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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胜利后索尔玆伯里组织了一个有力的政府，他再次担任首相并兼任外交大臣，他在党内和全国的地位也不可动摇。到此时，他已不再用正统的方式处理政务了。他鲜少出席社交场合，而且据说在这些场合他还经常认不出他的内阁成员。他喜欢隐居在哈特菲尔德的塞西尔祖居里，通过大量亲笔信来履行他的职责，休闲就是在私人实验室里进行科学实验，或者开着一辆壮观的三轮摩托车在自己园林里兜风。他的权威和声望一定程度上来自他在公开场合言行中自然流露的贵族式自信气度，他的风格充分地展现了贵族政治的传统。他对于公众舆论不太关心，而这种冷漠的态度在一个民主时代居然得到了接受甚至赞赏。他的代表和最亲近的顾问是他的侄子，后来的第一财政大臣阿瑟·鲍尔弗。但是在公众眼中，主导政府的是自由统一党的领袖约瑟夫·张伯伦，他此时已达到自己权势的顶峰，急欲获得由于1886年事件而长期未能获得的公职。他选择了殖民大臣一职——他的直觉是准确的，当时人们对国内事务已经毫无兴趣了，索尔玆伯里执政五年期间，政府只通过了一项重大改革，就是1897年的《工人补偿法案》。政治的兴奋点聚焦在各大帝国殖民力量在亚非两个大陆的较量，张伯伦决定这才是他想留名青史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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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伯伦踌躇满志，以自己在激进派时代的改革热情打算大展拳脚。他从伯明翰时期的一个主张地方自治的社会主义者和共和主义者摇身变成了一个帝国的设计师。他宣称，“仅仅去占领这个世界上的广袤土地是不够的，除非你能充分地获益和开发，我们是这大片土地的地主，而开发地产是地主的职责”。虽说取得了一些进展，特别是在西非，总的来说张伯伦的这番宏愿未能实现。从就职开始，他着重开发的改革计划就被帝国扩张政策引发的无穷无尽的麻烦所拖延。其中一个小麻烦是阿散蒂人不断在黄金海岸劫掠奴隶，造成恐慌。英国政府派沃尔斯利率领一支远征军前往讨伐，在1896年1月摧毁了阿散蒂王国。尼日利亚的形势更为棘手，因为牵扯到了另一大国。当时法国人已经从陆上推进到撒哈拉以南非洲，试图凭借军事优势把英军压制在沿海地区。正如索尔兹伯里曾经评价的，张伯伦为人痛恨任何让步，他派亨利·卢加德爵士组织了西非边防军与法国对抗。他的策略非常成功，高超的外交也有力支持了坚决的军事行动，英法两国于1898年6月签订了关于西非边界的协定，英国人的要求完全得到了满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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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个月以后，英法两国为争夺尼罗河上游的控制权而发生了更加严重的争端。戈登死后，穆斯林完全控制了苏丹，他们的先知马赫迪已经去世，但是被称为哈里发的继承者仍然控制着这个松散的帝国，还挑衅埃及和阿比西尼亚以扩大自己的版图。但是埃及军队经过英国人的重建和改革，成功地抵御了穆斯林的侵犯，保卫了尼罗河下游和红海沿岸。1896年，埃及英军反击南部狂热的穆斯林军队的时机来到了。当时法国人已经开始向尼罗河源头地区推进，必须先发制人予以遏制；意大利人在红海的拓殖需要支持；穆斯林恢复起来的奴隶贸易急需制止；而在国内，索尔兹伯里政府也不反对殖民扩张。三月，埃及军队总司令赫伯特·基钦纳爵士发动了为戈登复仇并重新征服苏丹的战役。非洲这片辽阔的大地再也不应是野蛮人统治的牺牲品，或是吸引欧洲强权竞争的磁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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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沙漠和严酷的热带气候形成的严重挑战，基钦纳进行了严密的筹划。他在战略部署方面的非凡能力这时展现了出来。发生在尼罗河岸地区的战役都经过了缜密的部署、高效的指挥和艰苦的执行。任何一次失利都可能引起国内的强烈批评，任何冒险行动都必须经过反复斟酌衡量。军需供应是主要问题，为了满足基钦纳远征军在纵深极长的非洲内地的需要，英国在未经勘察的干旱地区修筑了五百多英里长的铁路。这场战争很大程度上发生在工程兵之间，中间穿插了许多短暂、激烈而英勇的战斗。战争开始时，基钦纳的军队有一万五千人，战争结束时达到二万五千人，其中有八千英国人。