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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与美洲不同，此地很难留住早期殖民者和探险家的目光。往来印度的船舶通常将其作为一个落脚之处，但很少有人愿意留住下来。圣劳伦斯海湾为人们深入加拿大内地提供了便利，但是南非的海岸线上却缺少天然良港和通航河流。沿海一带峭壁林立，除此便是洋流和狂浪塑成的沙丘。再往远处便有群山起伏，与海岸平行延伸，阻塞了通往内地之路。向西而行，陆地一路抬高，然地势却相对平缓，此处荒凉贫瘠，缺乏水源。南部和东部层峦叠嶂，有些地方山势险峻，难以攀越。对于欧洲人而言，南非是一块最难进入的领域。长期以来，该地区一直被航海家们当作“海上的客栈”，是位于东西航路之间的一块驻泊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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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7世纪，荷兰东印度公司的船队时常往返于印度和阿姆斯特丹、鹿特丹之间，他们是好望角的头号常客，塔布尔湾便是他们的歇脚之处。有人也曾谈论在此建立一个永久定居点，但直到1652年才付诸实施。在荷兰国力和文明处于顶峰的黄金时代，政府派遣一位名叫扬·范·里贝克的船医率领三艘舰船占领了塔布尔湾。他们并未打算殖民于此，只是想为公司的船舶建立一个停靠港湾。在此地，几乎所有的居民都是东印度公司的职员，他们得到公司命令，禁止向外扩张。二十年后，塔布尔湾顶多只有六十四名自由市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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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世纪末，情况发生了变化。此时，西门·范·斯特尔和他的儿子威廉·阿德里安担任南非总督。他们鼓励荷兰人移民到此，并向移民提供土地补助金。到1707年，塔布尔湾一带已有超过一千五百位自由市民。这些市民并不都是荷兰人，其中还有许多胡格诺教徒、德国人和瑞典人，他们受到国内的宗教迫害，被迫流亡到此，最后融入了荷兰人的群体之中。当地的黑人奴隶为市民们提供服务，维持着社区生活的正常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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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整个十八世纪，殖民地的发展欣欣向荣。1760年时，欧洲人第一次跨过了奥兰治河，到1778年，鱼河已成为了殖民地的东部边界。到本世纪末，移民人口已达到一万五千，建立了三块殖民点。开普敦城被移民称之为“小巴黎”，如今已经是一座拥有五千居民的海港城市，也是东印度公司的总部所在。开普半岛海岸附近的田地为农民们的生活提供了较为可靠的保障。生活虽然悠闲，但也十分原始。第三块殖民点位于有内陆高原，远离海岸地带，这里的拓荒者披荆斩棘，辛勤劳作。他们自力更生，眼光狭隘，与世隔绝。这些居民不喜欢文明社会的种种束缚，他们是南非的开拓者及十九世纪德兰士瓦布尔人的先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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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起之秀英国逐渐取代了荷兰人的海上地位。到十八世纪末期，拥有光明前景的已不再是荷兰，而是英国或法国。拿破仑的战争摧毁了荷兰的贸易，将荷兰船只赶出海洋，还推翻了荷兰的政权。1782年，荷兰东印度公司支付了最后一次股息，十二年后，该公司债务达到了一千万英镑，最终宣布破产。此事造成了严重后果，现在，荷兰已经无力保护它的属地和财产了。在法国击败荷兰，建立起巴塔威亚共和国傀儡政权之时，英国就将开普殖民地视为敌国领地予以占领。在1814年的和平协议中，荷兰人最终答应放弃这块南非领地，以此换得了六百万英镑的补偿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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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英国人并未遭到殖民地民众的敌视。荷兰公司的统治一直不得人心，而英国人也没有强制推行英国化的政策。英国人在东部边境一带采取了强力措施，这里的定居者与大部南迁的班图族移民发生了接触，双方冲突不断。其实在整个南非地区，殖民者与土著的矛盾重重，西边有赫雷罗人、达马拉人，而东部海岸居住着尼古恩人。在鱼河沿岸地区，经常发生抢掠牲畜财物的事件。荷兰人和当地土著之间的冲突于1779年爆发。这就是所谓的“卡菲尔人战争”，一直持续了一百年之久。荷兰人定居者的农场在一望无垠的南非大陆星罗棋布，很难保卫自身安全，因此他们呼吁开普敦提供帮助。荷兰当局距离遥远，无力满足这些移民的要求，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英国人的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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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认为，保障鱼河沿线安全的唯一途径是让英国殖民者来此拓居戍边。于是，1820年至1821年期间，近五千人从英国移民至此。新移民的到来使英国的殖民政策发生变化。英国政府坚信，南非注定要永远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部分。因此，政府开始努力推进南非英国化，英语开始取代荷兰语成为官方语言，市面上流通的荷兰货币被英国货币所取代，英国人逐步接管了荷兰的教堂和学校。而在1828年，当地的司法系统也依照英国模式进行了改革。这些措施导致了一系列分歧——在此之前，英国加拿大殖民地也曾经历并克服了这些分歧。尽管英荷两民族具有相同的宗教，类似的语言，相近的血缘，相似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但英国人和荷兰布尔人仍然陷入了种族冲突之中。