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俾斯麦的毕生事业在凡尔赛达到了顶点。普鲁士在国内克服了重重困难，对外蓄意挑起了三次战争，终于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使德意志成为欧洲大陆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之一。同时，代价也是惨重的。法国人下决心复仇雪耻，迫切地寻求盟友和支持。在维也纳确立的“欧洲协调”原则彻底破裂。之后的很多年里，人们曾多次努力试图恢复这一原则，也曾取得一些短暂的成绩。但是，欧洲强国渐渐形成两大阵营，英国则不安地袖手旁观。这两大阵营的分歧逐渐变得彻底不可调和，最终在二十世纪爆发出来。英国对形势变迁的认识有些迟缓。迪斯雷利虽有些夸大其词，但的确是有先见之明的，他说，普鲁士军队的胜利意味着一场德意志革命，这将是“比上一个世纪的法国革命更为重要的政治事件”。武力保卫和平的时代到来了。在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主政英国的时代，英国忙于国内事务以及爱尔兰自治和帝国统治的问题。然而，欧洲本土和殖民地事务明显互不相干的时代即将彻底结束。只要俾斯麦领导德国，他就会小心翼翼地避免触怒英国。同时，在殖民地问题上的冲突使英法关系日趋紧张。直到德皇威廉二世免去俾斯麦的首相职务并大力奉行敌对政策时，英国才完全警觉到日耳曼人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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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十六章 格拉德斯通与迪斯雷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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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开始讲述英国历史上一个漫长、连贯、不断发展的时代，即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担任首相的时代。这两位伟大的议会活动家在1868-1885年之间交替掌权，在这近二十年里，他们的领导地位没有受到任何有效挑战。在迪斯雷利于1881年去世之前，他和格拉德斯通的交锋一直是英国政治舞台的中心。二人都站在各自党派权力的顶峰，他们富于技巧的雄辩把公众的注意力吸引到议会程序上，较量的每一个回合都引起全国性的讨论。其实他们的政治分歧并未超过一般的两党分歧。他们之间尖锐的冲突和根深蒂固的敌对情绪如此根深蒂固，很大程度上源于他们迥然不同的脾气秉性。迪斯雷利私下写道：“后人将对格拉德斯通这个无耻的疯子做出公正的判断。他是个异乎寻常的嫉妒、记仇、虚伪和迷信的混合体；他无论是在说教和祈祷，喋喋不休或舞文弄墨上，都有一个显著的特点——从不是一个绅士！”格拉德斯通对迪斯雷利的评价也同样尖刻。他说，迪斯雷利的理论是“虚伪的，但是，他的为人比他的理论更虚伪……为保持自己的影响力，他不惜腐化公众的意见，在谈判中贪得无厌，煽动人们的激情、偏见和自私的欲望……他通过支持皇室不符合宪法的倾向来削弱王权，同时又毫无底线地迎合民主思潮，以削弱宪法”。就这样，他们在下议院针锋相对——格拉德斯通音色铿锵，目光如炬，陈词感人肺腑，迪斯雷利则气质浪漫，措辞精妙灵活，传神达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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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德斯通在1868年出任首相时，人们仅仅认为他是谨慎而又节俭的执政官，也已经成长为坚定的自由党改革家。其实这只是他的才能的一个方面。逐渐使他成为那个时代最具争议的人物的原因，是他经常同时能激起自己和选民的义愤填膺的道德感。在讨伐巴尔干国家和爱尔兰的两次运动中，他的口号便是良知与道德标注高于政治决策——致力于宣扬这样的信条使他不可避免地被斥为伪君子，因为这些口号对应的政策往往明显地有利于自由党。其实，这些指责是错误的，格拉德斯通的讲话常常充满传道士精神，他宁可分裂自由党，也不愿放弃道德是非。在他转念支持爱尔兰自治之后不久，他就对助手威廉·哈考特爵士说：“我即使众叛亲离，也要坚持到底。”这种精神不利于团结，导致了自由党分裂，但它为格拉德斯通在他追随者心中赢得了史无前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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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对付格拉德斯通，迪斯雷利需要动用自己的全部勇气和得天独厚的超群智慧。许多托利党人不喜欢也不信赖他的改革观点，但他摆布同僚的手段十分高超，就统治政党的艺术而言，无出其右。他对所有事情的态度，都有愤世嫉俗的成分，他的性格中，丝毫不见对道义的热情。