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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六章 英语民族的迁移（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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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加拿大和南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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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倒台之后，列强抢占世界殖民地的活动骤然加速了。与法国的长期斗争迟滞了英语民族扩张的脚步，足以建立另一个大英帝国的陆海军队尽数耗费在二十年的世界战争中。一代国民在工厂或农场辛勤劳作，很少有人对远赴海外谋生求财抱有期冀，即便有此念头，也少有机会。他们的精力和希望完全投入了谋取生存和追求胜利之中，移民的梦想太过遥远，也根本无暇顾及。而在滑铁卢战争之后，一切突然有了改变。自由的海洋再次向人们敞开了怀抱。欧陆方面的威胁已经消除，护航船只也不再需要。各大洲的海岸轮廓已经详细地绘入海图，新世界再次成为人们逃避困难和挫折的地方。战争结束了，开赴海外的船只数量众多，索费又十分低廉，因此促成了史上罕见的、蔚为壮观的移民热潮，以及英国工业、贸易的蓬勃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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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过程的展开自然要花费一定的时日。第一波移民的人寥寥可数，但是，那些押赴澳大利亚的囚犯、北上加拿大的美国效忠派、商人、探险家、传教士和遍布温带地区的捕鲸者已为我们指明了前进的道路。英国民间广泛传布着一个流言，说海外仍然存在着未被占领的肥田沃土和宜居之地，白人可以在那里和平自由地生活，也许会比现在过得更好。英国人口的不断增长是殖民扩张的另一个动因。1801年，英国拥有一千一百万人口，三十年后达到了一千六百万，1871年时，英国人又增加了一千多万，相比之下，在出生时或幼年时夭折的人数却急剧减少。一个权威机构声称，尽管发生了工业革命，但伦敦城要比波旁王朝治下的巴黎或普鲁士的乡村更适宜人类居住。移民的人数开始增长，十九世纪二十年代是二十五万，三十年代增长到五十万，到世纪中叶已达到了一百五十万。在滑铁卢之战结束后的六十五年内，离开不列颠群岛的移民人数已不下八百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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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移民运动的动机、方法和特征都与十七世纪的新教徒及斯图亚特时代的种植园开辟者们大不相同。饥荒迫使至少一百万爱尔兰人移居美洲或其他地方。在黄金的诱惑下，那些贪图财富的人们纷纷奔赴澳大利亚以及荒凉的加拿大内地，虽然不像伊丽莎白时代的探险者那样逐新趣异，收获丰厚，但在加拿大，淘金者们还是发现了一个更为实际的黄金矿山。对土地和羊毛贸易利润的渴求召唤着较为理性的富裕阶层。英国政府对此则漠不关心或嗤之以鼻。美国独立战争使英国统治阶级中的大多数人感到，殖民地并非是能够造福国家的事物。在1854年之前，英国政府中甚至没有一个负责管理殖民地的独立机构。政府的兴趣在于建立海外战略基地，但如果普通民众想在新土地上定居，那么就让他们自便好了。海外移民能够降低失业率，身无分文的贵族也可借此获得新的职位，而这些殖民地越早独立，英国纳税人就越能减轻负担。但不管怎样，比起新西兰，人们对希腊事务更感兴趣；比起肮脏的移民船只，奴隶贸易更能激起有识之士的兴趣。因此，大英第二帝国就像当初在印度那样，几乎是偶然建立起来的，政府机构和政治组织没有发挥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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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英国人而言，加拿大是最为便利且最为熟悉的海外领土。很早时候，它的沿海诸省就向英国供应木材，船主不愿船舶空载而归，就以低廉的运费载回一些英国移民。移民一旦登陆加拿大，就将面临诸多困难。沿海地区的人们主要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许多移民都选择前往下加拿大，即今天被称为魁北克省的地方。1791年，皮特曾试图将加拿大一分为二，以解决种族问题。在下加拿大，已扎根于此的法国人形成了联系紧密的外族社区，由牧师和庄园主担当领导职责。他们对欧洲革命和自由派的民主观念毫无兴趣，也很少接触，这些人像南非的布尔人那样固执地坚守着自己的传统和语言。法国社区的西北部便是上加拿大，即现在的安大略省，这里定居着十八世纪末期离开美利坚的六万名英国人。出于对英王的忠诚，这些骄傲的民众放弃了在美国的大部分财产，并因此获得了“帝国忠良”这个无利可图的光荣称号。莫霍克部族同样在爱国热情的驱使下北迁加拿大。他们砍伐森林，开辟新的生存空间，湍急的圣劳伦斯河将他们与下加拿大分割开来，他们从此便在偏远之地过着孤独的生活，同时，还要时刻警惕美国的入侵。