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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阿拉拉特山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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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依然充满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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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来一只和平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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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她喜爱的橄榄枝带到水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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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我将等到水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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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一块石头压着我的心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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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听到国王重新登基的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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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永远不会快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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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迫在眉睫的事情还有很多。这不是讲私人恩怨的时刻。如果要说服铁甲军请回查理二世，那么军队曾经反对国王父亲的那些过往绝对不容否定。不列颠岛上潜在的那些政治智慧此时发挥了作用。胜利之时出现了过激行动，内战期间的原则遭到滥用。必须在理论上而不是行动上恢复本来的原则。此时，蒙克已经同查理二世建立了联系，建议国王在议会的规定外，实行无条件大赦，支付拖欠的军饷，承认土地交易。此时，象征着财富和地位的土地早已改换了主人。土地所有权的易手是由战争成败决定的，不可能全部推翻。国王可以重新享受他的一切权利，但不是所有的保皇派都有这样的待遇。他们必须完全承认现在的所有权现状，不允许报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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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有人流过神圣的鲜血，他们当中的幸存者已经不多了。如果每个人都从这个全面和解中获得好处而肯定不会遭到惩罚和报复，那么他们对严惩弑君者就不会有很大的抵触。1649年的事情违背法律，违背议会的意志，也违背人民的意愿。弑君者应该遭到报复。这种态度虽然缺乏英雄气概，但与当时的和解精神是一致的，这种精神对英国的政治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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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二世的忠臣海德接受了蒙克提出那些要求。他曾经跟随查理二世颠沛流离，不久就获得了克拉伦登伯爵的领地作为奖赏。海德为国王起草了一份宣言，即《布雷达宣言》。查理在宣言中表示，争议暂且搁置，留给议会以后处理。后来王权复辟之所以带来了良好的秩序，那些在克伦威尔各种尝试下破坏了的英国传统得到复兴，主要归功于海德从律师角度出发，尊重议会和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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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过后，新的议会选举开始了，按照规定曾经反抗过共和制的人是不能参选的，可是保皇派势力强大，这条规定形同虚设。在地方选举中，长老派和保皇派击败了共和派和再洗礼派，两个失败的派别发动了不成功的叛乱，继而又试图将去往法国避难的理查德·克伦威尔请回来，结果也不能如愿。有人告诉他们，正是他们将理查德赶下了台。兰伯特从囚禁他的伦敦塔里逃走了，准备起兵叛乱，但遭到了部下的背叛，蒙克不费吹灰之力将其再次俘虏。兰伯特的这次失败决定了王权复辟的大局。各方面势力——蒙克以及他的大部分军队、伦敦居民、保皇派、新选举的下议院大多数议员，以及无视一切如常开会的上议院贵族们——重新联合起来，他们大权在握。此时上下两院都已经恢复正常，静等国王的诏令，英国议会的三个等级已经严阵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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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急忙给曾经流离失所的国王送去了大笔慰问金，然后便开始张罗起御辇中的猩红色天鹅绒装饰。过去敌视国王的海军舰队负责保护国王回国，数以千万的人在多佛等候国王。1660年5月5日，国王一行登陆后，蒙克将军谦恭地迎接了他。去往伦敦的行程如得胜凯旋，各阶层的人竞相欢迎国王重回祖国。人们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泪眼婆娑，感觉自己终于摆脱噩梦，下一步就是好日子。