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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女王杀害了她最为高贵的臣民，因此在信奉新教的英格兰留下了“血腥女王”的恶名。几代英国人他们的孩童时代起，便从福克斯的《殉道者》一书及书中的可怕插图中，了解到这些高贵者英勇牺牲的故事。这些故事已成为英国民众的共同记忆。1555年在牛津发生了活活烧死新教主教拉蒂默和里德利（Ridley）的著名事件。1556年3月，年老无力的大主教克兰默令人同情地放弃了自己的信仰，并最终英勇就义。他们这些殉道行为使对这场斗争原本漠不关心的人们，都开始站到新教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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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殉道者知道自己不会白白死去，他们站在火刑柱前，说出了名传千古的话。拉蒂默在啪啪爆响的火焰中喊道：“里德利主教，放轻松，要像个男子汉一样。上帝保佑，我们今天将在英格兰燃起不灭的火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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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丽努力把英国与西班牙的利益结合在一起，但却白费力气。她同菲利普结婚是为了确保英国信奉天主教，为了这个理想，她牺牲了可以得到的一点点个人幸福。作为西班牙国王的妻子，她不顾英国国家利益，不听包括红衣主教波尔在内的那些慎重顾问们的忠告，卷入对法国的战争中，致使英国在欧洲大陆的最后一个据点加莱也毫无抵抗地丢掉了。这是英国的耻辱，也是英国丧失中世纪力量与荣耀的标志，从而深深刺痛了英国民众的心，也使玛丽女王感到内疚。玛丽想生一个孩子，以确保天主教在英国后继有人，但却未能如愿。单凭一种成就并不能使她开心起来。玛丽在位期间确有一些成就，但人们对它既没有记载，也无表扬，甚至很少引起历史学家的关注。在玛丽短暂统治期间，她的大臣们开始进行削减经费的工作并厉行改革。到玛丽去世时，大臣们已在很大程度上消除了诺森伯兰统治时期铺张浪费及贪污腐败的弊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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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利普对毫无结果的政治计划不感兴趣，也有所失望，因此先去了尼德兰，后又回到西班牙。玛丽陷入离心离德及不满情绪的汪洋大海中，最终病倒了。1558年11月，玛丽去世。几个小时后，她的助手、红衣主教波尔在兰贝斯宫里也与世长辞，随她而去。她的统治作为一段悲剧性的插曲宣告结束，英国民众就此完成了从天主教到新教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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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欧洲的新教改革只是为反抗天主教会弊端而展开的局部斗争。但一些年后天主教会进行了内部整顿后，这一初始的反抗动机便不复存在，剩下的便只是北方民族对罗马教会整个机构的反叛，这一反叛似乎与人类精神的发展背道而驰。基督教的启示可以带到遥远的未来，到那时不再需要用清规戒律来改造人了。在罗马帝国衰亡后，用清规戒律改造古代世界中的野蛮征服者曾经既是必要的，也是有好处的。亨利八世统治以前，尽管贵族之间存在纠纷，国王与教会之间、统治阶级与人民之间也都存在冲突，但他们有共同的普遍准则。中世纪的弊端与痛苦持续时间如此之长，以至于它似乎是这个灾难深重的世界所无法避免的客观条件。对此，没人能提出补救措施，也无法寻求慰藉。但宗教改革带来了新影响，它动摇了英国社会的基础，鼓励社会各阶层人士都去反对旧制度，举起愿意为之献身或采取极端手段的大旗。尽管旧制度多有弊端，但毕竟已经存在了几个世纪，现在却被一场大分裂所断送。从此以后，所有阶级对立与利益冲突都将得到缓和与排解，人民在冲突与苦难中达成一致，制度也获得统一。