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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政治的影响是深远的。随着人口、贸易和税收的增加，对1850年宪法的改革势在必行。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当地政府向英国殖民部提出了一揽子方案，并最终得到批准。在1855年至1859年期间，除西澳大利亚之外，次大陆的所有殖民地都设立了两院议会，议员由普选产生，部长对下议院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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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系列重大的变化逐渐展开。正如人们所知，现代澳大利亚诞生于1901年，是当时各个殖民地组成的一个联邦，首都设在堪培拉。澳大利亚联邦建立较晚，这是由于发展各异、形形色色的殖民地对自治传统颇为珍视。同时，北方的亚洲尚未构成威胁，因此与携手合作相比，它们更愿意自得其乐。可是这种日子很快过去，统一变得必要起来。甚至今日，大多数澳大利亚人依然住在十九世纪的殖民点中。虽然国家中心的面积有一百多万平方英里，对淘金者和牧场主极具吸引力，但到目前为止，依然很少有人定居于此。这是个荒凉的所在，遍布着寂静的灌木和无边的沙丘，只有横贯大陆的快车、嗡嗡作响的飞机或呼啸而过的导弹才能打破此处沉闷的气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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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以东一千二百英里处是新西兰岛。早在欧洲人踏足此地之前，岛上就居住一个好战的波利尼西亚种族——毛利人。他们的祖先从东北方横渡太平洋来此定居，创造了辉煌灿烂的文明，他们拥有引人瞩目的艺术，建立了强大的军事体系。十八世纪末，库克船长乘船到此，他认为毛利民族拥有十万之众。这个数字也许估计过高，但这些土著无疑是欧洲殖民者遇到的第一个可怕障碍。他们在新西兰岛定居已久，拥有自己的文明、独立的精神和战争技巧。库克发现该岛后不久，一小股英国殖民者便在岛屿北部的群岛湾建立了落脚点。这些人大多是捕鲸者、猎人和落魄水手，还有来自澳大利亚的几名逃犯。他们的生活孤独寂寞、动荡不安甚至有些声名狼藉。毛利人酋长接受了他们提供的枪支武器，允许他们在此谋生。首批殖民者并未对毛利人的生活构成严重威胁。直到基督教传教士到来后，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运动才有所加强。1814年牧师塞缪尔·马斯登在海湾群岛设立了一个传教点，一些教士也加入其中。基督教很快便在毛利人中散播开来，皈依者众多。传教士努力击败了商人势力，并从毛利人的利益出发，反对英国政府所有的新西兰殖民计划。他们一度获得了成功，直到澳大利亚殖民地建立半个世纪之后，英国才第一次正式在此设立殖民地。虽然如此，伦敦方面早就计划在新西兰岛推进殖民进程。吉本·韦克菲尔德及其追随者极力鼓动此事，在此之前，此人的殖民观念就已深刻影响了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未来。韦克菲尔德和他的朋友成立了一个新西兰协会，达勒姆勋爵就是其中一名成员。然而英国政府对协会持敌视态度。传教士们谴责殖民行动将为当地人带来灭顶之灾，殖民部也拒绝批准这项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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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韦克菲尔德非要一意孤行。1838年，他的协会组建了一个殖民新西兰的私人股份公司，一年后又派出一支以他的弟弟为首的殖民考察队。超过一千名移民跟随他们前往新西兰。他们在北岛建立了威灵顿殖民地。与此同时，英国收到消息：法国正在考虑吞并新西兰，此事逼迫英国政府迅速采取行动。伦敦并非是批准了韦克菲尔德的考察，而是派出了一艘由霍布森船长指挥的军舰，试图迫使毛利人承认英国主权。1840年2月，霍布森终于与毛利酋长缔结《怀坦吉条约》。根据条约，毛利人将一切主权和权利让与英国，以此换取“完全及单独享有该岛的土地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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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那时，韦克菲尔德公司才得到官方的认可。如此一来，新西兰就拥有了两股统治力量。一是英国总督，其官邸设在北岛北部的奥克兰，此地曾被霍布森选为首都。二是位于威灵顿的殖民公司。它们各自利益不同，政策主张相左。公司希望获得土地，多多益善且越快越好。但殖民部却依据《怀坦吉条约》，主张这些土地属于毛利人。