劳动阶级中的大部分人为了现实利益而依附于教会、王室、帝国和贵族，迪斯雷利认为这些趋利避害的行为都可以为党派所用。他一生都没有被典型的英国生活方式完全同化，至死保持距离，这使他年轻时就可以对英国社会做出独立的分析，这很可能是他能更加深刻地理解和评价当时政治情况的原因。他长期被自己的党派掣肘，却最终领导它在大选中获胜，登上他所一直渴望的权力高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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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人最深的矛盾莫过于格拉德斯通认为，迪斯雷利为了保守党的利益掌控女王，而且他滥用个人魅力，危害宪法。格拉德斯通就任首相时，维多利亚女王过着半退休的生活，还没有走出1861年阿尔贝特亲王逝世造成的悲痛。格拉德斯通试图让君主重回公众视线，于是善意地建议让女王的长子担任爱尔兰总督，但这都招致了女王强烈的反感。他始终对女王十分尊重，却无法与女王建立亲切温情的关系。女王有一次曾评价说，他对她讲话，好像是在公开会议上一样。迪斯雷利没有犯这样的错误，他宣称：“英国宪法的原则并没有否定君主的个人影响，如果真的有，则人性本身也要阻碍这种理论的实现。”他经常给女王写信，帮助她摆脱在丈夫死后所陷入的孤独和避世，迎合她参与政策制定的愿望。在一八七七年五月东方危机的高潮中，他在汇报内阁各种看法的报告结尾写道：“政策应由陛下来定，首相将坚决执行。”女王感到这样的态度无比受用，她抱怨说，格拉德斯通执政时什么都不告诉她。如果他在1880年以后多向女王汇报，女王的不满可能会转移到在野的保守党身上。但是从那时起，她开始对自由党政府不甚友善，她不喜欢格拉德斯通，对其党内日益强烈的激进主义倾向十分反感。不过这种情况倒也并没有导致什么恶果，格拉德斯通小心地避免女王个人成为政治议论的对象，不让公众知道他和女王的不和。他曾发牢骚说：“女王足以毁掉任何人。”不过尽管难以体谅，他还是耐心地为女王效劳。无论如何，基于公众选举组成政府的制度，在发展过程中必然削弱国王的个人权力。尽管维多利亚偶尔表现出参与政治的倾向，她仍是立宪制下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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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德斯通经常说，他在1868年至1874年之间领导的内阁是“有史以来最好的执政工具之一”。在他的积极推动下，这届内阁进行了一系列拖延已久的改革。这是个黄金时代，自由主义力量仍在激进而且不受束缚，个人主义原则和自由放任的经济思想在搜寻并摧毁着十八世纪统治制度的残余。行政系统、军队、大学和司法界纷纷受到攻击，旧地主势力的开始崩溃。随着公共事务逐渐不断地转移到有才华且勤奋的人，詹姆斯·米尔所说的“邪恶利益”的权力逐渐缩小。自由主义是原则，放任政策是方法，政府权力的过度扩张毫无必要，而中产阶级终于得到了同他们的经济实力相称的政治地位。格拉德斯通的上台适逢其时，大选的决定性胜利和一个准备好迎接改革的国家为他提供了机会。一向派系力量均衡的自由党空前地团结在他周围。他的政策在执行中遭遇了一系列明显的滥用，但它的规模和范围把激进派、温和自由派甚至辉格党人都团结在了一起。他从爱尔兰问题开始改革。他在哈瓦登的家中接到女王的诏书时说：“我的使命是平定爱尔兰。”尽管遇到强烈阻力，甚至违背了自己早先保卫私产和国教信仰的原则，他坚决在1869年取消了爱尔兰新教教会的国教地位，次年又颁布了《土地法》，试图制止无理驱逐佃户的现象。然而，平定爱尔兰绝非易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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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格兰，政府面临的工作也一点不少。担任财政大臣罗伯特·洛在1867年的选举改革之后说过：“我们必须教育我们的主人。”选民至少应该能够读写，政府也为他们提供了获得更多知识的途径。由于选举权的扩大以及自由主义者对教育重要性的共识，全国小学体系被建立起来——这是通过1870年W．E．福斯特的《教育法案》得以实现的。当然，像以后几十年里的所有教育措施一样，这个法案的实施也因教派激情和纷争而打了折扣。同时，政府机构终结了裙带关系的泛滥，新的行政系统通过考试竞争吸收人才，非常重视考生的智力成就，晋升靠的是能力，而不是财产和家庭关系。次年，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取消了所有的宗教限制，接纳天主教徒、犹太人、持异议者和不信教的年轻人。古代错综复杂的司法制度对诉讼当事人来说是个噩梦，也是律师的饭碗，现在这套制度通过法院合并实现了机构简化和现代化。《司法条例》标志着这个漫长而必要的改革的完成。几个世纪以来，起诉人往往必须就同一个问题在两个法院同时起诉，如今建立了唯一的最高法院，有合理的分支机构，程序和方法也统一起来。