不力。再加上未能采取良策来平衡预算，辉格党最终还是暗淡退场。尽管如此，在议会之外仍有无数暗流涌动。数量庞大的人口依然没有获得选举权，议会对劳资双方关系漠不关心，早期公会的各类活动常被惊恐的政府用武力镇压。一个著名案例是1834年托尔普德尔村的“殉道者”事件。在多塞特郡的这个名字古怪的村庄里，六名劳工因组织公会成员“违法宣誓”而被判处流放。此事几乎引发了众怒。六人最终获得了赦免，但这时他们已在新南威尔士服刑了整整两年。出于多种原因，社会的动荡局面持续蔓延，君主制政体也显示出衰落的迹象。面对政治集团与国内民众之间的难填之壑，辉格党人一筹莫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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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罗伯特·皮尔爵士也加紧对托利党进行改革，他着手重组党内机构，使其更能适应新时代的需求。他在1833年时宣布：“我想，托利党的主要任务是抵制激进主义，防止民主政治的进一步侵蚀。”他明确表示，托利党将支持行政改革，提高管理效率，但反对任何削弱传统国体的举措。一个有纪律井然、目标明确、团结一心的在野反对党在他的领导下逐渐成形。次年选举中，皮尔向选民们发表了热情洋溢的竞选演说，这令托利党人军心大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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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党人阐明了立场，要开明地保护国家现存制度的最好方面，皮尔也明智地表达了希望改变国教地位的想法。由于在未来的几年中，宗教依然与政治斗争紧密相连，因此那些非国教徒的选民没有忘记皮尔的宣言。重大改革法案的相继颁布，难以避免地触及更多人的利益，国内的保守情绪日益增长，越来越多的人站在了皮尔一边。在1834年的选举中，托利党赢得了一百个席位。皮尔主持的一个少数派政府维持了几个月的统治之后，辉格党人再次卷土重来，但与以往一样，政党内部矛盾重重，分歧严重，看起来他们可能会玩火自焚。辉格党人唤起了民众的希望，但没有任何政府会满足他们。中产阶级对该党的领导无方感到忧虑，他们愈加相信这种断断续续且不协调的改革是十分危险的。辉格党的马车正摇摇晃晃地行进在一条崎岖且未知的路上，许多支持者在中途就下了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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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7年，国王威廉四世去世。这位国王滑稽笨拙，和蔼可亲，不受尊重，但却尚能在君主制日益衰微的情况下勉力支撑局面。的确，早先时候，乔治三世子嗣们的恶习和怪癖几乎使王室形象尽毁。在英国历史上扮演重要角色的君主制度似乎马上就要招来致命的打击，而它的捍卫者却寥寥无几。新国君是一名十八岁的少女，她的母亲尽职尽责将其抚养成人。在女王幼年时，由于母后对皇叔们怪异的言谈举止深为不满，于是便将其送往肯辛顿宫，与朝野纷乱隔绝开来。她在一位德国女家庭教师的监管下接受教育，教会长老偶尔前来考察她的学业，而她的舅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也会通过书信教导她未来的职责。英国国民对她的性情或品质一无所知。帕默斯顿写道：“很少人能有机会对公主进行客观的评判。但按照我的观点，她具有天赋的坚强意志，一定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人。”帕默斯顿没有说错。女王登基前夕，她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
:“既然置身此地是天意使然，那么我将竭尽所能，对我的国家履行职责。我尚年轻，或许在很多方面缺乏经验，但我坚信，我心怀的美好善意及追求真理正义的炽热情怀无人能比。”这是女王许下的慷慨承诺，她将以实际行动去兑现诺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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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登上王位之时，辉格党已是强弩之末。皇室和政府不得人心，以致众叛亲离。中产阶级因害怕社会动荡转而投票支持托利党。同时，墨尔本勋爵对出台配套法律不甚了解，他举止优雅且和蔼可亲，但除此之外便无所作为。在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临近年底时，英国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初步迹象。北方工业区迅速衰颓，再次回到了滑铁卢之后的经济乱局之中。1838年5月，一群工人领袖发表了《人民宪章》，“宪章运动”由此得名。此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宪章运动是贫困之人对机器时代的最后一次绝望控诉，它的兴起，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开端。宪章派就像1832年之前的改革鼓吹者，相信政治权利的扩大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疾苦。他们要求一年制议会、男性普选权、各选区地位平等、取消以财产数量判定议员资格、无记名投票、议员缴纳税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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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派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像激进分子那样获得议会中的一派或进步的中产阶级支持。