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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的一个黎明，因克尔曼之战在浓雾中打响。在这场殊死的陆上对决中，英国士兵再次显示了自己的勇气和耐力。俄军比联军多出一倍，但伤亡人数却是联军的五倍之多。但是，因克尔曼战斗并不是决定性的对局，想在1855年春季之前夺下塞瓦斯托波尔显然是不太现实的。英国军队暴露在狂风雨雪之中，没有帐篷、房舍、食物和暖和的衣服，连最基本的医疗服务都十分缺乏。霍乱、痢疾和疟疾使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拉格伦的部下既没有运输工具也没有救护车，数千人因寒冷和饥饿失去了生命。英国是全世界最强大的工业国家，如果政府能从巴拉克拉瓦港铺设一条五英里的铁路直通营地，缓解给养运输的困难，就大可使他的士兵免受冻饿之灾。英国已享受了近半个世纪的和平岁月，当初战胜拿破仑的荣光早已变得黯然失色。伟大的统帅威灵顿已于1852年去世，当时英格兰举国哀悼。威灵顿公爵在滑铁卢一战成名，之后便调任战争部就任陆军总司令之职。在其担任统帅的漫长日子里，一切都没有发生改变。公爵的继任者也自然而然地认为这位统帅的军队没有任何改革的必要。实际上，英国军队的糟糕条件简直令人难以忍受：管理不善，物资缺乏，也没有什么能拿得出手的指挥官。在1854年克里米亚的可怕冬季里，英法联军仅有的五万六千人中，就有三分之一被送进了医院，许多人因缺医少药而不治身亡。伤亡者大都是英国人，法国的后勤服务要更好些。俄国士兵早已对官方的管理不善司空见惯，因此，当部队穿越茫茫雪原向南方的克里米亚挺近时，无数士兵倒在了漫长的行军路上。塞瓦斯托波尔的消耗战为沙皇政府造成了沉重负担。如果沙皇能够更明智些，就应该将军队撤回内地。他的兄长在抵御拿破仑入侵时就是这样做的。总而言之，战争双方都缺乏宏大的战略眼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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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连英国战争部也对军队的无能和悲惨处境感到了不安。《泰晤士报》的总编辑，声名卓著的德莱恩向克里米亚派出了史上第一位战地记者威廉·罗素，并利用记者的报道在全国掀起了反对政府的狂潮。阿伯丁因此四面受敌。次年1月议会召开时，一位下院议员提出派出一个委员会前往塞瓦斯托波尔考察驻军状况。这项决议获得了压倒性多数赞成。当结果宣布之后，议员们并未像往常那样欢呼喝彩，而是陷入了意外的沉默之中，片刻之后，便发出了一片嘲弄的笑声。当时的一篇文章写道，政府受到了谴责，“那是近代以来，内阁落得的最可耻下场。”阿伯丁辞职，继任者帕默斯顿同意派出调查委员会。初出茅庐的帕默斯顿并没有赢得普遍的信任。迪斯雷利就曾私下评论他说：“此人是个骗子，已经黔驴技穷了。他顶多算是姜汁啤酒，根本比不上香槟。这个虚伪的老坏蛋。”但是，迪斯雷利失算了。帕默斯顿很快证明了自己的才能，成为当时叱咤风云的人物。在战争部，西德尼·赫伯特大刀阔斧地对军事管理进行改革，重大失误得到了纠正，军队面貌焕然一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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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5年夏，联军获得增援，士气旺盛。6月，他们再次向塞瓦斯托波尔发起攻势，但以失败告终。拉格伦勋爵因不堪重负而挂印辞职，十天后便去世了。拉格伦没有得到政府的全力支持，下级军官也争吵不休，同时，此人意志不坚，很难坚持自己的正确判断。拉格伦是威灵顿的忠实追随者，勇敢且忠诚，曾在滑铁卢战争中失去了一只手臂，其实本应在军事史上享有更高的声望。拉格伦的不幸之处在于，他往往在别人做出错误决定之时得出正确的论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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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格伦唾手可得的胜利果实，却被他的继任者詹姆斯·辛普森爵士与法国元帅佩利西耶瓜分了。9月，塞瓦斯托波尔终被攻克。但是，原本失败的战略计划使这场胜利显得徒劳无益。联军不可能从克里米亚入侵俄罗斯。那么下一步应该怎样做呢？在此战中，法国投入的军队是英国的四倍，而现在，拿破仑三世威胁要退出战斗。巴黎的主和派开始施压，法国皇帝开始倾向对俄谈判，同时停止战争行动，只保留对敌港的消极封锁。