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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民党的建立源于农民对现状的不满，它的主要支持者也是农民，但它也包括许多其他人群，其中有奄奄一息的贸易工会组织“劳工骑士团”，有美钞党和联邦劳工党等短命政治组织的幸存者，以及一群从主张妇女参政到提倡单一税的形形色色的政治极端分子。这些团体给平民党运动输送了一些政治怪胎，但农民集团本身也贡献了一大批五花八门、奇特荒诞的人物，其中有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绰号“干草叉”的本·蒂尔曼，来自堪萨斯州，为“不穿袜子的苏格拉底”这样的昵称沾沾自喜的杰瑞·辛普森，以及大平原上的农民“少种玉米多闹事”的复兴主义者玛丽·埃伦·丽斯等等。这些平民党反抗运动的领袖对于美国政坛来说也算是前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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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0年，平民党在州级选举中获得大胜，便开始对两年后的总统选举寄予厚望。他们的竞选人是已解散的美钞党的前领袖，詹姆斯·韦弗。然而，许多农民虽然处境艰难，却还是不愿意放弃他们传统的党派忠诚。虽然韦弗拉到了一百万选票，民主党候选人格罗弗·克利夫兰依然小胜共和党对手本杰明·哈里森，连任成功，当选了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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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利夫兰第二届任期就任没多久（他在1885-1889年已任一届总统），经济灾难便开始了。金融恐慌使导致了无数企业倒闭，以及大城市里的大规模失业，暴力的工人罢工此起彼伏，农产品价格进一步崩溃。克利夫兰无力制止经济萧条，对他的不满在支持者中迅速蔓延。许多人不赞成他的关税政策，也不赞成他1894年在芝加哥利用联邦军队镇压普尔曼铁路公司工人大罢工的做法——那次罢工使全国的一半铁路陷入瘫痪状态，但是，他拒绝实行通货膨胀才是把绝望的民主党人赶入平民党阵营的关键原因。通胀政策的支持者认为，他的过错是利用职权强行废除了1890年通过的《白银购买法案》。该法案规定将用于铸币的白银增加一倍，目的在于增加通货，提高农产品价格。可惜这两个目标都没有达到，金银复本位主义者认为，这是由于法案还不够激进，而唯一的补教措施是不加任何限制地完全放开银币铸造。克利夫兰则认为，这个法案引起了1893年的大恐慌，因此必须实行金本位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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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完全放开银币铸造的问题已经讨论了多年，《白银购买法案》的废除使它又成了人们争论的焦点，从1793年到1896年，这个问题成了亟待解决的首要大事。农民早就主张实行通货膨胀政策，他们认为通胀能有效提高农产品价格。为此，早年就有些农民向美钞党暗送秋波，因为美钞党承诺要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发行更多的纸币。现在，农业利益集团希望通过全面开放白银，甚至把所有矿产的贵金属来造币，来恢复繁荣，而对于商业界来说，这样做必将导致破产——他们指出，使用通货膨胀刺激经济，请神容易送神难，金本位制才是稳定经济的不二法门。由于这样的对立，是否实行通货膨胀政策就成了接下来一届总统竞选的关键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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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人们并不确定平民党是会提出自己的候选人还是同民主党联合推举候选人。1896年7月在芝加哥召开的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就这个问题作了决定——由于掌权者支持放宽通货，大会确定了无限量铸造银币的基调，并指定内布拉斯加州的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作为候选人。布赖恩在会上慷慨陈词，攻击了金本位制的支持者，这篇题为“金十字架”的演讲至今仍是美国辩论演说的经典之作。面对这样的候选人和竞选纲领，平民党人表示满意并决定为布莱恩背书。虽然并没有完全放弃独立参选的计划，平民党人决定同民主党人并肩作战，对抗共和党候选人，金本位支持者威廉·麦金莱。可是布赖恩作为总统候选人有难以克服的短板——民主党内严重分裂，报界、企业界和金融界很多人也都反对他。他在竞选中充分发挥了他的演说才能和感染力，进行了顽强而积极的努力，然而这都是徒劳的。