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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英国人并未遭到殖民地民众的敌视。荷兰公司的统治一直不得人心，而英国人也没有强制推行英国化的政策。英国人在东部边境一带采取了强力措施，这里的定居者与大部南迁的班图族移民发生了接触，双方冲突不断。其实在整个南非地区，殖民者与土著的矛盾重重，西边有赫雷罗人、达马拉人，而东部海岸居住着尼古恩人。在鱼河沿岸地区，经常发生抢掠牲畜财物的事件。荷兰人和当地土著之间的冲突于1779年爆发。这就是所谓的“卡菲尔人战争”，一直持续了一百年之久。荷兰人定居者的农场在一望无垠的南非大陆星罗棋布，很难保卫自身安全，因此他们呼吁开普敦提供帮助。荷兰当局距离遥远，无力满足这些移民的要求，现在，他们只能依靠英国人的帮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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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认为，保障鱼河沿线安全的唯一途径是让英国殖民者来此拓居戍边。于是，1820年至1821年期间，近五千人从英国移民至此。新移民的到来使英国的殖民政策发生变化。英国政府坚信，南非注定要永远成为大英帝国的一个部分。因此，政府开始努力推进南非英国化，英语开始取代荷兰语成为官方语言，市面上流通的荷兰货币被英国货币所取代，英国人逐步接管了荷兰的教堂和学校。而在1828年，当地的司法系统也依照英国模式进行了改革。这些措施导致了一系列分歧——在此之前，英国加拿大殖民地也曾经历并克服了这些分歧。尽管英荷两民族具有相同的宗教，类似的语言，相近的血缘，相似的政治制度和社会传统，但英国人和荷兰布尔人仍然陷入了种族冲突之中。除了爱尔兰之外，英国各属地中以最激烈手段反抗宗主国统治的无疑当属布尔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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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英国化的政策不仅考虑不周，也没有真正达到预想的目的。英国人发现，没有哪个种族能像荷兰人那样顽强地坚守着自己的文化和制度，这与十六世纪西班牙人得出的结论不谋而合。十九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新政策造成的唯一结果，就是加深了南非社会业已出现的鸿沟，特别是在土著民问题上分歧十分严重。此际，英国正涌动着慈行善举的热潮，许多英国传教士自本世纪初期开始就一直活跃在南非的土地上。传教士坚信并宣扬黑人和白人平等，而殖民者却将黑人土著认用作农场工人，想尽可能严格控制他们。在传教士的努力之下，1833年时奴隶制终被废除，但殖民者却对此愤怒不已，他们认为这不仅意味着劳动力短缺，也会削弱他们的权力和威望，与此同时，大批班图人可能将沦为乞丐和流浪者。起初，英国殖民者与荷兰人意见相同。但受传教士的影响，特别是约翰·菲利普博士与伦敦传教协会来此宣道之后，英国政府和殖民部的想法出现了转变。这样一来，荷兰人只能独自对英国当局怒目切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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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危机发生在1834年。鱼河地区的殖民拓居并未给南非移民带来安全。成群结队的班图人涌入殖民地，摧毁了定居点和农场。总督本杰明·德班爵士将暴徒赶出了边界，为防止他们卷土重来，他下令兼并凯斯卡马河和凯河之间的地区，驱逐野蛮的土著民，将土地分给殖民者作为补偿。这样，以阿德莱德女王的名字命名的一个新的省份便在此建立起来。传教士对此十分不满，他们说服殖民部长格莱内尔格勋爵，不仅否定了本杰明·德班的行动，还放弃了新获得的省份。殖民者失去了所有赔偿，同时又听说格莱内尔格认为卡菲尔人的袭击是正当的行动，因此深感受到了伤害和侮辱。这一事件引发了大规模的迁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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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五千名布尔人三五成群，拖家带口，赶着牲口，一步步前往未知的领域。就像当年的以色列人寻求上帝赐予的应许之地一样。不久，许多人也紧随其后，举家迁徙。有些人跋涉千余英里，到达了林波波河岸，还有许多人遭到马塔贝列人、祖鲁人袭击。所有迁移者都饱受饥渴折磨，然而，在加尔文派宗教精神的鼓舞下，他们不屈不挠，继续前进。大迁徙运动是十九世纪荷兰布尔人的非凡壮举之一，目的是永远摆脱英国统治。一位布尔人领袖皮特·雷迪夫写道：“我们放弃了这片殖民地，我们深深地相信，英国政府再无可能向我们提出更多要求，我们将在不受干扰的情况下实行自治，把握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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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们似乎穷途末路，前景渺茫。