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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番搪塞之后，英国派遣一支铁甲舰队驶入金角湾。这支舰队在马尔马拉海同俄军对峙了半年，并无战事，俾斯麦描述当时的形势，为如同鲸鱼同大象对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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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月，土耳其与俄国签订了《圣斯特芬诺条约》。奥地利外交大臣安德烈愤怒地称该条约为“正统的斯拉夫布道”。它使俄国实际上控制了巴尔干国家，这显然是其他列强不能接受的。战争的阴霾再次降临，反对备战的德比勋爵因此辞职。索尔兹伯里勋爵继任外交大臣，他立即开始召集列强代表们于六、七两月在柏林开会。安德烈、比肯斯菲尔德、俾斯麦和俄国大臣戈恰科夫这个难以匹敌的外交家四人组主导了会议，结果是俄国放弃了它在《圣斯特芬诺条约》中暂时获得的大部分利益。俄国保留了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把领土扩大到多瑙河口。可是，它打算控制的大保加利亚地区被分成了三部分，其中只有一部分获得真正的独立，另外两个地区被还给了土耳其苏丹。现在必须称之为哈布斯堡帝国的奥匈帝国获得的补偿是占领并统治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权利。英土两国还单独达成协议，英国从中得到塞浦路斯，但需保证土耳其亚洲部分的完整，相应的，土耳其苏丹再次承诺进行适当的改革。比肯斯菲尔德从柏林回国，宣称他实现了“体面的和平”——他确实暂时避免了战争，俄国在巴尔干受阻之后，把目光从欧洲转到远东。许多人指责柏林会议的安排为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埋下了隐患。事实上当时摆在各国面前的东方问题根本无法彻底解决，任何妥协都是暂时的，而客观地说，柏林会议为欧洲带来了三十六年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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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几个星期里，比肯斯菲尔德的事业达到了顶峰，但很快，命运女神对他收敛了笑容。1879年，他在南非和阿富汗的激进政策导致英军一个营在伊桑德尔瓦纳被祖鲁人消灭，英国驻喀布尔公使馆的人员遭到屠杀。虽然英国政府及时采取了报复行动，这些小规模灾难还是导致了格拉德斯通对政府的新一轮猛烈抨击，这轮抨击在1879年秋随着“中洛锡安攻势”达到高潮。他谴责“现在激烈的外交政策，实际上狭隘、狂躁、咄咄逼人和一意孤行……迎合人们的自恋和自负”。他主张英国摆脱自私自利的污点，追求一条崇尚道德和正义的道路。英国的目标应该是使受压迫人民实现自治，支持真正的“欧洲协调”精神。他的一贯主张，就是国家政策必须与道义标准相符合。他在达尔凯思说：“请记住，在全能的上帝眼中，在冬雪飞扬的阿富汗山村中的神圣生命，跟你们自己的生命一样不可侵犯。”这种道德诉求激怒了保守党人，他们立论的基础是要不遗余力地保卫和促进英国的国家利益和责任，他们也坚持认为比肯斯菲尔德的政策把国家的力量和威望推上了新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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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格拉德斯通的雄辩让精疲力竭的比肯斯菲尔德政府疲于招架。更糟糕的是这个政府在执政的最后几年遭遇了经济危机，工业处境艰难，农业更是受到毁灭性打击。到1880年三月，比肯斯菲尔德辞职时，选举结果已经十分明朗。尽管女王曾在写给她的私人秘书亨利·庞森比爵士的信中形容格拉德斯通说，“那个半疯的狂热分子很快就会毁掉一切。”她还是被迫接受他第二次出任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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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迪斯雷利和格拉德斯通的角力占据着政治舞台的中心时，另一场意义深远的运动在议会政治的水面下酝酿成型。1867年的《改革法案》赋予各自治市的每个成年男性居民选举权，为1832年改良后持续至今的十八世纪政治体制画下句点。大批新选民的出现，呼吁着新的政治形式。在大城市里，选民的规模使旧的竞选策略变得无效，两个新的需求迫在眉睫，一是政党要制定能够说服选民去投票的政策，二是要建立有效的组织机构来确保赢得选票。格拉德斯通对这个新时代的复杂性认识迟缓，这位出众的鼓动家对日常党务感到厌烦。迪斯雷利则不然，他既制定了政策，也建立了组织。十二年前，他就任命约翰·戈斯特管理党务。在戈斯特的指导下，保守党进行了彻底的改革，统一在全国联盟下的中央总部和地方组织网络得以建立。保守党的转型非常顺利，虽然在八十年代初将经历一些波折，迪斯雷利建立的保守党体系大部分保留至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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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阵营的情况则完全不同。由于格拉德斯通漠不关心，而辉格党人心怀反感，自由党中央机构一直未能建立起来，改革的动力来自地方而非中央。1873年，约瑟夫·张伯伦成为伯明翰市长，他在能力卓越的政治顾问施纳德霍斯特的协助下建立了党组织。