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31665

1707331666 当格拉德斯通在1880年再次担任首相时，他的处境可远不如12年前在任时那么顺心。在他的第一任期中，他带领着坚定的内阁和团结的自由党通过了一系列改革法案。这一次人们也一样对他满怀期待——他在选举中大获全胜赢得多数，超过保守党对手137个席位。可是几乎议院刚刚开会时，议长便说，格拉德斯通面临着一个很难驾驭的团队，后来的事实也证实了这个判断。可以说，没有几届政府像格拉德斯通第二任期开始时一样被寄予那么高的期望，也没有哪届政府在任期结束时那么的令人失望。

1707331667

1707331668 问题的症结主要来自自由党的内部构成。自由党长久以来一直为其成员的多样化带来的力量感到自豪，但很快它就发现，辉格党人与激进派，右派与左派之间的分歧根本无法调和。在格拉德斯通的第一届任期中，不和谐的因素很少发声，但是到了第二届，老派辉格党人认为改革进行得差不多了，而格拉德斯通自己一定程度上也同意他们的观点，而对激进派的政策十分反感，对他们所主张的社会和经济改革政策也十分轻蔑。他写道，“他们（激进派）最喜欢的观点就是他们所谓的‘建构’，其实就是把个人的事务交给国家处理。”另外，他还认为辉格党人比约瑟夫·张伯伦这类激进派新秀好相处得多，像外交大臣格兰维尔勋爵等人原本就是格拉德斯通的多年好友和同事，更何况格拉德斯通始终认为，自由派的领导者天然就应该是为那些数不多有闲暇有教养的贵族。

1707331669

1707331670 可是到了组阁的时候，格拉德斯通却不得不安抚这些辉格党人。例如在格拉德斯通下野期间担任下议院自由党领袖的哈廷顿侯爵，从来就不赞成他猛烈攻击迪斯雷利的东方政策，而对于首相下一步的关注点和精力要投向那个方向，哈廷顿和他的朋友们都感到忧心忡忡。结果，激进派当中只有张伯伦一人进入内阁，出任贸易大臣这个当时不太显要的职务——这是格拉德斯通犯下的第一个大错。当时自由党内部日益激进化，一个辉格党人内阁是非常不合时宜的，不仅如此，内阁领导者还在重要的政治，帝国以及外交事务上陷入了与同僚的直接冲突，其中的重中之重便是爱尔兰问题。一个内部分歧如此严重的内阁必然无法有效地管理国家。格拉德斯通的传记作者约翰·莫利就曾写道，“这个内阁可不止是个联盟那么简单，还是个让人头疼的联盟，因为内部成员不单是有时意见不合，而且对纷争几乎保持着与对和谐同样的热衷。掌控这样一个政府的“长老”就是格拉德斯通——他在71岁时就得到了这个称号，他的能量与决心丝毫没有消退，激情与热情甚至逐年强烈。他在内阁中地位崇高，以至于一位同僚写道，没有他在内阁的时候，“我们简直像没有猫看着的一群老鼠”。

1707331671

1707331672 不过并不是只有自由党人，更确切地说是辉格党人，才被麻烦和焦虑困扰。民主运动的发展及其对传统既得利益的威胁，让托利党领袖也感到措手不及、惶恐不安，以至于他们开始忘却迪斯雷利长期以来费尽心思希望传授给他们的经验教训。托利党的下议院领袖，斯塔福徳·诺斯科特爵士曾是格拉德斯通的私人秘书，一直对这位伟人心怀敬畏，而他的前座议员同僚们出于对普选权前景的恐惧，都绝望地把他们早年的信仰、实践包括胆怯当成救命稻草。在这样的乱局中，一批人数不多，但能力超群的人，凭借着鲜有匹敌的高超的游击战术加入了议会斗争。这群人就是“第四党”，其中包括伦道夫·丘吉尔勋爵、A·J·贝尔福、亨利·徳拉蒙德·沃尔夫爵士以及约翰·戈斯特。他们在议会中无情且毫不尊重地取笑格拉德斯通，但同时，迅速上位为团体核心的伦道夫勋爵把最猛烈的批评留给了自己一方的领袖。在致《泰晤士报》的一封信中，他指责他们“优柔寡断，错失一系列良机，鲁莽好斗，却无的放矢，害怕负责，却压制和打击兢兢业业的追随者，与政府勾结，同时贪婪、嫉妒，陈词滥调，毫无洞见”。伦道夫勋爵的谴责之声并不局限于议会内部，而且以“信任人民”的格言和“托利式民主”的口号，超越阶层，直达他们名义上的主宰者——普通民众。他的成功如此戏剧化，使他很快掌握了几乎与索尔兹伯里相媲美的权力。