查理二世、克拉伦登、可靠的秘书尼古拉斯以及与国王一道流亡的那些人，对此情此景感到难以置信。查理二世在布莱克希恩看到恭迎他的铁甲军队列时，一定会怀疑自己还在梦中，仅仅八年前，他在博斯科贝尔的橡树上躲避铁甲军的搜查。而就在几个月前，在温宁顿布里奇铁甲军还击溃了他的支持者。如今迎接他的是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场面。伦敦市长和议员们带头庆祝。长老派的牧师们还在查理二世的去路上，鞠躬敬献《圣经》，他们以向国王示好为荣。上下两院都表示忠于国王，承认他的权威。所有阶层，无论贫富，保皇党还是圆颅党，主教派还是长老派抑或是独立派，都表现出和解的意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场面。那一天，英格兰迎来了它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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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如人们预计的那样倒退，这次复辟的不仅仅是王权，还有议会的权力。这算得上是议会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下议院在内战中曾经打败了国王，同时也控制了为此建立起来的军队。议会纠正了自己的过激行为，现在成为无可争议的统治机构。当年议员们向查理一世建言献策的那些关于政体的合理要求，此时已经深入人心，因此都不用费力去提及。1642年初，查理一世逃出伦敦后，“长期议会”制定的那些法律以及共和时期或者护国公时期的一切法律，均宣告无效。但是查理一世通过的限制王权的条例仍旧有效，国王盖过玉玺的法令仍旧有效。1641年的一切法律仍旧有效。最重要的是，此时人们普遍相信，王权是议会统治的工具，而国王是人民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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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神圣权威再一次得到承认，但是已经不具备绝对性了。枢密院的司法权、星室法院和宗教法庭都已经被撤销。国王未经议会或者巧立名目非法征收税款的行为遭到禁止。经过合法选举的议会是一切法律法规的出处，国王的命令也不能反对或者代替法律。王权的复辟实现了皮姆和汉普顿最初设定的目标，消除了由于紧迫的战事带来的独裁和暴行等一系列过激行为。下议院和习惯法取得了长期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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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新的主权观念已经形成了。早期与查理一世以及詹姆斯一世的斗争中，议员们并没想过要废除国王的权力。在维护习惯法原则的斗争中，下议院的律师们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为了将国王的权力置于法律约束下，进行了不懈的抗争。这里的法律指的是从大宪章所遵循的那些基本原则，即习惯法。习惯法可以让英国人免遭被随意逮捕和处罚的厄运。习惯法法庭几百年所执行的也这是这种法律。议会没有追求无限膨胀的权力，也没有彻底摧毁国王的传统权力，只是努力监督王权，以便保护议会和个人的权利。科克曾经说过：法官是最具权威的法律解释人。在没有国王和王权的年代，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议会法案具有最高权威。但历史上找不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律师们也不同意这种思想。权力从律师们的手中转移至军官手里，后者对宪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科克认为，即使国王和议会的联合，也是不能凌驾于习惯法之上的，应由习惯法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裁决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他的这种思想已经在英格兰永远消失了，但却存在大洋彼岸的新英格兰，后者在反抗英国议会和国王的独立战争中展示了它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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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过去一样，王权复辟后棘手的财政成为了一大问题。除了一般性支出外，还需要偿还国王在流亡期间欠下的大笔债务，补发军饷以遣散军队。议会坚决不对护国公时期的债款负责，国王也放弃了从财产监督权、土地占有权和其他封建传统权利中可获得的那些财富，议会向查理二世发放年金。虽然国王感受到了一些约束，但是数目还是相当可观的，国王和他的谋士们对此也表示了满意。经过长期的内战，英格兰全国上下经济拮据，征税工作艰难进行，因此能将国王的收入固定下来，具有缓解财政压力的作用。而一切额外的开支，查理二世必须要经过议会的审议批准，他和克拉伦登都接受了这个现实。王权已经不能离开议会而单独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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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王和议会马上就能彻底摆脱军队的威胁。这支拥有四万士兵、战斗力惊人的队伍即将被遣散，无论以后情况如何，再也不能出现这样一支军队了。“不要常备军”成为了当时所有派别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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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统一的国家，犹如尖刀在手，大刀阔斧地对溃烂之处动了手术，但无论如何必要，病患还是会感到害怕和疼痛。令保皇派感到不满意的是，虽然他们的事业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他们遭受的经济损失却没有得到补偿。因此他们抗议说：《赦免与保护法案》实际上就是忽略功勋，保护罪行。