虽然这个政党机制是以广泛参与为基础的，不久却被敌人指责为“党内统治机构”。“市政社会主义”政策使伯明翰市获益甚大，这主要体现在建设公共设施、拆除贫民窟和发展其他市政设施。这个运动扩大到其他城镇，一个自由党全国联盟成立了。其推动者的目标是使这个联盟成为自由党运动的“议会”，由它制定出激进主义纲领，最终以它自己阵营中产生的新领袖代替辉格党人。这是一种新现象。与宪章运动和反谷物法联盟不同，改革运动不再需要在党派边缘运作了，激进主义者现在有足够的力量来争夺控制权。当时各党派形成了对立的社会阵营，这种情况为上述变革提供了巨大助力，整个过程早在1880年以前就开始了，而格拉德斯通直到竞选时才意识到这些变化。他宣称：“我很遗憾地说，我们不能指望贵族，不能依靠所谓的地主阶级，不能依靠英格兰或苏格兰的国教教士……也不能寄希望于国家的财富或者地位。……这些力量基本都在我们的对立面……我们必须把它们当成死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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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竞选时，张伯伦及其追随者提出了让辉格党，尤其是让格拉德斯通，难以接受的改革纲领。他们的获胜揭示并宣布了新的普选权为政党体系的结构带来的巨大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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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德斯通和迪斯雷利为弥合贵族统治和民主政治间的差距贡献良多。他们都认为政府应该积极主动，所以1868年至1876年之间的法令全书写满了各种改革措施。大选逐渐成为审查本届政府的成绩，评判两党未来承诺的活动。到1880年，竞选手段已同今日基本相同。格拉德斯通的“中洛锡安攻势”是首相候选人争取民众广泛支持的首次努力，它也凸显了竞选活动的变化。维多利亚女王看到他竟然从火车车厢的窗口发表关于外交政策的演说，感到十分震惊，但她的抗议只是一去不复返的旧时代的回音，格拉德斯通的做法才是成为“人民的威廉”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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迪斯雷利在一年后去世。他几乎以一己之力完成了伟大使命，带领保守党走出1846年后的绝望，说服它正视民主制度的必然性，为它制定适应新形势的政策。他的成功证明了他在处理所有党派事务上的高超技巧。他使保守党成为民主政治中的强大力量，“像钟摆一样交替掌权”的两党制是从他执政时开始的。以成千上万劳动者投票支持保守党为特征的托利式民主成为了支配性的力量。选举权的扩大曾经是吞噬其赖以萌芽之过往的威胁，如今已自信前行。辉格党从历史中衰亡，而托利党却获得了新生和力量，前途光明，虽然他们自己并没有马上意识到这一点。这便是迪斯雷利的功绩，他将因此而名垂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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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十七章 美国的“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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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大西洋彼岸，北军的胜利维护了美国的统一，但艰巨的任务还在后面。当时最紧迫的问题是在战败的南方恢复秩序和繁荣。谢尔曼军队所经之处和弗吉尼亚山谷等南方大片地区受到摧残，亚特兰大、哥伦比亚、查尔斯顿、里士满和其他城市饱受战火涂炭。南方的生活陷入停顿。尽管南方妇女和忠实的奴隶为继续耕种做出了英勇的努力，但是由于北方的市场封锁，整个南方的农业生产陷入停滞。北方的封锁还造成了严重的日用品短缺，运输的瘫痪开始引起大规模饥荒。南方的信贷系统彻底崩溃，邦联的纸币和证券一文不值。整个南方沦入赤贫之中。在阿波马托克斯缴械投降之后，身心疲惫、饥肠辘辘的南军士兵开始返乡，一路上满目疮痍、遍地废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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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建南方是当务之急，而主要的困难是黑人的前途问题。虽然林肯于1863年在名义上解放了叛乱诸州的奴隶，数百万奴隶在后来的战争中仍然忠实地为昔日的主人劳动。战争结束以后，他们当中的许多人以为，获得解放意味着他们不必再劳动了。他们纷纷前往附近的城镇或军营，使种植园失去了劳动力，也为联邦当局造成严重的问题。黑人问题亟须解决的另一个原因是，在某些地区，他们在法律上仍是奴隶。林肯发表的《解放奴隶宣言》只是废除了邦联控制地区的奴隶制，这一宣言并不适用于已被北方占领的邦联地区和四个并未参与叛乱的蓄奴州。这些州里面，只有马里兰和密苏里废除了境内的奴隶制。这种状况必须尽快得到澄清，尤其因为许多地区表达了对林肯的宣言和1862年废除西部准州地区奴隶制的国会法案是否符合宪法的怀疑。因此，《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提出，禁止在美国统治的任何地区实行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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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里还有个麻烦。