再往西就是一大片未经开拓的蛮荒之地，直到太平洋沿岸，才矗立着专门从事中国贸易的几处商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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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移民群体在传统、性格和种族方面千差万别，但他们会在美国入侵的危难之时暂时携手合作，共同抗敌。这些法国人、英国人和印第安人曾共同反抗美国侵略，在1812年和1814年间接连打退了敌人的三次进犯。但是不久，麻烦便产生了。住在下加拿大的法国人担心新移民的人数会超过他们，进而取得对他们的支配权。而上加拿大的“英国忠良”则欢迎新移民的到来，他们认为人口的增加能够提高土地价格，但却不愿对这些新人平等待之。与此同时，两地的矛盾也逐渐升温。上加拿大商人要进行出口贸易，必须途经下加拿大地区，还要缴纳税款，因此两地常会因分享收益的问题发生冲突。宗教上的分歧使得矛盾进一步扩大。大约从1820年起，下加拿大议会就开始像早期斯图亚特王室和美洲殖民地议会那样，拒绝向皇家法官和长期任职的官员拨付薪水。法国的政客激烈地发表演说，上加拿大的新移民也极力要求获得同等的政治权利。自由主义者想让行政机构直接对加拿大议会负责，并大肆扬言要脱离英国。1836年，由自由党把持多数议席的加拿大议会宣布解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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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年，两地发生了叛乱。下加拿大的叛乱持续了一个月，而上加拿大只维持了一个星期。暴民呼啸而起，军队开枪镇压。不久，当局和叛乱者达成了灵活的解决方案，很少有人因此被处以死刑。一切都被控制在较小范围之内，没有造成重大的损失。然而，此事件也使英国政府深深意识到，应对加拿大的事务予以颇多重视。伦敦的辉格党领导人比乔治三世更为明智，他们察觉到这一小撮叛乱分子将给英国带来极大的麻烦。1838年，达勒姆勋爵在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的陪同下前往加拿大调查。达勒姆的指示含蓄简单：“恢复原状”。同时，议会也通过法案，宣布中止加拿大宪法。达勒姆属于激进派，他才华出众、处事果断，但有些性情急躁。韦克菲尔德是一位活跃的帝国事务理论家，他同几位女继承人纠缠不清，并因此被判处监禁，最后只好退居幕后，秘密地参与国家政务。达勒姆在加拿大只待了数月，他以高压手段对待心怀不满的加拿大人，因此遭到来自威斯敏斯特的强烈批评。虽然他在墨尔本政府当中不得人心，但政府还是应该对其予以支持。然而政府方面并未如此作为，墨尔本感觉仿佛被政府抛弃了，于是愤而辞职，返回英国。他起草了一份著名的报告——至少是署名人之一。在报告中，他对叛乱的原因进行了深入分析，同时呼吁建立代议制政府，从议会中选出各部部长，实现加拿大的政治统一。此外，他还提出开拓无主土地的计划。1840年的《加拿大法案》将墨尔本的大部分建议付诸实施，这要归功于约翰·罗素勋爵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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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加拿大在和平环境中迅速发展起来。1815年，它的人口总数约一百万左右，到1838年上升了四分之一。加拿大往返不列颠岛的定期轮船开始运营，跨越大西洋的廉价邮政体系也建立起来。但是，对于那些给予殖民地完全自由，允许他们组织议会并选举各部部长的主张，英国人仍保持一种犹豫和怀疑的态度。然而，在1874年，达勒姆的女婿埃尔金勋爵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督之后，此事便一锤定音。与达勒姆一样，埃尔金认为总督是国王权威的代表，不应直接插手政治事务。因此，他完全根据议会的意愿任命和解雇部长。人们对埃尔金的做法褒贬不一，甚至有人还向他投掷了鸡蛋和石头。但在七年后埃尔金离任时，民主政治观念已在加拿大人心中根深蒂固，他们相信：权力机构要想得到民众拥护，就必须要对民众负责，如果官员们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那么就拥有治理国家的权力，人们也须对其保持服从和尊重。但如果他们丧失民心，就应该辞去职务。现在，很少有人散布将加拿大分割开来，脱离英帝国或加入美利坚合众国的言论了。与此相反，1846年，英美两国签署《俄勒冈州条约》，将横贯大陆的北纬四十九度线作为两国的边界，温哥华岛全部划归英国所有。至于条约签订的细节情况，本卷将会另行介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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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世纪中叶，组建加拿大联邦的运动开始初露端倪，并很快获得了大量的支持。加拿大人从美国内战中获得了教训，认识到其美利坚邻居的政体并非完美无缺。同时，美国联邦军的胜利引发了加拿大人的忧虑，他们担心飞扬跋扈的合众国或许会进一步拓展疆域。加拿大已经将目光转向西部地区。在安大略省和落基山脉之间，是上千英里的未开拓领域。除马尼托巴湖地区有少量殖民者定居之外，其余便是印第安人、狩猎者的家园，以及野生动物的出没之地。一些人认为，这片蛮荒之所对垂涎于土地的美利坚来说极具诱惑力。曾经参加南北战争的爱尔兰士兵现已无事可做，因此便时常越境进行武装劫掠。美国国会宣称对此无可奈何。既然如此，美国人难道不会继续挺进，偷偷摸摸占领这片广袤的原野，甚至宣称对此拥有主权吗？