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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一些律师和绅士决定给克伦威尔加冕。他们中的一个说：“护国公的头衔不受法律约束，而国王则会受到法律的限制。”因此，1657年他们提交了一份《请愿与劝谏书》。这样尚在起草中的宪法有了具体的内容，不但要恢复君主制，还要重新召集议会，以提名的方式组建新的上议院，尽可能地削弱政务院的权力。克伦威尔对于加冕之事并非毫不动心，尽管他宣称国王的地位轻如鸿毛，因此他宣布“赞赏这个提议”。军队的领袖们强烈反对君主制，士兵们更甚。因此，克伦威尔仅仅获得了可以任命护国公继承人的权力。1657年5月，克伦威尔批准新宪法中主要的条款，只是剔除了加冕的事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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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和派分子们预计，君主立宪制度的重新确立将是斯图亚特王朝复辟的基石，事实证明他们的判断是正确的。克伦威尔根据《请愿与劝谏书》里提出的内容，重新召回了被赶走的议会，其中那些有才华的、支持克伦威尔的议员被调往上议院。因此，共和派们可以在新组建的议会内外一起发动对政府的进攻。克伦威尔已经未雨绸缪，认为这些人在策划一场阴谋，因此又在1658年1月突然解散了议会，而这个议会本来是他召集过的历届议会中对他最有利的。他在休会演说中提到：“让上帝在你们和我之间做出选择吧。”那些义无反顾的共和派分子回答：“希望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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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和政务院在国内要维护他们的特权和绝对的权力，对外进行侵略性扩张。因此他们的大部分精力被置于制定内外政策上，因此在社会层面上，没有多少立法措施。人们对他们执行《济贫法》的效果给予了“既苛又庸”的评价。即使在1629年至1640年，即国王查理一世实行个人专制统治的一个时期，各种成就也远远超过自诩为上帝和圣人的代理人所取得的政绩。这些人甚至还认为，贫苦人非但没有资格得到帮助，还应该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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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的清教徒同马萨诸塞州的清教徒一样，反对一切恶习。打赌和赌博活动被禁止。1650年，他们还制定了一项新的法律，即通奸死罪，这条法律过于残酷，由于法院找不到理据支持，所以这项罪责的严重性还是降低了些。酗酒也在打击范围之内，无数酒馆被关闭。起誓也会遭到惩罚，公爵初犯罚三十先令，男爵罚二十先令，乡绅罚十先令，老百姓罚三先令四便士。清教徒也不许人民拥有过多的财富；有的人说了句“上帝作证”还有人说了句“我以性命担保”，这些人都因言获罪了。那个时期人们的生活举步维艰。教区的节日也成了宗教狂欢而遭到禁止，出现了每个月一次的斋日。圣诞节最令清教徒反感。议会对于圣诞节给予人们的世俗欢乐极为关注。在圣诞晚餐前，人们受到了监视和盘问，大批士兵在伦敦城内巡逻，擅闯民宅抢走厨房里的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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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各地的五月节花柱被锯断，以防止人们围着柱子跳舞而做出不雅轻浮的举动。在礼拜日除了去教堂外，户外的活动也要遭到惩罚。有人因去附近的教会听布道而被罚款。甚至还有禁止在礼拜日坐在门外或者靠着大门站立的建议。为了防止斗熊和斗鸡，这两种动物被扑杀，包括赛马和摔跤在内的一切体育活动也被禁止了，甚至还有取消男女配饰的法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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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从此清楚地看到：对权力的追逐与欲望导致了虚伪。如果忧郁的情绪、向上看的眼睛、深沉的嗓音，说话中夹带《旧约全书》的词句能使人飞黄腾达，那么除了天赋秉性之外，人们其实也可后天习得。这些伪善的行为背后站着一支强大的军队，而军队在不断扩充兵员和增加军饷，没有什么力量是它的对手。军队领袖们不久便侵占了过去属于王室的土地，奥凯侵吞了安普西尔，普赖德则把诺思萨奇收为己有，克伦威尔的统治时期就是无数个可恶寡头横行的，英国历史上最为黑暗的年代。英格兰人也发现，在护国公政府的统治下，他们毫无权利可言。人民无处发泄的仇恨和不满日益增强。过去的国王也仅是掠夺富人和贵族，而现在这个政权通过血腥和暴力为自己敛财，他们自作主张地更改了每个村子的习俗，也就改变了千百年来的传统。