1707331673

1707331674 这段时间的党派斗争是有些诡异的。激进主义和托利式民主这些新崛起的力量使传统的议会制度陷入了大混乱。各方争执的问题错综复杂，打破了党派的界限，这些激烈的冲突常常导致内讧和两败俱伤。张伯伦和伦道夫勋爵，虽然分属两党，有时分歧严重，但他们的共同点却远远多于同自己党内领袖的共识。这样的纷争直到后来格拉德斯通举起爱尔兰自治这把利斧才告一段落，首相迫使政界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泾渭分明地选择立场，从而划清界限，结束了混乱的局面。

1707331675

1707331676 自由党人经常抱怨每次他们接替保守党掌权时，总会同时继承一堆复杂的帝国事务，而被迫陷于与他们自己反对帝国的纲领背道而驰的境地。1880年组阁后的情形也不例外，他们碰到的麻烦之一来自南非。南非的布尔人建立的德兰士瓦共和国早就陷于困境了，其内部处于崩溃与失序的边缘，东部边界受到祖鲁军事王国的压制。

1707331677

1707331678 为了使这个共和国支撑下去，迪斯雷利政府吞并了它，而这个决策最初没有受到多少阻力。迪斯雷利希望把南非的白人社会统一起来，形成一个加拿大式的自治联邦，但是时机尚未成熟。德兰士瓦的布尔人恢复独立的强烈愿望开始发酵，他们在寻找机会一举推翻英国的统治。1879年，英军终于平息了祖鲁人的威胁，布尔人立刻感到时机成熟了，他们希望在自由党当政的时候获取独立也是件顺理成章的事。格拉德斯通个人曾经谴责过吞并德兰士瓦共和国的决策，但是自由党内有许多人更偏向非洲土著而非布尔人，格拉德斯通被说服了，也认为联邦制是解决南非困境的唯一办法，于是拒绝短期内对政策做出任何改变。1880年底，布尔人发动叛乱，在马朱巴山击败了一小股英军。当时在南非的英国军队规模足以粉碎布尔人的武装，但格拉德斯通并没有屈从要求报复的呼声，而选择把冲突开始以前就已经在进行了的谈判继续下去。最终，双方于1881年达成了《比勒陀利亚协定》，并于1884年进行了修改，使徳兰士瓦获得了实质的独立。这次自由党原则的实践奠定了布尔人在南非的势力，如果没有两个外在因素的影响，这一过程可能进行得更加顺利。一个因素是兰德河附近发现了储量极为丰富的金矿，导致大规模的繁荣的采掘城市在原本以农业为主的布尔人共和国里忽然生根发芽。同时，在开普敦，致力于建立一个统一的大南非自治领的塞西尔·罗兹进入了政界，这是个与生俱来具有梦想变为现实能量的人物。这两件事的长远影响当时还没有显现出来。