在随后的漫长岁月中，所有欧洲国家都将加入到支持或反对新教改革的阵营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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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今天的人们很难衡量这一运动的激烈程度，它在英格兰的破坏性要比在德意志和法国小，这是因为它在较早阶段便到达高潮，且处于都铎王朝的强大统治之下。尽管如此，克兰默在爱德华六世时期进行的教义改革，与玛丽女王统治时期加德纳、波尔以及追随者所进行的反宗教改革，却让英格兰陷入十年可怕的动荡之中。市民、农民以及构成英格兰民族的所有其他阶层，在爱德华六世的命令下，沿着一条救赎之路前行，后来又在玛丽女王的命令下，沿反方向原路退回。谁接到爱德华六世的命令原地不动，或者不按玛丽女王的命令改变方向，就有上绞刑架和火刑柱的危险。这就是新英格兰强加于旧英格兰之上的东西，后来旧英格兰又经过可怕的反击而兴盛一时。伊丽莎白女王在位时，新旧英格兰在痛苦的斗争中实现了和解。尽管战事并未减少，但激烈的程度却受到限制，因此对国家社会的统一性与连续性没有造成致命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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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第八章 英明的伊丽莎白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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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在1558年11月17日继承了她同父异母姐姐的王位。当时她才二十五岁，在国事处理方面还没有什么经验，但她凭借遗传的天赋以及后天的教育具备了优秀的才能，这是英格兰之幸。伊丽莎白的父亲是谁，这是毫无疑问的。那威严的姿态、赭色的头发、雄辩的口才以及与生俱来的高贵，都宣告着她是国王亨利八世的女儿。很快，人们又发现她与亨利八世之间的其他相似之处：面对危机，他们都勇敢镇定；意志受到违抗时，则更为坚决；精力充沛，似乎永不知疲倦。她还有许多与亨利八世一样的消遣方式与特长，如酷爱打猎，精于箭术和使鹰，擅长舞蹈和音乐。她会说六种语言，拉丁文和希腊文的阅读水平也很高。像父亲与祖父一样，伊丽莎白生性好动，住址总是换来换去，因此人们常常不知道下个星期她会在哪里就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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幼年时处境艰难，青少年时又身处险境，这些是伊丽莎白人生中无法抹去的经历。父亲活着时，人们宣称她是私生女，将她从宫廷里赶了出去。玛丽在位时，她差点儿就因走错一步而丢掉性命，这也证明行事谨慎并善于掩饰是大有好处的。伊丽莎白在青年时期就学会了该在何时保持沉默，怎样等待时机，并如何充分利用自己的资源。许多历史学家都认为她优柔寡断，节俭吝啬，她性格中的这些特点肯定也使她的顾问们失望，但国库从来也没有足够的钱支持她所有的冒险活动。而且，在那个时代汹涌的洪流中避免做出无可挽回的决定，有时也是明智的。时代要求国家元首应精明狡黠、深谋远虑且善用权谋，这些特点伊丽莎白身上都有。她还非常知人善用，并对臣民奖罚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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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头脑敏锐，在当时的欧洲几乎无人能及。很多外国使节都承认她谈话妙趣横生，巧妙灵活，这是很有道理的。她气质忧郁，时而兴高采烈，时而怒气冲天。她的思维令人难以琢磨，在言行举止方面显得生硬，甚至表现粗鲁。在气头上时，她会打财政大臣一记耳光，或者把拖鞋扔到秘书的脸上。她与异性的关系比较亲密，从表面上看却是大大咧咧。一位著名顾问曾说：“有时她比男子还强大，有时却连一般女子都不如。”尽管如此，她却有能力激发民众为她效忠，这一点大概是英国历任君主所无法比拟的。以现代的眼光看，朝臣对她的奉承可能有些奇怪，可她确实从未亏待过人民。她仅凭直觉就知道怎样去赢得人民的拥护，从某种意义上讲，她与臣民之间是一种长期的调情关系。她将爱给予了国家，这种爱她从未对任何个人单独表露过，臣民则对她报以忠诚，近乎崇拜的程度。