此时正值“姆菲卡尼”祖鲁内战时期。祖鲁军事帝国在沙卡王及继任者丁安的领导下摧毁了其他当地部落，屠杀了成千上万的土著民。布尔人因此获得了充分的迁移空间，但同时也无疑面临着巨大危险。在许多荒僻之地，他们用牛车围成的临时营地都遭遇了祖鲁战士的猛烈袭击。直到1838年12月，他们在布拉德河畔的一场伟大的战役中粉碎了丁安军队的进攻，才最终得以控制局面。胜利之后，布尔人在彼得马里茨堡小镇周围建起了纳塔尔共和国，安德利斯·普里托里厄斯出任共和国第一位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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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自由十分短暂，英国拒绝承认纳塔尔共和国。经过1845年的一次短期斗争，英国人将其作为一个省份并入了开普殖民地。在纳塔尔西部的高原上，原本就驻有一些布尔人的先驱，现在，纳塔尔的许多难民又逃亡此地，加强了他们的力量。然而，即便这个偏远之地，也同样招致了英国人的干涉。1848年，曾在威灵顿麾下冲锋陷阵，勇敢顽强且精力充沛的哈里·史密斯爵士率兵来此，吞并了奥兰治河及瓦尔河之间的土地。同时，史密斯又在朋普拉次地区击败了普里托里厄斯，如此一来，布尔人的定居点已寥寥无几，只落落分布于瓦尔河彼岸的零星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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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之后，奥兰治河对岸的部落，特别是巴苏陀人部落又带来了麻烦。在处理纳塔尔问题时，英国划定了土著保留地，重建了传统的部落体制，并将其置于英国政府的间接监管之下。但是，由于不愿承担额外责任，英国政府于1852年承认德兰士瓦定居者的独立地位。两年后，按照《布隆方丹协定》，英国推出奥兰治河以外地区，奥兰治自由邦成立。政治的分化更为显著：阿德莱德女王省和纳塔尔省都被划为单独的殖民地，由殖民办公室直接管理。到1857年，现代南非联邦是境内总共有五个独立的共和国和三块殖民地。由于羊毛生产获得了突飞猛进地增长，最早的开普敦殖民地出现了繁荣景象。1853年，英国枢密院在未获政府授权的情况下颁布命令，在殖民地建立代议制机构，在开普敦设立议会。在此之后，南非又进入了一个短暂的动荡时期。此事暂且搁置不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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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七章 英语民族的迁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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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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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很早之前就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世界。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就流传着有关神奇土地的传说。据说，这块土地位于遥远的地平线上，居住着怪异的巨兽，像《圣经》中所罗门的俄菲和他施那样财富盈野。在十六世纪的探索时代，人们对这样的故事兴趣盎然。绕过好望角，远航东方的人们故弄玄虚地谈论马可波罗笔下的马莱厄和洛卡奇地区，还有所罗门王治下的众多岛屿。我们很难想象，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王的船只是怎样抵达南太平洋地区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学家和航海家的设想主要是源于《圣经》的启发。《印度群岛宣言》的作者生活在亨利八世时代，此人曾经预言，如果航海士抵达新大陆之后继续西行进入太平洋，“就可能会发现一系列的新大陆和新王国……世界最富有的土地和岛屿，遍布着黄金、宝石、香草、香料以及在我们看来价值非凡的各类物品。”1526年，西班牙人派遣塞巴斯蒂安·卡伯特绕过麦哲伦海峡，寻找俄斐和他施这两块传说之地。卡伯特根本没有到达太平洋，但传说依然十分流行。十六世纪迪耶普制图者绘制有一幅巨大的南部大洲地图，所谓的“大爪哇岛”（Java la Grande）被标注在了太平洋之中。1568年，阿尔瓦罗·德门达纳及佩德罗·萨米恩塔·甘德博亚声称发现了所罗门群岛。从他们对岛屿的命名可以看出，人们对所罗门王的存在深信不疑。然而，在十六世纪结束之前，欧洲人尚未涉足澳大利亚的土地。