1707331679

1707331680 正如格拉德斯通所预见的，迪斯雷利购买苏伊士运河股份的举动虽然在当时是英明之举，但很快就招来了在埃及的各种麻烦。格拉德斯通上任时，埃及名义上由总督统治，实际上处于英法的控制之下。埃及总督通过卖出运河股票只是暂时摆脱了破产的危机，不久，英法两国任命了债务委员会专门处理总督的财务以及其他问题。英国派出的委员会专员伊夫林·巴林，即后来的克罗默勋爵，成为了帝国最杰出的殖民地总督之一。除了很短一段时间的间断，他主宰埃及命运长达三十年。在1881年底，英法两国对埃及的控制被阿拉比·帕夏团长领导的民族起义终结了。这次起义得到军队的支持，并迅速蔓延到全国。格拉德斯通试图应用“欧洲协调”原则平息混乱的局面，但这种努力是徒劳的，同时法国国内政局突变，对埃及事务有心无力，其他欧洲国家也作壁上观。1882年6月11日，五十名欧洲人在亚历山大的骚乱中惨死，阿拉比开始在城中调整布防以威胁港内的英国船只。于是，一个月以后，在事先发出过警告的情况下，英军轰炸城市的堡垒，摧毁了阿拉比的火力。几天之后，英国内阁决定向埃及派遣一只由加尼特·沃尔斯利爵士带领的部队，这支军队到达埃及后接连获胜，于9月13日在特勒凯比尔彻底打垮了阿拉比的军队。这次胜利让格拉德斯通感到既欣慰又内疚。从自由党的精神来讲，英国现在应该撤退，但他们也不能让埃及陷于权力真空。趁势吞并埃及虽然是合乎逻辑，且在欧洲其他列强意料之中的选择，但自由党的纲领让他们自己觉得此举有愧良心，在这样的矛盾使格拉德斯通最后选择了一个更糟糕的解决方案，即英国仍然承担占领埃及的负担，而债务委员会继续掌握绝大部分管理权，这种安排导致欧洲列强都可以干涉埃及事务。1883年，巴林就任埃及总督，成为这个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并开启了一系列人们翘首以待的改革，埃及进入了一个新时代。

1707331681

1707331682 插手埃及事务使英国卷入了更为复杂的苏丹纠纷。苏丹领土辽阔，从埃及边界沿着酷热的尼罗河岸，向南几乎延伸到赤道，绵延一千多英里，属于埃及总督的管辖范围。尽管英国顾问努力劝阻，开罗派去的官员在这片土地上的治理还是十分糟糕。在埃及人起义反抗英法那一年，苏丹人也起来反抗埃及人。苏丹人的领袖是马赫迪，一个穆斯林激进主义者，他很快击溃了一支埃及军队，并且不久便控制了苏丹的大部分地区。格拉德斯通称苏丹人是“正当地为自由而战的一个民族”，其实这对于马赫迪的武装力量来说是过誉了，这些人不如说是嗜血的恐怖主义者。面对这样的形势，英国政府只有两个选择，或是重新占领苏丹，或是完全撤出，他们选择了后者，埃及人对此也无能为力。英军作为埃及军队的指导者负责苏丹南部，1883年底，英国决定撤回他们在那里的驻军，这个决定下起来容易，执行起来却很难。1884年1月14日，英国内阁委任在对中国战争中成名的查尔斯·戈登将军到苏丹去负责撤退事宜。

1707331683

1707331684 戈登将军曾在苏丹服役，在打击奴隶贸易的尝试发挥了重要作用。他是个有良知的人，而这导致他日后付出生命的代价。1884年2月，他到了喀土穆后发觉把苏丹留给马赫迪这样的极端分子将造成灾难，于是，他转而要求增派部队，并计划反攻。虽然因为戈登从来不是个轻易撤退的人，英国政府最初对戈登的反应可能有一定心理准备，但他们还是被前线的这一反转震惊了。戈登下定决心坚守喀土穆，意志坚定而任性地抵制格拉德斯通不进行新的殖民活动的决定，直到完成他自己提出的目标。伦道夫·丘吉尔勋爵首先在下议院提出了对戈登个人安全的担忧，他在三月坦率地质问道，“政府曾把他视为能让我们摆脱困境的唯一人选，现在难道要对这个人的命运置之不理，任其挣扎，袖手旁观吗？”议会给出的回答含糊其词，尽管戈登在苏丹多次告急求援，在开罗的巴林，以及当时最出色的军事家沃尔斯利勋爵，也都建议尽快支援，但政府始终无视其请求。5月，戈登被困喀土穆，英国政府仍然无动于衷地坚持着索尔兹伯里勋爵所说的“逃避政策”。

1707331685

1707331686 从春到夏，在英国要求救援戈登的公众舆论越来越强烈，人们还就此召开大规模会议进行请愿。戈登坚定的宗教信仰，对圣经的理解，对奴隶制的斗争，对救助贫苦人家儿童的贡献，以及他的军事才能，都使他如崇高的亚瑟王的骑士团一样，得到民众的爱戴。但此时格拉德斯通的心思并不这个问题上，他首先关心的是选举权改革，其次是坚定的无神论者查尔斯·布雷德劳夫的事。查尔斯·布雷德劳夫曾当选为议员，却拒绝上任，此事使下议院和首相愧疚了六年多，5月，伦道夫勋爵在下议院评论道，“我比较了他（格拉德斯通）对戈登将军和布雷德劳夫先生相关事宜所作出努力，如果他用在那位煽动人心的渎神者身上的那些高贵的道德观念，能有百分之一用来支持一位信仰基督的英雄，戈登的使命应该早就胜利完成了。”

