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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七章 英语民族的迁徙（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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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澳大利亚与新西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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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很早之前就存在于人们的想象世界。早在希罗多德时代，就流传着有关神奇土地的传说。据说，这块土地位于遥远的地平线上，居住着怪异的巨兽，像《圣经》中所罗门的俄菲和他施那样财富盈野。在十六世纪的探索时代，人们对这样的故事兴趣盎然。绕过好望角，远航东方的人们故弄玄虚地谈论马可波罗笔下的马莱厄和洛卡奇地区，还有所罗门王治下的众多岛屿。我们很难想象，公元前十世纪，以色列王的船只是怎样抵达南太平洋地区的。但在文艺复兴时期，地理学家和航海家的设想主要是源于《圣经》的启发。《印度群岛宣言》的作者生活在亨利八世时代，此人曾经预言，如果航海士抵达新大陆之后继续西行进入太平洋，“就可能会发现一系列的新大陆和新王国……世界最富有的土地和岛屿，遍布着黄金、宝石、香草、香料以及在我们看来价值非凡的各类物品。”1526年，西班牙人派遣塞巴斯蒂安·卡伯特绕过麦哲伦海峡，寻找俄斐和他施这两块传说之地。卡伯特根本没有到达太平洋，但传说依然十分流行。十六世纪迪耶普制图者绘制有一幅巨大的南部大洲地图，所谓的“大爪哇岛”（Java la Grande）被标注在了太平洋之中。1568年，阿尔瓦罗·德门达纳及佩德罗·萨米恩塔·甘德博亚声称发现了所罗门群岛。从他们对岛屿的命名可以看出，人们对所罗门王的存在深信不疑。然而，在十六世纪结束之前，欧洲人尚未涉足澳大利亚的土地。最终发现它的，是精明实际、缺乏浪漫的荷兰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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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初，荷兰人航行至爪哇及苏门答腊一带，与澳大利亚的北部海岸十分接近。尽管塔斯曼于1642年进行了一次伟大的探险，但却对这片大陆敬而远之。荷兰人无意殖民于此，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邪恶的海岸，他们穿越印度洋的船只往往在此受到逆风的阻拦。人们对澳大利亚一直知之甚少，直到十八世纪中叶，詹姆斯·库克船长才对此地进行了较为细致的探索，他于1768年至1779年间三次航行到此，环航新西兰，驶入澳大利亚大堡礁，观测了雄伟的南极冰原，发现了汤加群岛、新赫布里底群岛、新喀里多尼亚和夏威夷，同时还绘制了澳大利亚东部海岸线地图。库克是英国皇家海军的测量员，曾受过系统的培训且经验丰富。他的报告正式、准确、详细，并及时地报送了伦敦。此前，英国一直将罪犯流放至美洲，但美国独立战争之后，这些犯人便无处可去。许多人在伦敦的囚船和监狱中饱受疾病折磨，最终奄奄一息。那么，为什么不将这些犯人送至澳大利亚呢?自北美独立之后，小皮特政府便缩减了殖民探险活动，但此际，掌权者皆认为此事可行且事不宜迟。1788年1月，七百一十七名囚犯在植物湾登陆，其中还包括一百九十七名女性。植物湾是约瑟夫·班克斯爵士命名的。他是一个杰出的科学爱好者，陪同库克航行到此。不管怎样，现在此地已没有太多植物了。这些罪犯很快就搬迁到几英里外的杰克逊港，该港位于宏伟宽阔的悉尼港内。饥荒困扰着这些囚徒，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大利亚殖民地根本无法自给自足。他们之中有造假者、窃贼、偷猎者、爱尔兰叛军、歹徒及政治流亡者等，既无资本和劳动技能，也不愿辛苦工作，自食其力。一位澳大利亚总督将此地称为“新南威尔士罪犯行营”，他写道，“这使我想到了在西班牙的修道院，它们坐拥大量人口，一味地消费而无所产出。”库克船长认为该地海岸线与英国南威尔士海岸十分相似，故将其命名为“新南威尔士”。但除此之外，以勤勉能干著称的威尔士人与澳大利亚囚徒没有任何共同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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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起先也有一些自由民众到此定居。但直到十九世纪二十年代以后，移民大潮才汹涌而来。早期移民到达的时候，该大陆的名字甚至还没有确定下来，官方及其他文件中多将此地称为“新荷兰”。拿破仑战争之后，英国经济陷入萧条，新南威尔士腹地的肥沃牧场将众多移民吸引至此。英国移民渐渐流入这片空旷的次大陆，逐渐改变了其原有的社会形态和生活模式。1828年时，此地约有一万五千名囚徒及二万一千名自由民，到了1841年，囚徒人数为两万七千名，而自由民数目则超过了十万。自由民很快要求建立自治政府，结果如愿以偿。1840年，将罪犯流放至新南威尔士的规定终被废除。