美国宪法规定，修正案必须经过四分之三的州批准方能生效。美国这时有三十六州，所以第十三条修正案至少要在南方十一州中的某些州被通过才能有效。而且，曾经脱离联邦的各州的地位必须明确，既然它们脱离了联邦，它们是否应该以同征服者平等的地位返回联邦呢？如果应该，有哪些条件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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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未结束时，林肯把关于叛乱诸州法律地位的讨论斥为“恶毒的抽象”。他只关心恢复这些州“同联邦的应有的实际关系”。1863年十二月，他制定了关于这些州重入联邦的计划。除个别情况外，所有南部邦联追随者只要发誓效忠联邦，便可得到赦免。赞成废除奴隶制的州如有百分之十的选民发誓忠于联邦，便可建立州政府，然后重新加入联邦。林肯的“百分之十计划”从来没有得到执行。北军占领的三个邦联州在一八六四年重建了政府，但是国会拒不接纳它们派到华盛顿的参议员和众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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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认为，重建的工作是它的职责，而不是总统的。控制国会的共和党激进派不想让南方轻而易举地回归联邦，他们想采取严厉的报复性政策，尤其希望立刻给予黑人选举权。激进派的报复态度有多方面的原因，其中最值得肯定的是对黑人利益的人道主义考虑，不过抱有此种同情心的只是少数。扎卡赖亚·钱德勒和撒迪厄斯·史蒂文斯等激进派领袖的动机就比较卑鄙了，对于他们来说，对奴隶主的恨要比对黑人的爱强烈得多，他们一向憎恨骄傲的南方贵族，处心积虑地想要羞辱他们，并把内战的责任全部推给后者。另外，一个更贴近的动因是激进派看出，如果黑人得到选举权，他们就能粉碎南方农场主的力量，并使北方商业集团保持在一八六一年赢得的对联邦政府的控制。激进派认为，让南方各州与北方民主党人结盟，恢复他们在国家事务中的发言权，是荒唐且不合时宜的，必将危及北方资本家在战争期间促成的关于关税、银行业和公共土地的法案。为了保护这些法案，激进派决定利用支持黑人选举权这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来确保本党继续掌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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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林肯活着完成他的第二任期，他也会在党内遭到强烈的反对。1865年4月，林肯在白宫的那次经典演说中勾勒了宽大的政策，几天后，一切都被杀死他的那颗子弹所葬送了。来自田纳西的新总统安德鲁·约翰逊在重建问题上同林肯意见一致，但他的政治天分差得很远。然而，在林肯遇难到年底这段时间，国会休会，约翰逊得以执行了同林肯的设想非常相似的重建计划。南方各州，只要通过由忠于联邦的选民选举出的议会来废除《脱离联邦法令》，拒付邦联欠下的战争债务，并废除奴隶制，便有资格重新加入联邦。如格兰特将军所说，南方迫切想要“尽快恢复在联邦内的自治地位，因而迅速做出了响应”。于是，南方着手选举立法机构和官员，选择国会参议员和众议员，批准《宪法第十三条修正案》。此修正案在1865年十二月生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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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于同月复会，拒绝接受南方选出的众议员，忽略约翰逊已经开展的工作，开始实施自己的政策。它采取的第一个措施，是建立重建事务联合委员会，负责搜集南方的情况。次年初，这个激进派控制的委员会报告说，以极端措施保护被解放的黑人是必需的。国会立刻采取了行动。它首先颁布了《被解放黑奴事务办公署法案》，延长了以前建立的帮助黑人过渡到自由人的机构的存在期限，并大大扩展了其职权。国会接着通过了《公民权法案》，授予黑人公民权，承认他们在法律面前的平等权。约翰逊以这两个法案侵犯了各州的权利，构成违宪为理由予以否决，而国会再次通过了《公民权法案》，使之成为法律，激进派同时还在努力把相关条款写入《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以达到双重保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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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约翰逊和激进派的矛盾已经公开激化了。1866年的国会选举中，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斗争。激进派远比约翰逊更善于说服选民，他们把新奥尔良的一场严重的种族骚乱当作南方虐待黑人的例子，还把不久前颁布的《黑人法规》说成是企图重新奴役黑人的证据。激进派领袖在北方选民中比约翰逊更有说服力，约翰逊在一次竞选旅行中几次有失体统的情绪失控，使他失去了很多支持者。结果是激进派获得压倒性胜利，在参众两院都获得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这样，激进派执行自己重建计划的道路上的障碍就被扫清了，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力量来推翻总统的否决。他们在1867年颁布了一系列严厉而且具有报复性的法案。