麦金莱几乎足不出户就赢得了竞选，比他多出了五十多万张选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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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莱恩的失败对孤注一掷支持他的平民党造成了沉重的打击，虽然平民党在这之后又勉力支撑多年才正式解散，但这次选举之后它已经一蹶不振了。事实上，平民党支持者的大部分诉求后来在二十世纪新的改革运动中又被重新提出，并几乎全部成为法律。无限量铸造银币的要求始终没有实现，但是农民通过另一途径达到了目标。随着克朗代克和南非发现新的金矿，世界黄金供应量在十九世纪末急剧增加，货币流通量随之增加，到1900年，美国国会通过《货币法案》，实行金本位制时，几乎没有受到任何阻力，关于开放白银的争论也完全被人遗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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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四年后，布赖恩再次在总统竞选中对阵麦金莱并败北时，人们的热情已经烟消云散了。萧条已经结束，经济强力复苏，美国人开始忽略国内事务，而把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天地，因为在这四年中，美国开始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与它的实力相匹配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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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拿破仑垮台以来，美国人民一直专注于开发美洲大陆和发掘其自然资源，他们对外交事务并不关心。如今，定居西部的事业已经完成，经济发展稳定良好，美国人开始在新的领域中积极进取。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所有的工业化强国都开始为建立帝国的理想着迷，英国、法国和德国都在积极寻求新的殖民地和市场。欧洲的榜样力量影响了美国，加上一些其他的原因，美国人开始表现出强烈的进取心，其初次亮相，便是1895年与英国由于委内瑞拉的边界问题发生的纷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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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北战争之后，英美关系一直非常冷淡。尽管格拉德斯通政府在亚拉巴马号索赔案中选择了和解，英国在南北战争中对南方的同情所造成的两国之间的隔阂仍然无法消除。此外，在白令海峡捕猎海豹，关于美国渔民在加拿大海域捕鱼权，以及对1950年签订的《克莱顿—布尔沃条约》中提出的关于巴拿马运河议题的解释这些问题上，两国仍然龃龉不断。然而比起委内瑞拉的边界问题，这些争执都显得不值一提了。由于委内瑞拉这个南美共和国同英属圭亚那的边界多年都没有确定，美国多次试图调解，而英国则每每拒绝这样的提议。1895年夏，美国国务院再次严肃提出动议，指责英国违背门罗主义精神，并要求英国明确答复是否愿意接受调停，克利夫兰总统称之为“二十英寸大炮式的照会”。英国的索尔兹伯里勋爵对此进行了冷处理，拖到十二月才作出答复，表示拒绝斡旋，并指出美国政府对门罗主义理解错误。于是，克利夫兰总统通知美国国会说，美国将独自确定这条边界，并强制各方接受他的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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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几天时间，对英战争似乎一触即发，但美国人很快从最初的爱国主义冲动中冷静了下来，英国舆论的反应也颇为平静。在危机高潮之时，德国皇帝电贺南非总统克鲁格击退詹姆森的突袭的消息传到英国，复杂的帝国角力（后文详述）分散了伦敦的注意力，使英国人的怒气转向了德国。由于欧洲和南非事务的掣肘，英国政府无暇同美国在南美纠缠，便同意由美国进行调停。特别法庭基本上满足了英国对圭亚那边界的要求。这之后美英关系开始逐步好转，主要原因是英国对自身陷于孤立可能带来的危险和德国海军的扩张产生了警觉，进而试图缓和与美国的关系，而美国也乐见这样的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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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美国人表达对自身制度强烈自豪感的欲望是很难克制的，很快便在古巴反抗西班牙斗争中施展了出来。当古巴起义者在1895年奋起反抗时，美国主流舆论很快就对他们争取独立斗争表达了同情，西班牙人在古巴的残暴行径更是犯了众怒，受到愤慨的职责，比如韦勒将军把平民赶到集中营，致使数以千计的人死于疾病，纽约两家互相竞争的报纸对这些暴行大加渲染，影响了普通民众要求美国进行干涉。1898年，主张对西班牙宣战的民意达到沸点，在2月，在古巴执行保护美国人生命财产的美国军舰“缅因号”在哈瓦那港被鱼雷炸毁，舰上绝大部分将士殉难。