哈里发的军队至少三倍于英军，他们忠诚勇猛，精于沙漠战术，但两年半后的1898年9月2日，穆斯林军队在喀土穆城外的恩图曼战斗中被彻底打垮。参加过这次战斗的一名轻骑兵说，这是“科学的军队战胜野蛮人的最典型的战斗”。哈里发和他的将领后来均被俘虏，苏丹从此进入建设性的统治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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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图曼战斗的五天之后，有消息传到喀土穆说，在白尼罗河上游的法肖达哨所发现了欧洲人，是法军少校马尔尚和他的军官带着一个排的西非士兵，从大西洋沿岸出发用两年的时间穿越了两千五百英里丛林，希望在刚果河和阿比西尼亚之间的尼罗河源头地区开辟法国的势力范围。基钦纳亲自乘船到上游会见了马尔尚，两位军人以礼相待，但是双方实力对比太过鲜明。在双方分别向伦敦和巴黎报告期间，两个首都的人们都对战争议论纷纷，同时法国国旗同英国和埃及的国旗同时在法肖达要塞的上空飘扬。在英国尼罗河畔战役胜利的压力下，法国对苏丹南部省份的领土要求自然是不会被满足，他们只好作了让步。根据1899年3月签订的协定，刚果河流域和尼罗河流域被定为英法势力范围的分界线。这次争端实际上是为几十年来危害英法两国关系的殖民冲突画下了句点。从此，在德国逐渐增强的威胁下，英法两国的关系逐渐和谐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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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尔玆伯里政府需要处理的外交事务还不限于此。1895年底，美国的克利夫兰总统宣布美国有权就英属圭亚那同委内瑞拉的边界纠纷做出裁决，导致英美关系遭遇危机。另外多年来德国一直努力向小亚细亚渗透，关于在柏林与巴格达之间铁路的修建也有大量讨论。索尔兹伯里对此并未表示反对，他宁愿在土耳其活跃的是德国人而不是俄国人。俄国修筑了一条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在远东对中国构成威胁，这一直让英国外交部门感到很大压力。满洲地区和旅顺港的海军基地即将被俄国收入囊中，当时还没有多少人预见到日本军队即将给沙皇造成沉重打击。在外交决策上举足轻重的张伯伦轻率地试图同德国结盟，索尔兹伯里则认为插足欧陆大国联盟比奉行孤立政策要危险，因此他保持中立态度，并努力制止他热切的同僚。他对于英国“洁身自好”能力的信心即将受到检验，因为对于英国来说，南非战争的爆发使得这些世界舞台上的大事件以及与之伴随的外交活动显得黯淡无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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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民主 第二十一章 南非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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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列颠是在战争中进入二十世纪的。它在战场上投入了近五十万军队，这是它有史以来向海外派出的最大一支军队。南非冲突起初只是小规模的殖民地战役，但很快牵涉了大规模全国性的力量投入，并引起了英国国民强烈的关注和情绪。使每个成年男子对国家大事都有发言权。《选举权法案》刚刚颁布了一代人左右的时间，教育的普及使普罗大众逐渐能够追踪形势的发展并交流见解，流行期刊开始在大众中广泛传播，迅速把各种好的、坏的，甚至误导性的消息送到千家万户。然而，知识和权利的迅速增长并没有如有些人预料的那样导致社会动乱和革命潮流。相反的，在南非布尔战争期间，大部分英国人表现出了爱国主义情绪的兴起和对帝国事业的广泛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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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也有人对布尔战争表示激烈的批评和反对，这些人被讥讽为亲布尔派，其中包括一些有影响力的自由党领袖，其中的一位新星是威尔士年轻律师劳埃德·乔洁，他正是由于猛烈批评南非战争和英国政府而崭露头角。