1707331687

1707331688 最终，在陆军大臣哈廷顿勋爵的坚持下，政府勉强屈从了救援戈登的主张，因为哈廷顿勋爵把这件事上升到了民众对内阁的信心的高度。9月，沃尔斯利赶赴开罗，在一个月内集结了一万人的部队。他知道闪电突袭对于马赫迪大规模的长矛兵是不起作用的，速度虽然关键，却有陷入灾难的风险，即使有巩固的工事作为阵地，扭转局面至少也需要半年。10月，他从埃及边界出发，向喀土穆开始了八百英里的长途跋涉，路途的大部分是未曾测绘的尼罗河河段，伴随着急流险滩和酷热的天气。在苏丹北部，尼罗河急转向东。沃尔斯利知道时间非常紧迫，英国民众焦虑的目光正注视着他和戈登，以及他们两人之间的遥远距离。他的主力部队必须兼程向上游行进，克服无数激流的阻碍，直到突袭喀土穆。同时，他命令赫伯特·斯图尔特爵士率领骆驼队穿过一百五十英里沙漠到尼罗河畔，到达戈登驻地的北面。斯图尔特12月30日出发，行动迅速，在1月17日，他在喀土穆以北一百二十英里的阿布克里受到穆斯林军队的攻击。他的队伍不到两千人，而敌人至少有他的五倍，英军阵地在马赫迪的狂热士兵的猛烈进攻下被击溃，但英军取得了最后的胜利。两天以后，斯图尔特的先头部队在敌人的不断骚扰下抵达尼罗河，但他本人受了重伤，不得不由他人接任指挥官，形势非常严峻。1月21日，戈登从喀土穆派出的汽艇赶到了斯图尔特的部队，由于需要进行侦察和伤员处理，行进不可避免地被延误，导致了悲惨的后果。24日，26个英国人和240个苏丹人组成的一支队伍乘两艘汽艇向南开进，被穆斯林武装从岸上用滑膛枪扫射。28日，他们到达喀土穆，一切为时已晚，戈登的旗帜已经不在驻地飘扬，他牺牲了。喀土穆的保卫者奋力拼杀，但城市于两天前陷落了，戈登只身战死，没有等到同胞的支持和救援。全国大概有一半人认为是格拉德斯通谋杀了戈登，维多利亚女王在给格拉德斯通的电报中明白地表达了悲痛万分的心情。戈登成为了国家的烈士。虽然他违抗了命令，他在日记中也承认了这一点，但是不可否认，派他出征的政府最后抛弃了他。几乎取得成功的英国援军退回埃及。格拉德斯通后来承认，政府向喀土穆派出了一位“英雄中的英雄”，他同时具有这样人物的缺陷和美德，而政府为此付出了代价。

1707331689

1707331690 自由党在国内活动同样动摇了它的地位。当全国都在关注戈登的时候，政府却在推进它的最重要立法议程，即旨在扩大选举权，完成民主运动进程的《改革议案》。这个议案会赋予几乎每个成年男子选举权。另一个法案取消了剩余的小自治镇，把全国分成各出一名议员的选区，只有个别地区例外。这些都是1856年法案的自然延伸，但也使当时已经非常困难的形势进一步恶化。单一代表的选区制打破了每个选区各出一名辉格党议员和激进派议员的惯例。自由党人和激进派很自然地从中获利，张伯伦一次又一次地猛烈攻击他所谓的“既不种田，也不织布”的阶级，带着他所谓的“非权威性纲领”及其“三亩地一头牛”的著名许诺，他把主要攻势从城镇转向农村。辉格党人无法忽视这一挑战，可他们同激进派之间分歧的裂痕已经深到伤及根本，根本不可能再继续合作了。1885年秋天，上院托利党领袖、在任首相索尔兹伯里说，格拉德斯通“对团结的敦促实际是逼着人们虚伪”。

