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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商过后，新的议会选举开始了，按照规定曾经反抗过共和制的人是不能参选的，可是保皇派势力强大，这条规定形同虚设。在地方选举中，长老派和保皇派击败了共和派和再洗礼派，两个失败的派别发动了不成功的叛乱，继而又试图将去往法国避难的理查德·克伦威尔请回来，结果也不能如愿。有人告诉他们，正是他们将理查德赶下了台。兰伯特从囚禁他的伦敦塔里逃走了，准备起兵叛乱，但遭到了部下的背叛，蒙克不费吹灰之力将其再次俘虏。兰伯特的这次失败决定了王权复辟的大局。各方面势力——蒙克以及他的大部分军队、伦敦居民、保皇派、新选举的下议院大多数议员，以及无视一切如常开会的上议院贵族们——重新联合起来，他们大权在握。此时上下两院都已经恢复正常，静等国王的诏令，英国议会的三个等级已经严阵以待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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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急忙给曾经流离失所的国王送去了大笔慰问金，然后便开始张罗起御辇中的猩红色天鹅绒装饰。过去敌视国王的海军舰队负责保护国王回国，数以千万的人在多佛等候国王。1660年5月5日，国王一行登陆后，蒙克将军谦恭地迎接了他。去往伦敦的行程如得胜凯旋，各阶层的人竞相欢迎国王重回祖国。人们无法抑制自己的情绪，泪眼婆娑，感觉自己终于摆脱噩梦，下一步就是好日子。查理二世、克拉伦登、可靠的秘书尼古拉斯以及与国王一道流亡的那些人，对此情此景感到难以置信。查理二世在布莱克希恩看到恭迎他的铁甲军队列时，一定会怀疑自己还在梦中，仅仅八年前，他在博斯科贝尔的橡树上躲避铁甲军的搜查。而就在几个月前，在温宁顿布里奇铁甲军还击溃了他的支持者。如今迎接他的是这样一个声势浩大的场面。伦敦市长和议员们带头庆祝。长老派的牧师们还在查理二世的去路上，鞠躬敬献《圣经》，他们以向国王示好为荣。上下两院都表示忠于国王，承认他的权威。所有阶层，无论贫富，保皇党还是圆颅党，主教派还是长老派抑或是独立派，都表现出和解的意愿，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轻松场面。那一天，英格兰迎来了它的狂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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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进程并没有如人们预计的那样倒退，这次复辟的不仅仅是王权，还有议会的权力。这算得上是议会历史上最伟大的时刻。下议院在内战中曾经打败了国王，同时也控制了为此建立起来的军队。议会纠正了自己的过激行为，现在成为无可争议的统治机构。当年议员们向查理一世建言献策的那些关于政体的合理要求，此时已经深入人心，因此都不用费力去提及。1642年初，查理一世逃出伦敦后，“长期议会”制定的那些法律以及共和时期或者护国公时期的一切法律，均宣告无效。但是查理一世通过的限制王权的条例仍旧有效，国王盖过玉玺的法令仍旧有效。1641年的一切法律仍旧有效。最重要的是，此时人们普遍相信，王权是议会统治的工具，而国王是人民的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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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神圣权威再一次得到承认，但是已经不具备绝对性了。枢密院的司法权、星室法院和宗教法庭都已经被撤销。国王未经议会或者巧立名目非法征收税款的行为遭到禁止。经过合法选举的议会是一切法律法规的出处，国王的命令也不能反对或者代替法律。王权的复辟实现了皮姆和汉普顿最初设定的目标，消除了由于紧迫的战事带来的独裁和暴行等一系列过激行为。下议院和习惯法取得了长期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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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候，新的主权观念已经形成了。早期与查理一世以及詹姆斯一世的斗争中，议员们并没想过要废除国王的权力。在维护习惯法原则的斗争中，下议院的律师们发挥了重大作用。他们为了将国王的权力置于法律约束下，进行了不懈的抗争。这里的法律指的是从大宪章所遵循的那些基本原则，即习惯法。习惯法可以让英国人免遭被随意逮捕和处罚的厄运。习惯法法庭几百年所执行的也这是这种法律。议会没有追求无限膨胀的权力，也没有彻底摧毁国王的传统权力，只是努力监督王权，以便保护议会和个人的权利。科克曾经说过：法官是最具权威的法律解释人。在没有国王和王权的年代，出现了这样一种观点：议会法案具有最高权威。但历史上找不到支持这种观点的证据，律师们也不同意这种思想。权力从律师们的手中转移至军官手里，后者对宪法也产生了不小的影响。科克认为，即使国王和议会的联合，也是不能凌驾于习惯法之上的，应由习惯法最高法院的法官来裁决哪些合法，哪些不合法。他的这种思想已经在英格兰永远消失了，但却存在大洋彼岸的新英格兰，后者在反抗英国议会和国王的独立战争中展示了它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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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过去一样，王权复辟后棘手的财政成为了一大问题。除了一般性支出外，还需要偿还国王在流亡期间欠下的大笔债务，补发军饷以遣散军队。议会坚决不对护国公时期的债款负责，国王也放弃了从财产监督权、土地占有权和其他封建传统权利中可获得的那些财富，议会向查理二世发放年金。虽然国王感受到了一些约束，但是数目还是相当可观的，国王和他的谋士们对此也表示了满意。经过长期的内战，英格兰全国上下经济拮据，征税工作艰难进行，因此能将国王的收入固定下来，具有缓解财政压力的作用。而一切额外的开支，查理二世必须要经过议会的审议批准，他和克拉伦登都接受了这个现实。王权已经不能离开议会而单独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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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国王和议会马上就能彻底摆脱军队的威胁。这支拥有四万士兵、战斗力惊人的队伍即将被遣散，无论以后情况如何，再也不能出现这样一支军队了。“不要常备军”成为了当时所有派别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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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统一的国家，犹如尖刀在手，大刀阔斧地对溃烂之处动了手术，但无论如何必要，病患还是会感到害怕和疼痛。