爱德华一世时代遗留下来的官职在彻底的改革中被一扫而空，这一切都伴随着稳健的行政管理，而最符合格拉德斯通心意的是紧缩开支和低税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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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里米亚战争带来的磨难和耻辱证明了伟大的威灵顿公爵的战术在低水平的人手中根本无法发挥作用。普鲁士对法国的胜利震动了军事和行政人士。陆军部亟待改革，这个任务由最出色的军队改革家，格拉德斯通的国务大臣爱德华·卡德韦尔执行。总司令剑桥公爵反对任何改革，女王最终万般无奈地在上院签署命令，让他服从国务大臣，改革这才迈出了第一步。鞭笞制度被废除，《兵役法》引入了短期服役，以便建立有效的预备役。1871年，卡德韦尔进一步推进改革，经过同军方的激烈斗争，禁止了购买军阶的做法。步兵重新配备了马蒂尼-亨利式来福枪，部队建制以郡为基础进行了完全改编，虽然总参谋部尚未建立，陆军部进行了彻底的调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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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成就都是在英明而忙碌的六年中取得的，那之后，趋势变得摇摆不定。这在英国历史上屡见不鲜，重大的改革总是会触犯巨大的既得利益。国教徒的利益受到几条议案的损害，非国教徒没有从《教育法案》中受益，军队和法院痛恨卡德韦尔的激进改革。劳动阶级只收获了《投票法案》，该法案让他们能秘密而不受威胁地行使刚获得的投票权。以一千五百万美元的代价就“阿拉巴马号”争端与美国达成和解虽系明智之举，但对于在帕默斯顿政权下节衣缩食的人民来说却难以接受，他们开始怀疑格拉德斯通没有尽力保护英国的利益。自由党戒酒派推行的《售酒特许条例》未获通过，却激怒了酿酒的利益集团，使他们和保守党结成了联盟。格拉德斯通不久便抱怨说，他被“杜松子酒和啤酒的急流”冲倒了。迪斯雷利的雄辩之才此时已达到他政治生涯的高峰，他如此描绘了格拉德斯通内阁：“女王陛下的这些新大臣像一些瘾君子磕了药似的，还没解决爱尔兰的劫掠和混乱，就开始攻击每一个机构，利益集团和阶级，并动员全国……随着时间推移，人们不难看出，政府是在打了鸡血似的胡来。最后这种非常态的刺激消逝了，癫狂也衰竭了，他们萎靡下来。有些人陷入忧郁，他们杰出的领袖则时而威胁，时而叹气。当我坐在内阁成员席对面时，大臣们使我联想到南美海岸的一段并非十分独特的景色，在那里可以看到一些已经喷发的火山，暗淡的山峰上没有一丝火焰，但那里仍然很危险，偶尔会地震，大海也时时发出低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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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格拉德斯通领导的第一届政府在英国历史上还是地位甚高。不过当国会在1874年解散时，自由党在理念上已乏善可陈。格拉德斯通新的竞选纲领是废除所得税制度（当时的所得税是每镑三便士），后来他为没能实现这个目标而抱憾终身。可是全国都反对他，使他竞选失败。之后他开始半退休状态，也认为自由主义的伟大改革已经完成。他的大多数辉格党朋友同意这种看法，激进派却不这样认为。但他们的看法都错了，这位“长老”不久将在风暴中重返政界，而这场风暴将以前所未见的剧烈性撕裂英国公众生活的忠诚与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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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强大的对手格拉德斯通在哈瓦登伐树和写文章研究荷马悠闲度日时，迪斯雷利抓住了机会。迪斯雷利早就盼望登上权力的顶峰。他当了二十五年下议院保守党领袖，如今已年过七十。他的身体状况一直不稳定，晚年时，妻子去世让他倍感孤独，还忍受着痛风和其他小病。他说：“权力，它对我眷顾得太晚了。……有些日子我早上醒来感到自己能够改朝换代，可是这些抱负都已过去了。”他面临的问题总是很困难，一八四一年至一八四六年执政的皮尔政府是个插曲，导致了本党的灾难，可除了这段插曲，托利党已经近五十年没有掌权了。它被贴上“反应”党的标签，它的成员被讥为埃尔登、西德默思和其他托利党老顽固的继承人，如今它必须应付民主选民。虽然迪斯雷利倡导扩大选举权，但不能改变这对托利党来说仍是“轻举妄动”。不过，迪斯雷利毫不迟疑，他仍保持自己二十多年前发起的“年轻英格兰”运动的精神，从不相信英国的劳动者是激进分子或是现有秩序的摧毁者。他清楚地看到，虽然许多新选民被传统、政策连续性和改良型社会进步这样的概念吸引，但是在下院普通议员死板的保守主义影响下，这种感情并不会发酵为选举的优势。他不仅需要争取选民，还必须改革自己的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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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德斯通下台以前很久，迪斯雷利就开始为竞选做准备。他致力于社会改革和新的帝国观念问题，这两者都如尖刀般都刺中了格拉德斯通的要害。