1707331691

1707331692 对英国政治未来走向的进一步猜测，被格拉德斯通宣布支持爱尔兰自治政策意外打断了。要理解这一公告的重要性和影响，我们得要回顾一下爱尔兰令人悲伤的历史。自从1840年的大饥荒以来，爱尔兰一直处于苦难之中。爱尔兰农民几乎一贫如洗，以西部地区尤甚。戈登将军曾在写给《泰晤士报》的信中描写过他们的悲惨境遇，“根据各种材料和我亲历的情形，我必须承认，那些同胞的境况比世界上任何民族都惨，更不用说同欧洲其他国家相比了。‘他们’生活在比我们的牛住得都差得多的地方，每日挣扎着与饥饿做斗争”。爱尔兰自古以来便是个贫穷的地方，经过大饥荒和人口外迁，它的人口密度仍然过大，而英国政府的政策更让爱尔兰人的境况雪上加霜。当时的土地制度压垮了爱尔兰农民，农民对这个制度深恶痛绝，因为它绝对地偏向地主，而且支持没收农民认为属于他们的土地。这导致了农民强烈而深刻的仇恨，因为他们感到自己世代相传赖以生存的根基被剥夺了，而不是单纯由于贫困，也不是单纯的吃土豆、住草棚的生活问题。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英格兰人对这种仇恨情绪不以为然，对仇恨衍生出暴力反抗采取简单的武力镇压。在1870年前的40年里，英国政府颁布了四十二项强制法案，却没有一项法案保护爱尔兰农民免受退租的烕胁和高额租金的盘剥。英国政府其实是有意为之，目的是迫使爱尔兰农民失去土地而成为像英格兰农民那样的短工。然而，爱尔兰并不是英格兰，爱尔兰农民固守家园，利用各种手段打击外籍地主。

1707331693

1707331694 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不列颠对爱尔兰局势看得黑白分明。在爱尔兰的地主大部分是在爱尔兰经营已久英格兰的殖民者，他们在许多方面把自己视为来自母国的文明势力，他们常常要通过斗争保护自己的生命财产。天主教会对迷信的爱尔兰农民的严密控制逐渐渗透到政治和宗教领域，演变成对英格兰的敌意。从伊丽莎白女王时代开始，爱尔兰曾不止一次险些成为欧洲大陆进攻英格兰的跳板。烧毁草垛、刺杀地主和其他恐怖行动使英格兰人普遍接受爱尔兰地主的说法，他们很难理解，只有根本上的政策改革才有可能打破由无法平息的怒火、高压的镇压、更多叛乱结成的这个循环往复的僵局。

1707331695

1707331696 格拉德斯通第一次就任首相时，就对爱尔兰问题特别关注，到后来，这成为占据他全部注意力的重中之重。不过，他解决爱尔兰问题的尝试受到了极大的阻力。虽然英国政界上层很多领袖人物是爱尔兰贵族，但他们对爱尔兰人的问题并不感到同情。格拉德斯通在第一个任期里通过解散爱尔兰的新教教会，成功地缓解了爱尔兰人对外来教会的反感。1870年，他的第二个措施是通过《土地法案》来防止无偿侵占农民土地的行为，但这个法案被证明失败了。又过了十年，他才清楚地意识到，只有对爱尔兰农民土地永久拥有权的真正保障才可能解决问题。

1707331697

1707331698 1873年，艾萨克·巴特建立了爱尔兰自治联盟。联盟的目标是通过和平修改宪法的手段实现自治，它的领导人巴特是一位有能力、有教养，又受人爱戴的下院议员。他相信议会辩论的说服力。可惜英格兰对他的主张不买账，爱尔兰对他的方法也没有信心，很快，这一运动的实际领导权就交到了査尔斯·斯图尔特·帕内尔手里。帕内尔是地主，也是新教徒，在议会中资历尚浅。他的母亲是一位在同英国的战争中建立功勋的美国海军上将的女儿，从母亲身上，帕内尔继承了对英式运作方式和制度的厌恶和轻蔑。作为爱尔兰党派中的贵族，他是天生的领袖人物，具备纪律性的力量和很快把爱尔兰自治问题从辩论话题变为当前最重大问题的斗争手腕。他在推行自己的主张时意志坚定，藐视下院传统，迅速上升到让人无法忽视的地位，以至于一名英格兰政客说“同他打交道简直像对付另一个强国似的”。