拿破仑三世认为，如果要把战争继续下去，就应该动员其他大国参战，同时应唤起波兰人、瑞典人及沙皇其他宿敌的爱国热情，共同反对沙俄扩张。此项设计太过宏大，甚至连帕默斯顿也难以企及。帕默斯顿私下谴责法国和平党，称其是“操控股票般耍弄阴谋的政客”。但他同样意识到，对俄战争不能再进行下去。同时，俄国收到了奥地利的最后通牒，重压之下也同意开展和谈。就这样，在1856年2月，巴黎和会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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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底，《巴黎条约》正式签署。虽然战争的直接诱因得到消除，但却并没有永久性地解决东方问题。俄罗斯归还了位于多瑙河入海口处的比萨拉比亚南部地区，对土耳其基督教徒的保护权也不再提起。达达尼尔海峡恢复战前定例，在和平时期禁止外国战舰通行。土耳其的独立地位得到各国保障，它也因此同意进行改革——事实证明，这种承诺只不过是一纸空文而已。俄罗斯同意黑海非军事化，但在1870年普法战争搅动欧洲之时，它又违背了自己当初的诺言。目前，俄国的扩张只是暂时得到遏制，但是它依然野心未泯，蠢蠢欲动。不到二十年，俄罗斯就再次把手伸向了近东地区，差点引发了欧洲战争。近东的基本态势没有改变：只要土耳其依然疲弱不堪，对俄国人就是一个难以抵御的诱惑。近东问题也因此成为了西欧各国的心腹之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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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立下卓越功勋的人可谓凤毛麟角，但弗洛伦斯·南丁格尔小姐却是其中之一。她受战争大臣西德尼·赫伯特的派遣奔赴战场，在因克尔曼之战打响的前一天抵达斯库台湖，并在那里建起了一座近代战地医院。医院中只有极少的护士，设备也十分稀缺。但是，凭借着简陋的医疗资源，南丁格尔却将斯库台的伤员死亡率由百分之四十二降低到了千分之二十二。南丁格尔的表率作用影响重大、意义深远。1864年日内瓦公约发起的红十字会运动就是她努力的成果。此外，她还推动了民间医院的全面行政改革。在十九世纪这个纯粹的男权时代，南丁格尔赋予了女性新的地位。这种新地位使国家社会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妇女们甚至要求拥有投票权利。南丁格尔小姐认为“社会的种种弊害压制着女性，这比选举权问题更为严重”。缺乏教育便是弊端之一。她希望改进女子中学，设立女子大学，并为实现这一目的而不懈努力。在她的影响之下，女王的半数臣民都拥有了接受更高级教育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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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五章 帕默斯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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帕默斯顿虽已到了古稀之年，但却仍然把持着英国大政。除了一次短暂下野，自1855年至1865年间一直担任政府首相。英国与俄罗斯签订和平协议后不久，帕默斯顿很快就将面对来自东方的另一个危机。与之前不同的是，这一次是在亚洲。印度属地一直处在东印度公司的管理之下，伦敦方面只是给予一定程度的监督。这种做法虽然招致部分议员和舆论的批评，但英国政府依然我行我素。然而就在此地，一场反抗英国统治的暴动突然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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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而言，印度兵变造成的影响在某些方面要比克里米亚战争更为持久。它为英帝国的崛起铺平了道路。平叛之后，英国逐渐觉醒并走上了通向世界帝国的道路。这场变乱源于长久的矛盾积聚。十九世纪初，一批新任的英国文武官员到达印度，他们生活简朴，秉性直立，笃信宗教，怀着将基督信仰和欧洲文明传遍次大陆的信念，并一度获得了巨大的成功。迄今为止，英国就像先前的罗马帝国那样，对辖地采取中立的宗教政策，而在教育方面则毫无政策可言。当地人可以举行游行活动纪念印度神祇，印度教和穆斯林的节日同样得到公众认可。但是，在英国传教士的宗教热情鼓动之下，对异教的尊重逐渐被强制基督化所取代。