但是，他们有意拒绝了中产阶级伸出的援手。他们的领导人相互争吵，其具有威胁性和不负责任的演讲冒犯了许多达官政要。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像天主教协会在爱尔兰教区或工党在工会中建立的那种组织。有一段时间，英格兰虽然到处飞舞着请愿书和小册子，但各地的骚乱情况却都不尽相同，只要条件有所改善，人们的激情就会很快冷却下来，因此全国性的运动很少能发展为永久性的革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一些工会很快陷于凋敝，生意兴隆的手工业者也对公会不冷不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骚乱仍时有发生，到1848年时，跌宕起伏的革命浪潮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然而，这些怀着良好意愿、闹得天翻地覆的激进运动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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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比辉格党人更清楚地知道动荡的根源所在。尽管皮尔坚定地反对激进主义，但他仍然认为补救的方式在于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制定开明的商业政策。托利党的少壮派们支持他，这些人与皮尔一样，都在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困窘不堪。一位年轻的犹太议员本杰明·迪斯雷利写过一本小说，其中描述了当时的贫富分化情况。一小群保守派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与工人结盟，以共同反对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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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墨尔本提出辞职，但是在维多利亚的极力挽留下又继续执政两年。墨尔本魅力不凡，因此博得了女王的喜爱。他向女王传授待人接物的技巧，并尽量收起自己的猜忌之心。女王对其颇为倾心，于是拒绝与她心爱的首相分开。次年2月，一个新的角色开始登上英国的舞台。女王与她的表弟萨克森-科堡王子艾伯特结了婚。艾伯特王子正直无私，富有责任心，目光远大且胸怀崇高的理想。艾伯特与女王的幸福皇室家庭人人称羡，夫妻俩一起度过了二十一年的快乐时光，直到王子不幸早逝。乔治四世和他的兄弟们荒淫无度，留下的是一堆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君主的尊严和名誉扫地，亟须恢复。维多利亚和艾伯特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起初，艾伯特王子发现，英格兰的一些政界要人对他十分不满。他们不让艾伯特在上议院就座，削减了他的年度津贴，甚至在1857年前，王子都没能获得亲王的头衔。然而，艾伯特对科学、工业、艺术及各项公益事业的热心支持逐渐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是女王的终身顾问，帮其应对摆在面前的所有难题，一丝不苟且公正无私。他从先前的师长和他的叔叔利奥波德国王那里获得有益的劝诫，明晓了立宪制下君主的角色和职责。最终，英国的党魁们也开始时不时地重视艾伯特的建议，尤其是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忠告。维多利亚是一个坚毅的女人，在即位时就已是辉格党人的热烈拥护者。在艾伯特的影响下，她越来越深地认识到自己应该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至少在公开场合必须如此。她也逐渐明白了要对获得多数议员支持的首相给予信赖。但是，女王对王公重臣的爱憎之情并未因此而减退，她个人的情绪和喜好，在私人信件中充分流露出来。自从被体面地观察到，女王和王子一起设置一个新的君主的行为标准。女王和艾伯特亲王用实际行动为君主制国家树立了新的典范，使皇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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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与墨尔本不同，他给女王留下的印象是笨拙而冷漠，但是1841年的大选却将他推上了政治的宝座。没过多久，皮尔便用行动赢得了女王的尊重。他充分施展才能，掌握了内阁的绝对控制权。亲自制定重要的政府预算，并直接监督各个部门，包括威廉·格莱斯顿在贸易委员会的工作。关税政策再度改革，税率大幅降低，开始重新征收所得税。这些措施很快结出硕果。1843年，贸易开始复苏，经济重现繁荣，政治改革的呼声也平息下去。威斯敏斯特又一次恢复了宁静。然而，在爱尔兰地区，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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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最受关注的是面包价格问题。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皮尔降低了除谷物外的所有物资进口关税。但是昂贵的面包价格意味着提高工资，否则低收入群体就要遭受饥饿之苦。皮尔逐渐意识到，廉价的进口食品对维持国家繁荣大有裨益，谷物的自由贸易似乎势在必行。