1707331699

1707331700 帕内尔的成功根植于爱尔兰自治的宗旨与农民动乱的爆发两者的结合。七十年代末，世界农产品的价格暴跌，加上连年歉收，使大批贫困农民因交不起地租而被驱逐的情况更加恶化。因叛国罪坐了七年牢的迈克尔·达维特1877年刑满获释时，这一驱逐进程才刚刚开始。达维特是一位非凡的人物，他热爱爱尔兰，他富有人道主义同情心，同帕内尔形成鲜明的对比。他坚信自治问题和土地问题是不可分割的，尽管面对着爱尔兰极端民族主义者的反对，他仍在1879年成功地创建了土地联盟。这个联盟的目标是降低高额租金，推广农民的土地所有权。达维特曾得到美国爱尔兰人的物质支持，当帕内尔宣布支持土地联盟时，农民对土地的迫切渴望、实现自治的政治要求和美国移民对压迫者无法忘怀的仇恨最终汇聚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同盟。

1707331701

1707331702 格拉德斯通当时都没能很快地认清楚这种局势，他当时满脑子都是再次就任首相后面临的那些重大的外交和殖民地问题。对于爱尔兰问题，他的政府第一个应对措施是提出了一个临时性的《补偿骚动损失法案》，当1880年7月上议院否决了这个法案时，爱尔兰迅速以恐怖行动进行报复，在当年最后一个季度里，发生了两千多起暴动。帕内尔向他的追随者们推荐了一个新式的武器，就是像过去隔离麻风病人一样孤立那些违反农民法律和传统的人，让他们痛不欲生。这种武器的最初受害者中有一位土地经纪人博伊科特上尉，他的名字已经成为英语中的一个典故。这段时期，土地联盟成就斐然，美国和澳大利亚的资金源源不断，而且由于土地联盟在爱尔兰有效控制的地区比都柏林堡的政府当局还要大，驱逐欠租农民的现象几乎消失了。

1707331703

1707331704 接下来，政府决定同时打击恐怖活动和改革土地法。1881年3月，政府颁布影响广泛的《强制法》，用莫利的话说，它授予爱尔兰总督“随意逮捕和无限期关押任何人”的权力。在《强制法》作为议案提交议会讨论时，帕内尔竭力采取抵制的策略。他在下议院的目标是要利用议会程序以习惯而非规则为依据的情况来使政府的工作陷于停滞。从1月31日到2月2日，下议院连续开会长达四十一小时，后来议长不得不通过“休会”来强制性地停止讨论。随后，会议通过了停止辩论的决议，从而初次打破了议会的传统程序。

1707331705

1707331706 在《强制法》之后，政府立即颁布了《土地法》，几乎同意了爱尔兰人的全部要求。《土地法》基于三条核心内容，首先，由一个仲裁机构决定土地的合理租金；其次，按时交租者拥有永久使用权；再次，佃户可以自由出售土地。这些条款之慷慨已经远远超出了爱尔兰人的期待，但是帕内尔在美国爱尔兰裔极端主义者的鼓动以及他自己能够逼迫格拉德斯通做出更大让步的信念下，决定阻挠新的土地法庭的工作。政府别无他法，只好在10月依据《强制法》逮捕了帕内尔。当被问到谁会接替他时，帕内尔回答说，“月光上尉”（一个著名爱尔兰裔劫匪的绰号）。他的预言得到了证实，他被捕后，谋杀和其他犯罪激增，到1882年春天，格拉德斯通认为强制政策已经失败了。

1707331707

1707331708 同时，帕内尔急切希望早日获释。由于爱尔兰极端主义者行动颇见成效，帕内尔必须再次树立自己作为领导者的权威。于是，他和政府在四月达成了所谓的“基尔曼哈姆协定”，约定他将利用自己的影响力终止暴力和恐怖，以换取政府实行《欠款法》来帮助那些由于欠租而不能受益于《土地法》的佃农。拥护强制政策的爱尔兰事务大臣W·E·福斯特和爱尔兰总督考珀勋爵辞职，由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和斯宾塞勋爵接替。5月2日，帕内尔和他的两名亲信被释放，和平的曙光似乎出现了，可是光明的前景被一个可怕的事件毁掉了。5月6日，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到达都柏林，几个小时后，他和他的助理大臣伯克在凤凰公园双双被刺身亡。谋杀者是一个叫“无敌者”的组织，他们的目标本来是伯克，而且并不认识弗雷德里克·卡文迪什勋爵，后者是因保护同伴而被杀的。英格兰被震惊了，支持强制政策的派别渔翁得利，短时间平息乱局达成和解的一切希望都化为乌有。格拉德斯通竭尽全力想从他失败的政策中收拾残局，他现在相信帕内尔是爱尔兰的一股节制力量，与他合作是维持任何改革成果的唯一希望。首相的这一观点在内阁中仅有一两位支持者，帕内尔一方愿意等待时机，于是爱尔兰开始了三年相对安定和平的时期。