全国各地的农民们，都在橡树下面回忆过去生活的甜蜜和美好，丝毫不奇怪的是，人们盼望国王早日重登大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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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当权力到达极致后，那可恶的一面就会有所减少，就像给图画增加一种色彩，显示出美丽的一面。处于权力顶峰的克伦威尔，他已经成为了新教改革运动的卫士、欧洲事务的仲裁者、知识和艺术的资助人；他能容忍所有人特别是年轻人；他像查塔姆那样对英格兰充满热情，在一切方面甚至还超越了他。克伦威尔希望给自己的权力找到合法性，对他的国家和上帝充满了责任感，这些都不容抹杀。克伦威尔确信自己是被上帝选定的最高统治者，只要同他的政策保持一致，他也愿意与他人分享权力。他渴望自己的统治是通过议会完成的，只要议会批准他制定的法律和决定的税收。但是，即使清洗和利诱，议会仍旧没有屈服于他。他只得诉诸武力或者暴力威胁，这使得他在君主专制和无政府间所踏上的中间道路，完全沦为他个人的军事独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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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方面，克伦威尔的独裁统治不同于现代的专制，即使报纸被压制，保皇派被迫害，法官被恐吓，地方权力也被限制，但是坚定的共和党所领导的反对派的声势一直浩大。克伦威尔并没有自组政党，更没有实行一党专政。私人产权得到了保护，保皇派可以通过缴纳罚款或者上缴一部分土地来赎罪，一切也都有正式的手续。几乎没有人因政治问题被处死，也没有人不经过审讯就遭到长期监禁。1647年，克伦威尔对他的铁甲军说：“自发自觉地获取比用强制手段获得好一倍，这才是真正的收获，也是我们子孙的财富……你们用暴力获得的东西在我这里是毫无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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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关于宗教自由的那些主张并不是要人们改信天主教，或者去拥护主教制度和教友派教义。他禁止大规模的弥撒活动，并把上百名教友会会员逮捕入狱。他这样做的目的是维护社会稳定，而并非是出于宗教的偏见。克伦威尔本人是宗教容忍政策的拥护者，这是对当时一切信仰的一种挑战。克伦威尔认为犹太人对英国大有好处，再次向他们打开国门。从爱德华一世以来，英国已经有四百年对犹太人紧闭大门了。此时，真正意义上的宗教迫害很少，就连罗马天主教教徒也没有受到严重的迫害，当时议会试图处死亵渎神明的教友会和唯一神派信徒，克伦威尔出于减少残酷苛政的目的，出面保护了这些人。克伦威尔在那个黑暗的时代写道：“我们不想把一种思想强加给别人，我们只想带去阳光和智慧。”他还试图理解和团结犹太人和其他的异教徒。对于这样的一个人，我们不能完全否认他在思想进步方面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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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伦威尔时而热情时而忧郁。他在青年时代曾经受过严格的清教徒教育，常常自我反省，他相信自己是上帝的选民，对自己的行为是否适当，则没有更多的把握。他把自己在政治和军事上的胜利归功于上帝的恩赐，可是在给朋友的信中他还担心自己道：“过分地依赖天命”。这种举棋不定的心态成为其机会主义的根源。他说：“没有目的地的人才能攀登高峰。”这一名言充分显示了他的机会主义心理。到了晚年，他在政治上的举棋不定更加严重，越来越依赖别人的建议和意见。他自始至终都处于矛盾之中，一方面，他认为自己为人民利益而掌握神圣权力，另一方面又具备了一个基督徒的谦逊态度，认为自己极为平凡。他在临终前对牧师说：“我会失去上帝的宠爱么？”牧师请他不用担心，他就说：“我得救了，因为我曾经得到过上帝的恩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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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58年9月3日，即在邓巴战斗、伍斯特战斗和德罗赫达大屠杀的纪念日里，护国公在风暴嘶吼声中去世了。他本人是一个珍视家庭和儿女的人，他那个不太遵从清教教义的女儿之死，给了他沉重的打击。他指定善良的长子理查德为他的继承人，当时没有人对此提出异议。克伦威尔在动荡的局势中依靠军队挽救了议会，他理应成为历史上独裁和军事专政的代表，他是一名卓越的军事家和政治家，但这些都和英格兰的民族精神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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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破开层层迷雾，便会发现，克伦威尔本人并没有军事将领那样的野心，也曾反对铁甲军的暴行，尽管他曾经遭受失败，也犯下了罪行，但他仍旧是他所热爱的英格兰传统权力的保护者，是名副其实的护国公，他使这些权利免受军队的打击。没有克伦威尔，英国就可能没有前进、没有衰落也没有复兴。