令保皇派感到不满意的是，虽然他们的事业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他们遭受的经济损失却没有得到补偿。因此他们抗议说：《赦免与保护法案》实际上就是忽略功勋，保护罪行。只有直接参与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的人受到了惩罚，而在那些残酷的战争中，对抗国王并对国王拥护者大肆报复的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甚至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使得保皇派十分愤慨。大家都赞成解散军队，当然军人另有想法。能够和平地遣散军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在公众面前，铁甲军几乎抬不起头，人人都反对他们。即使他们曾经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取得无数场战斗的胜利，为建立政府出过力，并约束自己的行动，但还是引发了大众的仇恨。他们被历史所抛弃，此时他们只好顺应潮流，在领到军饷后，各自回到家乡。几个月内，这支勇猛的、战无不胜的、随时可以对王国和社会构成威胁的军队消失于人群之中，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从此，他们勤勉又自我约束，就如过去英勇又狂热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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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一世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大约有六十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去世，三分之一的人逃亡异乡，剩下的仅有二十人。查理二世力求减少死刑，为此与拥护他的议会产生了矛盾。如此一来民愤沸腾。国王主张宽容，而议会则主张对凶手们严惩不贷，而当初正是议会中的一些人，唆使了凶手的罪行。最终，有九个人被判以弑君罪，处以死刑。这些人是集体的替罪羊。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哈里森和其他军官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仍旧相信后人会为他们的牺牲扼腕叹息。只有传教士休·彼得斯有些胆怯，但他最后还是受到同伴精神的鼓舞，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支撑着他慷慨赴死。当满身沾满了血迹的行刑人靠近他，问道：“彼得斯博士，你觉得这个刑罚怎么样？”牧师坚定回答：这个刑罚很适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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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和当初要求的相去甚远，所以只好在不杀人的前提下，额外做了一些事情。克伦威尔、艾尔顿和布雷德肖的尸体被人从几年前隆重下葬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棺材中拖了出来，装在囚笼里游街，最后拉到泰伯恩绞刑架，在上面足足吊了二十四个小时。他们的头颅被钉在显眼处，剩下的尸体被扔在粪堆上。皮姆和其他二十名议员的尸体也被挖了出来，投进一个大坑里。做出这些残忍行为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国王也只得以死者尊严换取活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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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两个人被定为死罪，他们是兰伯特将军和亨利·文爵士。兰伯特一生经历跌宕。他随时可以在共和制的最后一年攫取最高的权力。他曾经想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查理二世的弟弟。他试图赶在蒙克之前恢复王权，或者在打败蒙克之后担任护国公。他异常勇敢，并且在军队中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可最终归于失败。这个过去的将军，获得无数次胜利的英雄在法官面前卑微地接受审判。他请求国王的宽恕，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为他进行了辩护。他被赦免，流放格恩西岛，获准在全岛自由活动，后来又改去普利茅斯，以画画和研究植物学了却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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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文爵士性情刚毅，不肯请求宽恕，他为自己辩护，每一条理由都合法又富有逻辑。他原本可以获得赦免，但他过去做过一件足以致命的事，人们不能忘却，他在二十年前偷取了他父亲的枢密院会议记录，并把内容告诉给皮姆，指控斯特拉福德建议把军队从爱尔兰调回英格兰，这最终给斯特拉福德带来了悲惨的致命一击。如果按照血债血偿的原则，查理二世不想宽恕他。国王认为“这个人十分的危险，只要依法，就不能让他活下去”。亨利·文极为开心并且信心满满地走向死亡，他对充满敌意的人群发表了最终的演说，但声音已经被号角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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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盖尔侯爵是王政复辟之后，唯一一个被处以极刑的苏格兰上层人士。他前往伦敦欢迎国王，但立即遭到逮捕。他被送回苏格兰，由当地的贵族和人民审问他。重获王位的查理二世一直试图避免杀戮，他说：“我对杀人已经感到厌恶。”苏格兰根据当时的风向，匆忙把他们昔日的领袖送上了断头台。阿盖尔也是十分坚毅虔诚地赴死。每个人都认为，他的下场罪有应得，算是和蒙特罗斯扯平了。在王权复辟后那个紧张动荡的岁月里，在国王的努力下，最终被处以极刑的还不到十二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王的权威。