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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已经动荡的局势，又出现了新的危机。斯特拉福德被处死后，他在世时曾经压抑的一切力量全部迸发出来。以前对他唯命是从的爱尔兰议会，此时也立即表达了对斯特拉福德统治的不满。同时，信奉罗马天主教的凯尔特人，对英格兰的国教也极端不满。斯特拉福德建立起来的那支纪律严明的爱尔兰军队已经解体。查理的谋臣们企图利用爱尔兰人的宗教信仰为国王服务的努力也宣告破产。爱尔兰那些忍受贫穷、备受压迫的大众也把怨恨撒向英格兰辖区内外的乡绅、地主和新教徒。1641年秋，爱尔兰爆发了类似法国扎克雷起义那样的农民暴动。有产阶级带着家眷和仆人逃亡几个设防城市。兰克写道：“无人能描绘出那样的可怕场景，对没有抵抗力的人们进行残酷的迫害，成千上万的人被迫害致死，到处尸横遍野，成为鸟兽的食物。……宗教仇恨和民族情绪交织在一处，形成一股巨大的破坏力量。西西里人民反法暴动的动机和圣巴塞洛缪节之夜大屠杀的动机结合在一起。”3各地纷纷出现人间惨剧，政府在最高法院法官的带领下残酷地镇压暴动，在乡村地区见到男性就屠杀，实行坚壁清野的政策。有关这些惨剧的消息传到英格兰之后，人们大感错愕。尽管他们手上棘手之事不少，但也对爱尔兰所发生的一切不能释怀。这种情形对国王本人危害最大。清教徒从爱尔兰的暴行中看到，或者自以为推测出，如果主教中亲天主教一派同国王的王权结合，他们一定会下场悲惨。他们把爱尔兰人当作可以任意屠杀的动物。他们在后来胜利之时，所采取的残酷暴行，便是从爱尔兰暴动中获得了灵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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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国王离开伦敦期间，议会势力可以任意活动。这给国王带来的好处大大超过了他本人留在伦敦勤于政务。9月至10月之间，保守势力迅速壮大起来。英格兰和爱尔兰的军队此时都已经解散，谁也不能再用此作为借口指责宫廷利用军队进行不可告人之事。英格兰人不管是从宗教信仰或者对立宪问题的态度，均不愿为供养苏格兰军队缴纳税款。苏格兰的长老会教派对英格兰人也没有任何吸引力。他们对英格兰的国教感到不满，因此要从宗教改革所产生的动荡里，寻求偏激教派提供的刺激，或者在清教内部的再洗派和布朗教派中获得精神慰藉，后两派既反对长老会制度，也反对主教制度。1641年底的下议院，已经发生了极大的转变。皮姆以及其追随者依旧占据领导地位，而且偏激程度尤甚从前。此时，也出现了反对派，他们也像皮姆一派般坚定。上下议院之间也产生了分歧，会议期间，多数人站在国王一边。清教徒从民族事业的忠诚的奴仆变为偏激派。即使对于英格兰这个崇尚坚韧不拔品格的民族来说，这场斗争也未免过于持久，仅仅依靠口舌之争似乎并不能解决问题。人们感到热血躁动，想随时拔出刀剑，似乎只有武力才能解决问题，推进他们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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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局势极不明朗的时刻，皮姆和汉普顿提出了《特别抗议书》，企图以此提升士气。几个委员会用数月时间草拟的这份篇幅冗长的文件，实际上是一份党派宣言，其目的是宣传议会在过去为纠正一系列错误而贡献的成就。并且阐明了领袖们未来的方针。皮姆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把各种追随者重新集结起来，因此，他放弃了进行宗教改革这种过激要求。抗议书中提出了限制但不废除主教权力。力量日益强大的保守派，或者被人们称之为“主教派”的一方，感到极大不满和屈辱，坚决抵制。他们对皮姆的做法极不赞同，准备“用掩饰国王的过错而不是宣扬这些错误的方式争取国王”。皮姆准备把此次斗争推向新的阶段，争取民众的支持，力求议会可以完全地控制宫廷大臣。早在一封关于爱尔兰叛乱的信件中，他就提出过“国王任命枢密院或者宫廷大臣时，应该获得议会的批准”。他的这项提议是对王权的彻底颠覆。可是现在枢密院的情况与之前大不相同。许多过去反对国王的人在迪格比及其父亲布里斯托伯爵的带领下，开始同皮姆为敌；以前攻击过劳德的人此时又调转枪口；福尔克兰和科尔佩珀反对多数人的暴行，不久就在查理的政府中任职。爱德华·海德，即后来的著名历史学家克拉伦登，更是引发了一场关于抗议书的大讨论。他坚持说，他的初衷是维护稳定，如果抗议书得到批准，进而推而广之，那么，目前的争端会更加激烈且持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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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就抗议书进行了长时间的严肃辩论，虽然尽力自控，但是讨论依旧激烈。最后在午夜，他们就稍加改动的抗议书进行了表决。一年以前议会开会的时候，支持国王的议员不到三分之一，而此时抗议书仅以11票的多数通过。多数派提议将抗议书立即付梓。这时所有的下议院成员都在进行最后的较量。