事后，西班牙政府急忙向美国作出让步，希望平息事端，而美国的麦金莱总统本也打算接受，但鉴于公众群情激奋，民意难违，4月11日美西战争爆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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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只持续了十个星期，美军接连取得压倒性的胜利，在古巴的美国远征军虽然对陆军部混乱的统筹和战场上指挥官的无能抱怨连连，却不断取得速战速决式的胜利，迫使岛上的西班牙军队全部投降。海战方面，海军准将杜威于5月1日在菲律宾的马尼拉湾海战中打垮了西班牙舰队主力，而西班牙的加勒比海舰队也在古巴的圣地亚哥港外被歼灭。8月，西班牙请求议和，12月，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确立古巴独立，而美国获得了波多黎各、关岛和菲律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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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美国来说，这场战争对于治愈南北战争的创伤贡献良多，一时间爱国主义浪潮席卷全国，北方人和南方人都为他们共同的国家所取得的成就倍感自豪，两边的年轻人争先恐后地参加远征军，在圣胡安山战役中并肩战斗。著名的原南军骑兵指挥官乔·惠勒曾说，为联邦共同的旗帜战斗一场的意义胜于多活十五年。这次战争还表明美国人民已充分意识到了美国作为世界强国的力量。在1898年至1900年之间，美国在世界殖民版图中的地位进一步加强，除了从西班牙手里夺取的领土，他们还得到了夏威夷、萨摩亚群岛的一部分和太平洋上无人居住的威克岛。美国虽然尚未放弃孤立主义，但确实从此不再仅仅埋首于国内事务，而是开始在国际舞台上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美西战争也促进了美国同英国关系的新发展，因为英国是在这次战争中支持美国的唯一一个欧洲国家，美国人民对此心怀感激。在十九世纪行将结束之时，英美两国在世界事务中相互靠拢到建立并肩协作关系的基础由此奠定。至此，本书关于美国及其炫目前景的讨论将告一段落，让我们穿越大西洋回到威斯敏斯特，看一看英国的光怪陆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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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十九章 爱尔兰自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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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格拉德斯通在1880年再次担任首相时，他的处境可远不如12年前在任时那么顺心。在他的第一任期中，他带领着坚定的内阁和团结的自由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这一次人们也一样对他满怀期待——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多数，超过保守党对手137个席位。可是几乎议院刚刚开会时，议长便说，格拉德斯通面临着一个很难驾驭的团队，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个判断。可以说，没有几届政府像格拉德斯通第二任期开始时一样被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也没有哪届政府在任期结束时那么的令人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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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症结主要来自自由党的内部构成。自由党长久以来一直为其成员的多样化带来的力量感到自豪，但很快它就发现，辉格党人与激进派，右派与左派之间的分歧根本无法调和。在格拉德斯通的第一届任期中，不和谐的因素很少发声，但是到了第二届，老派辉格党人认为改革进行得差不多了，而格拉德斯通自己一定程度上也同意他们的观点，而对激进派的政策十分反感，对他们所主张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政策也十分轻蔑。他写道，“他们（激进派）最喜欢的观点就是他们所谓的‘建构’，其实就是把个人的事务交给国家处理。”另外，他还认为辉格党人比约瑟夫·张伯伦这类激进派新秀好相处得多，像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等人原本就是格拉德斯通的多年好友和同事，更何况格拉德斯通始终认为，自由派的领导者天然就应该是为那些数不多有闲暇有教养的贵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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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到了组阁的时候，格拉德斯通却不得不安抚这些辉格党人。