1707331709

1707331710 现在让我们回到1885年。6月8日，政府的一个预算修正案被驳回，格拉德斯通立即辞职了。这其中有自由党内部不和和分裂的原因，但更重要的是爱尔兰议员投票支持保守党反对派。伦道夫·丘吉尔勋爵让帕内尔感到一个保守党政府会停止强制政策，而这一默契足以获得爱尔兰议员的支持。经过了一些犹豫和困难后，索尔玆伯里侯爵组阁建立了在下议院占少数的保守党政府。伦道夫勋爵就任印度事务大臣，他的宿敌诺思科特进入上议院，迈克尔·希克斯·比奇爵士就任财政大臣和下议院领袖。最重要的任命是卡纳文伯爵接任爱尔兰总督。众所周知，卡纳文伯爵支持爱尔兰自治。8月1日，他在格罗斯维纳广场的一栋房子里会见帕内尔，给帕内尔留下政府打算实施一项自治政策。选举在即，帕内尔必须做出抉择。他通过自己的情人奥谢夫人向格拉德斯通传话，告知了保守党的许诺，格拉德斯通回答说，“应该这么说吧，要我们去跟伦道夫·丘吉尔勋爵的政治许诺竞价，我第一个反对。”真实情况是格拉德斯通此时已经转而赞同自治政策，但他不准备同帕内尔讨价还价，而是想把下一步棋留给索尔兹伯里。

1707331711

1707331712 到11月选举时，帕内尔没能从格拉德斯通那里得到明确的许诺，于是下令不列颠的爱尔兰人投票支持保守党。其实爱尔兰问题在这次选举中并不太重要，竞选斗争主要集中在对上届政府政绩的不满，张伯伦的“未经批准激进纲领”成为唯一的一个主要分歧。选举结果差的不能再差了。自由党在自治市里丧失了很多席位，在郡级由于刚刚获得普选权的工人们的支持而有一些斩获。在新的下议院里，自甶党多数超过保守党八十六席。帕内尔实现了他的愿望，他的追随者队伍由于《改革法案》在爱尔兰各郡的实施而扩大，恰好也达到了八十六席。正如索尔兹伯里所形容的那样，“形势处于低潮，即保守党加帕内尔派等于自由党。”

1707331713

1707331714 在这种情况下，格拉德斯通仍然希望，帕内尔派同保守党的联盟能倾力合作，使爱尔兰自治法案能获得共识，得以通过，而不会受到上议院的过分阻挠——他还记得解放天主教徒、废除《谷物法》和第二个《改革法案》等先例。帕内尔通过奥谢夫人传达的一切请求，格拉德斯通都回答说，自由党不便于在政府宣布其政策之前采取任何行动。12月，他见到了索尔兹伯里的侄子，A·J·鲍尔弗，并于20日写信给他说：“我确信这个问题只能由政府解决，而且从公共政策的角度出发，我尤其希望现任政府能处理这一问题。”保守党人对这封信不以为然。几天前，政治局势已经有所改变，因为格拉德斯通对爱尔兰自治问题的立场已经被他的儿子赫伯特公开透露出去。这只所谓的“哈瓦登·风筝”放出后，隐藏在政治漩涡里挣扎着的各股力量立刻浮上了水面。格拉德斯通竭力试图避免的自由党分裂成为了现实。早已因为激进派势力增长而不满，进而疏离的辉格党人坚决反对爱尔兰自治。保守党人的态度变得更加强硬，因为他们感觉到格拉德斯通立场的突变将使他们获益，他们同辉格党人可能结成同盟的流言已经传播开来。对帕内尔来说，这种结果是一场灾难，保守党人由于他的支持而获得的那三十个席位，现在看来成了给敌人的赠礼。

[ 上一页 ]  [ :1.707331665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