除了爱尔兰之外，英国各属地中以最激烈手段反抗宗主国统治的无疑当属布尔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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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英国化的政策不仅考虑不周，也没有真正达到预想的目的。英国人发现，没有哪个种族能像荷兰人那样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和制度，这与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政策造成的唯一结果，就是加深了南非社会业已出现的鸿沟，特别是在土著民问题上分歧十分严重。此际，英国正涌动着慈行善举的热潮，许多英国传教士自本世纪初期开始就一直活跃在南非的土地上。传教士坚信并宣扬黑人和白人平等，而殖民者却将黑人土著认用作农场工人，想尽可能严格控制他们。在传教士的努力之下，1833年时奴隶制终被废除，但殖民者却对此愤怒不已，他们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短缺，也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和威望，与此同时，大批班图人可能将沦为乞丐和流浪者。起初，英国殖民者与荷兰人意见相同。但受传教士的影响，特别是约翰·菲利普博士与伦敦传教协会来此宣道之后，英国政府和殖民部的想法出现了转变。这样一来，荷兰人只能独自对英国当局怒目切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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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834年。鱼河地区的殖民拓居并未给南非移民带来安全。成群结队的班图人涌入殖民地，摧毁了定居点和农场。总督本杰明·德班爵士将暴徒赶出了边界，为防止他们卷土重来，他下令兼并凯斯卡马河和凯河之间的地区，驱逐野蛮的土著民，将土地分给殖民者作为补偿。这样，以阿德莱德女王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新的省份便在此建立起来。传教士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说服殖民部长格莱内尔格勋爵，不仅否定了本杰明·德班的行动，还放弃了新获得的省份。殖民者失去了所有赔偿，同时又听说格莱内尔格认为卡菲尔人的袭击是正当的行动，因此深感受到了伤害和侮辱。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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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五千名布尔人三五成群，拖家带口，赶着牲口，一步步前往未知的领域。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寻求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一样。不久，许多人也紧随其后，举家迁徙。有些人跋涉千余英里，到达了林波波河岸，还有许多人遭到马塔贝列人、祖鲁人袭击。所有迁移者都饱受饥渴折磨，然而，在加尔文派宗教精神的鼓舞下，他们不屈不挠，继续前进。大迁徙运动是十九世纪荷兰布尔人的非凡壮举之一，目的是永远摆脱英国统治。一位布尔人领袖皮特·雷迪夫写道：“我们放弃了这片殖民地，我们深深地相信，英国政府再无可能向我们提出更多要求，我们将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实行自治，把握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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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似乎穷途末路，前景渺茫。此时正值“姆菲卡尼”祖鲁内战时期。祖鲁军事帝国在沙卡王及继任者丁安的领导下摧毁了其他当地部落，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土著民。布尔人因此获得了充分的迁移空间，但同时也无疑面临着巨大危险。在许多荒僻之地，他们用牛车围成的临时营地都遭遇了祖鲁战士的猛烈袭击。直到1838年12月，他们在布拉德河畔的一场伟大的战役中粉碎了丁安军队的进攻，才最终得以控制局面。胜利之后，布尔人在彼得马里茨堡小镇周围建起了纳塔尔共和国，安德利斯·普里托里厄斯出任共和国第一位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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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自由十分短暂，英国拒绝承认纳塔尔共和国。经过1845年的一次短期斗争，英国人将其作为一个省份并入了开普殖民地。在纳塔尔西部的高原上，原本就驻有一些布尔人的先驱，现在，纳塔尔的许多难民又逃亡此地，加强了他们的力量。然而，即便这个偏远之地，也同样招致了英国人的干涉。1848年，曾在威灵顿麾下冲锋陷阵，勇敢顽强且精力充沛的哈里·史密斯爵士率兵来此，吞并了奥兰治河及瓦尔河之间的土地。同时，史密斯又在朋普拉次地区击败了普里托里厄斯，如此一来，布尔人的定居点已寥寥无几，只落落分布于瓦尔河彼岸的零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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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奥兰治河对岸的部落，特别是巴苏陀人部落又带来了麻烦。在处理纳塔尔问题时，英国划定了土著保留地，重建了传统的部落体制，并将其置于英国政府的间接监管之下。但是，由于不愿承担额外责任，英国政府于1852年承认德兰士瓦定居者的独立地位。两年后，按照《布隆方丹协定》，英国推出奥兰治河以外地区，奥兰治自由邦成立。政治的分化更为显著：阿德莱德女王省和纳塔尔省都被划为单独的殖民地，由殖民办公室直接管理。到1857年，现代南非联邦是境内总共有五个独立的共和国和三块殖民地。由于羊毛生产获得了突飞猛进地增长，最早的开普敦殖民地出现了繁荣景象。