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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多利亚女王登上王位之时，辉格党已是强弩之末。皇室和政府不得人心，以致众叛亲离。中产阶级因害怕社会动荡转而投票支持托利党。同时，墨尔本勋爵对出台配套法律不甚了解，他举止优雅且和蔼可亲，但除此之外便无所作为。在这种状况没有维持多久，临近年底时，英国出现了经济大萧条的初步迹象。北方工业区迅速衰颓，再次回到了滑铁卢之后的经济乱局之中。1838年5月，一群工人领袖发表了《人民宪章》，“宪章运动”由此得名。此外，一些历史学家认为，宪章运动是贫困之人对机器时代的最后一次绝望控诉，它的兴起，标志着社会主义运动的开端。宪章派就像1832年之前的改革鼓吹者，相信政治权利的扩大能够解决所有的社会疾苦。他们要求一年制议会、男性普选权、各选区地位平等、取消以财产数量判定议员资格、无记名投票、议员缴纳税款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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宪章派成功的唯一希望，就是像激进分子那样获得议会中的一派或进步的中产阶级支持。但是，他们有意拒绝了中产阶级伸出的援手。他们的领导人相互争吵，其具有威胁性和不负责任的演讲冒犯了许多达官政要。他们没有资金，也没有像天主教协会在爱尔兰教区或工党在工会中建立的那种组织。有一段时间，英格兰虽然到处飞舞着请愿书和小册子，但各地的骚乱情况却都不尽相同，只要条件有所改善，人们的激情就会很快冷却下来，因此全国性的运动很少能发展为永久性的革命力量。在这种情况下，国内的一些工会很快陷于凋敝，生意兴隆的手工业者也对公会不冷不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骚乱仍时有发生，到1848年时，跌宕起伏的革命浪潮更是达到了一个顶峰。然而，这些怀着良好意愿、闹得天翻地覆的激进运动最后还是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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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做出了正确的判断。他比辉格党人更清楚地知道动荡的根源所在。尽管皮尔坚定地反对激进主义，但他仍然认为补救的方式在于提高行政效率以及制定开明的商业政策。托利党的少壮派们支持他，这些人与皮尔一样，都在国家的贫富两极分化中困窘不堪。一位年轻的犹太议员本杰明·迪斯雷利写过一本小说，其中描述了当时的贫富分化情况。一小群保守派人士已经开始寻求与工人结盟，以共同反对中产阶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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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39年墨尔本提出辞职，但是在维多利亚的极力挽留下又继续执政两年。墨尔本魅力不凡，因此博得了女王的喜爱。他向女王传授待人接物的技巧，并尽量收起自己的猜忌之心。女王对其颇为倾心，于是拒绝与她心爱的首相分开。次年2月，一个新的角色开始登上英国的舞台。女王与她的表弟萨克森-科堡王子艾伯特结了婚。艾伯特王子正直无私，富有责任心，目光远大且胸怀崇高的理想。艾伯特与女王的幸福皇室家庭人人称羡，夫妻俩一起度过了二十一年的快乐时光，直到王子不幸早逝。乔治四世和他的兄弟们荒淫无度，留下的是一堆难以收拾的烂摊子，君主的尊严和名誉扫地，亟须恢复。维多利亚和艾伯特成功地完成了这一使命。起初，艾伯特王子发现，英格兰的一些政界要人对他十分不满。他们不让艾伯特在上议院就座，削减了他的年度津贴，甚至在1857年前，王子都没能获得亲王的头衔。然而，艾伯特对科学、工业、艺术及各项公益事业的热心支持逐渐赢得了人们的尊重。他是女王的终身顾问，帮其应对摆在面前的所有难题，一丝不苟且公正无私。他从先前的师长和他的叔叔利奥波德国王那里获得有益的劝诫，明晓了立宪制下君主的角色和职责。最终，英国的党魁们也开始时不时地重视艾伯特的建议，尤其是他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忠告。维多利亚是一个坚毅的女人，在即位时就已是辉格党人的热烈拥护者。在艾伯特的影响下，她越来越深地认识到自己应该保持不偏不倚的态度，至少在公开场合必须如此。她也逐渐明白了要对获得多数议员支持的首相给予信赖。但是，女王对王公重臣的爱憎之情并未因此而减退，她个人的情绪和喜好，在私人信件中充分流露出来。自从被体面地观察到，女王和王子一起设置一个新的君主的行为标准。