许多人相信，这里土地肥沃，可供白人谋生。1867年时，美国以七百二十万美元的价格从俄国人手中买下了荒凉偏远、气候恶劣的阿拉斯加。而加拿大的土地刚好位于美国的家门口处，不但唾手可得，也貌似比阿拉斯加更有价值。统治这片土地的，只有组建于查理二世时期的哈德逊湾公司，该公司认为农业生产将危及他们的毛皮生意，因此一直对外来殖民者保持敌视态度，警惕地维护着自己的权威。十一年前在弗雷泽河流域发现的金矿将大批淘金者吸引到了太平洋海岸，哈德逊湾公司的官员很快丧失了对局面的控制，当地一片混乱不堪。英国政府被迫接手此事，将这片遥远的海岸置于皇室的直接控制之下，于是英属哥伦比亚殖民地就此诞生。这个殖民地很快与温哥华岛合并，并顺利获得了自治权。但是，它与安大略省之间，还有一片无人区域，如果不想此地被美国夺走，那就必须采取一些措施。那么，加拿大将如何抵御美国侵犯，保持自身独立？又如何自给自足地生存下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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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这些考虑，1867年时，英国出台了《英属北美法案》，创制了第一个海外自治领土。新的加拿大自治领包括安大略、魁北克、新布伦瑞克及新斯科舍等省份。它采用联邦制度，但又与美国的政体形式大相径庭。凡是未明确授予各省的权力都由中央政府掌控：总督是王室的代表，依靠从加拿大下院多数派中选出的部长实施统治，议会议员由民众选出，人数依其所代表的人口比例而定。这种制度为吸收新省份及拓展领土创造了条件。这样一来，在铁路时代及西部开发前夕，加拿大已拥有了一个稳定的政治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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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自治领第一次议会召开时，议员们主要忧虑的是西部土地问题。他们思虑长远，成果斐然：显而易见，加拿大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收购哈德逊湾公司。这一目标在两年之后得到了实现，政府为此付出了三十万英镑的代价。该公司一直保持其贸易权利——直至今日依然如此，但是却将领土主权交还王室。这个过程并非一帆风顺。在马尼托巴湖地区，野蛮印第安混血人认为此举威胁到了他们的自由，因此发动暴乱。暴乱持续的时间十分短暂，该地区很快便恢复了秩序。马尼托巴于1870年成为自治领的下辖省份，次年，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并入了自治领。然而，单凭联邦制政体，很难将广袤的加拿大各地结为一体。自治领政府最富挑战性的任务就是在大批美国移民跨过北纬四十九度线之前，大力开拓其西部地区的无人土地。在这种情况下，最好的应对方式便是修筑一个横贯北美大陆的铁路动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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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加拿大沿海各省加入联邦之前，它们曾经提出要政府修筑铁路将其与安大略省连接起来。经过九年的辛苦努力，铁路终于1876年完成。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也同样获得了承诺。但事实证明，这个诺言很难兑现。政府资金短缺，投资者畏首畏尾，政坛风云变幻，更何况，铁路穿越的大部分地区是未知的荒野。最终，一位名叫唐纳德·史密斯的苏格兰人，也就是阿斯特拉思科纳勋爵，接手了这项工程。他的公司申请了十年工期，但是在政府资金的扶持下，仅用了一半时间就完成了任务。加拿大太平洋铁路于1885年正式投入使用，而其他线路也相继竣工。年产量迅速攀升至数百万蒲式的谷物，开始从草原涌入各个地区。加拿大已经成为了一个国家，未来的发展前景一片光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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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与美洲不同，此地很难留住早期殖民者和探险家的目光。往来印度的船舶通常将其作为一个落脚之处，但很少有人愿意留住下来。圣劳伦斯海湾为人们深入加拿大内地提供了便利，但是南非的海岸线上却缺少天然良港和通航河流。沿海一带峭壁林立，除此便是洋流和狂浪塑成的沙丘。再往远处便有群山起伏，与海岸平行延伸，阻塞了通往内地之路。向西而行，陆地一路抬高，然地势却相对平缓，此处荒凉贫瘠，缺乏水源。南部和东部层峦叠嶂，有些地方山势险峻，难以攀越。对于欧洲人而言，南非是一块最难进入的领域。长期以来，该地区一直被航海家们当作“海上的客栈”，是位于东西航路之间的一块驻泊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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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时常往返于印度和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之间，他们是好望角的头号常客，塔布尔湾便是他们的歇脚之处。有人也曾谈论在此建立一个永久定居点，但直到1652年才付诸实施。