最终发现它的，是精明实际、缺乏浪漫的荷兰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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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荷兰人航行至爪哇及苏门答腊一带，与澳大利亚的北部海岸十分接近。尽管塔斯曼于1642年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探险，但却对这片大陆敬而远之。荷兰人无意殖民于此，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邪恶的海岸，他们穿越印度洋的船只往往在此受到逆风的阻拦。人们对澳大利亚一直知之甚少，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詹姆斯·库克船长才对此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索，他于1768年至1779年间三次航行到此，环航新西兰，驶入澳大利亚大堡礁，观测了雄伟的南极冰原，发现了汤加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和夏威夷，同时还绘制了澳大利亚东部海岸线地图。库克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测量员，曾受过系统的培训且经验丰富。他的报告正式、准确、详细，并及时地报送了伦敦。此前，英国一直将罪犯流放至美洲，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这些犯人便无处可去。许多人在伦敦的囚船和监狱中饱受疾病折磨，最终奄奄一息。那么，为什么不将这些犯人送至澳大利亚呢?自北美独立之后，小皮特政府便缩减了殖民探险活动，但此际，掌权者皆认为此事可行且事不宜迟。1788年1月，七百一十七名囚犯在植物湾登陆，其中还包括一百九十七名女性。植物湾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命名的。他是一个杰出的科学爱好者，陪同库克航行到此。不管怎样，现在此地已没有太多植物了。这些罪犯很快就搬迁到几英里外的杰克逊港，该港位于宏伟宽阔的悉尼港内。饥荒困扰着这些囚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殖民地根本无法自给自足。他们之中有造假者、窃贼、偷猎者、爱尔兰叛军、歹徒及政治流亡者等，既无资本和劳动技能，也不愿辛苦工作，自食其力。一位澳大利亚总督将此地称为“新南威尔士罪犯行营”，他写道，“这使我想到了在西班牙的修道院，它们坐拥大量人口，一味地消费而无所产出。”库克船长认为该地海岸线与英国南威尔士海岸十分相似，故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但除此之外，以勤勉能干著称的威尔士人与澳大利亚囚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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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起先也有一些自由民众到此定居。但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移民大潮才汹涌而来。早期移民到达的时候，该大陆的名字甚至还没有确定下来，官方及其他文件中多将此地称为“新荷兰”。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经济陷入萧条，新南威尔士腹地的肥沃牧场将众多移民吸引至此。英国移民渐渐流入这片空旷的次大陆，逐渐改变了其原有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模式。1828年时，此地约有一万五千名囚徒及二万一千名自由民，到了1841年，囚徒人数为两万七千名，而自由民数目则超过了十万。自由民很快要求建立自治政府，结果如愿以偿。1840年，将罪犯流放至新南威尔士的规定终被废除。两年后，该地成立立法会，其成员大多由民众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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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产业为这块土地带来了繁荣。不久之后，澳大利亚的出口羊毛就将西班牙和德意志的产品挤出了世界市场。1797年，一位名叫约翰·麦克阿瑟的退休军官从好望角带来了一些美利奴羊，在次大陆进行繁殖实验，从而改变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形态。人们发现了位于蓝山背后的巴瑟斯特平原，这为羊毛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从巴瑟斯特到悉尼南部的广大地区，以及北方的达令草原之上，牧场连绵不绝，羊群涌动如云。这里芳草如茵，人迹罕至，只有少量牧人赶着成千上万的只绵羊悠然地向草原深处行进。羊群迅速繁殖起来，1850年澳大利亚已拥有超过百万只羊，是人口总数的十六倍多。