在一段时期之内，印度教似乎也愿意将基督教信仰的元素容纳其中。在这种情况下，殉葬、寡妇自焚、杀害商旅行者及女婴的狂热做法被抑制。这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麦考莱的努力，当他还是印度总督的参议会成员时，就向印度总督提出建议，使更高层次和更富裕的印度人能够接受英国式教育。所有这些为社会稳定埋下了隐患，成为诱发暴乱的一个重要原因。对现在发生的恐怖事件起到了一定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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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直接的原因是英国近来遭受了一连串的失败和挫折。俄罗斯对印度的威胁已开始成为英国人的梦魇。实际上，如果说俄国军队可以越过兴都库什山脉抵达印度河流域，那确实有些夸大其词，但这种威胁似乎真的存在。1839年时，英国人得知一小股俄军已经渗透至阿富汗边境，于是立刻采取对策，不但向喀布尔派遣了一支远征队，还将一名英国志愿者扶上了阿富汗的王位。此举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整个国家揭竿而起，与英国为敌。1841年12月，四千名英国士兵，在得到当地人可以安全通行的承诺后，便护送着三倍数量的妇孺和阿富汗随员冒着大雪穿过山道撤退。但是，当地人违背了的承诺，他们发起攻击，撤退者几乎全被杀害或俘虏。只有一名幸存者于1月13日逃至印度。第二年，英国远征军再次出动，向背信弃义者讨还了血债。但是，欧洲军队的名望因此深受损害，大屠杀的恐惧也为印度次大陆蒙上了一层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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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英国在印度最北部的旁遮普省挫败了一场入侵。当时，印度次大陆北部的大部分地区都在好战的锡克教教徒控制之下。锡克人隶属于印度教的一个改良教派，他们不吸烟，而且留着及腰的长发。在锡克教领袖兰季特·辛格的严格控制之下，锡克人一直不敢轻举妄动。然而，辛格去世使他们摆脱了控制，而英国人在阿富汗惨遭屠杀的消息也鼓舞了他们的士气，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便尝试着将手伸向了东印度公司的领地。1845年，锡克教徒渡过了作为边界的苏特里杰河，在推进至德里以北二百英里处时被英军击溃。就在此处，英国人建立了摄政统治。三年后，锡克教徒再次作乱，试图推翻英国统治。在该省的奇利安瓦拉村，双方进行了激烈搏杀，三个英国军团全军覆灭。不久以后，英军又展开了大规模报复，锡克人军队被彻底摧毁。享有盛誉的约翰·劳伦斯和亨利·劳伦斯兄弟通力合作，恢复了旁遮普的秩序。兄弟二人足智多谋，在那里树立了自己的绝对权威，甚至不遵从东印度公司的命令。他们迫使地主立下三条誓言：“不准烧死寡妇，不准杀死女孩，不准活埋麻风病人。”他们将价值连城的印度大钻石进献给维多利亚女王，甚至使当地的旁遮普武士也对女王忠贞不贰，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个世纪。他们的部下，后来因德里解放者之名而享誉一时的约翰·尼科尔森，甚至被旁遮普省的部分民众奉若神明。然而，在印度其他一些地区，对英国怀有敌意和心存误解之人却在后来的叛乱中将“记住奇利安瓦拉战斗！”作为了战斗的誓言和血腥报复的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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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时期，英国信心十足地在印度进行扩张。通常情况下，驻印军是扩张行动的主力，但并非所有行动都能得到英国政府的认可。此后，英国又进行了另外两次大规模的吞并活动，将其在印度的疆域拓展到极致。英国人认为，如果夺取印度河下游的信德，就能够保障西北沿海地区的安全，而这一大任最终由查尔斯·内皮尔爵士完成。内皮尔是一位经验丰富的老兵，曾参加过拉科鲁尼亚战斗和1812年的美国战争。英国杂志《冲锋》对这次征服冷嘲热讽，将内皮尔发电报汇报军情时只用了拉丁文的“伯卡维”一词(意为我犯了罪)。内皮尔对此毫不在意，他大权在握，在当地实行开明的统治。为破除当地烧死寡妇的恶习，内皮尔采取一种简易有效的方法。他在每个柴堆旁边都树立一个绞架，“谁敢焚烧妇女，我们就把他挂上绞架。”