整个四十年代就在二者无休无止的吵骂声中度过。殖民公司对条约予以强烈谴责，1843年，公司主管约瑟夫·索姆斯写信给殖民大臣说：“我们对《怀坦吉条约》一直表示严重怀疑，他是由一位没有全权的外交官，在未经王室批准的情况下，擅自与赤身裸体的野蛮人签订的。那么，除被律师当作耍弄和抚慰野蛮人的临时工具之外，它还能有何效用呢？”但是，“赤身裸体的野蛮人”是不容欺骗的。《怀坦吉条约》明确将英国人和毛利人的权利划分开来，毛利人交出了主权虚名，却将财产权牢牢掌控在手中。在毛利人看来，土地是他们的命脉，正如一句毛利谚语所说：“唯女人与土地不可弃。”年长的毛利酋长深知，如果失去了土地，他的部落将会趋于灭亡。毛利法律中的一些巧妙规定让殖民者们暴怒不已，懵懂的他们用现金购置了土地，却发现无法获得占有权，因为毛利部落对土地拥有不可剥夺的权利，且不因私人交易而受到影响。尽管如此，到1859年时，殖民者仍在北岛占据了七百万英亩的土地，在毛利人较少的南部则占据了三千二百多万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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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矛盾最终引发了战争。从1843年到1869年，双方发生一系列断断续续的局部冲突，战场也不断转移。到六十年代中期，投入战争的军队已达两万。豪豪主义信徒的狂热之情及游击队天才领袖·库蒂的战斗技巧使殖民者们精疲力竭，疲于应付。毛利人英勇不屈的精神赢得了英军指挥官们的敬佩，军队对殖民者的反感与日俱增。但到1869年，毛利人的反抗已是强弩之末，起义终被镇压下去。此后，本地事务部长唐纳德·麦克莱恩爵士在此推行了开明的政策，收到了显著效果。殖民者获得了安全保障，而毛利人也意识到英国的统治已成定局。六十年代中期英国颁布了一系列土著土地法案，保护他们免遭种族灭绝之灾。1867年，他们在新西兰议会拥有了本族的代表。1871年时，毛利土著的数量曾降至三万七千人，而1951年的人口普查数据显示，其人口已近十万之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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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这些年来纷争不断，但殖民地却仍在持续扩展。韦克菲尔德急于压制传教士的反对声浪，巧妙地说服苏格兰自由教会和英格兰国教与公司合作，共同新建两处殖民点。新殖民点位于南岛的奥塔哥半岛和坎特伯雷，韦克菲尔德的殖民理论在此得到了极好的应用。1860年至1906年的毛利战争并未将居民众多的南岛卷入其中，因而它一直保持着相对繁荣和稳定的局面。到1868年，那里的英国移民约有二十五万，十二年后几乎翻了一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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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带来了繁荣。在南岛著名的坎特伯雷平原，牧场众多，羊群无数。同时，人们还繁育出了新品种的考力代羊。60年代时奥塔哥和坎特伯雷发现了金矿，为当地带来了暂时的繁荣。澳大利亚黄金的发现及悉尼、墨尔本的物价飞涨为农业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尽管80年代新西兰出现了短暂的萧条局面，但自此以后经济发展一直欣欣向荣。冰箱发明后，新西兰能够与一万三千英里以外的欧陆及英国生产者同台竞争。特别是乳品业的合作运动形成了一个相当规模的产业，使资金有限的小农场主受益良多。新西兰经济迅速崛起，其人均外贸额很快跃居世界首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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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西兰的政治发展同样令人瞩目。在《达勒姆报告》出台及加拿大开展自治实践之际，新西兰独立也提上了日程。1852年的《宪法法案》赋予其广泛的自治权。与那些老牌殖民地不同的是，新西兰政治的焦点问题并非是要求成立责任政府，而是集中于中央与地方政府的关系方面。岛上的交通十分不便，甚至十九世纪末，为数众多的、小而分散的殖民点仍然遍布整个岛屿，其所处环境及利益主张各不相同。宪法法案承认了这个事实，并以此为基础建立了一批省级议会。它们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国家议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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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年来，省级议会和中央政府间的冲突一直是新西兰政治挥之不去的阴影。一些省份十分富裕，但其他则并非如此。