给这些人下达死亡判决的恰恰是当初的主谋或者受益者，查理二世对这种虚伪的结果表示了满意。议会派的领袖们、上下议院的议员们、共和制或者护国公时代的高级官员们立刻变换了嘴脸，坐到审判弑君者的法庭席位上。正是由于荒谬的存在，让这场残酷而有节制的报复行动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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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第二十二章 快乐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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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迎国王回国的议会各派，在力量对比上呈现了均势，它们代表了全国各个阶层，并成功地解决了恢复王权后所遇到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然而，由于它并不是国王召集的，因此它还不是合法的立宪机构。查理二世认为，如果推倒重来，情况会变得更糟，所以他只得利用手中的权力，试图影响议会，追认召集此次议会的行动是合法的。可是人们仍旧不认可这届议会的完全合法性，将它仅仅视作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议会。1660年底，人民已经要求它立即解散，这种根深蒂固的法制观念已经不允许再用宗教的方式解决当前的问题了。获得解放的人们在选举中兴高采烈。彻底垮掉的保皇派没有参与王权复辟的行动，只能采取围观之势。可如今他们似乎又等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反对清教徒的人在议会中占据了绝大多数，曾经跟随王子鲁珀特浴血奋战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后代，走出了破败的家宅。这些人在克伦威尔时期，一直过着蛰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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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产生了英格兰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届议会，一共存在了十八年，即“保皇派议会”，更准确地讲，应该是“领取年金的议会”，因为成员中主要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和退伍军人。议会中不断有补缺选举，被淘汰的保皇派主要由圆颅党以及后代取代，直至这届议会解散，最终留下的保皇派也仅有二百人。这届议会，自其诞生之日起，表面上表示要效忠国王，将一切荣耀归于国王，但实际上并不想受国王的控制。由于效忠国王而陷入贫困的地主们并没有盲目地追随君主，他们也想保护自己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权利。他们试图将保卫国家的任务交给民兵，但民兵必须置于各郡郡首控制之下。他们维护国王对武装力量的统治权，同时军队也受到他们各自所属阶级的控制，这样，国王和议会手中都没有军队，各郡的乡绅成为了当时军队的核心。“保皇派议会”根据过去的教训和长期的经验，认定军队控制权应该如此安排。随后，议会开始专注于宗教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宗教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保皇派议员也同时关心起自身的利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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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丽莎白时代一直到内战，各代国王致力于在《祈祷书》和主教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全国的教会，他们还希望将苏格兰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同英格兰的统一起来。克伦威尔的铁蹄在另外一种形势下，将这个目标实现了，甚至还将范围扩展至爱尔兰。现在，教会和国家，国家和王室都热烈期待着这个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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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近臣克拉伦登在政府中担任首席大臣，一系列法案均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些法案重新确立圣公会为国教，将新教置于与之对立的地位。国王查理二世主张采取宽容政策，克拉伦登主张采取谅解政策。但是，“保皇派议会”、从流亡中归来的劳德信徒以及具有抗争精神的长老派们，都对二人的政策有所阻碍。基于国教之外还有其他教派的现实，议会采取了即便不消灭，也要使之不能正常运作的政策。结果此举促成了非国教教派迅速结成政治势力。而这股政治力量的首要目标便是宗教自由，它在1688年的革命中实现了这一目标；此外议会还要废除国教的特殊地位。这个目标是要等到十九世纪，工商中产阶级成为政治力量的核心的时候，才得以实现。那个时候人们才最终享有了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而谈到非国教教派对于英格兰的政治思想有何种影响时，评价是很难给出的。它们继承了清教徒的严厉、固执和狭隘。但它们对于知识的探讨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如果它们的组织具有广泛性并获得支持的话，就能有效地为宗教事业服务了。但是，非国教教派那些教义并不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不会被议会接受；长老派的理性主义、独立派的叛逆，再洗礼派的宗教狂热，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社会中一直流行的各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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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如何，“克拉伦登法典”远离了这些思潮，使建立全国统一教会的希望化为泡影。国教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它是一个教派而不是全国统一教会的领袖地位。