在支配不列颠社会生活的各项制度的废墟上，他建立了庞大、鲜明、不可或缺的政治制度，为英国的复兴赢得了宝贵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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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第二十一章 王权复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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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可以填补护国公克伦威尔死后留下的权力真空。虽然他的长子理查德被指定为继承人，但他的话“模糊不清且不完整”。而理查德本人也被他的敌人蔑称为“地位不稳的混蛋”，他生性善良，令人敬佩，但是缺乏时代所需要的勇气和能力。最初，军队是拥护他的，这使他顺利登上了护国公的宝座。可他并没有实权。当他试图任命军队将领的时候，遭到了军事委员会的反对，而军队的总司令是他的妹夫查尔斯·弗利特伍德。此时，理查德才意识到自己无法真的继承军队的指挥权，而军队的最高权力总会有人去争取。理查德的弟弟亨利很能干，辅佐他的兄长加强政府的力量，甚至以牺牲掉护国公的神圣权威来交换。随后，新的一届议会在亨利的提议下，顺利召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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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保皇派均无法参与到这届议会里，一直比较活跃的瑟洛尽力将支持护国公的人送进议会。但议会还是马上提出了关乎政府的一系列问题。下议院的议员们在理查德主持隆重开幕式并发表演说后，立即准备恢复共和制，同时还试图控制军队。议员们对1657年以后通过的所有法案的合法性都提出了质疑，因为经过克伦威尔的清洗，议会已经失去代表性。他们还企图策反军队，使军队背离护国公转而对议会效忠。但是军队的领袖决心不依附任何一边，他们对下议院也牢骚满腹，认为军队所进行的事业被议员们破坏了。将领们说：“我们为了这个事业牺牲流血。如果用生命换来的自由再次被剥夺，我们一想到有那么一天，便感到万分恐惧。”而下议院也不允许军队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他们要求军官们返回自己的指挥岗位，他们说：“倘若军队再不听从议会的命令，回到自己的岗位，议会的情况就太糟糕了。”他们要求每一名军官都以书面的形式保证不再干预议会的会议和辩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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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议院愿意将军队的主要领导权交给护国公，因此下议院同军队的矛盾更加激化了。斗争的双方都掌握了一部分军官和军队，但双方又都不具备控制下层军官和士兵的能力。理查德继任护国公这个职位才不到四个月，就发现连士兵都已经不听命于他了。军队的要求是解散议会，军官委员会就此彻夜等待结果。第二天早上，他们得到了满意的回复。那些试图进入下议院开会的议员被军队驱逐。此时，军队成为了国家的主宰，为首的是弗利特伍德和兰伯特。高级军官们本来想为理查德保留一些尊严，但军队对护国公充满了敌意。他们便下决心实现彻底的共和制，以便让军事利益及再洗礼教派的原则占据绝对的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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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个兵不血刃的胜利，军队感到有必要用权威支持他们的一切行为。可这种权威从哪里找呢？最后，他们不得不采取了一条折中的办法。他们宣布：1653年4月举行会议的议员是“传统事业的支持者，得到了上帝的帮助”。他们来到前议长伦索尔的家中，请他和1653年议会的那些议员重新行使权力。至此，四十二个曾经被赶出议会的清教徒议员，令人震惊地回到了阔别六年的议院。“长期议会”的小部分残余就这样重新回到台前，摆到了充满疑惑的国民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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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务院也宣告成立，它的成员有亨利·文、黑兹尔里格和斯科特这三位共和派的领袖，还有八名将军和十八名下议院议员。政务院提出废除摄政制度，并为克伦威尔的儿子们做出了妥善的安置。政务院帮助他们还清了债务，还给他们提供住所和年金。理查德立刻接受这些安排，亨利踌躇一阵后，也接受了。后来，这二位得以颐养天年。护国公的权力被一分为二。军队宣布弗利特伍德为他们的总司令，同时也同意议长拥有签发任命高级军官委任状的权力。于是，英格兰确立了以公民选举为基础的共和政体，全国都服从这个权威。但军队同议会之间仍旧是竞争关系。