但是，这无疑将遇到强大的政治障碍。托利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主阶级的选票支持，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些地主们曾将大量资金投入土地。到了和平时期，国外的廉价玉米涌入国内，保护国内市场的呼声一度高涨。1815年政府立法，除非国内粮价非常昂贵，否则禁止从外国进口谷物。废除或修改《谷物法》和现行政策已成当务之急，人们指责地主阶级把持议会，不惜以损害他人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利益。除此，《谷物法》不仅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痛苦，也激怒了许多雇主。工业资本家对地主阶级的敌意使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化了。在这些大工厂主看来，保护政策不仅使他们无法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也干扰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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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8至1842年的大萧条期间，人们对《谷物法》的敌意再度爆发。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反谷物法联盟，为废除该法而展开斗争。联盟很快就在公众舆论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它的两位领袖和组织者脱颖而出，成为十九世纪英格兰自由贸易的先驱人物。其中一位名叫理查德·科布登，是一位棉布印染工人；另一位是约翰·布赖特，贵格会工厂主。运动得到了强烈支持，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大量捐款。罗兰·希尔爵士于1840年推出了黑便士邮票4，这样就能以极少邮资将小册子和通告送往全国各地。宣传攻势新颖有效：精挑细选的演说家能够将简单的观念灌输到听众的脑海之中。这种巧妙操控政治风潮的方式前所未有。条目繁多的请愿书被送到议会。科布登说服富裕市民郡选区四十先令的不动产，以此获得了双倍选票。随着反谷物法的选民人数激增，联盟除在外面向议会请愿外，还开始从议会内部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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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布登和布赖特反对地主阶级的演讲如雷贯耳，在全国引发了热烈反响：“让他们继续独行其是吧，不久他们便会发现，自己像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那般孤立无助，无能为力。无论是内在品质，理智之心还是道德力量，他们都逊色于当下的其他阶级。他们不仅死守封建弊端，事实上还试图把持和约束人们的食品供应。他们逆时代的大潮而动，将封建制度视为其扎根的土壤。但是为什么他们赖以为生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兰西覆灭，已在德意志消亡，在美利坚则从来没有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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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布登和布赖特一样，皮尔出身于中产阶级。民众的呼声强烈而深刻地触动了他的内心。他深知，《谷物法》的废除关乎英国的贸易与繁荣。然而，法案的支持者中地主阶级占了半数以上，废除该法必然会破坏托利党的团结。但到1843年时，他还是决心采取行动。皮尔的处境十分艰难，他的部分追随者认为，其在天主教徒解放事务上就曾一意孤行，背叛了自己的托利党同伴。即使如此，皮尔依然十分自信。他或许认为，凭借个人威望，他能够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虽然他也需要时间来说服他的同伴，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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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8月，爱尔兰的马铃薯歉收，饥荒迫在眉睫。皮尔已没有时间继续拖延，于是直接向内阁递交了提案。不出所料，提案立刻招来了一些托利党人的反对。同年12月，皮尔被迫辞职。然而，由于辉格党领导人罗素拒绝出面组织政府，皮尔得以重新回到首相之位，与托利党的保守主义者继续抗争。名不见经传的本杰明·迪斯雷利是保守派的发言人，他谴责皮尔说，与其说是要废除《谷物法》，不如说是要背叛伟大政党领袖的原则。他同时宣称，托利党的大部分成员都秉持传统立场反对此事，如果皮尔知晓利害，他就应该辞职。迪斯雷利还说，英国政治的正常运转取决于党派间的平衡，领袖故意破坏自己政党的做法是一种政治犯罪。如果领袖不能取信于人，就该归隐田园。面对迪斯雷利的激烈言语，皮尔坚持辩称，他对国家的责任高于他对党派的职责，废除《谷物法》是他的神圣使命。他在私人信件中写下了与保守派相争的辛酸痛苦：“名副其实的保护主义者!—对一切有利的商业尝试熟视无睹，四处寻找一些荒谬的借口。他们无视民意，将《谷物法》称为劳工问题，但多年来却对多塞特郡劳动者的悲惨境遇置若罔闻……他们宁愿面临两次歉收的巨大风险，宁愿看到1841年冬，佩斯利和斯托克波特的哀鸿遍野再度呈现。也不愿《谷物法》……在饥民的呼吁之下被不光彩地扫地出门……这就是保守主义者!