格拉德斯通对帝国事务从来缺乏兴趣，他热衷于保卫工人阶级的政治权利，对他们的物质要求却毫不关心。迪斯雷利则宣布：“大臣们关心的首要问题应该是人民的健康。”自由党人嘲笑这是“污水政策”。迪斯雷利在执政后的第一次国会会议期间，着手履行自己的诺言。他很幸运地拥有出色的同僚，其中内政大臣理查德·克罗斯尤其能力卓越。会议通过了《工会法案》，给予工会几乎有了百分之百的行动自由，《工匠住宅法》是解决住房问题的首次尝试，通过《食物和药品销售法》和《公共卫生条例》，英国终于建立了较为完备的卫生法规。迪斯雷利成功地使大多数保守党人相信，选民的真正需要在于改善卫生条件和住房条件，以及在工业化的社会里自由组织，而且，保守党完全能够满足这些需要。矿工领袖亚历山大·麦克唐纳说：“保守党在五年里为工人阶级争取到的福利超过自由党执政的五十年。”格拉德斯通为福利改革的实现奠定了行政基础，但是迪斯雷利真正开启了促进社会福利的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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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守党新纲领的第二部分，即帝国主义，也是在迪斯雷利上台之前就开始部署了。格拉德斯通致力于从各方面裁减军费开支，对欧洲事务过于谨慎，对帝国事务不甚关心，这一切都让空前关心帝国荣光的公众十分反感。迪斯雷利的观点跟新的潮流很合拍。他在谈到殖民地问题时说：“我认为，如果允许殖民地自治，那么这应作为巩固帝国的伟大政策的一部分。在允许自治的同时，应实行帝国的关税制度，保证英国人民有权使用属于君主管辖的无主土地，还应制定细致的军事法规，明确英国保护殖民地，以及必要时要求殖民地给予支援的方法和责任。另外，还应该在伦敦建立代表委员会作为殖民地同宗主国政府之间稳定的纽带。可是，这一切政策主张都被忽略了，因为提供政策建议的人，在我看来的确真诚地认为殖民地，甚至我们同印度的关系，都是英国的负担。他们用经济收益衡量一切，完全忽视了道义和政治考量对一个伟大国家的意义所在，也忽略了这些正是人与动物的根本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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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自由派执政时，试图通过这样的政策瓦解大英帝国，结果如何呢？完全失败。为什么呢？是因为殖民地对宗主国的感情。它们决定任何人都不应毁灭大英帝国。我以为，任何大臣，如果错过了尽可能振兴殖民帝国的机会，忽视了可能成为英国这片土地力量与圆满之源泉的各殖民地的善意，那他就是玩忽职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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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迪斯雷利的政策执行得一帆风顺。苏伊士运河已开放了六年，改变了英国的战略地位，好望角不再是通往印度和远东的必经之路。而对于这条水路明显的重要性，外交部令人好奇地反应迟钝，不止一次地错过了控制它的机会。1875年，迪斯雷利代表英国政府以四百万英镑买下了土耳其驻埃及总督伊斯梅尔的运河股票。这位总督已经破产，也愿意卖出股票，他的持股接近发行总数的一半。于是，通往印度之路得到了保护，对英国海军优势的潜在威胁被消除，另一个深远影响是英国不可避免地卷入了埃及的政治事务。次年，维多利亚女王欣喜地被拥戴为印度女皇。无论是格拉德斯通，还是下一代的帝国主义者，都决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但是迪斯雷利以东方式的，几乎是神秘主义的态度看待帝国，强调帝国的象征意义，重视帝国的外在形象，这一切使他的政策充满想象力的光彩，后人再没能做到。他的目标，是让那些曾经被他称为“挂在我们脖子上的磨盘”的殖民地像钻石一样闪烁光彩。但是，欧洲出现的新风暴打断了对这个闪光前景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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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东方问题再次爆发出来。英国军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作战不力，外交官在和谈中也表现不佳。大部分巴尔干国家仍然处于土耳其的统治之下。所有改善奥斯曼帝国对基督教省份的统治的努力，都因苏丹的固执和这个任务的艰巨而失败。斯拉夫人、罗马尼亚人和希腊人因憎恶土耳其人而团结起来，起义不能给实现永久和平带来什么希望，他们曾长期把希望寄托在沙皇身上。英国政府非常矛盾，尽管有坎宁支持希腊小王国独立的先例，英国政府并未认真考虑过建立独立的巴尔干国家的可能。支持土耳其势力，或者让俄国势力进入巴尔干并通过君士坦丁堡进入地中海地区，二者之间似乎可以选出一条上策。