她在历史上留下了“英明的伊丽莎白女王”这一美名，不是没有原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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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少有君主像伊丽莎白那样，继位时面临如此之多的危险。英格兰为了西班牙而丢掉加莱，并且还引起了法国的敌视。都铎王朝对苏格兰的政策也宣告失败，自中世纪以来法国-苏格兰联盟所产生的威胁再次出现。在欧洲天主教看来，苏格兰女王玛丽要比伊丽莎白更有资格登上英国王位。她是法国王太子的妻子，后者在1559年继承王位，是为法王弗朗西斯二世。有法国做后盾，苏格兰女王玛丽颇有希望戴上英国王冠。苏格兰摄政王、玛丽女王的母亲玛丽·吉斯奉行亲法和亲天主教的政策，爱丁堡与巴黎都是吉斯家族在执掌大权。早在亨利八世去世前，英格兰的财政收入便捉襟见肘，它在欧洲的货币市场安特卫普信用很低，政府必须支付百分之十四的利息才能贷到款。货币经过爱德华六世统治时期的进一步贬值，到现在已处于混乱状态。英格兰唯一的正式盟友西班牙也因宗教问题而对新政权产生怀疑。伊丽莎白就任时，爱德华六世时期的一位枢密院书记曾对当时形势做过如下评述：“女王经济拮据，国家财源枯竭，贵族贫穷没落，军队缺少优秀官兵，民众混乱，法纪废弛，物价昂贵，酒肉和服装滞销。我们内部存在分歧，还得与苏格兰和法国同时作战。法王一只脚踏在加莱，一只脚踏在苏格兰，凌驾于英格兰之上。我们在国外只有不共戴天的敌人，却没有可靠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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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从小在新教下成长起来，是新教教义培养出来的优秀典范。在她周围云集了一批最能干的新教徒，其中有即将成为她的坎特伯雷大主教的马修·帕克，掌玺大臣尼古拉斯·培根，当时的一流学者罗杰·阿斯坎以及首要人物威廉·塞西尔。塞西尔随机应变的能力强，曾在萨默塞特和诺森伯兰掌权期间，担任过秘书大臣。毫无疑问，他是十六世纪英国最伟大的政治家。塞西尔关心国事，勤于职守，行事谨慎，判断准确。伊丽莎白仅凭直觉，就对塞西尔委以重任。她对塞西尔说：“我认为你不会受到任何礼物的腐蚀，并会忠于国家。同时，不受任何私人意志的影响，而向我提出你认为最好的建议。”年轻的女王把国务大臣的重担交给塞西尔时，塞西尔只有三十八岁。尽管在日常接触中，他们之间也有过口角与不快，但伊丽莎白与塞西尔的这种密切合作长达四十年之久，直到塞西尔去世才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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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和国内的宗教矛盾，解除来自苏格兰的威胁是英格兰的当务之急。按照法律，英格兰成为新教国家，国王是英国教会的最高领袖，玛丽女王为确立天主教地位而颁布的法律均被废除。但至此，伊丽莎白的麻烦还远远没有结束。人民开始争论新问题，内容不仅涉及宗教教义与教会权力，也涉及政治权力的性质与基础。从十四世纪八十年代的威克利夫运动（Wyclif）以来，英格兰社会就有一股反对教会的暗流。由于宗教改革运动的发展，自罗马帝国皈依基督教以来，第一次有许多人认为，只要自己确信现存的制度是错误的，就有责任反对它。但由于教会与国家之间盘根错节，以至于违抗一方就是在挑战另一方。自选教义的主张在当时是不合时宜的，正如人们不能决定该去遵守哪部法律、该服从哪位地方官一样。人们至少在表面上必须服从教会，充其量只能在心里沉默地保留自己的意见。但在欧洲的剧烈动荡中，要让人们保持沉默也是不可能的。人总是要说话的，他们彼此间秘密交谈，在文章里发表意见。这些文章印刷上千册，被带到哪里，便在哪里引起人们的激动与好奇。即便规定只有应招之人才可合法议论国事，但民众还是会仔细阅读《圣经》，根据圣经新约福音书作者和耶稣使徒的话，去检验教会的教义、制度以及各种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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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时候，清教徒第一次登上了英国的历史舞台，在接下来的百年中，他们将产生重大影响。