同年，它的羊毛贸易额近乎达到了二百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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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政府对牧羊业并不十分重视。伦敦方面不但声称英国治下的所有土地皆属王室财产，深受吉本·韦克菲尔德思想影响的殖民部还倾向于对殖民地实行集中管理。韦克菲尔德就认为，任何地区的殖民活动都应纳入政府的控制和规划之下，如果允许民众自由流入内地，不仅会妨碍政府管理，也会降低已设殖民点的价值。他的理论确有许多合理之处，但在澳大利亚却并不适用。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的土地法案，通过收缴税款来阻止人们获得土地，但不久之后，法案被迫废除。牧场主需要数千英亩的土地放牧羊群，但却不愿或无力缴纳一镑甚至五先令的放牧税。他们涌入寥无人烟的内地，去获取梦寐以求的草场，同时还理直气壮地声称这些土地属于殖民地人民，他们当然有权占有和使用。殖民部迫于压力，只好妥协。牧场主继续留在草场上，他们很快成长为社会中的一个最重要阶层。做出让步的英国当局转而实行证照制度，通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赋予法律地位。1847年，当局开始推行草场租赁制，在租赁期满后，牧场主拥有原价购买土地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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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50年前，一批居住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的殖民者就由杰克逊港出发前往塔斯马尼亚岛，当时该岛被称为“范迪门斯之地”。1804年，殖民者开拓了霍巴特，两年后，朗塞斯顿也建立起来。像在新南威尔士一样，塔斯马尼亚的殖民者起初遇到了许多困难。麦格理(Macquarie)港和阿瑟港的罪犯定居点臭名昭著，它们依靠劳工黑帮和暴力威慑维持秩序。许多罪犯逃入密林，在夜幕时分打家劫舍，或趁无人之时袭掠农场。澳大利亚的其他地区少有土著，他们分散居住在广阔的领域，过着十分原始的生活，几乎无力反抗白人入侵者。但是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人人数众多且相对先进。然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结局是悲剧性的，1830年，以三千万英镑组建起来的殖民军队试图将土著限制在划定的保留地之内，但没有成功。当二十世纪曙光初露之时，塔斯马尼亚部落民就被赶尽杀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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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的发展道路与新南威尔士十分相似。1825年时，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殖民地。羊毛和捕鲸促进了地区的繁荣，人口也开始稳定、快速地增长。1820年塔斯马尼亚只有六千五百名移民，其中主要是囚犯。二十年后，该地人口达到了六万八千人，自由民反而占了绝大多数。1850年，民选的立法委员会在当地成立，三年后，随着流放制度的废除，塔斯马尼亚获得了与新南威尔士平等的地位，同时，也拥有了分享责任政府财政补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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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35年，塔斯马尼亚的居民在菲利普港建立了一个殖民点。起初，这一地区隶属新南威尔士州管辖，但新移民很快提出独立要求。1848年，他们选出殖民大臣格雷伯爵作为“墨尔本议员”，同时撤回所有参选立法会的其他候选人。此位格雷就是当初推进改革法案的格雷伯爵之子。此举大获成功，几个月后，殖民部同意菲利普港独立。因此，1851年新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建立起来，它拥有完整的议会机构，首府设在墨尔本。年轻的女王将这个英语民族的新支脉冠以自己的名字，而首府之名则来源于辉格党领袖墨尔本。墨尔本曾是女王最为赏识的顾问，现在，这样的贤臣已难以找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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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是从新南威尔士分离的第三块殖民地。它以布里斯班城为中心逐渐成长壮大。但它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直到1859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殖民地。