两年后，该地成立立法会，其成员大多由民众选举产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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羊毛产业为这块土地带来了繁荣。不久之后，澳大利亚的出口羊毛就将西班牙和德意志的产品挤出了世界市场。1797年，一位名叫约翰·麦克阿瑟的退休军官从好望角带来了一些美利奴羊，在次大陆进行繁殖实验，从而改变了整个地区的经济形态。人们发现了位于蓝山背后的巴瑟斯特平原，这为羊毛产业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从巴瑟斯特到悉尼南部的广大地区，以及北方的达令草原之上，牧场连绵不绝，羊群涌动如云。这里芳草如茵，人迹罕至，只有少量牧人赶着成千上万的只绵羊悠然地向草原深处行进。羊群迅速繁殖起来，1850年澳大利亚已拥有超过百万只羊，是人口总数的十六倍多。同年，它的羊毛贸易额近乎达到了二百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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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政府对牧羊业并不十分重视。伦敦方面不但声称英国治下的所有土地皆属王室财产，深受吉本·韦克菲尔德思想影响的殖民部还倾向于对殖民地实行集中管理。韦克菲尔德就认为，任何地区的殖民活动都应纳入政府的控制和规划之下，如果允许民众自由流入内地，不仅会妨碍政府管理，也会降低已设殖民点的价值。他的理论确有许多合理之处，但在澳大利亚却并不适用。当局出台了一系列的土地法案，通过收缴税款来阻止人们获得土地，但不久之后，法案被迫废除。牧场主需要数千英亩的土地放牧羊群，但却不愿或无力缴纳一镑甚至五先令的放牧税。他们涌入寥无人烟的内地，去获取梦寐以求的草场，同时还理直气壮地声称这些土地属于殖民地人民，他们当然有权占有和使用。殖民部迫于压力，只好妥协。牧场主继续留在草场上，他们很快成长为社会中的一个最重要阶层。做出让步的英国当局转而实行证照制度，通过颁发许可证的方式赋予法律地位。1847年，当局开始推行草场租赁制，在租赁期满后，牧场主拥有原价购买土地的优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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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1850年前，一批居住于澳大利亚其他地区的殖民者就由杰克逊港出发前往塔斯马尼亚岛，当时该岛被称为“范迪门斯之地”。1804年，殖民者开拓了霍巴特，两年后，朗塞斯顿也建立起来。像在新南威尔士一样，塔斯马尼亚的殖民者起初遇到了许多困难。麦格理(Macquarie)港和阿瑟港的罪犯定居点臭名昭著，它们依靠劳工黑帮和暴力威慑维持秩序。许多罪犯逃入密林，在夜幕时分打家劫舍，或趁无人之时袭掠农场。澳大利亚的其他地区少有土著，他们分散居住在广阔的领域，过着十分原始的生活，几乎无力反抗白人入侵者。但是塔斯马尼亚的土著人人数众多且相对先进。然而，他们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失败。结局是悲剧性的，1830年，以三千万英镑组建起来的殖民军队试图将土著限制在划定的保留地之内，但没有成功。当二十世纪曙光初露之时，塔斯马尼亚部落民就被赶尽杀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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塔斯马尼亚的发展道路与新南威尔士十分相似。1825年时，它已成为一个独立的殖民地。羊毛和捕鲸促进了地区的繁荣，人口也开始稳定、快速地增长。1820年塔斯马尼亚只有六千五百名移民，其中主要是囚犯。二十年后，该地人口达到了六万八千人，自由民反而占了绝大多数。1850年，民选的立法委员会在当地成立，三年后，随着流放制度的废除，塔斯马尼亚获得了与新南威尔士平等的地位，同时，也拥有了分享责任政府财政补贴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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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35年，塔斯马尼亚的居民在菲利普港建立了一个殖民点。起初，这一地区隶属新南威尔士州管辖，但新移民很快提出独立要求。1848年，他们选出殖民大臣格雷伯爵作为“墨尔本议员”，同时撤回所有参选立法会的其他候选人。此位格雷就是当初推进改革法案的格雷伯爵之子。此举大获成功，几个月后，殖民部同意菲利普港独立。因此，1851年新的维多利亚殖民地建立起来，它拥有完整的议会机构，首府设在墨尔本。年轻的女王将这个英语民族的新支脉冠以自己的名字，而首府之名则来源于辉格党领袖墨尔本。墨尔本曾是女王最为赏识的顾问，现在，这样的贤臣已难以找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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昆士兰是从新南威尔士分离的第三块殖民地。它以布里斯班城为中心逐渐成长壮大。但它的发展速度较为缓慢，直到1859年才成为一个独立的殖民地。那时，澳大利亚海岸的其他两个殖民点早已羽翼丰满且相继独立。