例如在格拉德斯通下野期间担任下议院自由党领袖的哈廷顿侯爵，从来就不赞成他猛烈攻击迪斯雷利的东方政策，而对于首相下一步的关注点和精力要投向那个方向，哈廷顿和他的朋友们都感到忧心忡忡。结果，激进派当中只有张伯伦一人进入内阁，出任贸易大臣这个当时不太显要的职务——这是格拉德斯通犯下的第一个大错。当时自由党内部日益激进化，一个辉格党人内阁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不仅如此，内阁领导者还在重要的政治，帝国以及外交事务上陷入了与同僚的直接冲突，其中的重中之重便是爱尔兰问题。一个内部分歧如此严重的内阁必然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格拉德斯通的传记作者约翰·莫利就曾写道，“这个内阁可不止是个联盟那么简单，还是个让人头疼的联盟，因为内部成员不单是有时意见不合，而且对纷争几乎保持着与对和谐同样的热衷。掌控这样一个政府的“长老”就是格拉德斯通——他在71岁时就得到了这个称号，他的能量与决心丝毫没有消退，激情与热情甚至逐年强烈。他在内阁中地位崇高，以至于一位同僚写道，没有他在内阁的时候，“我们简直像没有猫看着的一群老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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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并不是只有自由党人，更确切地说是辉格党人，才被麻烦和焦虑困扰。民主运动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既得利益的威胁，让托利党领袖也感到措手不及、惶恐不安，以至于他们开始忘却迪斯雷利长期以来费尽心思希望传授给他们的经验教训。托利党的下议院领袖，斯塔福徳·诺斯科特爵士曾是格拉德斯通的私人秘书，一直对这位伟人心怀敬畏，而他的前座议员同僚们出于对普选权前景的恐惧，都绝望地把他们早年的信仰、实践包括胆怯当成救命稻草。在这样的乱局中，一批人数不多，但能力超群的人，凭借着鲜有匹敌的高超的游击战术加入了议会斗争。这群人就是“第四党”，其中包括伦道夫·丘吉尔勋爵、A·J·贝尔福、亨利·徳拉蒙德·沃尔夫爵士以及约翰·戈斯特。他们在议会中无情且毫不尊重地取笑格拉德斯通，但同时，迅速上位为团体核心的伦道夫勋爵把最猛烈的批评留给了自己一方的领袖。在致《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他指责他们“优柔寡断，错失一系列良机，鲁莽好斗，却无的放矢，害怕负责，却压制和打击兢兢业业的追随者，与政府勾结，同时贪婪、嫉妒，陈词滥调，毫无洞见”。伦道夫勋爵的谴责之声并不局限于议会内部，而且以“信任人民”的格言和“托利式民主”的口号，超越阶层，直达他们名义上的主宰者——普通民众。他的成功如此戏剧化，使他很快掌握了几乎与索尔兹伯里相媲美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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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的党派斗争是有些诡异的。激进主义和托利式民主这些新崛起的力量使传统的议会制度陷入了大混乱。各方争执的问题错综复杂，打破了党派的界限，这些激烈的冲突常常导致内讧和两败俱伤。张伯伦和伦道夫勋爵，虽然分属两党，有时分歧严重，但他们的共同点却远远多于同自己党内领袖的共识。这样的纷争直到后来格拉德斯通举起爱尔兰自治这把利斧才告一段落，首相迫使政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泾渭分明地选择立场，从而划清界限，结束了混乱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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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由党人经常抱怨每次他们接替保守党掌权时，总会同时继承一堆复杂的帝国事务，而被迫陷于与他们自己反对帝国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境地。1880年组阁后的情形也不例外，他们碰到的麻烦之一来自南非。南非的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早就陷于困境了，其内部处于崩溃与失序的边缘，东部边界受到祖鲁军事王国的压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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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使这个共和国支撑下去，迪斯雷利政府吞并了它，而这个决策最初没有受到多少阻力。