女王和艾伯特亲王用实际行动为君主制国家树立了新的典范，使皇室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崇高声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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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尔与墨尔本不同，他给女王留下的印象是笨拙而冷漠，但是1841年的大选却将他推上了政治的宝座。没过多久，皮尔便用行动赢得了女王的尊重。他充分施展才能，掌握了内阁的绝对控制权。亲自制定重要的政府预算，并直接监督各个部门，包括威廉·格莱斯顿在贸易委员会的工作。关税政策再度改革，税率大幅降低，开始重新征收所得税。这些措施很快结出硕果。1843年，贸易开始复苏，经济重现繁荣，政治改革的呼声也平息下去。威斯敏斯特又一次恢复了宁静。然而，在爱尔兰地区，一场暴风雨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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眼下最受关注的是面包价格问题。为了促进对外贸易，皮尔降低了除谷物外的所有物资进口关税。但是昂贵的面包价格意味着提高工资，否则低收入群体就要遭受饥饿之苦。皮尔逐渐意识到，廉价的进口食品对维持国家繁荣大有裨益，谷物的自由贸易似乎势在必行。但是，这无疑将遇到强大的政治障碍。托利党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地主阶级的选票支持，在拿破仑战争期间，这些地主们曾将大量资金投入土地。到了和平时期，国外的廉价玉米涌入国内，保护国内市场的呼声一度高涨。1815年政府立法，除非国内粮价非常昂贵，否则禁止从外国进口谷物。废除或修改《谷物法》和现行政策已成当务之急，人们指责地主阶级把持议会，不惜以损害他人为代价来实现自己利益。除此，《谷物法》不仅给工人阶级带来了巨大痛苦，也激怒了许多雇主。工业资本家对地主阶级的敌意使社会矛盾冲突更加尖锐化了。在这些大工厂主看来，保护政策不仅使他们无法开辟新的海外市场，也干扰了市场的公平竞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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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38至1842年的大萧条期间，人们对《谷物法》的敌意再度爆发。曼彻斯特成立了一个反谷物法联盟，为废除该法而展开斗争。联盟很快就在公众舆论中产生了强大的影响，它的两位领袖和组织者脱颖而出，成为十九世纪英格兰自由贸易的先驱人物。其中一位名叫理查德·科布登，是一位棉布印染工人；另一位是约翰·布赖特，贵格会工厂主。运动得到了强烈支持，获得了社会各界的大量捐款。罗兰·希尔爵士于1840年推出了黑便士邮票4，这样就能以极少邮资将小册子和通告送往全国各地。宣传攻势新颖有效：精挑细选的演说家能够将简单的观念灌输到听众的脑海之中。这种巧妙操控政治风潮的方式前所未有。条目繁多的请愿书被送到议会。科布登说服富裕市民郡选区四十先令的不动产，以此获得了双倍选票。随着反谷物法的选民人数激增，联盟除在外面向议会请愿外，还开始从议会内部施加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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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布登和布赖特反对地主阶级的演讲如雷贯耳，在全国引发了热烈反响：“让他们继续独行其是吧，不久他们便会发现，自己像大革命前的法国贵族那般孤立无助，无能为力。无论是内在品质，理智之心还是道德力量，他们都逊色于当下的其他阶级。他们不仅死守封建弊端，事实上还试图把持和约束人们的食品供应。他们逆时代的大潮而动，将封建制度视为其扎根的土壤。但是为什么他们赖以为生的封建制度已经在法兰西覆灭，已在德意志消亡，在美利坚则从来没有存在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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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科布登和布赖特一样，皮尔出身于中产阶级。民众的呼声强烈而深刻地触动了他的内心。他深知，《谷物法》的废除关乎英国的贸易与繁荣。然而，法案的支持者中地主阶级占了半数以上，废除该法必然会破坏托利党的团结。但到1843年时，他还是决心采取行动。皮尔的处境十分艰难，他的部分追随者认为，其在天主教徒解放事务上就曾一意孤行，背叛了自己的托利党同伴。即使如此，皮尔依然十分自信。他或许认为，凭借个人威望，他能够赢得大多数人的支持。