威胁已然长期存在，而如今的起义，使迪斯雷利面临着英国自从拿破仑战争以来所遇到的最困难而危险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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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爆发了叛乱。四十年以后，一个刺客的子弹在这里开启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奥地利和俄国结成三皇同盟，它们提出应强迫土耳其作出重大改革。迪斯雷利和他的外交大臣德比勋爵反对这些计划，他们说：“其结果必然是土耳其的瓦解。”为了强调英国对土耳其的支持，一支舰队被派往达达尼尔海峡。但是这些外交努力很快被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犯下暴行的消息葬送了。迪斯雷利被崇拜土耳其人的英国驻君士坦丁堡大使的错误报告所误导，误判了暴行对公众舆论的震动。七月，迪斯雷利在接受议会质询时，竟怀疑：“暴行是否真的大规模实施了。我相信，（土耳其）是一个很少诉诸酷刑的东方民族，他们往往更倾向于用更迅速而有效的方式处决罪犯。”这种揶揄的口吻把一向酝酿在格拉德斯通思想之中的强烈道德观念变成了激烈而愤怒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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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著名的《保加利亚暴行与东方问题》小册子里，格拉德斯通猛烈抨击了土耳其人和迪斯雷利政府。“让土耳其人以唯一可能的方式带走他们的祸害吧，即让他们离开吧。我希望，他们的警官、村长、指挥官、副总督、总督，总之所有人统统从他们践踏和亵渎的省份彻底离开吧。只有这样彻底的被祝福的解脱，才能告慰无数的亡灵，以及被蹂躏的妇女、少女与儿童的贞洁。……连欧洲监狱里的罪犯，或者南海诸岛的食人族，听到这些暴行都不可能不暴怒难耐。这长久的罪恶刚刚才被了解审视，尚未受到正义的惩处，施暴者的邪恶与凶狠的激情依旧盘旋着，在被鲜血浸透，弥漫着血腥味的土地上，在被罪恶与残忍玷污的空气里，随时可能重演更凶恶的惨剧。没有哪个政府曾经更罪孽深重，更不可救药，无意悔改。”这篇檄文发表之后，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的关系愈发紧张，迪斯雷利甚至公开形容格莱斯顿的所作所为比保加利亚暴行还要可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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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底，各大国在君士坦丁堡开会。英国代表索尔兹伯里勋爵在这次会议上初露外交才能。他是伊丽莎白女王的伟大仆人威廉·塞西尔和詹姆斯一世的大臣罗伯特·塞西尔的直系后代，名字也叫罗伯特·塞西尔。二十多年来，他在上、下两院一直批评自己的党领袖，后来，经过长期的思考和反省，他加入了迪斯雷利政府。在执政期间，二人渐渐合拍，索尔兹伯里的尖锐而广博的知识补充了迪斯雷利敏锐的洞见。作为印度事务的国务大臣，以及后来的外交大臣，他确立了自己作为保守党领袖接班人的地位。君士坦丁堡会议上，与会国为土耳其起草了一份改革纲领，但土耳其人拒绝接受，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索尔兹伯里的改革热情并没有完全反映英国首相和政府的观点。代表们各自回国，欧洲等待着俄国同土耳其之间战争的爆发。到1877年夏天战事爆发时，英国舆论的态度已迅速转变。格拉德斯通对土耳其人的批判早在纠纷发生前就发表了，现在他却被斥为亲俄分子。尽管土耳其人英勇抵抗，在保加利亚的普莱夫纳尤其前仆后继，但每个月大批俄军仍得以向达达尼尔海峡缓慢推进，英国的舆论情绪则随之高涨。到1878年1月，俄军终于兵临君士坦丁堡城下，英国舆论也达到了沸点。当时杂耍剧场里最流行的歌曲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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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不想打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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啊！若须上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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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有军舰、士兵，还有金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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