迪斯雷利希望把南非的白人社会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加拿大式的自治联邦，但是时机尚未成熟。德兰士瓦的布尔人恢复独立的强烈愿望开始发酵，他们在寻找机会一举推翻英国的统治。1879年，英军终于平息了祖鲁人的威胁，布尔人立刻感到时机成熟了，他们希望在自由党当政的时候获取独立也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格拉德斯通个人曾经谴责过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决策，但是自由党内有许多人更偏向非洲土著而非布尔人，格拉德斯通被说服了，也认为联邦制是解决南非困境的唯一办法，于是拒绝短期内对政策做出任何改变。1880年底，布尔人发动叛乱，在马朱巴山击败了一小股英军。当时在南非的英国军队规模足以粉碎布尔人的武装，但格拉德斯通并没有屈从要求报复的呼声，而选择把冲突开始以前就已经在进行了的谈判继续下去。最终，双方于1881年达成了《比勒陀利亚协定》，并于1884年进行了修改，使徳兰士瓦获得了实质的独立。这次自由党原则的实践奠定了布尔人在南非的势力，如果没有两个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一过程可能进行得更加顺利。一个因素是兰德河附近发现了储量极为丰富的金矿，导致大规模的繁荣的采掘城市在原本以农业为主的布尔人共和国里忽然生根发芽。同时，在开普敦，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南非自治领的塞西尔·罗兹进入了政界，这是个与生俱来具有梦想变为现实能量的人物。这两件事的长远影响当时还没有显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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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格拉德斯通所预见的，迪斯雷利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的举动虽然在当时是英明之举，但很快就招来了在埃及的各种麻烦。格拉德斯通上任时，埃及名义上由总督统治，实际上处于英法的控制之下。埃及总督通过卖出运河股票只是暂时摆脱了破产的危机，不久，英法两国任命了债务委员会专门处理总督的财务以及其他问题。英国派出的委员会专员伊夫林·巴林，即后来的克罗默勋爵，成为了帝国最杰出的殖民地总督之一。除了很短一段时间的间断，他主宰埃及命运长达三十年。在1881年底，英法两国对埃及的控制被阿拉比·帕夏团长领导的民族起义终结了。这次起义得到军队的支持，并迅速蔓延到全国。格拉德斯通试图应用“欧洲协调”原则平息混乱的局面，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同时法国国内政局突变，对埃及事务有心无力，其他欧洲国家也作壁上观。1882年6月11日，五十名欧洲人在亚历山大的骚乱中惨死，阿拉比开始在城中调整布防以威胁港内的英国船只。于是，一个月以后，在事先发出过警告的情况下，英军轰炸城市的堡垒，摧毁了阿拉比的火力。几天之后，英国内阁决定向埃及派遣一只由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带领的部队，这支军队到达埃及后接连获胜，于9月13日在特勒凯比尔彻底打垮了阿拉比的军队。这次胜利让格拉德斯通感到既欣慰又内疚。从自由党的精神来讲，英国现在应该撤退，但他们也不能让埃及陷于权力真空。趁势吞并埃及虽然是合乎逻辑，且在欧洲其他列强意料之中的选择，但自由党的纲领让他们自己觉得此举有愧良心，在这样的矛盾使格拉德斯通最后选择了一个更糟糕的解决方案，即英国仍然承担占领埃及的负担，而债务委员会继续掌握绝大部分管理权，这种安排导致欧洲列强都可以干涉埃及事务。1883年，巴林就任埃及总督，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并开启了一系列人们翘首以待的改革，埃及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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插手埃及事务使英国卷入了更为复杂的苏丹纠纷。苏丹领土辽阔，从埃及边界沿着酷热的尼罗河岸，向南几乎延伸到赤道，绵延一千多英里，属于埃及总督的管辖范围。尽管英国顾问努力劝阻，开罗派去的官员在这片土地上的治理还是十分糟糕。在埃及人起义反抗英法那一年，苏丹人也起来反抗埃及人。苏丹人的领袖是马赫迪，一个穆斯林激进主义者，他很快击溃了一支埃及军队，并且不久便控制了苏丹的大部分地区。格拉德斯通称苏丹人是“正当地为自由而战的一个民族”，其实这对于马赫迪的武装力量来说是过誉了，这些人不如说是嗜血的恐怖主义者。面对这样的形势，英国政府只有两个选择，或是重新占领苏丹，或是完全撤出，他们选择了后者，埃及人对此也无能为力。英军作为埃及军队的指导者负责苏丹南部，1883年底，英国决定撤回他们在那里的驻军，这个决定下起来容易，执行起来却很难。1884年1月14日，英国内阁委任在对中国战争中成名的查尔斯·戈登将军到苏丹去负责撤退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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