感谢上帝，我终于摆脱了这样一个政党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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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6月25日，在辉格党和爱尔兰人的帮助下，《谷物法》被正式废止。迪斯雷利立即采取了报复行动。爱尔兰爆发骚乱，摧毁了皮尔的政府。在当晚投票表决之后，本世纪最强力的政府之一，皮尔内阁寿终正寝了。自改革法案通过以来，皮尔一直是英国政界主导力量和关键人物。无论在朝在野，他都是备受瞩目。他不具有开阔的思维，但却比任何同时代人知晓国家的利益所在。他有十足的勇气去改变立场，以适应各种需要。的确，他最终与自己的政党分道扬镳，但却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国家利益。皮尔执政时期正是工业化狂飙突进的年代，也是一个铁路时代。到1848年，英国建成了约五千英里的铁路，加速运输和提高产量成为当时全国流行的口号。煤和铁的产量翻了一倍，机器制造业虽然有时踟蹰不定，但也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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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成就并非来自英国政府，而是归功于全国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们，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英国成为了十九世纪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举世瞩目的工业大发展并未使皮尔丧失理性，他知道，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无法回避，自由贸易并非是包治百病的良药。然而此际，地主阶级的主导地位即将终结，自由贸易似已成为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只有工业化的英国才能走向霸权时代。对于英国的发展道路，皮尔首相洞若观火。皮尔政府的开创精神树立了良好典范，成为未来的托利党和自由党人争相学习的榜样。皮尔曾经谈及自己的执政方式，他说：“事实上，人们喜欢有些固执和武断的首相，他们批评首相专横傲慢，但却情愿屈从于他的统治。”此言虽然有些偏激，却也符合当时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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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初，皮尔沉着冷静地旁观了辉格党继任者步履蹒跚的执政状况。一日，他在格林公园骑马时不慎跌落马背，重伤致死。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伟大的政治塑造者就这样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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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四章 克里米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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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政治生活仍然沿袭着过去的传统，只是在《改革法案》出台后才稍有变化。辉格党在罗素·拉塞尔爵士的领导下掌握着政权，他的家族自亨利七世时就开始为国效劳，三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得到命运的眷顾。他们的朋友亲信曾经断言，拉塞尔家族懂得从英国的真正利益出发来治理国政。工业城市的劳动者只握有少量选票，但无论他们发起怎样的激进活动，辉格党领袖总会持之以恒地推行合理、适度且非民主化的政策。约翰爵士执政六年，期间遭遇过几次暴乱，也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欧陆革命硝烟四起、王权大厦倾覆之时，这个政府却引导英国安然度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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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党人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皮尔及其自由贸易政策的忠诚追随者，包括阿伯丁和格莱斯顿两位未来首相在内，都乐于让辉格党人承担当今危局。这时，人们还没能料到自由党将会从辉格党、皮尔派及激进分子的联盟之中脱胎而出。反对皮尔派的老派托利党领袖是斯坦利爵士，也就是后来的德比勋爵。他的家族在王朝历史上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比拉塞尔家族更为悠久。迪斯雷利是德比勋爵在下院的有力助手，对勋爵的作用日显重要。虽然迪斯雷利声望日隆，但说服人心的本事却未有增长。这些年来，他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托利党人放弃谷物关税，重新制定一个基础广泛的保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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