1853年，英国枢密院在未获政府授权的情况下颁布命令，在殖民地建立代议制机构，在开普敦设立议会。在此之后，南非又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动荡时期。此事暂且搁置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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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七章 英语民族的迁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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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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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很早之前就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世界。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就流传着有关神奇土地的传说。据说，这块土地位于遥远的地平线上，居住着怪异的巨兽，像《圣经》中所罗门的俄菲和他施那样财富盈野。在十六世纪的探索时代，人们对这样的故事兴趣盎然。绕过好望角，远航东方的人们故弄玄虚地谈论马可波罗笔下的马莱厄和洛卡奇地区，还有所罗门王治下的众多岛屿。我们很难想象，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王的船只是怎样抵达南太平洋地区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学家和航海家的设想主要是源于《圣经》的启发。《印度群岛宣言》的作者生活在亨利八世时代，此人曾经预言，如果航海士抵达新大陆之后继续西行进入太平洋，“就可能会发现一系列的新大陆和新王国……世界最富有的土地和岛屿，遍布着黄金、宝石、香草、香料以及在我们看来价值非凡的各类物品。”1526年，西班牙人派遣塞巴斯蒂安·卡伯特绕过麦哲伦海峡，寻找俄斐和他施这两块传说之地。卡伯特根本没有到达太平洋，但传说依然十分流行。十六世纪迪耶普制图者绘制有一幅巨大的南部大洲地图，所谓的“大爪哇岛”（Java la Grande）被标注在了太平洋之中。1568年，阿尔瓦罗·德门达纳及佩德罗·萨米恩塔·甘德博亚声称发现了所罗门群岛。从他们对岛屿的命名可以看出，人们对所罗门王的存在深信不疑。然而，在十六世纪结束之前，欧洲人尚未涉足澳大利亚的土地。最终发现它的，是精明实际、缺乏浪漫的荷兰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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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荷兰人航行至爪哇及苏门答腊一带，与澳大利亚的北部海岸十分接近。尽管塔斯曼于1642年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探险，但却对这片大陆敬而远之。荷兰人无意殖民于此，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邪恶的海岸，他们穿越印度洋的船只往往在此受到逆风的阻拦。人们对澳大利亚一直知之甚少，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詹姆斯·库克船长才对此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索，他于1768年至1779年间三次航行到此，环航新西兰，驶入澳大利亚大堡礁，观测了雄伟的南极冰原，发现了汤加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和夏威夷，同时还绘制了澳大利亚东部海岸线地图。库克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测量员，曾受过系统的培训且经验丰富。他的报告正式、准确、详细，并及时地报送了伦敦。此前，英国一直将罪犯流放至美洲，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这些犯人便无处可去。许多人在伦敦的囚船和监狱中饱受疾病折磨，最终奄奄一息。那么，为什么不将这些犯人送至澳大利亚呢?自北美独立之后，小皮特政府便缩减了殖民探险活动，但此际，掌权者皆认为此事可行且事不宜迟。1788年1月，七百一十七名囚犯在植物湾登陆，其中还包括一百九十七名女性。植物湾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命名的。他是一个杰出的科学爱好者，陪同库克航行到此。不管怎样，现在此地已没有太多植物了。这些罪犯很快就搬迁到几英里外的杰克逊港，该港位于宏伟宽阔的悉尼港内。饥荒困扰着这些囚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殖民地根本无法自给自足。他们之中有造假者、窃贼、偷猎者、爱尔兰叛军、歹徒及政治流亡者等，既无资本和劳动技能，也不愿辛苦工作，自食其力。一位澳大利亚总督将此地称为“新南威尔士罪犯行营”，他写道，“这使我想到了在西班牙的修道院，它们坐拥大量人口，一味地消费而无所产出。”库克船长认为该地海岸线与英国南威尔士海岸十分相似，故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但除此之外，以勤勉能干著称的威尔士人与澳大利亚囚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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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起先也有一些自由民众到此定居。但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移民大潮才汹涌而来。早期移民到达的时候，该大陆的名字甚至还没有确定下来，官方及其他文件中多将此地称为“新荷兰”。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经济陷入萧条，新南威尔士腹地的肥沃牧场将众多移民吸引至此。