信德也像旁遮普那样维持了多年的安定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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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加拉边界的奥德地区也被并入了英印版图。就在此地，一位印度国王曾长期欺压他的人民。三十五岁的达尔豪西侯爵被任命为印度总督，他坚信英国的统治和技术能使印度颇多受益。在他在任的八年里，他运用“失位条款”将一些较小国家并入东印度公司的势力范围。根据这一条款，如果地方统治者绝嗣，那么在他死后领土将被没收。虽然印度传统允许国君收养养子继承权位，但这个习俗却遭到英国方面的蛮横禁止。达尔豪西在奥德省直截了当地宣称：“如果英国政府拒绝支持一个拯救千万黎民于苦海的政权，它就对上帝和人类犯下了罪孽。”1856年，他废黜了奥德的统治者，接管了他的领土。次年，一场反抗运动爆发，舆论将引发动乱的大部罪责都推到了达尔豪西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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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孟加拉的东印度公司军队早已声名狼藉。这里的士兵主要来自印度北方，其中很大部分出身于高贵种姓，因此很难驾驭。婆罗门的士兵不甘心服从低种姓的军官和军士。在军团，一个人的权力和影响更多取决于宗教地位而非军阶。英国籍的军官也大都素质低劣，这是因为军中的精英都转职到了更有前途的行政领域。依然留下的长官不仅脱离士兵，也不想改善部队状况。孟加拉部队需要与缅甸作战，但是，如果军队渡海出国，士兵们就失去了原先的社会地位。虽然如此，达尔豪西终于招募到了能够在世界各地作战的新兵。部队士兵对薪水和津贴颇多抱怨，一些本与军事骚乱无关的事情也加剧了紧张局势。十九世纪五十年代，铁路、公路、驿馆、电报和学校开始进入农村社会，引起了广泛的躁动和不安。许多印度人认为，这些新兴技术将对印度的传统社会形态造成威胁，将破坏社会精神和结构赖以存在且不可撼动的种姓制度。有人认为，如果每个人都乘坐同样的火车，进入同样的学校，甚至走在相同的道路上，那么种姓制度如何存续?印度君主对这些新生事物尤为忧虑和不满。对寡妇殉节禁止更是引燃了当地人内心的仇恨。社会上谣言四起，说政府打算强制印度人皈依基督教。同时，英国人在阿富汗的灾难以及与锡克教徒作战时的惨重伤亡打破了英国不可战胜的神话，因此许多印度士兵自认为能与欧洲军队匹敌甚至更胜一筹。达尔豪西给他的继任者坎宁勋爵留下了一系列棘手问题。坎宁任职仅仅一年，一种刚引入的新型子弹便引燃了大规模骚乱的导火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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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拉西战斗一百周年之际，谣言开始不胫而走。军中盛传新配备的恩菲尔德步枪子弹上涂有猪、牛的脂肪。食猪是穆斯林的禁忌，而印度教也将牛视为神圣之物。根据新型枪支的使用方法，士兵们必须用嘴咬一下子弹才能将其压入枪膛。印度士兵认为此举玷污了他们神圣的宗教。这种谣言也并非空穴来风，伦敦的伍尔维奇兵工厂确实在制造子弹时使用牛油，但印度的达姆达姆工厂却并非如此。而且士兵们的抱怨一出，这些带有油脂的子弹就立即停止发放了。即使如此，1857年春，谣言仍在军团盛极一时，引发了许多动荡。4月，密鲁特的一些骑兵因拒绝使用子弹而受到军事法庭审判，被处以监禁。5月9日又被公开褫夺军籍。一位印度官员向上司汇报说，叛兵计划打开监狱，释放囚犯。但他的警告并未得到重视。第二天晚上，三个兵团哗变。士兵们很快控制了监狱，杀死了他们的英国军官，并向德里大举进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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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兵势不可挡。旁遮普南部只驻有十一个满员步兵营和少量辅助部队。约四万名英国士兵被配置在广阔的半岛上，甚至没有进入战备状态。叛军数量是他们的五倍之多，甚至拥有炮兵部队。此际，天气变得越发炎热。由于战场距离遥远，加之运输力量不足，使得英印当局一时难以应对。此时，英国力量处于相对劣势，长期艰苦卓绝努力换来的和平环境正面临威胁，印度将再次陷入混乱和流血冲突之中。所幸的是，当地的大部分民众却保持着冷漠的和平态度，印度的地方统治者也没有加入起义。东印度公司掌握的三支军队中只有孟加拉军队受到了影响。