在大约午夜一点的时候，律师杰弗里·帕尔默要求记录员记下所有持不同意见的人员名单。之前或之后的时间里，上议院允许少数派发表意见，但下议院仍旧采用多数决原则，许多人立即叫喊着“反对！”四处挥舞着帽子，人人手持刀剑，有些人已然宝剑出鞘。菲利普·沃里克议员对此时拥挤昏暗的圣斯蒂芬小教堂作了描写，他写道：“我以为我们都坐在死荫的幽谷里，像艾布纳和乔布的后代那样，彼此揪住头发，将自己的宝剑插入对方的腹中。”此时，在汉普顿的及时劝阻下，才避免了一场流血冲突。然而辩论就此结束，唯有战争才能推动事态的发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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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剑桥市的议员奥利弗·克伦威尔一直是一个不起眼的人物。他的举止不够优雅，但仍不失作为托马斯·克伦威尔后代的风范。他在离开下议院时对福尔兰说：“假如抗议书遭到了否决，我将变卖家产后远离英格兰。我知道所有正直的人都与我有同样的想法。”他和皮姆都对大西洋另一端的新世界充满了希望，那里非常荒芜，但他们为之奉献生命的事业却可以得到发展。他们的思想在美洲引起了反响，直到一百多年后，经过大规模的战争，这种反响才逐渐消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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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虽然在苏格兰与爱尔兰均遭受了打击，但他意识到有越来越多的人支持他，因而采取了一系列极端错误的举措。他试图以下议院多数派的力量组织朝臣。上议院反对派的十二名议员宣誓就职枢密院。几周后，伦敦各处都可听到议员们以极端恭敬的口吻谈论国王，各派势力便开始了大肆地打击报复，辱骂他们不合时宜。国王仍在努力，试图寻找王权稳固的支撑点，他邀请皮姆担任财政大臣，结果被拒绝。后来科尔佩珀担任了该职务，福尔克兰出任国务大臣。接着，国王又突然转变，决定以最严重的叛国罪起诉他的五名政敌。这是他的王后昂里埃塔·玛丽亚促使他做出的过激举动。王后讥讽国王是一个懦夫，并且威胁他，如果还想见到她，就必须法办那些日夜计划推翻国王、处决王后的人。查理一世也认定，皮姆会对王后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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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王后的鼓动下，国王带着三四百名军士来到下院，我们可以称其为“保皇党党员”。这发生在1642年1月4日，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一个国王去过下议院。当他的随从上前敲门，并宣布国王驾临时，议员们都错愕不已。查理的军队封锁了大门。他进去时，全体议员起立迎接。议长威廉·伦索尔离开议长的席位，在他面前行跪礼。他在议长的座位上对下院动之以情，然后要求议会交出皮姆、汉普顿、霍利斯、黑兹尔里格和斯特罗德这五个有罪的议员。王后宫中的一名婢女向皮姆通风报信，这五名议员早已经逃走，被伦敦市民兵和法官保护起来，伦索尔议长拒绝提供任何消息，他说：“我的眼睛和耳朵只为下议院而存在。”国王意识到自己的这个计划落空了，对惊恐的议员扫视一眼道：“我知道，这几只鸟已经远走高飞了。”他比较礼貌地搜查了一番后，带着充满怒意和失望的军士离开。下议院便发出低沉持久的抱怨声。也正因如此，代表伦敦市的议员至今在会议开幕时，坐在下议院的政府大臣之位上，由此来感激伦敦对于这五名议员的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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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此事后，伦敦市民怨沸腾，愤怒的人群自发走上街头，在王宫外叫嚣，吓得国王带着他的朝臣离开了首都，逃亡汉普顿宫，直到他接受审判前才返回伦敦。在他闯入下议院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内，那五名议员就在伦敦政府的保护下意气风发地回到了下议院。两千多军士陪同他们乘船沿着泰晤士河而上，两岸也各有一支军队与船同向前进，每支军队都携带了八门火炮。国王已经无法挽回地失去了伦敦，他不断撤退，先后退至纽马克特和诺丁汉，最后来到约克。他在1642年初的几个月里，一直待在约克，伺机而动。在这段时间内，他逐渐恢复了权威，建立起了一支军队。而这时，英格兰出现了两个统治中心，一个是皮姆、清教徒和部分议会成员以国王的名义在伦敦进行的独裁统治；一个是汇聚英格兰民族精英，摆脱暴民威胁后重新握有实权的国王。