英国移民渐渐流入这片空旷的次大陆，逐渐改变了其原有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模式。1828年时，此地约有一万五千名囚徒及二万一千名自由民，到了1841年，囚徒人数为两万七千名，而自由民数目则超过了十万。自由民很快要求建立自治政府，结果如愿以偿。1840年，将罪犯流放至新南威尔士的规定终被废除。两年后，该地成立立法会，其成员大多由民众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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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产业为这块土地带来了繁荣。不久之后，澳大利亚的出口羊毛就将西班牙和德意志的产品挤出了世界市场。1797年，一位名叫约翰·麦克阿瑟的退休军官从好望角带来了一些美利奴羊，在次大陆进行繁殖实验，从而改变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形态。人们发现了位于蓝山背后的巴瑟斯特平原，这为羊毛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从巴瑟斯特到悉尼南部的广大地区，以及北方的达令草原之上，牧场连绵不绝，羊群涌动如云。这里芳草如茵，人迹罕至，只有少量牧人赶着成千上万的只绵羊悠然地向草原深处行进。羊群迅速繁殖起来，1850年澳大利亚已拥有超过百万只羊，是人口总数的十六倍多。同年，它的羊毛贸易额近乎达到了二百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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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政府对牧羊业并不十分重视。伦敦方面不但声称英国治下的所有土地皆属王室财产，深受吉本·韦克菲尔德思想影响的殖民部还倾向于对殖民地实行集中管理。韦克菲尔德就认为，任何地区的殖民活动都应纳入政府的控制和规划之下，如果允许民众自由流入内地，不仅会妨碍政府管理，也会降低已设殖民点的价值。他的理论确有许多合理之处，但在澳大利亚却并不适用。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的土地法案，通过收缴税款来阻止人们获得土地，但不久之后，法案被迫废除。牧场主需要数千英亩的土地放牧羊群，但却不愿或无力缴纳一镑甚至五先令的放牧税。他们涌入寥无人烟的内地，去获取梦寐以求的草场，同时还理直气壮地声称这些土地属于殖民地人民，他们当然有权占有和使用。殖民部迫于压力，只好妥协。牧场主继续留在草场上，他们很快成长为社会中的一个最重要阶层。做出让步的英国当局转而实行证照制度，通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赋予法律地位。1847年，当局开始推行草场租赁制，在租赁期满后，牧场主拥有原价购买土地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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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50年前，一批居住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的殖民者就由杰克逊港出发前往塔斯马尼亚岛，当时该岛被称为“范迪门斯之地”。1804年，殖民者开拓了霍巴特，两年后，朗塞斯顿也建立起来。像在新南威尔士一样，塔斯马尼亚的殖民者起初遇到了许多困难。麦格理(Macquarie)港和阿瑟港的罪犯定居点臭名昭著，它们依靠劳工黑帮和暴力威慑维持秩序。许多罪犯逃入密林，在夜幕时分打家劫舍，或趁无人之时袭掠农场。澳大利亚的其他地区少有土著，他们分散居住在广阔的领域，过着十分原始的生活，几乎无力反抗白人入侵者。但是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人人数众多且相对先进。然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结局是悲剧性的，1830年，以三千万英镑组建起来的殖民军队试图将土著限制在划定的保留地之内，但没有成功。当二十世纪曙光初露之时，塔斯马尼亚部落民就被赶尽杀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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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的发展道路与新南威尔士十分相似。1825年时，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殖民地。羊毛和捕鲸促进了地区的繁荣，人口也开始稳定、快速地增长。1820年塔斯马尼亚只有六千五百名移民，其中主要是囚犯。二十年后，该地人口达到了六万八千人，自由民反而占了绝大多数。1850年，民选的立法委员会在当地成立，三年后，随着流放制度的废除，塔斯马尼亚获得了与新南威尔士平等的地位，同时，也拥有了分享责任政府财政补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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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35年，塔斯马尼亚的居民在菲利普港建立了一个殖民点。起初，这一地区隶属新南威尔士州管辖，但新移民很快提出独立要求。1848年，他们选出殖民大臣格雷伯爵作为“墨尔本议员”，同时撤回所有参选立法会的其他候选人。此位格雷就是当初推进改革法案的格雷伯爵之子。此举大获成功，几个月后，殖民部同意菲利普港独立。因此，1851年新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建立起来，它拥有完整的议会机构，首府设在墨尔本。年轻的女王将这个英语民族的新支脉冠以自己的名字，而首府之名则来源于辉格党领袖墨尔本。墨尔本曾是女王最为赏识的顾问，现在，这样的贤臣已难以找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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