清教徒们在理论与组织上讲求民主，在实际行动中，却不能容忍任何有异己观点之人，并在教会与政府中，向伊丽莎白的权威发起挑战。尽管伊丽莎白一直主张信仰自由，并诚恳地说她“不干涉人的灵魂”，却也不敢放任这些清教徒们在教会和国家机构中建立自己的组织。少数活跃的分裂力量，很可能就将伊丽莎白精心构筑的和谐国度毁掉。必须把新教派从敌人的阵营里挽救回来。伊丽莎白在实践中看到了她未来的继任者詹姆斯一世在理论层面所发表的高见：“没有主教，就没有国王。”她意识到，除非政府控制教会，否则力量便太过弱小，而无法在欧洲天主教世界日益高涨的反宗教改革运动中幸存下来。不久之后，伊丽莎白不仅要对付来自外部天主教世界的威胁，在国内还受到清教徒的攻击。清教徒们的领袖是玛丽女王统治时期那些狂热的流亡分子，现在他们纷纷从日内瓦和莱茵兰的城镇返回英格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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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欧洲的宗教改革传到英格兰后，立即面目一新，整个社会激烈辩论的新问题，如国内教会与罗马教廷以及与国王之间分别是何种关系，国内教会未来采用何种制度、何种宗教法，如何处理教会以及修道院的财产等，都只能由议会来决定。清教徒很快便在议会中形成一个规模日益壮大且敢说敢言的反对派团体。议会中的绅士们却产生分歧，仅在以下两个问题上，他们的意见大概还是完全保持一致的：第一，他们一旦分得了大修道院的土地，便不想放弃。第二，只要不再爆发玫瑰战争，便万事大吉。在其他问题上，他们则分为严重对立的两派，一派认为改革已恰到好处，另一派则认为，还应该再进一步推行改革。这两派后来先后演变为保皇派与清教徒、国教派与非国教派、托利党与辉格党。但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它们之间的分歧并不明显，这是因为人们普遍害怕出现王位之争与内战，同时也是因为只有国王才能在政策与法律方面拥有决定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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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直接威胁来自于北部边境，法军支持具有法国血统的苏格兰太后。苏格兰贵族中间出现了一个颇具实力的清教团体，他们在一些遭受迫害的教士们的怂恿下，拿起武器反抗太后及法军。在日内瓦流亡的约翰·诺克斯（John Knox）猛烈抨击外族统治，并强烈谴责“女人的邪恶统治”。在他看来，女子治国是很不正常的事情。伊丽莎白忧心忡忡地注视着这一切。如果法国势力控制了苏格兰，那么他们下一步就要夺取自己的王位了。由于缺钱，伊丽莎白无法采取重大的军事行动，只能派舰队封锁苏格兰的港口，防止法国增派援兵。武器与给养通过边境被偷偷运进苏格兰，交给新教派。诺克斯现在获准取道英格兰返回自己的祖国苏格兰，他的学说具有重要影响。英格兰派出一小支部队支持苏格兰新教徒，在此关键时刻，玛丽·吉斯去世，伊丽莎白遂以四两拨千斤的力度，取得了胜利。根据1560年签订的《利斯条约》（the Treaty of Leith），新教在苏格兰确立起自己的地位。此时，法国却陷入宗教冲突之中，还得集中力量应对哈布斯堡王朝统治下的神圣罗马帝国的威胁。伊丽莎白终于得到喘息之机，能够思考一下未来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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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那时的英国人来说，有一件事是毋庸置疑的，即国家的安定取决于王位有确定继承人，伊丽莎白女王的婚事这一敏感问题，开始成为笼罩在英国国家政治生活上空的阴云，她对此事的态度也显示出她坚强而复杂的性格。民众现在都很清楚伊丽莎白肩负何种责任。如果嫁给英国人，她的权力就会被削弱，求婚者们也会相互残杀。伊丽莎白在很久以前便爱上了诺森伯兰那个英俊又野心勃勃的小儿子罗伯特·达德利，并将他晋封为莱斯特伯爵。她从朝臣们对此事的反应中看出，在国内择婚必然引起不良后果，这条路是根本行不通的。在伊丽莎白登基的最初几个月里，她还曾考虑过自己的姐夫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的求婚。与西班牙的联姻给她的姐姐玛丽带来了不幸，但如果伊丽莎白与菲利普二世结婚，却可能得到一位强大的朋友，拒绝他，则可能让菲利普二世对英格兰的宗教仇恨公开化。