这两股力量不间断地扩充着军队，为即将到来的内战做着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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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第十六章 大动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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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2年头几个月里，国王查理一世同议会进行了漫长的谈判，然而这仅仅加深了双方的分歧。他们各自在加强自身的实力。圆颅党的一名军官曾写道：“究竟国王该如神祇般统治人民，而全国人民只能像野兽一样被驯服，还是人民被自己制定的法律所统治，并生活在根据自由意志而产生的政府之下，这便是保皇派同我们的分歧。”他如果加上“或者是仿佛根据他们的自由意志产生的政府”就更加贴切了。1642年6月1日，议会向国王提出了十九条要求，这其实是最后的通牒。他们提出：枢密院、政府大臣和国王的谋士们应该由议会任命；议会完全控制民兵和派往爱尔兰的军队，也就是说，要掌握全部的武装；何种宗教方面的问题也由议会决定。简而言之，就是国王不再拥有任何的政教权力。在明朗的立宪局面背后，其实隐藏着宗教和阶级斗争。清教徒在议会里占优势，国教里的仪式派则在宫廷里占优；商人和工厂主等新兴阶级在地方要求分得更多的权力。在此之前，这些统治权力几乎被贵族和大地主所把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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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审视内战前国内各派力量的情况时，发现各阵线的划分并不是那么清晰，兄弟阋墙、父子相争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虽然保皇党处于劣势，但仍旧不能被忽视。他们呼吁人们忠于国王，同议会一派进行斗争，他们号召国教信徒们团结起来，同狂热的清教徒进行斗争。他们拥护有着历史传承的、体现了优越性的专制统治，反对前途不明朗的民主。保皇党的一名骑士在战斗前不得已戴上佩剑的时候写道：“上帝说过‘不准藐视王权神授’。”双方的军队投入战斗时，各自都充满疑惑，也都各有崇高的理想。品行不端的大臣、野心勃勃的政客以及蛰伏等待政治投机的雇佣兵，这些人充斥了对峙的双方阵营。总的来说，这场悲剧性的冲突双方是保皇党和议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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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派们过分贪婪，不断提出新的要求，致使两派泾渭分明，并把很多人推到了国王的一边。大部分的贵族渐渐地加入到保皇一派，而商人们则普遍站在议会派这一边；不过也有很多的贵族支持皮姆，也有很多自治城市支持保皇党。各地方的乡绅和自由民也分为了两派，距离伦敦较近的人一般支持议会，而北部和西部地区则大多支持保皇党。斗争双方都以国王的名义发动攻击，也都承认议会制度。圆颅党常常将“国王与议会”挂在嘴边，他们命令其第一任总司令埃塞克斯伯爵把国王同王子从邪恶的大臣的控制下解救出来，如有必要可以使用武力。国王查理承诺实行君主立宪制，尊重法律。这场战斗根本不是专制与共和制的斗争，用兰克的话来说，“一方维护有国王存在的议会制，另外一方拥护有议会的君主制”。在阶级和政治斗争之后，宗教冲突是主要的推动力量。克伦威尔说：“起初双方斗争的焦点不是宗教问题，然而上帝把这个问题投入到冲突中，把它当作额外的事件摆在我们面前，最终证明这是我们最宝贵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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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十多年以来，英国一直处于和平的时代，只有为数不多的军官在欧洲大陆参加过战斗，其余人对军事一无所知，保皇党人受过军事训练，善于狩猎，又获得了猎场随从们的帮助，因而在战斗初期占了上风。国王待在约克郡，观察着赫尔的形势。以前同苏格兰人对峙的军队解散时，将武器都藏在了那里。刚满十二岁的威尔士亲王和九岁的约克公爵前往赫尔，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可是当查理一世前去的时候，该城的守城军官约翰·霍瑟姆爵士却拒绝国王的进入。然而这不仅仅是一个闭门羹，而是一个沉重打击，因为武器是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诺丁汉郡人民一致表示效忠国王，于是查理一世8月22日在当地誓师，号召忠诚的臣民都投入到他的麾下。这是让人履行封建义务的传统信号，使人们不仅回忆起了祖先的忠君之心。德昆西以其锋利的笔法描述了当时的悲剧：“和平相处，同席而坐，有着血缘或者姻亲关系的人们，在1642年8月的某天后，彼此怒目而视，兵戎相见。