奥塔哥和坎特伯雷因金矿的发现开采而繁荣一时，而受毛利战争殃及的北岛诸省则穷困潦倒。奥塔哥和坎特伯雷甚至一度动过脱离中央政府的念头。1875年，新西兰进行政治改革，修订了宪法，取消了省级区划。地方治权移交至县议会手中，中央政府的权力大大加强。从某种程度上说，早在三十年前，新西兰政府就极好地解决了澳大利亚联邦挥之不去的政治难题。事实上，它的政治生命力并不亚于经济活力。其旧有的传统和偏见不像老牌殖民地那样根深蒂固。1906年由自由党政府引入英国的，被人们视为“极端”的改革措施早已被新西兰政府接受并采纳。工业仲裁、养老金、工业立法、国家保险、医疗服务和住房法案都在1890年至1914年间成功推广。国家秉承英国政治传统，对合作生产予以扶持，即便在偏远和陌生的太平洋群岛，英国的政治精神也被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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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失乐园》是弥尔顿撰写的一部神话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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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特拉法加海战是1805年英法两国海军在西班牙特拉法加角外的一次决战，英国海军大胜，其海上霸主的地位由此得以巩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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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法国大革命前夕，为迫使法王制定宪法，第三等级代表在凡尔赛宫的室内网球场集会，同时立下誓约，史称《网球场宣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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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英国“黑便士”开创了邮票发行的新纪元，邮票面值以便士计量，用黑色油墨印制，故称黑便士邮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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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十一部 伟大的共和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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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美国史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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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15年是美国历史的一个里程碑。在此之前，美国发展深受欧洲大陆影响，但在1812年战争结束后，美国重新审视了自己的道路，开始背向大西洋，将目光投向西部地区。紧随《根特和约》而来的，是向西推进的滚滚浪潮。在政治方面，联邦党人和共和党人的激斗被一名记者笔下的“善意的时代”所取代。但是，在未来十年里，平静的表面之下，各个利益集团的纷争如火如荼，它们很快演变为长期的、有组织的各类政党。拿破仑之战后，财政一直是摆在政府面前的首要的问题。共和党政府承受着巨大的战争压力，迫不得已接受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关于贸易保护和信贷制度的主张。1816年的关税则正式建立了贸易保护制度，制造业开始代替航运业成为新英格兰的主导产业，为十九世纪的繁荣奠定了基础。杰弗逊对联邦银行制度的长期怀疑此刻烟消云散，1816年，政府为新成立的联邦银行颁布新版经营执照，旧的许可状退出了历史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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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与欧洲的纽带逐渐破裂了。经过多次谈判，美英之间悬而未决的争议得到解决。加拿大的边界固定下来，两国同意在冲突焦点的五大湖地区裁减军备。1819年，由新奥尔良英雄安德鲁·杰克逊领导的美西塞米诺尔战争结束。美国以五百万美元的代价从西班牙手中购得了佛罗里达。