但到了1560年，伊丽莎白的处境暂时好转，因此便能拖延一时，静待时机。嫁给欧洲某个国王则意味着要将自己也卷入该国的欧洲政策之中，并被丈夫的敌人所仇视。因此，尽管议会请求他们还是处女的女王结婚并生个继承人，却总是白费力气。伊丽莎白非常生气，说这事没得商量。她的策略就是以自己终身不嫁为代价，使臣民免于承担因联姻而产生的义务，同时利用未婚这个条件吸引求婚者，以分化反对她的欧洲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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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苏格兰女王是玛丽·斯图亚特。她年轻的丈夫法王弗朗西斯二世继位后不久便去世。1560年12月，玛丽·斯图亚特返回苏格兰。她母亲在吉斯家族里的几位叔叔很快便在法国宫廷失势，她的婆婆凯瑟琳·德·梅第奇取代吉斯家族，成为查理九世统治时期的摄政王。于是，在十六世纪后半叶，法国、英格兰和苏格兰这三个国家均由女子掌权，但只有伊丽莎白的统治是稳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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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处境相似，但玛丽·斯图亚特的个性与伊丽莎白完全不同。她也是亨利七世的后代，身居王位，生活在女子罕见为王的时代，现在则为孀居。玛丽·斯图亚特来到苏格兰后，便打破了伊丽莎白通过《利斯条约》所实现的微妙平衡局面。英国贵族中的天主教势力支持玛丽·斯图亚特的主张，北方的贵族们尤为活跃。他们中有些人希望能够得到玛丽·斯图亚特的支持。但伊丽莎白了解自己的对手，知道玛丽·斯图亚特无法将自己的情感与政治分割开来。这位苏格兰女王缺乏谨慎自制的能力，而这一点，伊丽莎白在她的苦难童年里便早早学会了。玛丽·斯图亚特的婚事表明这两位女王是截然不同的。伊丽莎白看到从自己的宫廷选择丈夫是很危险的，因此避免这样做，但玛丽·斯图亚特回到苏格兰后没几年，便与她的堂兄达恩利勋爵亨利·斯图亚特结了婚。那是一个身体羸弱、自视甚高的年轻人，拥有都铎家族与斯图亚特家族的血统。玛丽的这场婚姻以悲剧而收场。老牌封建派系在宗教冲突中势力得到加强，从而将苏格兰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玛丽·斯图亚特的权力在逐渐丧失。她从讲求文明的法国宫廷中带回国的宠臣不受欢迎，其中一位宠臣戴维·里奇欧竟被人当着玛丽·斯图亚特的面杀死。玛丽的丈夫也成了反对派的工具，心死之余，她密谋杀死了自己的丈夫。1567年，玛丽·斯图亚特又与杀害她丈夫的凶手博斯威尔伯爵詹姆斯·赫伯恩结婚。他是个好斗的边疆贵族，他那桀骜不驯的刀剑或许能保住玛丽·斯图亚特的王位与幸福，但她还是在斗争中失败了，被监禁起来。1568年，玛丽·斯图亚特逃到了英格兰，自投伊丽莎白的罗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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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的玛丽比她在苏格兰时还具危险性，成为谋害伊丽莎白的各种阴谋活动的中心。她的存在威胁着新教英格兰的生存。西班牙的密使潜入英格兰，煽动叛乱，并拉拢伊丽莎白那些信奉天主教的臣民。反对宗教改革的各种力量纷纷爆发出来，反对欧洲唯一统一的新教国家。如果信奉新教的英格兰被摧毁，那么其他所有国家的新教似乎都难逃被镇压的命运。第一个措施就是暗杀，但伊丽莎白的仆人们都很出色。塞西尔的助手、后来成为他政敌的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追查到了西班牙密使及英国忤逆者们的行踪。沃尔辛厄姆是个才思敏捷且极具热忱的新教徒，玛丽·都铎统治时期，他流亡国外，因此对欧洲政治的了解胜于伊丽莎白的任何一位顾问。他建立的秘密组织在当时的欧洲无人可敌，但也总会有漏网之鱼。只要玛丽·斯图亚特还活着，威胁就会存在。心怀不满的公众及图谋不轨的人物会利用她本人及她的英格兰王位继承权来将伊丽莎白毁灭。1569年，这种威胁成为现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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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北部地区要比富庶的南方原始落后得多。