在马斯顿荒原、纽伯里和内斯比等地的战斗中，刀剑无情，斩断了友情，鲜血抹去了过去的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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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在诺丁汉对议会宣战时，只有骑兵八百、步兵三百，他能否组建一支军队还成问题。然而议会的倒行逆施倒是帮了他的忙。到了九月底，国王已经拥有了两千骑兵和六千多的步兵。仅数个星期，他的军队人数又激增一倍多，同时，全国各地都在为他征兵。躲在荷兰的王后，卖掉珠宝购置了军火，雇佣有经验的军士，并把这些物资与人员运送回英格兰。可是，国王同他的大臣们进过艰苦努力才得以保存的海军却转而支持议会派，海军封锁了归路。豪门贵族为国王提供了大量财力支持，据说纽卡斯尔侯爵为保皇派花了将近一百万英镑，伍斯特侯爵花了七八十万英镑。牛津大学熔掉了金银餐具，而许多高门显贵也模仿起来。剑桥大学本要效仿，克伦威尔得知后用武力进行了阻止。议会派从伦敦的财富以及税收中获得了大笔的军费，以此建立了一支二万五千人的军队，指挥官是埃塞克斯。同保皇派的情况相似，很多军事组织都是以个人名义建立。组织一个团或者一支军队，国王仅仅拥有授权的能力而已，而议会却能提供资金和武器支持。议会派的军队素质低劣，但是却有狂热的精神，这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纪律和军事才能上的不足。德意志教官训练的伦敦市民兵早就具备了极强的战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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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军巧妙地避开了埃塞克斯的军队，到达西部同威尔士军队会师，然后整军南下，一直逼近泰晤士河流域以及伦敦。这一切让伦敦陷入了恐慌。议会派匆忙给国王去信，建议国王重返议会，同时命令埃塞克斯的军队追赶上来。国王面前有伦敦的守军，后方是追兵，他不想遭到前后夹击。10月23日，保皇军趁议会军队还未到达基尼顿村之际，在沃里克郡的埃奇希尔反身回击。这次战斗的双方均对形势不甚明了，但战斗热情高涨。查理一世的外甥、莱茵候选国的鲁珀特王子和他的弟弟莫里斯王子刚刚参加完欧洲战争，他们星夜兼程来到国王查理一世的身边，指挥骑兵，击溃了敌军的左翼。鲁珀特王子越战越勇，或许是受了骑兵们的鼓舞，他紧紧追击议会军，一直逼近了基尼顿村，缴获了敌军的军需。而此时，国王和保皇派的步兵缺少骑兵的支援，勉强抵挡议会派的骑兵和步兵的联合进攻。经过血战，国王的禁卫军也被打散，火炮被夺走，王旗也一度被敌人缴获，旗手埃德蒙·维尼爵士阵亡。汉普顿率领议会军随后刚到了基尼顿村，王子鲁珀特和他的骑兵只好放弃缴获的物资，及时回到战场，这才避免了国王彻底的失败。两军各自撤回到清晨时分的阵地。在这一轮较量中，五千多名士兵战死沙场，基尼顿村的牧师埋葬了其中的一千二百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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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都认为，埃奇希尔之战没有胜者，国王查理一世本可以获得这场战斗的胜利。然而，埃塞克斯做出了正确的决策，驰援伦敦，事实上，这也是一种撤离。国王占领了班伯里，以胜利者的姿态挺进牛津。从此牛津成了他的军事大本营，直到战争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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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今还有人有质疑，国王查理一世能否在迎战埃塞克斯前攻入伦敦？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会产生何种结果呢？王子鲁珀特建议在埃奇希尔战斗结束的第二天就大举进攻伦敦。保皇党也许会与伦敦的市民发生激战，而埃塞克斯大军则会步步紧逼，并在人数上占据优势。保皇党的军队从牛津出发，不断击溃了沿途的武装，国王对这一切感到欣慰和满意。随后，国王查理一世接到了议会的第二封来信。双方又开始了谈判，此期间并没有停火。埃塞克斯的主力继续向伦敦驰援，已经同伦敦的守军取得了联系，并在布伦特福德到了兵员的补充。王子鲁珀特在泰晤士河畔对他的军队发起了猛攻，一举击溃了埃塞克斯的军队。双方都在指责对方背信弃义。议会派说，他们的军队在和谈期间遭受了德国式的无情打击。保皇派反驳说，埃塞克斯正在全速赶去同伦敦的守军会师。双方的指责都是无的之矢，议会派指责国王失信，而实际上这也有失公允，因这只是战争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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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伦敦以西几英里的特楠格林，查理一世遭遇到了埃塞克斯的军队以及伦敦守军的夹击，国王的军队在人数上处于不到一比二的完全劣势。