只有直接参与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的人受到了惩罚，而在那些残酷的战争中，对抗国王并对国王拥护者大肆报复的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甚至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使得保皇派十分愤慨。大家都赞成解散军队，当然军人另有想法。能够和平地遣散军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在公众面前，铁甲军几乎抬不起头，人人都反对他们。即使他们曾经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取得无数场战斗的胜利，为建立政府出过力，并约束自己的行动，但还是引发了大众的仇恨。他们被历史所抛弃，此时他们只好顺应潮流，在领到军饷后，各自回到家乡。几个月内，这支勇猛的、战无不胜的、随时可以对王国和社会构成威胁的军队消失于人群之中，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从此，他们勤勉又自我约束，就如过去英勇又狂热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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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一世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大约有六十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去世，三分之一的人逃亡异乡，剩下的仅有二十人。查理二世力求减少死刑，为此与拥护他的议会产生了矛盾。如此一来民愤沸腾。国王主张宽容，而议会则主张对凶手们严惩不贷，而当初正是议会中的一些人，唆使了凶手的罪行。最终，有九个人被判以弑君罪，处以死刑。这些人是集体的替罪羊。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哈里森和其他军官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仍旧相信后人会为他们的牺牲扼腕叹息。只有传教士休·彼得斯有些胆怯，但他最后还是受到同伴精神的鼓舞，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支撑着他慷慨赴死。当满身沾满了血迹的行刑人靠近他，问道：“彼得斯博士，你觉得这个刑罚怎么样？”牧师坚定回答：这个刑罚很适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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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和当初要求的相去甚远，所以只好在不杀人的前提下，额外做了一些事情。克伦威尔、艾尔顿和布雷德肖的尸体被人从几年前隆重下葬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棺材中拖了出来，装在囚笼里游街，最后拉到泰伯恩绞刑架，在上面足足吊了二十四个小时。他们的头颅被钉在显眼处，剩下的尸体被扔在粪堆上。皮姆和其他二十名议员的尸体也被挖了出来，投进一个大坑里。做出这些残忍行为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国王也只得以死者尊严换取活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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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两个人被定为死罪，他们是兰伯特将军和亨利·文爵士。兰伯特一生经历跌宕。他随时可以在共和制的最后一年攫取最高的权力。他曾经想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查理二世的弟弟。他试图赶在蒙克之前恢复王权，或者在打败蒙克之后担任护国公。他异常勇敢，并且在军队中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可最终归于失败。这个过去的将军，获得无数次胜利的英雄在法官面前卑微地接受审判。他请求国王的宽恕，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为他进行了辩护。他被赦免，流放格恩西岛，获准在全岛自由活动，后来又改去普利茅斯，以画画和研究植物学了却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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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文爵士性情刚毅，不肯请求宽恕，他为自己辩护，每一条理由都合法又富有逻辑。他原本可以获得赦免，但他过去做过一件足以致命的事，人们不能忘却，他在二十年前偷取了他父亲的枢密院会议记录，并把内容告诉给皮姆，指控斯特拉福德建议把军队从爱尔兰调回英格兰，这最终给斯特拉福德带来了悲惨的致命一击。如果按照血债血偿的原则，查理二世不想宽恕他。国王认为“这个人十分的危险，只要依法，就不能让他活下去”。亨利·文极为开心并且信心满满地走向死亡，他对充满敌意的人群发表了最终的演说，但声音已经被号角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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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盖尔侯爵是王政复辟之后，唯一一个被处以极刑的苏格兰上层人士。他前往伦敦欢迎国王，但立即遭到逮捕。他被送回苏格兰，由当地的贵族和人民审问他。重获王位的查理二世一直试图避免杀戮，他说：“我对杀人已经感到厌恶。”苏格兰根据当时的风向，匆忙把他们昔日的领袖送上了断头台。阿盖尔也是十分坚毅虔诚地赴死。每个人都认为，他的下场罪有应得，算是和蒙特罗斯扯平了。在王权复辟后那个紧张动荡的岁月里，在国王的努力下，最终被处以极刑的还不到十二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王的权威。给这些人下达死亡判决的恰恰是当初的主谋或者受益者，查理二世对这种虚伪的结果表示了满意。议会派的领袖们、上下议院的议员们、共和制或者护国公时代的高级官员们立刻变换了嘴脸，坐到审判弑君者的法庭席位上。正是由于荒谬的存在，让这场残酷而有节制的报复行动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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