国教是“伟大”、“官方”、“正统”的，可无论如何它也仅仅是一个教派。它的四周还有各种非正统教派。为国王查理二世保驾护航的“全国性大会”（即议会）完全可以做出让步，让信奉新教的大多数英格兰基督徒团结起来。但“保皇派议会”却接受了教会分裂的事实，并为自己获得了超然地位而沾沾自喜。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建立起来的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党派。为上帝和国王征战过的那些乡绅和领主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教会和主教，就像他们拥有自己的民兵和治安委员会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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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年的“克拉伦登法典”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本人的思想。他希望在王权复辟的鼓舞下，实现国家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统一。查理二世也不希望分裂，他本人对各派别的态度从业已从冷漠转变为宽容。当然，他的这种态度转变并非仅仅是出于宗教原因，如果某个乡绅要信奉宗教的话，那么他选择信仰罗马天主教最能使查理满意。可是，问题来了，难道英格兰国教圣公会不是其王位的重要基础么？国王希望一切宗教狂热都能冷却下来。为什么要为彼岸世界而影响当下呢？至于那些令人产生怀疑的教义，何必去迫害它们呢？腓特烈大帝曾说过：“每个普鲁士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天国。”查理二世也有这种思想，比腓特烈大帝还要早一些，不过他让自己的想法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国王尽量采取了容忍政策，他在“全国大会”召开期间，对教友派的代表说：“作为你们国王，我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和平地生活下去，你们就不会因自己的观点和宗教信仰而遭到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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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派议会”坚决地纠正了国王的宽容政策。1661年颁布的《市政机关法》，要求每个担任公职的人否认《神圣盟约》，宣誓顺从大局，根据英格兰国教的仪式要求做礼拜。这首先就排斥了许多长老派教徒，接着排斥了共和派，最后连天主教徒和一切非正统派别的教徒都排除在外。这个法案目标明确，只有站在国王这边的英国圣公会的教徒才有资格担任公职，而这些职务又同下院选举有着紧密关系。1662年颁布的《一致法》强迫所有牧师接收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祈祷书》，该书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修改。《一致法》要求教士们全部真心拥护《祈祷书》中的内容，并迫使他们和大中学里的老师都奉行英格兰教会的法定仪式。但总数为两千人的、占所有教士比重五分之一的牧师，并不打算服从，因此他们被剥夺了薪俸。此外还有一些更加严厉的措施。1664年又颁布了《非法宗教集会法》，禁止被免职的教士在他们的教区传教。1665年制定了《五里法》，禁止这些被免职的牧师走进“他们传教或生活过的任何城镇、自治市、教区等一切地方”的五英里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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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派尽管他们在战场上未尝胜绩，对于王权的复辟也没有任何贡献，但却借助《克拉伦登法典》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个法典的存在，影响了今日英格兰的宗教派别，也加强了建立党派的基础。掌握了政权的保皇派试图将所有支持者联合起来，剩下的人也本能地抱团取暖，其中包括此前不久还在统治英格兰并让其他人恐惧的那些势力。现在伯明翰市所在之地有许多小村庄都距离任何“城镇、自治市”五英里以上。因此英格兰中部那些非国教教派便以此为中心，至今此处仍享有盛誉。英格兰并没有因王权的复辟而统一起来，相反却被割裂为两个英格兰，双方各自的背景、利益、文化和观点天差地别，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相似之处。麦考莱写道：“有一条明显的界限，把有时称为朝廷派的官员，他们的朋友、随从同那些乡村派的人分割出来。”后人的论述也证实了他的观点。受到官方庇佑或希望获得庇佑的人，自然同那些生活在乡村的人有着不同的利益。除此之外，另一条裂痕也在不断扩大。政治上，保守派和激进派分为两大阵营，直到今日，对立双方依旧存在。两大政党队里斗争的情形已经出现，不久得名“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两个政党今后左右了英国的命运，一直到英帝国的辉煌在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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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查理二世并非这些矛盾的始作俑者，他本人一直倡导宽容政策。1663年5月，他曾尝试将《一致法》的法律效力暂停三个月，但是主教和议员们阻止了他的想法。12月的时候，国王签署了第一份《免罪令》，行使国王神圣的赦免权，使得那些不信奉国教的人，免于宗教的强制和免于遵守那些命令人民发誓的法律。可是下议院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事情的后果。反而跳出来反对“利用法律制造教会分裂”的阴谋。1672年3月，国王顶住压力发表了第二份《免罪令》，试图停止对各阶级不信奉国教者实行各种宗教刑罚。可下议院阻挠说：“只有议会以法案的形式通过后，宗教刑罚才能暂停执行。”除了警告国王外，下议员还威胁要暂停拨款。查理二世恐惧克伦威尔式的反抗，因此做出了君主立宪下国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那些议会中的党派人士应该认识到，在这个关键的形势下，国王的仁慈主张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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