在荷兰国力和文明处于顶峰的黄金时代，政府派遣一位名叫扬·范·里贝克的船医率领三艘舰船占领了塔布尔湾。他们并未打算殖民于此，只是想为公司的船舶建立一个停靠港湾。在此地，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他们得到公司命令，禁止向外扩张。二十年后，塔布尔湾顶多只有六十四名自由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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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时，西门·范·斯特尔和他的儿子威廉·阿德里安担任南非总督。他们鼓励荷兰人移民到此，并向移民提供土地补助金。到1707年，塔布尔湾一带已有超过一千五百位自由市民。这些市民并不都是荷兰人，其中还有许多胡格诺教徒、德国人和瑞典人，他们受到国内的宗教迫害，被迫流亡到此，最后融入了荷兰人的群体之中。当地的黑人奴隶为市民们提供服务，维持着社区生活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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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十八世纪，殖民地的发展欣欣向荣。1760年时，欧洲人第一次跨过了奥兰治河，到1778年，鱼河已成为了殖民地的东部边界。到本世纪末，移民人口已达到一万五千，建立了三块殖民点。开普敦城被移民称之为“小巴黎”，如今已经是一座拥有五千居民的海港城市，也是东印度公司的总部所在。开普半岛海岸附近的田地为农民们的生活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保障。生活虽然悠闲，但也十分原始。第三块殖民点位于有内陆高原，远离海岸地带，这里的拓荒者披荆斩棘，辛勤劳作。他们自力更生，眼光狭隘，与世隔绝。这些居民不喜欢文明社会的种种束缚，他们是南非的开拓者及十九世纪德兰士瓦布尔人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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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起之秀英国逐渐取代了荷兰人的海上地位。到十八世纪末期，拥有光明前景的已不再是荷兰，而是英国或法国。拿破仑的战争摧毁了荷兰的贸易，将荷兰船只赶出海洋，还推翻了荷兰的政权。178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支付了最后一次股息，十二年后，该公司债务达到了一千万英镑，最终宣布破产。此事造成了严重后果，现在，荷兰已经无力保护它的属地和财产了。在法国击败荷兰，建立起巴塔威亚共和国傀儡政权之时，英国就将开普殖民地视为敌国领地予以占领。在1814年的和平协议中，荷兰人最终答应放弃这块南非领地，以此换得了六百万英镑的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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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英国人并未遭到殖民地民众的敌视。荷兰公司的统治一直不得人心，而英国人也没有强制推行英国化的政策。英国人在东部边境一带采取了强力措施，这里的定居者与大部南迁的班图族移民发生了接触，双方冲突不断。其实在整个南非地区，殖民者与土著的矛盾重重，西边有赫雷罗人、达马拉人，而东部海岸居住着尼古恩人。在鱼河沿岸地区，经常发生抢掠牲畜财物的事件。荷兰人和当地土著之间的冲突于1779年爆发。这就是所谓的“卡菲尔人战争”，一直持续了一百年之久。荷兰人定居者的农场在一望无垠的南非大陆星罗棋布，很难保卫自身安全，因此他们呼吁开普敦提供帮助。荷兰当局距离遥远，无力满足这些移民的要求，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英国人的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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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认为，保障鱼河沿线安全的唯一途径是让英国殖民者来此拓居戍边。于是，1820年至1821年期间，近五千人从英国移民至此。新移民的到来使英国的殖民政策发生变化。英国政府坚信，南非注定要永远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部分。因此，政府开始努力推进南非英国化，英语开始取代荷兰语成为官方语言，市面上流通的荷兰货币被英国货币所取代，英国人逐步接管了荷兰的教堂和学校。而在1828年，当地的司法系统也依照英国模式进行了改革。这些措施导致了一系列分歧——在此之前，英国加拿大殖民地也曾经历并克服了这些分歧。尽管英荷两民族具有相同的宗教，类似的语言，相近的血缘，相似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但英国人和荷兰布尔人仍然陷入了种族冲突之中。除了爱尔兰之外，英国各属地中以最激烈手段反抗宗主国统治的无疑当属布尔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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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英国化的政策不仅考虑不周，也没有真正达到预想的目的。