西班牙从此永远退出了北美大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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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其后的几年中，动荡的欧洲政局会再次对美国构成了威胁，但这已是最后一次了。旧世界的君主国家戮力齐心，一致捍卫君主政体，他们联合起来，对任何企图反对他们的国家予以干涉。神圣同盟的政策已经招致了英国的反感，因此在1821年时，英国拒绝出手干预意大利内政。不久，西班牙爆发了新的危机，法国波旁王朝急于提高在欧洲的政治地位，于是派出一支军队越过比利牛斯山帮助西班牙恢复君主政体。俄罗斯更是野心膨胀，沙皇以实现全球战略目标为出发点，在圣谕中重申对北美西海岸的主权要求。在这种形势下，华盛顿人心惶惶，有流言说欧洲反动势力在复辟西班牙的王权后，可能会拿新大陆开刀，派兵恢复波旁王室对美洲的主权。西班牙曾在南美地区拥有一些殖民地，如今，它们已经摆脱了宗主国的枷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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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坎宁政府曾向美国伸出橄榄枝，希望与美方携手合作，阻止波旁王朝的复辟之火向新大陆蔓延。同时宣布承认南美的拉丁共和国的主权。然而，美国门罗总统却独自采取了行动，他向国会提交国情咨文，提出了后来被称作“门罗主义”的几项主张。正如人们所言，著名的门罗宣言是对任何试图插手新世界的欧洲列强发出的严肃警告，也是美国无意介入欧洲政治的严正声明。在这个告别信息发出之后，美国开始全身心地投入本国事务。创制宪法的老辈人已逐渐退出了政坛，新一代的政治家们正在成长。杰弗逊和麦迪逊光荣退休后回到弗吉尼亚家园，但对美国政界的影响犹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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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开始向西部进军。三十年之内，密西西比河流域新建了九个州，还有两个位于新英格兰。早在1769年，丹尼尔·布恩等拓殖者就推进到了肯塔基州一带，并与当地印第安人发生了冲突。但大规模的西进是从独立战争时期开始的。十八世纪的迁移方向主要有二：一是越过西边的俄亥俄河，在肯塔基州和田纳西州定居；二是在毛皮商人的根据地，伊利湖对岸的西北森林地区建立落脚点。对新英格兰和东部沿海的开拓主要是在大公司的主导下进行，它们得到英国王室或特权贵族的大力支持。但是，在广袤的西部土地上，任何人都能用斧头和步枪为自己开辟出一个新的家园。到1790年，田纳西州已拥有了三万五千移民，而肯塔基州的移民数量是前者的两倍数量。1800年，已有一百万美国人在阿利根尼山脉以西地区建立了定居点。在新开辟的土地上，一个强健有力、自力更生的群体占据了一席之地。美国的现代民主制度正是发源于密西西比河谷。美国独立之后，第一届国会高瞻远瞩地制定了一个恒久不变的原则：新领地的人口一旦达到特定指标，就能获得州的地位，与美国其他各州享有同等权利。1828年至1901年的美国十八任总统中，就有十一位出生或成长于密西西比流域，这是美国西部人卓越素质和能力的极好证明。丹尼尔·韦伯斯特大可在清教徒登陆美洲的纪念日上慷慨激昂地朗读这段著名的文字：“从俄亥俄河到伊利湖，从阿勒格尼斯（原文）越过迈阿密直至圣安东尼奥瀑布，在新英格兰的广袤大地上，到处点缀着农场、房屋、村庄和教堂。罗克河一带就是清教徒先辈的登陆之处，如今，他们的子孙正在二千英里外的西部辛勤耕作着农田，努力建设着城镇。我们胸怀美好的信念，这些清教徒的后代将在优越的制度、自由和宗教之下繁衍生息……不久之后，他们就会抵达太平洋的海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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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人口激增，领土也在不断扩大。1790年至1820年间，美国人口由四百万上升至九百五十万，此后几乎每二十年就要增加一倍。这样的增殖速度甚为罕见，几乎与现代英格兰的人口增长率齐平。密西西比河以东地区的印第安部落已被驱离，为大规模的殖民拓殖提供了方便。印第安人曾在1812年战争中协助英国对美作战，现在，联邦政府开始将他们驱逐出去。新占的土地被划为小块，以极低的价格出售给来此定居的殖民者。“殖民者”一词现在颇具贬义色彩，但我们不妨以此称呼他们。这些西部殖民者其实是拓荒的先锋，他们筚路蓝缕，历尽艰辛。农民们从乱石嶙峋的新英格兰赶来，耕种着五大湖南部空旷肥沃的土地，而南方的阿拉巴马河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黑色沃土也为近代大规模的棉花种植业提供了充分的滋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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