一阵火炮攻击后，他不得不撤退回牛津。一些人认为，国王能有效避免这场战争是幸运的。按照此观点，我们也可以得出此结论：埃奇希尔之战避免了向伦敦冒进的错误。立即攻入伦敦，可能会取得彻底的胜利，也可能被敌军困住，最后归于失败。至此，1642年的战争到此告一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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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火绵延的英格兰，每个郡、镇、村庄和家庭都分裂成了两派，人们关注着两支大军的行动。双方都希望军事战斗可以尽快决出胜负，从而实现和平。当双方都发现为了获得胜利还将长期斗争下去时，暂时停止的战斗又重新打响。战争和烧杀劫掠蹂躏着每一寸国土。关乎立宪、宗教和家族仇恨的斗争，又引发了新的、更激烈的党派搏杀。斗争双方所占据的区域大体上同十九世纪保守党和自由党的势力范围一致。这场内战造成了英国国内的割裂，这个影响一直持续了二百多年。在当今实行普选制度的英国社会，仍奇怪地保留了当年那场内战的阴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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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43年初，战火烧至全国各地。党派、教派以及各阶级和利益集团间都展开了殊死的斗争。大多数港口、城镇和工业中心都支持议会派，而被称为“旧英格兰”的那些落后地区则效忠国王。国王的势力主要集中在北部和西部地区。此时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已经从荷兰回到北方。她涉险将满载的火炮和弹药送到约克郡海岸的布里德林顿。议会派的军队曾紧紧追赶她。当时正值退潮，军舰一直驶入了浅滩区，直到不能再前进，议会军队向王后的船只开炮，王后的随从誓死保卫王后的船只和宝贵的物资。王后本人赤足躲避着炮火。人们认为，议会军队指挥官巴顿炮击王后的行为是不正当且不道德的。在那个时代，尊重女性、讲求男女之分、地位之别的骑士精神，在人们心中仍占据重要地位。而在当今，已经有一位皇后被处决于一间地下室，文明时代的人们竟然没有做出丝毫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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昂里埃塔·玛丽亚王后在约克郡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忠于国王的人将道路挤得水泄不通，人们看到王后带回的数目可观的火炮无不异常兴奋。有些人原本以为作为女人她会劝服国王进行和谈，而实际恰恰相反，她像安茹的玛格丽特那样性格坚毅，英勇无畏，给国王查理一世带去了战斗下去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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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初，决定战争成败的关键不在北方。议会开始讨论埃塞克斯作为统帅的军事能力。主张和谈的一派支持埃塞克斯，而主张战斗的一派则支持威廉·沃勒爵士，并把他派往西部指挥战斗。西部康沃尔郡的人们都忠于国王且骁勇善战。在那里指挥国王军队的是军事才能卓越的将军拉尔夫·霍普顿，他同沃勒进行了三次小规模的战斗，尽管二人私交甚笃。但正如沃勒写给霍普顿的信中所述“每个人都必须在有关于名誉和忠诚的问题上负起责任”。霍普顿指挥的康沃尔人在巴斯城外的兰斯多恩向沃勒的阵地发了猛攻，沃勒率领的是来自于伦敦的骑兵。这些士兵一身重甲，仿佛如“流动的城堡”一般，双方都称之为“龙虾”。保皇派的军队向山顶的“龙虾”发动进攻，他们手足无措。沃勒战败，而霍普顿的军队也伤亡惨重，只好暂时退回到德维齐斯城。霍普顿在本军队唯一的弹药车的爆炸中，负了伤。他的骑兵在王子莫里斯的带领下撤离。王子莫里斯在牛津得到骑兵支援后又重返战斗。这时沃勒在郎德威高地迎击他。保皇党的军队向“龙虾”再次发动进攻，把他们从陡峭的山坡上赶了下来。霍普顿趁机率领步兵从城内进攻，最终获得战斗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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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一战役的鼓舞下，王子鲁珀特率领牛津的主力军同霍普顿的军队会师，先向布里斯托城劝降，进而又发动了攻势，最终迫使该城投降。布里斯托是当时英国第二大城市，城内的居民大多数支持国王。他们捣毁议会军的装备，把王子鲁珀特当作拯救他们的英雄。港口内的军舰宣布效忠于国王，皇家海军因此有望控制布里斯托湾。至此，国王查理一世实际上控制了英格兰的西部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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