1834年，一个被称为“南澳大利亚殖民委员会”的组织在伦敦成立，两年后，第一批殖民者在阿德莱德附近登陆。这个城市是以威廉四世的王后名字命名的。南澳大利亚没有一个苦役犯，这里的移民都是接受了吉本·韦克菲尔德思想，将其复杂的理论付诸了实践。总体而言，他们获得了成功。政府和殖民委员会的责任划分不明，它们的双重控制体系为殖民者带来了许多麻烦，但所幸的是，这个殖民委员在1842年遭到废除。不到七年时间，此地已拥有了五万两千名居民。由于发现了铜矿，该殖民地一夜暴富。不久之后，它便与那些东部的殖民地一道，获得了建立代表机构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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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澳大利亚殖民地的历史与众不同。它始建于1829年，不久险些夭折。此处土地贫瘠，不像东部那般自然条件优良，鲜有人迹的茫茫大漠将它与东方诸州分离开来，连劳动力也十分缺乏。虽然其他殖民地将流放犯人的做法视为进步的障碍，但在西澳大利亚似乎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英国狱中囚犯枕藉，对往珀斯输送囚犯的请求，伦敦方面慨然允诺。1849年，一个罪犯殖民点建立起来，并获得了大量资金援助。在这种情况下，西澳大利亚殖民地得以复苏，在未来十年内人口翻了两番。但是，在罪犯殖民地废除之后，西澳大利亚直到1870年才拥有了自己的代表机构，1890年才完全获得了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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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8年，加利福尼亚州发现了黄金。在跨越大洋前往加州一试运气的探矿者中，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哈格雷夫斯的人。经过数月的挖掘，哈格雷夫斯已有所斩获，他同时注意到，加州的含金矿石与新南威尔士附近巴瑟斯特的岩石十分相似。1851年，他回到澳大利亚，将他的猜想付诸实验。从挖出的第一盘泥土中，哈格雷夫斯确证了金矿的存在。消息传出，民心振奋。在几周之内，澳大利亚的淘金热便轰轰烈烈地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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淘金热席卷殖民地东部地区，似乎整个澳大利亚都在向东涌动。大批兴奋、狂热的人群向巴瑟斯特、巴拉腊特或本迪戈进发，他们肩上扛着锄头和铁锹，腰上挂着铁锅和圆盆，一窝蜂似的涌入那些一夜之间如春笋般崛起的各个淘金城。城中的赌场、酒吧和妓院立刻变得拥挤不堪。维多利亚时代的采金区瞬时挤进了十万人口。其实，这些人并非都是“掘金派”，旅店老板、商店店主、妓女和其他服务业人员也混杂其中，而且所获颇丰。一个穷困潦倒的棒棒糖小贩在通往巴拉腊特的道路上开了一间酒吧，年获利达六千英镑。而当矿工们返回墨尔本或悉尼时，他们便开始穷奢极欲，将钱财耗费在纸醉金迷的炫富生活当中。据说，人们为马匹钉上纯金的马掌，用纸币点燃烟斗，甚至在参加别人婚礼时身穿亮丽的粉红天鹅绒袍。当发财变得易如反掌时，正当的职业也就瞬间失去了意义。牧场没有了牧羊人，商行找不到职员，船上水手也奔逃一空。1852时，整个墨尔本地区只剩下两名警察，原来的五十多名警员都跑去了采金区。工资翻了一番，两番，物价扶摇直上，地价瞬息万变。其他殖民地，包括新西兰在内的其他殖民地也有许多人前往淘金，一年之内，就有九万五千名移民涌进了维多利亚殖民地。塔斯马尼亚共有大约五万居民，五个月内就有四千人开赴维多利亚，其中还有许多的妇女和儿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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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墨尔本地方政府来说，维持和平，处理争端，提供交通、住房，供应足够的食物避免饿荒，都是眼下较为棘手的新难题，更何况，政府的大多数雇员也抛弃工作加入了淘金者的行列。曾有一段时间，维多利亚政府手里只剩下了不到四十四名士兵，以至于1853年时不得不从伦敦调来了五十名警察以维护秩序。掘金派对淘金城内的混乱无序似乎并不在意，但对政府却满怀仇视之情。王室声称对采金区拥有所有权，让淘金者像牧场主那样支付执照费用。政府的做法引发了强烈不满，执照费很难征收起来。多次威胁无效之后，淘金者采取了暴力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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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54年10月6日，一名淘金者在巴拉腊特的尤里卡酒店附近斗殴身亡。酒店老板宾利、他的妻子和一个名叫法雷尔的人受到指控，尽管犯罪证据确凿，但仍被无罪释放。十天后，淘金者烧毁了酒店。不久，四个领头者遭到逮捕。淘金派群情激奋，他们组成了巴拉腊特改革联盟，并提出了政治要求。其中包括废除执照费，以及英国宪章派曾经提出过的四项主张。11月3日，当局搜捕无照淘金者，引起了一片骚乱。