虽然他也需要时间来说服他的同伴，但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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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8月，爱尔兰的马铃薯歉收，饥荒迫在眉睫。皮尔已没有时间继续拖延，于是直接向内阁递交了提案。不出所料，提案立刻招来了一些托利党人的反对。同年12月，皮尔被迫辞职。然而，由于辉格党领导人罗素拒绝出面组织政府，皮尔得以重新回到首相之位，与托利党的保守主义者继续抗争。名不见经传的本杰明·迪斯雷利是保守派的发言人，他谴责皮尔说，与其说是要废除《谷物法》，不如说是要背叛伟大政党领袖的原则。他同时宣称，托利党的大部分成员都秉持传统立场反对此事，如果皮尔知晓利害，他就应该辞职。迪斯雷利还说，英国政治的正常运转取决于党派间的平衡，领袖故意破坏自己政党的做法是一种政治犯罪。如果领袖不能取信于人，就该归隐田园。面对迪斯雷利的激烈言语，皮尔坚持辩称，他对国家的责任高于他对党派的职责，废除《谷物法》是他的神圣使命。他在私人信件中写下了与保守派相争的辛酸痛苦：“名副其实的保护主义者!—对一切有利的商业尝试熟视无睹，四处寻找一些荒谬的借口。他们无视民意，将《谷物法》称为劳工问题，但多年来却对多塞特郡劳动者的悲惨境遇置若罔闻……他们宁愿面临两次歉收的巨大风险，宁愿看到1841年冬，佩斯利和斯托克波特的哀鸿遍野再度呈现。也不愿《谷物法》……在饥民的呼吁之下被不光彩地扫地出门……这就是保守主义者!感谢上帝，我终于摆脱了这样一个政党的束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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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6月25日，在辉格党和爱尔兰人的帮助下，《谷物法》被正式废止。迪斯雷利立即采取了报复行动。爱尔兰爆发骚乱，摧毁了皮尔的政府。在当晚投票表决之后，本世纪最强力的政府之一，皮尔内阁寿终正寝了。自改革法案通过以来，皮尔一直是英国政界主导力量和关键人物。无论在朝在野，他都是备受瞩目。他不具有开阔的思维，但却比任何同时代人知晓国家的利益所在。他有十足的勇气去改变立场，以适应各种需要。的确，他最终与自己的政党分道扬镳，但却是为了追求更高的国家利益。皮尔执政时期正是工业化狂飙突进的年代，也是一个铁路时代。到1848年，英国建成了约五千英里的铁路，加速运输和提高产量成为当时全国流行的口号。煤和铁的产量翻了一倍，机器制造业虽然有时踟蹰不定，但也取得了跨越式的突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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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成就并非来自英国政府，而是归功于全国各行各业的企业家们，正是在他们的努力之下，英国成为了十九世纪世界头号工业强国。举世瞩目的工业大发展并未使皮尔丧失理性，他知道，社会转型时期的阵痛无法回避，自由贸易并非是包治百病的良药。然而此际，地主阶级的主导地位即将终结，自由贸易似已成为工业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只有工业化的英国才能走向霸权时代。对于英国的发展道路，皮尔首相洞若观火。皮尔政府的开创精神树立了良好典范，成为未来的托利党和自由党人争相学习的榜样。皮尔曾经谈及自己的执政方式，他说：“事实上，人们喜欢有些固执和武断的首相，他们批评首相专横傲慢，但却情愿屈从于他的统治。”此言虽然有些偏激，却也符合当时时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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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0年初，皮尔沉着冷静地旁观了辉格党继任者步履蹒跚的执政状况。一日，他在格林公园骑马时不慎跌落马背，重伤致死。维多利亚时代英国伟大的政治塑造者就这样与世长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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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四章 克里米亚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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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九世纪中期，英国政治生活仍然沿袭着过去的传统，只是在《改革法案》出台后才稍有变化。辉格党在罗素·拉塞尔爵士的领导下掌握着政权，他的家族自亨利七世时就开始为国效劳，三个半世纪以来一直得到命运的眷顾。