然而民意普遍是坚决支持帝国主义，大众为世界地图上用猩红色标注出来的庞大的大英帝国倍感自豪，并对皇家海军对七大洋的控制信心满满。欧陆国家感到嫉妒，大多数国家表示同情布尔人，并暗示可能结成同盟阻止英国。他们原本不会让英国轻易从这场殖民地战争中脱身，但英国的制海权让他们三思。战争开始时，英国皇家海军在朴次茅斯港组织了一只机动海军中队，有效地对欧洲各国造成了威慑。德国皇帝对这一教训记忆深刻，不列颠海军无可匹敌的威慑力量刺激他为建设强大的德国海军加倍努力，而德皇的发愤后来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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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战争有着深刻的根源，两个内陆的布尔共和国同英国只有不太紧密的从属关系，它们除了同葡属莫桑比克有一段较短的边界之外，四周均是英国的殖民地、保护国和领土。起初冲突并不是不可避免的，开普殖民地的大批荷兰人屈服于英国人的统治，支持塞西尔·罗兹作为他们的总理。奥兰治自由邦对英国表示友好，甚至在最顽强的拓荒农民的家乡德兰士瓦，也有相当一批布尔人主张同英国合作。总之，英国人同布尔人在南非建立联盟的希望从未破灭，可是在十九世纪的最后五年里，这一切突然发生了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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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张伯伦在1895年出任殖民大臣的时候，面临着十分复杂的局势。对威特沃特斯兰河畔极为富饶的金矿的开发，使德兰士瓦的面貌发生了变化。以英国为主的大批外国资本和劳力涌入矿区进行开发，短短几年就把约翰内斯堡变成了一个大城市。这里外国人同当地布尔人数量基本相等，而且贡献了全国绝大部分的税收，但徳兰士瓦政府拒绝给予他们政治权利。年过七十的德兰士瓦共和国总统保罗·克鲁格参加过布尔人的大迁徙，他决心保持自己国家的特色和独立。他领导着不愿意跟英国人合作的桀骜的荷兰人，反对工业发展，却准备好对利润坐享其成。他早已清楚地意识到国际化的矿区经济对当地封闭虔诚的农民社区构成了威胁，但刺激他恐惧神经的是罗兹的不列颠南非公司的包围行动——当时罗兹已经控制了北部的现在罗得西亚所在的地区，并试图向西蚕食，吞并贝专纳（现在的博茨瓦纳）。罗兹在兰德河流域有很大的金融利益，他梦想建立统一的南非，并修建一条从开普到开罗，贯穿英国所有领土的铁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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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国人在政治和经济方面的不满情绪的爆发此时已势不可挡，张伯伦也在1895年底准备好了应对，可是这时罗兹背着他筹划发动约翰内斯堡的英国人举行起义，以公司的一支武装力量入侵德兰士瓦作为外援。这支部队由罗得西亚总督利安徳·斯塔尔·詹姆森博士指挥。在最后关头，起义胎死腹中，詹姆森却没有从罗兹那里接到取消进攻的指示，在12月29日带领五百人入侵了德兰士瓦。用张伯伦的话说，这次行动是“自作主张对外作战的可耻行动”，它以失败告终也是罪有应得。1月2日，詹姆森和他的部队在多恩科普向布尔人投降。这次袭击是南非的历史进程从此大大偏离和平轨道的转折点，整个国家的气氛开始受到民族和种族偏见的毒化。开普殖民地的荷兰人自然而然地同情德兰士瓦的布尔人，开始抨击英国人。罗兹被迫辞去总理职务，他在英国的崇高声望使布尔人更加怀疑有人预谋戕害他们的生命和国家。奥兰治自由邦跟克鲁格共同进退，在德兰士瓦，他的目标得到支持，强硬反击派占了上风，他们大规模购买军火以应付迫近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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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双方进行了三年漫长而艰苦的谈判，张伯伦意志坚定，而克鲁格的顽强和老谋深算有过之而无不及。1897年3月，出色的公务员艾尔弗雷德·米尔纳爵士成为南非高级专员，他在行政上才干不凡，但在外交上缺乏天分。赴任仅几个月，他就对眼前的形势下了定论，他写信给张伯伦说，“除了在德兰士瓦实行改革，或者发动战争，没有什么办法能使英国摆脱在南非的政治麻烦。而现在在德兰士瓦进行改革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是张伯伦急欲避免战争，甚至即便要武力解决，也希望把发动战争的责任推到布尔人身上。