南方被划分为五个军区，每个军区由一名北军少将管辖。前邦联统治区将实行类似当年克伦威尔对英国实行的军事管制。想要重新加入联邦，南方各州必须批准《宪法第十四条修正案》，在制定州的宪法时要明确黑人的选举权。事实上，当时北方也只有极个别州给予了黑人选举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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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领袖们仍未满足，他们接下来试图弹劾总统，使之下台。如若成功，这个策略能很好地服务于激进派的目标，因为根据当时的法律，如果约翰逊下台，参议院议长将继任总统，而当时的议长本人就是著名激进派。根据宪法，总统如有叛国、受贿或其他严重罪行，即可被解职。可是约翰逊对激进政策的反对从未违反宪法，因此激进派也很难给他罗织罪名。在搜寻叛国和腐败罪证的努力落空之后，他们决定拿约翰逊在1867年8月试图将陆军部长埃德温·M·斯坦顿撤职一事当作弹劾的借口。斯坦顿是个不择手段的政客，早该被撤职。他经常把内阁的秘密泄露给激进派领袖，同时又声称坚决忠于总统。当约翰逊要求他辞职时，他表示拒绝。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继续主持陆军部的工作，最后干脆躲在部里。斯坦顿引用《任期法案》为自己的行为辩解。此法案是不久前国会推翻总统否决后，坚决通过的，为的是削弱总统权力。它规定未经参议院认可，不得解除内阁成员的职务，否则便是应该惩罚的严重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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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8年3月，激进派领袖说服众议院通过了要在参议院弹劾安德鲁·约翰逊的十一条罪状，其中唯一比较具体的罪名是所谓的违犯《任期法案》。这个法案本身是否符合宪法尚且存疑，而指责约翰逊违犯此法案更是激进派欲加之罪。虽然证据薄弱，弹劾却险些成功，激进派仅差一票就赢得了给约翰逊定罪所需的参议院三分之二多数的支持。共和党的七名参议员顶住了长期巨大的压力，拒绝把弹劾手段降格为党派斗争的工具，投票认为约翰逊无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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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美国宪法中三权分立的核心原则极为侥幸地得以保存。假如弹劾成功，美国宪法的整个发展过程就会发生变化，权力会集中于立法机构一方之手，而总统的地位在国会中反对党占多数时就无法得到保证。不过此时，激进派已经拥有足够的力量，能够在约翰逊余下的任期中对他不屑一顾了。在1868年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取得了进一步胜利，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入主白宫。激进派取得了彻底的胜利，由于这位凯旋的北军指挥官不擅长政务，从而成了他们的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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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的政治重建工作严格地按照1867年通过的严厉法案进行。在联邦军事指挥官的监督下，第一次有黑人参加的选举开始了。近一百万黑人登记成为选民，同时，超过十万的南方白人因参与叛乱被剥夺了选举权。黑人选民在五个州里占到了多数，然而他们仅仅是某些卑鄙的白人领袖所欺骗的对象。这些白人中的一部分是北方来的，被称为“旅行袋”投机者的冒险家，他们的主要目的是自己发财，并在黑人中为共和党拉选票，还有一部分是南方“无赖”2，纯粹为了谋取官职而甘心同大多数南方白人所憎恨的政权合作。1868年到1871年间，在黑人选票和联邦刺刀的支持下，“旅行袋投机者”和南方“无赖”领导的政府在南部所有州都建立了起来。当激进派认为这些州达到他们的要求时，便允许它们重新加入联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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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进派的统治把欺骗、言过其实、羞辱性的种族政策强加给南方，而这些政策只能靠联邦权力的极端运用才能维持。为了巩固“旅行袋”政府，国会提出了《宪法第十五条修正案》，规定不许以“种族、肤色和以前的奴隶地位”为理由剥夺任何公民的选举权。国会接着又通过了一系列法案，将议会选举置于联邦控制之下，并授权以军事手段镇压南方诸州的骚乱。这些措施是由南方白人的激烈反弹导致的，南部白人既使用合法途径，也通过用三K党之类的秘密组织威胁黑人选民的方式，来试图推翻“旅行袋”政府，恢复白人的统治地位。镇压措施曾一度奏效，但白人选民还是逐渐在各州夺回了优势，他们的成功一方面是由于他们自己的不懈努力，另一方面是由于北方人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到七十年代初，普通北方人完全意识到了黑人的政治缺陷，并对各州“旅行袋”政府的腐败行为感到愤慨。北方商人希望结束这种不利于贸易的动荡局面。更主要的是，北方人对于以武力支撑腐败的少数派政府感到厌烦，他们开始抛弃激进派的纲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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