他们的朋友亲信曾经断言，拉塞尔家族懂得从英国的真正利益出发来治理国政。工业城市的劳动者只握有少量选票，但无论他们发起怎样的激进活动，辉格党领袖总会持之以恒地推行合理、适度且非民主化的政策。约翰爵士执政六年，期间遭遇过几次暴乱，也没有取得什么令人瞩目的成果。但是，在欧陆革命硝烟四起、王权大厦倾覆之时，这个政府却引导英国安然度过了难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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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利党人之间出现了不可调和的矛盾。皮尔及其自由贸易政策的忠诚追随者，包括阿伯丁和格莱斯顿两位未来首相在内，都乐于让辉格党人承担当今危局。这时，人们还没能料到自由党将会从辉格党、皮尔派及激进分子的联盟之中脱胎而出。反对皮尔派的老派托利党领袖是斯坦利爵士，也就是后来的德比勋爵。他的家族在王朝历史上同样扮演了重要角色，甚至比拉塞尔家族更为悠久。迪斯雷利是德比勋爵在下院的有力助手，对勋爵的作用日显重要。虽然迪斯雷利声望日隆，但说服人心的本事却未有增长。这些年来，他不断努力，试图说服托利党人放弃谷物关税，重新制定一个基础广泛的保守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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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威斯敏斯特的党派之争轻起波澜之际，欧陆国家又陷入了痛苦的痉挛之中。1848年2月，法国君主制颓然崩塌。法王路易·菲力浦的统治为法兰西带来了繁荣，至少使中产阶级获益匪浅。即便如此，他却从未被波旁皇族的信众所接受。坚定的共和党人和波拿巴主义者同样对其嗤之以鼻，他们念念不忘的，依然是昔日拿破仑帝国的荣光。数日的骚乱之后，路易·菲力浦跌下了王座。一个颇具浪漫色彩，穿着社会主义外衣的革命政府进行了短暂的统治。不久，革命政府倾覆，同年年底，一位波拿巴家族成员以绝对优势当选法兰西总统。此人便是拿破仑皇帝的侄子——路易·拿破仑。他在流亡和默默无闻中度过了人生的一半光阴，而今终于走上了权力之巅。他能获此殊荣，部分是得益于祖上荣光，部分是由于对手无能，同时也是因为法国人喜欢尝试不同政体。这个友善神秘的人物统治法国二十余年，在欧洲舞台上扮演了颇受瞩目且相对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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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人也纷纷揭竿而起，反抗本国统治者以及奥地利在伦巴第和威尼西亚的占领军。人们热情期盼一个统一的意大利国家能从这场乱局之中浴火重生。教皇庇护九世是一位富有爱国思想的开明人士，同时也是意大利中部地区的世俗统治者。他的意大利同胞纷纷期待教皇能够给予指引和启示。但是，身居神职的庇护九世，却不愿领导人民向信奉天主教的奥地利发动一场纯粹的世俗战争。虽然之前也曾有教皇为地方冲突舞刀弄剑，但庇护九世却心如明镜。他深知，自己的职责并不是统一某个国家，而是领导全世界的教会。意大利革命的领导之职必须另择他人。意大利各省的热情革命者们很快发现，仅凭一己之力，根本无法打败训练有素的奥地利军队及其支持者，意大利唯一独立的撒丁王国吸引了奥军主力，但最终还是不出意料地败下阵来。意大利革命以失败告终，但却在英国博得了广泛的同情。在接下来的统一运动中，意大利人得到了英国方面的大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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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卑斯山以北的德意志、奥地利和波兰地区也爆发了轰轰烈烈的民族革命。奥地利总理梅特涅统治中欧四十年，由于维也纳革命被迫下台。这位曾被誉为欧洲专制主义梁柱的年迈政治家远跨海洋前往辉格党统治下的英国避难，住在一家不起眼的酒店里。奥地利皇帝退位，将哈布斯堡王位传与年幼的弗朗西斯·约瑟夫大公。约瑟夫命中注定要历经千难万险，他活到了一战爆发之时。捷克、波兰、匈牙利人都拿起了武器，但是，由于俄罗斯沙皇积极协助平乱，轰轰烈烈的起义最终都被镇压下去。德意志各个小邦诸侯在起义到来之际乱作一团，有的迫于压力逃往海外。在法兰克福召开的议会上，各邦代表经过漫长的辩论，最终决定将统一的德意志王冠授予普鲁士国王。这位君主和他的谋臣们对起义者施加压力，希望迫使其接受所谓的优惠条件，结果遭到无情的拒绝。1848年到1849年的德意志动乱造成的唯一结果是，德意志统一的思想蓬勃发展起来。