同罗兹一样，他认为克鲁格会在压力下屈服——他们都低估了南非草原的先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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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9年4月，一份由两万多名南非“外国人”签字的请愿书被送到唐宁街，情势之紧急达到了高潮。随后，在5月，米尔纳发来急件说，“成千上万的英国人在这里被永久性地困于农奴的地位……这实在是在不断损害大不列颠的影响力和声誉，也削弱了英国政府在女王领土内的威望。”于是新一轮的谈判又开始了，英国政府要求所有在德兰士瓦居住满五年的公民都有投票权，并且重申了对宗主权的诉求。6月，克鲁格与米尔纳在布隆方丹举行会谈，双方均一无所获。米尔纳确信武装到牙齿的布尔人是想要建立荷属南非合众国，克鲁格则同样确定地认为英国人企图剥夺布尔人的自由和独立。他声泪俱下地说，“你们想要的是我们的国家。”张伯伦继续为和谈作了几次尝试，同时双方也都在加紧备战。10月9日，布尔人趁英国在南非的军事力量仍然薄弱发出了最后通牒，三天后，布尔人的部队越过了边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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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爆发时，布尔人投入了三万五千兵力，是战场上英军的两倍，并且拥有优势明显的德国制大炮。布尔人从几个方向越过前线，几乎全部是骑兵，装备着曼利彻枪和毛瑟枪，枪法精湛。几个星期内，他们便包围了东边的莱迪史密斯以及西边的马弗京和金伯利。在莱迪·史密斯的纳塔尔边界附近，英军的两个营在尼克尔森内克被困被迫缴械投降，随后乔治·怀特爵士率领的一万英军被围攻。在马弗京，巴登·鲍威尔上校指挥的小股部队被佩特·克龙耶率领的数倍于己的敌军包围。在金伯利，塞西尔·罗兹本人和大批平民陷入重围。夏末，布尔人曾有意放火烧荒，使得到雨季结束后的草原上牧草鲜嫩繁茂，乡下的形势有利于布尔人，而世界舆论一致反对英国。这时，由雷德弗斯·布勒爵士指挥的，三个师组成的增援军团从英国赶往南非，各自治领的志愿军小分队也组建起来甚至在赶赴战场。当时陆军部对前线缺乏了解的现象非常普遍，一个典型例子是在官方联络中出现的“步兵优先”这样的说法。英国派出的部队是出色的，但当局对敌军的武器和状况理解完全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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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格一直希望能独立控制一个咸水港。位于纳塔尔地区山脉隘口之外的德班港是一个选择，只要他能到达那里。德班与德兰士瓦之间有铁路相连，这条铁路比通往开普敦的铁路短，便于控制，而且近在咫尺。如果能控制德班港，则关于关税、运费以及其他很多问题的争执将迎刃而解，所以在战争初期，双方力量都集中在这个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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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南非后，布勒指挥增援部队分散兵力，四面出击。一个师被派去保卫纳塔尔，一个师去解金伯利之围，第三个师前往开普殖民地的东北部地区。在十二月的一个星期里，这三个师都顶着布尔人的猛烈火力推进，均遭惨重失败，士兵和武器损失不计其数。在布勒亲自指挥的纳塔尔的科伦索战役，在通往金伯利路上的莫德河战役，在开普殖民地东部的斯托姆堡，布尔人都守住了阵地，并且拓展了地盘。英军在每个战场的损失都不到一千人，这个数字在今天看来是不高的，但在当时却使英国，甚至整个帝国的公众大为震惊，对当地部队更是沉重打击。但是，维多利亚女王用一段如今广为流传的话鼓舞了全国，她在鲍尔弗试图讨论被称为“黑色一周”的失利时，回应说：“你要知道，这里无人灰心丧气，我们对战败的可能性不感兴趣，因为这种可能性并不存在。”在阿富汗战争中立下威名的坎大哈的罗伯茨勋爵被任命为新的总司令，喀土穆的基钦纳勋爵担任他的参谋长。之后几个月中，这两位赫赫有名的将军，带领着不断获得增援的英军扭转了战局，同时，布勒也在纳塔尔坚持战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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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英军指挥官清楚地认识到部队必须集中兵力，大规模协同作战。