淘金者在彼得·莱勒的领导下进行操练并构筑了防护栅栏。当地的军事指挥官托马斯队长周密策划，迅速行动，在事态扩大之前发动了突击。他率领以士兵为主的三百名部下，持刺刀冲进栅栏，杀死了三十名叛党，俘虏一百二十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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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爆发的严重叛乱就这样被当局扼杀。执照费不久便被废除，黄金出口税取而代之。淘金者被赋予特许权，局势又恢复了和平。在此后的几年内，独立的淘金者被拥有地下开采能力的矿业公司所取代。当时的其他殖民地中，只有新南威尔士州同样发现了黄金。在1851年和1861年间，该州开采的黄金总价达到一亿两千四百万英镑。此外，澳大利亚的人口数量迅速增加，这时已经超过了一百万。这无疑是更为宝贵的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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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在黄金热潮的打击之下，羊毛和农业显得十分萧条。失去羊群的牧场主怨天尤人，对金矿诅咒不止。但是澳大利亚也最终由此受益。由于修筑了更加便捷的公路和铁路，羊毛产业也开始繁荣起来。人口的增长扩大了食物需求，一百万多英亩土地很快得到垦殖。以前澳大利亚经济曾过度依赖羊毛产业，现在终于实现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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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人口、贸易和税收的增加，对1850年宪法的改革势在必行。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当地政府向英国殖民部提出了一揽子方案，并最终得到批准。在1855年至1859年期间，除西澳大利亚之外，次大陆的所有殖民地都设立了两院议会，议员由普选产生，部长对下议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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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重大的变化逐渐展开。正如人们所知，现代澳大利亚诞生于1901年，是当时各个殖民地组成的一个联邦，首都设在堪培拉。澳大利亚联邦建立较晚，这是由于发展各异、形形色色的殖民地对自治传统颇为珍视。同时，北方的亚洲尚未构成威胁，因此与携手合作相比，它们更愿意自得其乐。可是这种日子很快过去，统一变得必要起来。甚至今日，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依然住在十九世纪的殖民点中。虽然国家中心的面积有一百多万平方英里，对淘金者和牧场主极具吸引力，但到目前为止，依然很少有人定居于此。这是个荒凉的所在，遍布着寂静的灌木和无边的沙丘，只有横贯大陆的快车、嗡嗡作响的飞机或呼啸而过的导弹才能打破此处沉闷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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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以东一千二百英里处是新西兰岛。早在欧洲人踏足此地之前，岛上就居住一个好战的波利尼西亚种族——毛利人。他们的祖先从东北方横渡太平洋来此定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他们拥有引人瞩目的艺术，建立了强大的军事体系。十八世纪末，库克船长乘船到此，他认为毛利民族拥有十万之众。这个数字也许估计过高，但这些土著无疑是欧洲殖民者遇到的第一个可怕障碍。他们在新西兰岛定居已久，拥有自己的文明、独立的精神和战争技巧。库克发现该岛后不久，一小股英国殖民者便在岛屿北部的群岛湾建立了落脚点。这些人大多是捕鲸者、猎人和落魄水手，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几名逃犯。他们的生活孤独寂寞、动荡不安甚至有些声名狼藉。毛利人酋长接受了他们提供的枪支武器，允许他们在此谋生。首批殖民者并未对毛利人的生活构成严重威胁。直到基督教传教士到来后，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才有所加强。1814年牧师塞缪尔·马斯登在海湾群岛设立了一个传教点，一些教士也加入其中。基督教很快便在毛利人中散播开来，皈依者众多。传教士努力击败了商人势力，并从毛利人的利益出发，反对英国政府所有的新西兰殖民计划。他们一度获得了成功，直到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半个世纪之后，英国才第一次正式在此设立殖民地。虽然如此，伦敦方面早就计划在新西兰岛推进殖民进程。吉本·韦克菲尔德及其追随者极力鼓动此事，在此之前，此人的殖民观念就已深刻影响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未来。