尼泊尔籍的廓尔喀人帮助当局镇压叛乱，而旁遮普也依然忠心耿耿。在此地，锡克教徒和穆斯林仍对当局那些丢盔弃甲、狼狈不堪的军队保持着敬意。动荡的中心在恒河谷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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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局势迅速发展。德里地区的弹药库由两名英国军官和六个士兵把守。他们奋起抵抗，战斗到最后一刻，眼见胜利无望便最终将其炸毁。反叛者将所能找到的欧洲人尽皆杀戮，并抓住了早已退位，现依靠东印度公司年金安养晚年的德里老王国，宣布他为莫卧尔帝国皇帝。然而，反叛者的目的未能达到，因为几乎没有穆斯林起来响应。一连三个星期，事态都处于一种尴尬的僵局。而后，叛乱之火便又继续蔓延开来。英国军官不相信他的部下有谋反之心，于是他们中的许多人遭到杀害。在奥德边界的坎普尔，驻军离开城堡去守卫道路。他们对一位名叫那那·萨希布的当权者十分信赖，此人是一名印度统治者的养子，虽然被褫夺了继承权，但依然大权在握。英国人判断失误，一场噩梦很快降临。亨利·劳伦斯在首都勒克瑙秣马厉兵，准备进行一场光荣而持久的防御战争。同时，他正确判断出，德里正是镇压叛乱的关键所在。因此，英印军队在此地集中，占领了可以俯瞰全城的山脊。然而，这支军队人数不足，很难发起像样的攻势。在烈日炎炎的盛夏，以英国人为主力的英印军三千人，在五十英尺高的山脊处抵御着二三十倍敌人的进攻。8月初，尼科尔森带领援军从旁遮普赶到，三星期以来，他们日夜兼程，每日行军近三十英里。英国人因此大受鼓舞，他们于9月14日发起反攻，经过六天的激战，终于占领了这座城市，但尼科尔森却在巷战牺牲。可怜的德里国王被送往缅甸，他的两个儿子也深陷囹圄。后因敌方策划营救，英印军便直接枪决了两位王子。这一做法再次激起了印度人的仇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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坎普尔遭遇了一场残酷的大屠杀。在二十一天的浩劫中，九百名英国人及其忠诚的印度追随者被那那·萨希布率领的三千叛军包围和攻击，在这九百人中，有将近一半是妇女和儿童。6月26日，叛军宣布将幸存者放行。但当这些人坐船离开时，叛军却突然向他们开火，所有男性尽遭屠戮，剩下的妇女和儿童被投入监牢。在印度长期戎马，具有丰富实战经验的亨利·哈夫洛克爵士率领一批英国援兵匆匆赶来，7月15日晚距离坎普尔只有二十英里。那那·萨希布下令杀死俘虏，但却遭到士兵们的拒绝。于是，五名刽子手被秘密派出，将俘虏用刀砍死后扔在深井里。两天后，哈夫洛克终于抵达。一位目击者在事后写道：“如果有哪位基督教主教能亲身访问屠杀现场的话，我相信他一定会气急败坏地拔出剑来。”在坎普尔和其他地方的战场上，英国军队展开了可怕的报复行动。反叛者被火炮炸得四分五裂，有的人一时未死，在地上残喘挣命。有时，英军还将反叛者的躯体缝在牛皮和猪皮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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叛军转战勒克瑙，一场生死鏖战就此打响了。勒克瑙驻扎着一千七百名士兵，其中有将近一半是忠心耿耿的印度土兵，他们在亨利·劳伦斯的领导下牢牢守护着城市，与六万叛军展开激烈搏杀。奥德地区与别处不同，有众多民众加入了叛军队伍。守军中食物短缺，疫疾肆虐。9月25日，哈夫洛克和乌特勒姆打开血路冲入要塞，但叛军随后又封锁了退路。几天后，哈夫洛克由于过度疲劳死去。11月，科林·坎贝尔爵士受帕默斯顿勋爵之命接任英印军总司令职务，率军打通了勒克瑙通道。坎贝尔曾参加过拿破仑战争，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也做出了出色成绩。现在，坎普尔又面临着新的威胁，坎贝尔只好提兵救援，乌特勒姆得到一些援助，继续坚守勒克瑙。直到次年三月初，该城才得以彻底解围。那那·萨希布下落不明，他消失在了喜马拉雅山脉的丛林之中，从此再未现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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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其他地区，暴乱之火被迅速扑灭。英印军收复德里之后，所谓的“全国性反叛的谣言便不攻自破了。但是，在中部省份，零星的小规模战斗仍然时有发生，有的时候还相当激烈。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858年底。