希尔人的两个首府，布隆方丹和比勒陀利亚先后成为英军的明确目标。在马弗京的克龙耶被蒙骗，误以为主要战斗将发生在金伯利，因此他把大部分部队调到这个钻石产地以南几英里的马格斯方丹，在那里构筑工事，等待英军进攻。金伯利的确是罗伯茨的目标之一，但他是通过派弗伦奇将军远途包抄而夺取这一地方的。2月15日，弗伦奇的骑兵解了金伯利之围。克龙耶迫于后方威胁，放弃工事，向东北方向撤退。十二天以后，在遭遇了基钦纳的正面猛攻之后，克龙耶带着四千人投降。这之后战局突飞猛进。第二天，布勒解了莱迪史密斯之围；3月13日，罗伯茨到达布隆方丹，5月31日进入约翰内斯堡，6月5日攻克了比勒陀利亚。长达217天的马弗京之围终于被解，引发了伦敦狂热的庆祝活动。克鲁格逃跑了，奥兰治自由邦和德兰士瓦被英国吞并，罗伯茨于1900年秋回到英国。经过几乎整整一年的激战，叛乱者的两个首府均被占领，在英国人民看来，布尔战争以英国的胜利告终。索尔兹伯里勋爵听从张伯论的建议，借此时机举行大选，以明显多数赢得了又一任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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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1年1月22日，维多利亚女王驾崩了。她安息在怀特岛上的奥斯本乡间别墅，那是她和阿尔伯特亲王在五十五年前共同设计和布置的。在女王漫长的寡居岁月，房子里的布置原封未动。她决心保持与丈夫生前一样的生活方式，从未动摇。然而同一时期，君主政体逐渐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君主已经成为大英帝国的象征。在1887年和1897年的女王登基五十周年和六十周年庆典上，印度和其他殖民地均有代表郑重出席纪念仪式。英王成为日渐庞大的帝国中各民族和种族之间的纽带，而前首相罗斯伯里勋爵颇有远见地称这个大家庭为联邦。迪斯雷利的远见和张伯伦的激情都为帝国的壮大做出了贡献。女王本人也积极地利用这一重要角色，她派遣儿孙巡视日益扩大的领地，他们所到之处无不受到热烈欢迎，她在英格兰接受殖民地精英的觐见，她在宫中任用印度官员，向他们学习印度斯坦语。她这样尝试力所能及的各种方式使治下各民族通过对王室的忠诚而联结在一起，这些努力与那个时代的帝国精神和谐一致。她最后的公开活动之一是巡视爱尔兰，那时她已年过八十。她从不赞成爱尔兰自治，认为那将对帝国统一构成危害。为了表彰爱尔兰士兵在南非战争中的英勇表现，她在1900年4月来到都柏林，帽子和衣服上佩戴着三叶草。她的爱尔兰子民热烈欢迎她的到来，其中甚至不乏民族主义者。在爱尔兰，对英国王室的爱戴一直存在着，可惜英国政府从未能善加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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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女王从公众视线中淡出了的那些年里，英格兰一度出现了反对皇室的情绪，自诩的共和主义者们也蠢蠢欲动，但是到了世纪之末，一切暗流都消失了。维多利亚女王勤于职守，品行高尚，她诚挚的性情，她那敏锐，有时让人些许不安的直率和真诚，都深深留在臣民的记忆中。普罗大众无法得知她在政治事务中的精明机敏，以及她在多年与群臣共处，应对无数危机中积累出来的智慧，但是他们正确地感觉到她是一位伟大的领袖。甚至那些私下里经常觉得她的观点冲动而且爱偏袒的大臣，也敬佩她时刻保持的责任感与行动力。她代表着英国传统中的稳定性和连续性，对她的敬爱与年俱增。到逝世时，她已统治英国近六十四年，她的子民中很少有人记得女王不是英国君主的年代，但所有明智的人都感激以她命名的维多利亚时代中英国国力的强盛与不列颠民族的进步。1901年，维多利亚时代结束了，但是激励这个时代的自信与为目标奋进的精神将流传下去，帮助英国人应对未来的磨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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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战争还在继续。过去，布尔人从未在政治威权面前甘当顺民，即使对他们自己的领袖也不例外，如今英国人对他们的主要城市和铁路的占领似乎不足以成为他们放弃斗争的理由。南非草原广袤，散落着无数农庄，布尔人可以从这里得到情报、粮食、住处、草料、战马，甚至弹药。