兰伯特将军说：“我不知道我们双方为何难分伯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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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派趁共和政府内部纷乱不堪的机会，在各处活动起来。政府的一系列变化，使得斯图亚特王朝的保皇势力又获得了生命力。武装对抗的条件似乎已经成熟。1659年夏天，诡异的事发生了，保皇派与长老派联合起来，在地方发动了叛乱。他们在兰开夏和柴郡力量强大，特别是德比家族的力量。乔治·布思爵士迅速建立了一支强大的军队。兰伯特带领五千人去镇压。到了8月19日，双方在温宁顿布里奇展开了战斗。兰伯特在战报中说：“双方骑兵都拿出了英国人的精神。”但是保皇派还是遭到失败。剩下各处的保皇派也都被民兵击溃。这次叛乱很快被平定，速度之快使得查理二世都来不及参与。当然这倒对他有利。铁甲军粉碎了拥护摄政制和拥护君主制的两方面势力。战斗又唤起了将军们的信心，不久，将军们又同他们一手扶持起来的，残余“长期议会”展开了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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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伯特此时居于显赫地位。他以很少的伤亡代价，取得了温宁顿布里奇战斗的胜利，返回伦敦。由于对他的傲慢无理感到不满，议会企图于10月份解除他及其同僚们的职务。他把队伍带到威斯敏斯特，封锁了下议院的入口，士兵甚至不让有权签发委任状的议长伦索尔进去。伦索尔生气地质问：“难道没人认得我么？”士兵说，他们并没有在温宁顿布里奇战斗中看到他。这是一次没有流血的斗争，随后兰伯特掌握了实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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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伯特能力十分出众，军事才华也仅仅逊色于克伦威尔。他的政治经验也十分老到。他自己并不打算出任护国公，其目的完全不在于此。他有一个贵族出身的妻子，这位夫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支持保皇派，希望提升本家族的势力。他们夫妇二人希望自己的女儿可以和查理二世的弟弟约克公爵联姻，这是他们计划的一部分。如果兰伯特成为共和国的主宰，那么他将恢复君主制。因此，在最后一次保皇派的叛乱中，他对那些人手下留情，这也是计划的一部分。兰伯特认为，不论是宗教方面还是政治方面，军队对于复辟的君主制度满意程度，肯定高于对议会和护国公。他的这些计划是秘密进行的。弗利特伍德已经察觉了他的心思。一股敌对情绪在这两名首脑间产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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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兹尔里格是最坚定的共和派议员，他苍白的脸、薄薄的唇和有神的眼睛如布鲁斯特般坚毅。他被从下议院赶出来以后，奔赴朴次茅斯游说当地的军队，使他们相信伦敦的军队践踏了重要的原则。当彼此不和的弗利特伍德和兰伯特派兵攻向朴次茅斯的时候，黑兹尔里格早就掌握了当地驻军。这一支部队立刻向伦敦进发，以便解决迫在眉睫的问题。士兵间的分歧已经开始影响了军队的团结，最终导致了英国军事专政的结束。圣诞节的时候，军队已经与议会达成了和解。他们高声呼喊着：“让我们与议会生死与共！”他们游行到伦索尔议长家时停了下来，一反常态，对驱散议会一事深感愧疚。军队表示要服从议会的权威，将议长奉为他们的领袖和国家的领导人。但是，这个局面也是不可能长久的，一定会有人站出来，建立一个代表新制度或者旧制度的政府，而这一次的救世主另有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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镇守苏格兰的指挥官乔治·蒙克与克伦威尔十分相像，他与兰伯特是完全不同类型的人，但同样优秀。英格兰此时再一次被一个内心沉稳的人所拯救。蒙克是德文郡的绅士，在英荷战争中受过严格的军事训练。这个拥有丰富战斗经验的人，于英国再次爆发内战之际返回英格兰。他是基层出身的军官，对军事本身的关注，远远超过处于危机的局势。他曾经为了国王查理一世征战于英格兰、苏格兰、爱尔兰，后被议会军俘虏，随即站到议会派这一边，并被授予军权。他曾经在爱尔兰英勇作战，也曾经在海战中击退荷兰人。他跨越了各种艰难险阻、惊涛骇浪。先后听命于议会派、共和派和摄政派，每次都左右逢源。他在克伦威尔时代彻底征服了苏格兰，但也并未激起长期的仇恨。很早之前，他就不赞成军队在伦敦的暴行。由于在苏格兰深得民心，他通过协议的方式，从当地为军队筹集到物资，并撤换了他不信任的所有军官。蒙克可以利用议会的政策和法令，得到英格兰共和派的支持，还获得了苏格兰的拥戴，因为他承诺保护他们的利益。兰伯特在1659年11月率领劲旅离开伦敦，奔赴北部战场，但他师出无名。他在所到之处强征军需，这引起了当地居民的极大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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