韦克菲尔德和他的朋友成立了一个新西兰协会，达勒姆勋爵就是其中一名成员。然而英国政府对协会持敌视态度。传教士们谴责殖民行动将为当地人带来灭顶之灾，殖民部也拒绝批准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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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韦克菲尔德非要一意孤行。1838年，他的协会组建了一个殖民新西兰的私人股份公司，一年后又派出一支以他的弟弟为首的殖民考察队。超过一千名移民跟随他们前往新西兰。他们在北岛建立了威灵顿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收到消息：法国正在考虑吞并新西兰，此事逼迫英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伦敦并非是批准了韦克菲尔德的考察，而是派出了一艘由霍布森船长指挥的军舰，试图迫使毛利人承认英国主权。1840年2月，霍布森终于与毛利酋长缔结《怀坦吉条约》。根据条约，毛利人将一切主权和权利让与英国，以此换取“完全及单独享有该岛的土地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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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时，韦克菲尔德公司才得到官方的认可。如此一来，新西兰就拥有了两股统治力量。一是英国总督，其官邸设在北岛北部的奥克兰，此地曾被霍布森选为首都。二是位于威灵顿的殖民公司。它们各自利益不同，政策主张相左。公司希望获得土地，多多益善且越快越好。但殖民部却依据《怀坦吉条约》，主张这些土地属于毛利人。整个四十年代就在二者无休无止的吵骂声中度过。殖民公司对条约予以强烈谴责，1843年，公司主管约瑟夫·索姆斯写信给殖民大臣说：“我们对《怀坦吉条约》一直表示严重怀疑，他是由一位没有全权的外交官，在未经王室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与赤身裸体的野蛮人签订的。那么，除被律师当作耍弄和抚慰野蛮人的临时工具之外，它还能有何效用呢？”但是，“赤身裸体的野蛮人”是不容欺骗的。《怀坦吉条约》明确将英国人和毛利人的权利划分开来，毛利人交出了主权虚名，却将财产权牢牢掌控在手中。在毛利人看来，土地是他们的命脉，正如一句毛利谚语所说：“唯女人与土地不可弃。”年长的毛利酋长深知，如果失去了土地，他的部落将会趋于灭亡。毛利法律中的一些巧妙规定让殖民者们暴怒不已，懵懂的他们用现金购置了土地，却发现无法获得占有权，因为毛利部落对土地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且不因私人交易而受到影响。尽管如此，到1859年时，殖民者仍在北岛占据了七百万英亩的土地，在毛利人较少的南部则占据了三千二百多万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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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矛盾最终引发了战争。从1843年到1869年，双方发生一系列断断续续的局部冲突，战场也不断转移。到六十年代中期，投入战争的军队已达两万。豪豪主义信徒的狂热之情及游击队天才领袖·库蒂的战斗技巧使殖民者们精疲力竭，疲于应付。毛利人英勇不屈的精神赢得了英军指挥官们的敬佩，军队对殖民者的反感与日俱增。但到1869年，毛利人的反抗已是强弩之末，起义终被镇压下去。此后，本地事务部长唐纳德·麦克莱恩爵士在此推行了开明的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殖民者获得了安全保障，而毛利人也意识到英国的统治已成定局。六十年代中期英国颁布了一系列土著土地法案，保护他们免遭种族灭绝之灾。1867年，他们在新西兰议会拥有了本族的代表。1871年时，毛利土著的数量曾降至三万七千人，而195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其人口已近十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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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年来纷争不断，但殖民地却仍在持续扩展。韦克菲尔德急于压制传教士的反对声浪，巧妙地说服苏格兰自由教会和英格兰国教与公司合作，共同新建两处殖民点。新殖民点位于南岛的奥塔哥半岛和坎特伯雷，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在此得到了极好的应用。1860年至1906年的毛利战争并未将居民众多的南岛卷入其中，因而它一直保持着相对繁荣和稳定的局面。到1868年，那里的英国移民约有二十五万，十二年后几乎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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