罗伯茨和布勒刚离开南非的海岸，南非战争便发展成神出鬼没、出手狠辣的游击战。博塔、克里钦格、赫佐格、戴韦特和戴拉雷伊——这里列举的只是五名比较出名的游击将领——不久便开始了同基钦纳之间的无数次地方性战斗，并一直坚持了17个月。最终英国用卓绝的努力征服了布尔人。1901年2月，博塔进攻纳塔尔，被弗伦奇将军击退，战役使大片乡村惨遭涂炭。其他游击队领袖侵入开普殖民地，希望争取荷兰居民的支持，其中应者寥寥，但也足以使迅速实现和平的希望破灭。基钦纳打退进攻者以后，在月底同博塔举行谈判，两人都愿意赦免开普殖民地的叛乱者，而高级专员米尔纳不同意，内阁也支持他的观点。基钦纳感到非常挫败，被迫采取了极度违背自己判断和个人意愿的，现在所谓的“焦土”政策。英军在铁路沿线建立碉堡，筑起纵横乡村的围栏，再然后沿着围栏建造更多的碉堡。在这样圈起的地区，即使最勇敢的游击队员也难以施展。然后英军把每个地区所有的男女老幼都赶进集中营，这种政策唯一可接受的理由是大部分游击队员穿着便装战斗，只有大规模监禁，把他们和救援他们的家庭成员都关起来，才可能制服他们。然而，这些集中营条件之恶劣罪无可赦，军事当局对于监禁大批平民这一令人憎恶的新任务经验有限，能力不足，但这也丝毫不能成为辩解的理由。到1902年2月，集中营里已有两万多人死亡，将近总人数的六分之一，多半死于疾病。起初，当局否认有任何过失，或称任何改善都绝无可能，后来，英国的埃米莉·霍布豪斯小姐揭露了骇人听闻的真相。当时在野、不久将成为首相的坎贝尔·班纳曼斥责集中营为“野蛮人的手段”。张伯伦使这些集中营脱离军方控制，那里的条件迅速得以改善，最后，在1902年3月23日，布尔人求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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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天后，塞西尔·罗兹死于心脏病。在去世前不久的一次讲演中，他对开普敦的英国政府的支持者说：“你们以为你们战胜了荷兰人，其实不然，被打败的不是荷兰人，而是克鲁格主义，是那个腐败而邪恶的政府，本质上跟荷兰人或是英国人无关。注意！这个居住的荷兰人仍同以往一样英勇不屈，不可战胜。这个国家既是你们的，也是他们的，你们今后必须像过去一样，同他们一起生活和工作。”5月31日在费雷尼欣签订的和约显然希望贯彻这种精神，它的条款可以说是非常宽松的。残存的三十二支游击队各派两名代表会见英国使者，经过反复协商，游击队同意放下武器。除了违反战争惯例的某些情况，没有人会受到惩罚。布尔人应尽快实现自治，英方将出三百万英镑作为补偿。这几条就是和约的核心条款，最后一条可以说是很慷慨的，而且在现代战争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和平实现后，索尔兹伯里便辞职了。他是最后一位参加上议院的首相，带领大英帝国进行了无可匹敌的扩张。他于次年去世，他那种现在被认为过于传统的、超脱无为的精神在英国政治中也随之而去了。和约的所有条款都得到执行，米尔纳为南非的重建贡献良多。在这场战争中，英国和各自治领共投入了近五十万军队，伤亡人数占十分之一，据估计，战争耗资高达两亿两千多万英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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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本书已经叙述到十九世纪末，当年的摩登世界可能理所当然地期待着长期和平与繁荣的到来。前途似乎是光明的，没人能想到我们随后便进入了一个冲突的时代，动因便是一国追求独霸世界的强权地位。两次分别持续了五年的残酷战争反映出维多利亚时代鼎盛时期经济发展之惊人水平。德国崛起为世界强国，过程中伴随着民族信心的增长和军备的不断扩张。当年无人能估量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特点与后果，战斗到底直至胜利是唯一目标，而牵涉其中的各国都将爆发出惊人的力量。以普遍征兵制和工业发展提供的丰富资源为基础，几乎全员动员的国家军队体系被建立起来，站在十九世纪的最后几年里看，人们很容易认为这是水到渠成的。秩序与组织化是现代生活的突出特点，当德国开始全力备战之时，其步伐清晰可见，甚至势不可挡。不仅如此，有人可能要争辩，甚至证明说，欧陆各国或多或少采取的明智而正常的现代发展方式不过是军备建设原则的高级形式，而人类的活力如此旺盛，以至于一切一发而不可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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