那些骄傲、桀骜不驯的半封建贵族们感到，自己不仅受到了伊丽莎白权力的威胁，还受到了包括塞西尔家族与培根家族在内的大量新贵们的威胁。这些新贵因关闭修道院而大发横财，对政治权力极度渴望。尤为重要的是，南北方之间还存在严重的宗教分歧。南方主要信奉新教，北方则仍然主要信奉天主教。在荒凉贫瘠的山谷中，修道院一直是公共生活与慈善事业的中心。关闭修道院促使人们对亨利八世发起“求恩巡礼”运动，如今又使他们对伊丽莎白的宗教改革进行顽强抵抗。有人建议玛丽·斯图亚特应与诺福克公爵结婚，诺福克公爵这个爵位在都铎王朝之前的贵族中颇为显赫，现在，他懦弱的头脑被调转方向，要为英格兰王位去赌一把。不过，他还是及时悔改了。但1569年，诺森伯兰伯爵与威斯特摩兰伯爵却在北方发起一场叛乱。玛丽·斯图亚特被圈禁在特伯利，由伊丽莎白的表兄、军人亨斯顿勋爵看守。亨斯顿勋爵来自博林家族，是伊丽莎白为数不多的亲戚之一，始终对她忠心耿耿。在叛乱分子还未占领太多地方时，伊丽莎白被紧急转移至南方。她没有及时意识到叛乱的危险。她说：“这几个伯爵虽是名门望族，但却力量不大。”叛乱分子计划拿下英格兰北部，然后静待伊丽莎白反击。他们彼此互不信任。南方信奉天主教的贵族们按兵不动，叛乱分子们似乎也没有什么统一的行动计划，在北部山区分裂成众多小股武装，后来狼狈地逃到苏格兰。天主教徒大规模反对伊丽莎白的第一次阴谋行动就这样结束了。惨淡经营十二年后，伊丽莎白终于成为全英格兰地位无可挑战的女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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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马教会迅速采取措施进行报复。1570年2月，曾担任西班牙宗教法庭庭长的教皇庇护五世发布训令，将伊丽莎白逐出教会。从那时起，欧洲天主教国家的首领西班牙便拥有精神武器，在需要时即可对英格兰发起攻击。伊丽莎白的地位受到削弱。议会开始对她不结婚这件事越来越不满，因此不断请求伊丽莎白择婿结婚，此举却迫使她在一怒之下，采取了行动。她与凯瑟琳·德·美第奇进行了谈判，两国于1572年4月在布洛瓦结为盟友。两位女王都不信任西班牙，凯瑟琳意识到，信奉天主教的法国与信奉新教的英格兰都受到了西班牙的威胁。在较短时间里，局势的发展有利于伊丽莎白。西班牙的薄弱环节在尼德兰。那个富庶地区的健壮居民早就对菲利普二世的统治不满了，整个地区即将发生叛乱。《布洛瓦条约》尚未签字，有“海上乞丐”（Sea Beggars）之称的荷兰著名反专制主义者们便占领布里尔镇，叛乱的浪潮席卷低地国家。现在，伊丽莎白在欧洲大陆有了一位潜在的新盟友，她甚至在考虑嫁给法国凯瑟琳太后的一个小儿子，条件是法国不要趁叛乱入侵尼德兰。但在巴黎发生的一起可怕事变，使伊丽莎白的计划落空。在1572年8月23日圣巴托洛缪节前夜，亲西班牙的极端天主教徒吉斯家族突然对胡格诺派教徒发起大屠杀，夺回了十年前失去的政权。伦敦对此反应激烈，英国驻法大使弗朗西斯·沃尔辛厄姆被召回。当法国大使觐见伊丽莎白女王，想向她解释所发生之事时，伊丽莎白与她的大臣们都身着黑衣，默默迎接他的到来。伊丽莎白一面履行新教国家女王所应担负的职责，一面充当法王之子的教母，并继续就她与法王弟弟的婚事进行商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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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丽莎白没有实现与法国王室结盟的计划，因此不得不向法国胡格诺派与荷兰人提供秘密援助。由于资金有限，不到生死攸关的时刻，伊丽莎白不会出手相助，因此能否成功便取决于是否找准了时机。沃尔辛厄姆现在是国务大臣，成为政务会里地位仅次于塞西尔的二号人物。他认为这些援助还远远不够。玛丽女王统治时期流往海外并在巴黎担任大使的经历使他确信，只有英格兰对欧洲大陆的新教给予大力支持与援助，新教才能在那里生存下去。从长远看，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矛盾是不可调和的，早晚会爆发战争，他极力主张在最后的较量来临前，尽力保有并争取潜在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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