英国人发现，没有哪个种族能像荷兰人那样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和制度，这与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政策造成的唯一结果，就是加深了南非社会业已出现的鸿沟，特别是在土著民问题上分歧十分严重。此际，英国正涌动着慈行善举的热潮，许多英国传教士自本世纪初期开始就一直活跃在南非的土地上。传教士坚信并宣扬黑人和白人平等，而殖民者却将黑人土著认用作农场工人，想尽可能严格控制他们。在传教士的努力之下，1833年时奴隶制终被废除，但殖民者却对此愤怒不已，他们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短缺，也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和威望，与此同时，大批班图人可能将沦为乞丐和流浪者。起初，英国殖民者与荷兰人意见相同。但受传教士的影响，特别是约翰·菲利普博士与伦敦传教协会来此宣道之后，英国政府和殖民部的想法出现了转变。这样一来，荷兰人只能独自对英国当局怒目切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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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834年。鱼河地区的殖民拓居并未给南非移民带来安全。成群结队的班图人涌入殖民地，摧毁了定居点和农场。总督本杰明·德班爵士将暴徒赶出了边界，为防止他们卷土重来，他下令兼并凯斯卡马河和凯河之间的地区，驱逐野蛮的土著民，将土地分给殖民者作为补偿。这样，以阿德莱德女王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新的省份便在此建立起来。传教士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说服殖民部长格莱内尔格勋爵，不仅否定了本杰明·德班的行动，还放弃了新获得的省份。殖民者失去了所有赔偿，同时又听说格莱内尔格认为卡菲尔人的袭击是正当的行动，因此深感受到了伤害和侮辱。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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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五千名布尔人三五成群，拖家带口，赶着牲口，一步步前往未知的领域。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寻求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一样。不久，许多人也紧随其后，举家迁徙。有些人跋涉千余英里，到达了林波波河岸，还有许多人遭到马塔贝列人、祖鲁人袭击。所有迁移者都饱受饥渴折磨，然而，在加尔文派宗教精神的鼓舞下，他们不屈不挠，继续前进。大迁徙运动是十九世纪荷兰布尔人的非凡壮举之一，目的是永远摆脱英国统治。一位布尔人领袖皮特·雷迪夫写道：“我们放弃了这片殖民地，我们深深地相信，英国政府再无可能向我们提出更多要求，我们将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实行自治，把握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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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似乎穷途末路，前景渺茫。此时正值“姆菲卡尼”祖鲁内战时期。祖鲁军事帝国在沙卡王及继任者丁安的领导下摧毁了其他当地部落，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土著民。布尔人因此获得了充分的迁移空间，但同时也无疑面临着巨大危险。在许多荒僻之地，他们用牛车围成的临时营地都遭遇了祖鲁战士的猛烈袭击。直到1838年12月，他们在布拉德河畔的一场伟大的战役中粉碎了丁安军队的进攻，才最终得以控制局面。胜利之后，布尔人在彼得马里茨堡小镇周围建起了纳塔尔共和国，安德利斯·普里托里厄斯出任共和国第一位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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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自由十分短暂，英国拒绝承认纳塔尔共和国。经过1845年的一次短期斗争，英国人将其作为一个省份并入了开普殖民地。在纳塔尔西部的高原上，原本就驻有一些布尔人的先驱，现在，纳塔尔的许多难民又逃亡此地，加强了他们的力量。然而，即便这个偏远之地，也同样招致了英国人的干涉。1848年，曾在威灵顿麾下冲锋陷阵，勇敢顽强且精力充沛的哈里·史密斯爵士率兵来此，吞并了奥兰治河及瓦尔河之间的土地。同时，史密斯又在朋普拉次地区击败了普里托里厄斯，如此一来，布尔人的定居点已寥寥无几，只落落分布于瓦尔河彼岸的零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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