人们愈加相信，只有依靠强大的普鲁士军队支持，才能最终实现德意志的统一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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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心怀同情，密切地关注着欧洲的风起云涌，但却并未像欧陆那样掀起大规模的暴乱。由于受到法国共和制的鼓舞以及国内经济危机的刺激，沉寂了一段时间的宪章运动又开始蠢蠢欲动。有些人提到发起革命，但又缺乏坚定的信心，最终还是决定向议会发起新的请愿，将先前的宪章派主张再次重申了一遍。1848年4月，宪章派在威斯敏斯特桥以南一英里处的肯宁顿公地召开会议，其领导人提议向议会大厦浩荡开进。政府采取了预防措施，召来了军队和特种警察。然而，抗议者们并未做出极端举动，军队自然也没有派上什么用场。七十八岁高龄的军队司令威灵顿依然泰然自若，他说，英国人“非常和平温顺”。下雨时尤其如此。在一个阴雨蒙蒙的春日，肯宁顿聚集了大量宪章派人士和旁观者——相比之下，旁观者的数量要更多。当警察阻拦他们前进时，这些示威者便悄然散去。他们的请愿书由三辆马车带到下院，这就是1848年伦敦革命的全部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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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曾任内阁大臣及印度政府高级官员的托马斯·巴宾顿·麦考莱出版了数卷本的《英国史》。虽然此书也存在一些偏见和失实之处，但这无疑是一部伟大的著作。它为我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英国进取精神的历史背景，麦考莱意在说明，自1688年辉格党革命以来，英国前进的步伐始终未有中断。他在《英国史》的开篇写道：“一百六十年来，物质、精神、文化方面取得的光辉成就见证了我国历史的沧桑巨变。”这是激动人心的论断，当时的读者对此推崇有加，全国洋溢着一片乐观情绪。麦考莱暗示说，英国将拥有一个更加灿烂的未来。而事实也的确如此。不久之后，英国在万国博览会上的展出的工业成果首次验证了麦考莱的主张，同时也得到了公众的广泛赞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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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伯特亲王是此次万国博览会的发起者。英国先前也曾举办过一些小型展览，引起了艾伯特亲王的兴趣。1849年利物浦的艾伯特码头开放后，英国工业不断飙升的活力及海上事业发展成就给亲王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他因此萌生了一个激动人心的念头，希望通过举办一个规模史无前例的博览会，来展示英国和其他国家在各个领域取得的突出进展。在另一方面，博览会也将跨越国界，向国际宣示国家间自由贸易的优越之处，进而揭示商品自由流通必将有利于世界的和平。当时，很少有人预见到与俄罗斯的战争即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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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年来，艾伯特亲王顶着巨大压力，带领一个委员会一步步实践着他的想法。1851年，万国工业博览会在海德公园开幕。主展厅“水晶宫殿”占地十九英亩，由玻璃温室建筑家约瑟夫·帕克斯顿设计。这座玻璃和钢铁结构展厅能够容纳绝大部分的展品，甚至连树木也被围裹在内，堪称十九世纪中期的建筑奇迹。尽管许多人对展会并不看好，但它却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在六个月的展期内，平均每月都有超过一百万人前来参观。近一万四千件的工业技术和工艺展品中，有一半是英国人杰作。亲王的正确主张得到了验证。举办方收获了丰厚回报，所有这些收入都被用于文教事业。维多利亚女王将展会开幕日描述为“我们生命中最伟大、最光荣的一天。”她为艾伯特亲王感到由衷的兴奋，那些批评者们时不时指责艾伯特干涉国家内政，如今亲王终于用实际行动羞辱了政敌，一雪前恨。除此之外，女王多次前往水晶宫殿参观，她的驾临唤起了成千上万臣民的民族自豪感和对王室的炽热之情。从来没有哪位国王能够受到如此的拥护和爱戴。虽然并非所有地区都能有此繁荣盛景，但是英国人却因此获得了信心，而这种自信似乎要比议会立法和社会改革来得更有价值。钢炉、矿山和工厂带来了川流不息的财富，使国民生活逐渐得到了改善。这是举国公认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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