11月，被人们讥笑为“仁慈”的印度总督坎宁公开宣告，维多利亚女王是整个印度的最高统治者。第一任代表皇室管理印度的总督坎宁，就是那位著名的外交大臣、首相坎宁的儿子。德比与迪斯雷利领导下的一个短期托利党政府经过不懈努力，最终促使议会通过决议，将英属印度的全部领土置于英国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东印度公司早已不再是贸易机构，它对印度的统治权被彻底剥夺。一个世纪之前克莱夫给皮特的建议如今真正被英国政府所采纳。从今以后再没有吞并活动，再没有附属条约，也再没有出现大规模内战。宗教宽容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政策普及全国。维多利亚女王1858年的文告在印度人眼中如同大宪章一般重要，二三十年之后，这种观念依然坚定不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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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暴乱的规模不应被夸大。四分之三的印度士兵仍保持忠诚，受到波及的也仅是近三分之一的英印领土。在此之前印度也曾发生叛乱，但在几周之内就被镇压下去。这并非是一场民族解放运动，也不像后来一些印度作家所宣称的那样，是追求自由的爱国斗争或独立战争，次大陆民众的独立理想和观念直到许多年后才逐渐形成。在这场战争中，对阵双方都曾犯下可怕的暴行，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之间的鸿沟由此开始形成。十八世纪的温和氛围一去不返，乔治时代及维多利亚早期的传教热情与改革精神消亡殆尽。英国人不再将印度视为“家园”，也不再将自己视作拯救黎民众生的十字军。英印统治机构开始变得独立、公正、高效，经济社会各项事业取得巨大进展，物质条件获得极大改善。边疆安全得以维护，和平环境得以保持，粮食短缺得到缓解，人口数目大量增加。与此同时，英印军队也得到了恢复和重组，并在之后的两次世界大战中为英帝国立下了汗马功劳。然而，这场充斥着屠杀和报复的数月叛乱，却给两国的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痛苦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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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印度暴乱如火如荼进行之时，英国国内的政治舞台依然混乱不堪，各种争论也丝毫未有止息。皮尔派转向自由贸易的做法已经摧毁了党派界线，在之后的二十年中，英国相继出现了派别混杂的多党政府。迪斯雷利和德比虽然击败了皮尔，但却很难将托利党的贸易保守派聚集起来，组成一个有效的政府。名望蒸蒸日上的格莱斯顿等人仍然坚持皮尔的立场，虽然迪斯雷利不止一次提出与格莱斯顿联合组阁，但其一直无动于衷。这就引发了一个有趣的猜测：先后担任首相的两位劲敌如果携手合作，那英国政坛将会是怎样一番光景呢？在罗素和帕默斯顿等辉格党党魁看来，他们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帕默斯顿愿意改进政府工作，但却不想开展大规模的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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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素希望进一步改良选举制度，然也未能提出更长远的政治主张。两人都将自己作为国家传统制度的保护人，他们的地位财富也正是得之于此。这两位领导人的态度，特别是帕默斯顿与维多利亚中期的普遍政治观念十分相似。这些年来，激进主义没能留住选民的目光。而今，英格兰的土地上一片欣欣向荣、繁荣昌盛的景象，激烈的政治风潮暂时平息，保持尊严和尊重他人成为了这个时代的普遍价值观。彬彬有礼的绅士仍然得到社会的倾慕，白手起家的人们也颇受敬重。塞缪尔斯·迈尔斯提倡克勤克俭，白手起家，这种理念在中产阶级和手工业者中间广泛流行。人们吸取了宪章派失败的教训，同时也认识到向体力劳动者提供教育要比鼓动他们起来革命更为重要。这种观点也同样得到了许多工人的认同。所有的一切，给人们留下了一种安定有序、稳步推进的良好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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