那时，澳大利亚海岸的其他两个殖民点早已羽翼丰满且相继独立。1834年，一个被称为“南澳大利亚殖民委员会”的组织在伦敦成立，两年后，第一批殖民者在阿德莱德附近登陆。这个城市是以威廉四世的王后名字命名的。南澳大利亚没有一个苦役犯，这里的移民都是接受了吉本·韦克菲尔德思想，将其复杂的理论付诸了实践。总体而言，他们获得了成功。政府和殖民委员会的责任划分不明，它们的双重控制体系为殖民者带来了许多麻烦，但所幸的是，这个殖民委员在1842年遭到废除。不到七年时间，此地已拥有了五万两千名居民。由于发现了铜矿，该殖民地一夜暴富。不久之后，它便与那些东部的殖民地一道，获得了建立代表机构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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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历史与众不同。它始建于1829年，不久险些夭折。此处土地贫瘠，不像东部那般自然条件优良，鲜有人迹的茫茫大漠将它与东方诸州分离开来，连劳动力也十分缺乏。虽然其他殖民地将流放犯人的做法视为进步的障碍，但在西澳大利亚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英国狱中囚犯枕藉，对往珀斯输送囚犯的请求，伦敦方面慨然允诺。1849年，一个罪犯殖民点建立起来，并获得了大量资金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西澳大利亚殖民地得以复苏，在未来十年内人口翻了两番。但是，在罪犯殖民地废除之后，西澳大利亚直到1870年才拥有了自己的代表机构，1890年才完全获得了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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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黄金。在跨越大洋前往加州一试运气的探矿者中，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哈格雷夫斯的人。经过数月的挖掘，哈格雷夫斯已有所斩获，他同时注意到，加州的含金矿石与新南威尔士附近巴瑟斯特的岩石十分相似。1851年，他回到澳大利亚，将他的猜想付诸实验。从挖出的第一盘泥土中，哈格雷夫斯确证了金矿的存在。消息传出，民心振奋。在几周之内，澳大利亚的淘金热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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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金热席卷殖民地东部地区，似乎整个澳大利亚都在向东涌动。大批兴奋、狂热的人群向巴瑟斯特、巴拉腊特或本迪戈进发，他们肩上扛着锄头和铁锹，腰上挂着铁锅和圆盆，一窝蜂似的涌入那些一夜之间如春笋般崛起的各个淘金城。城中的赌场、酒吧和妓院立刻变得拥挤不堪。维多利亚时代的采金区瞬时挤进了十万人口。其实，这些人并非都是“掘金派”，旅店老板、商店店主、妓女和其他服务业人员也混杂其中，而且所获颇丰。一个穷困潦倒的棒棒糖小贩在通往巴拉腊特的道路上开了一间酒吧，年获利达六千英镑。而当矿工们返回墨尔本或悉尼时，他们便开始穷奢极欲，将钱财耗费在纸醉金迷的炫富生活当中。据说，人们为马匹钉上纯金的马掌，用纸币点燃烟斗，甚至在参加别人婚礼时身穿亮丽的粉红天鹅绒袍。当发财变得易如反掌时，正当的职业也就瞬间失去了意义。牧场没有了牧羊人，商行找不到职员，船上水手也奔逃一空。1852时，整个墨尔本地区只剩下两名警察，原来的五十多名警员都跑去了采金区。工资翻了一番，两番，物价扶摇直上，地价瞬息万变。其他殖民地，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其他殖民地也有许多人前往淘金，一年之内，就有九万五千名移民涌进了维多利亚殖民地。塔斯马尼亚共有大约五万居民，五个月内就有四千人开赴维多利亚，其中还有许多的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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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墨尔本地方政府来说，维持和平，处理争端，提供交通、住房，供应足够的食物避免饿荒，都是眼下较为棘手的新难题，更何况，政府的大多数雇员也抛弃工作加入了淘金者的行列。曾有一段时间，维多利亚政府手里只剩下了不到四十四名士兵，以至于1853年时不得不从伦敦调来了五十名警察以维护秩序。掘金派对淘金城内的混乱无序似乎并不在意，但对政府却满怀仇视之情。王室声称对采金区拥有所有权，让淘金者像牧场主那样支付执照费用。政府的做法引发了强烈不满，执照费很难征收起来。多次威胁无效之后，淘金者采取了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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