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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新统一的国家，犹如尖刀在手，大刀阔斧地对溃烂之处动了手术，但无论如何必要，病患还是会感到害怕和疼痛。令保皇派感到不满意的是，虽然他们的事业被证明是正确的，但他们遭受的经济损失却没有得到补偿。因此他们抗议说：《赦免与保护法案》实际上就是忽略功勋，保护罪行。只有直接参与判处查理一世死刑的人受到了惩罚，而在那些残酷的战争中，对抗国王并对国王拥护者大肆报复的人逃避了法律的制裁，甚至积累了大量的财富，这使得保皇派十分愤慨。大家都赞成解散军队，当然军人另有想法。能够和平地遣散军队，可以说是一个奇迹。在公众面前，铁甲军几乎抬不起头，人人都反对他们。即使他们曾经为国家立下赫赫战功，取得无数场战斗的胜利，为建立政府出过力，并约束自己的行动，但还是引发了大众的仇恨。他们被历史所抛弃，此时他们只好顺应潮流，在领到军饷后，各自回到家乡。几个月内，这支勇猛的、战无不胜的、随时可以对王国和社会构成威胁的军队消失于人群之中，再也找不到一丝痕迹。从此，他们勤勉又自我约束，就如过去英勇又狂热一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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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查理一世死刑判决书上签字的大约有六十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已经去世，三分之一的人逃亡异乡，剩下的仅有二十人。查理二世力求减少死刑，为此与拥护他的议会产生了矛盾。如此一来民愤沸腾。国王主张宽容，而议会则主张对凶手们严惩不贷，而当初正是议会中的一些人，唆使了凶手的罪行。最终，有九个人被判以弑君罪，处以死刑。这些人是集体的替罪羊。他们为自己的行为感到骄傲，哈里森和其他军官走上断头台的时候，仍旧相信后人会为他们的牺牲扼腕叹息。只有传教士休·彼得斯有些胆怯，但他最后还是受到同伴精神的鼓舞，一种强烈的自豪感支撑着他慷慨赴死。当满身沾满了血迹的行刑人靠近他，问道：“彼得斯博士，你觉得这个刑罚怎么样？”牧师坚定回答：这个刑罚很适合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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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被判处死刑的人数和当初要求的相去甚远，所以只好在不杀人的前提下，额外做了一些事情。克伦威尔、艾尔顿和布雷德肖的尸体被人从几年前隆重下葬的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棺材中拖了出来，装在囚笼里游街，最后拉到泰伯恩绞刑架，在上面足足吊了二十四个小时。他们的头颅被钉在显眼处，剩下的尸体被扔在粪堆上。皮姆和其他二十名议员的尸体也被挖了出来，投进一个大坑里。做出这些残忍行为是迫于社会舆论的压力，为了满足社会的需要，国王也只得以死者尊严换取活人的生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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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还有两个人被定为死罪，他们是兰伯特将军和亨利·文爵士。兰伯特一生经历跌宕。他随时可以在共和制的最后一年攫取最高的权力。他曾经想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查理二世的弟弟。他试图赶在蒙克之前恢复王权，或者在打败蒙克之后担任护国公。他异常勇敢，并且在军队中积累了长期的经验，可最终归于失败。这个过去的将军，获得无数次胜利的英雄在法官面前卑微地接受审判。他请求国王的宽恕，国王的弟弟约克公爵为他进行了辩护。他被赦免，流放格恩西岛，获准在全岛自由活动，后来又改去普利茅斯，以画画和研究植物学了却残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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亨利·文爵士性情刚毅，不肯请求宽恕，他为自己辩护，每一条理由都合法又富有逻辑。他原本可以获得赦免，但他过去做过一件足以致命的事，人们不能忘却，他在二十年前偷取了他父亲的枢密院会议记录，并把内容告诉给皮姆，指控斯特拉福德建议把军队从爱尔兰调回英格兰，这最终给斯特拉福德带来了悲惨的致命一击。如果按照血债血偿的原则，查理二世不想宽恕他。国王认为“这个人十分的危险，只要依法，就不能让他活下去”。亨利·文极为开心并且信心满满地走向死亡，他对充满敌意的人群发表了最终的演说，但声音已经被号角淹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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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盖尔侯爵是王政复辟之后，唯一一个被处以极刑的苏格兰上层人士。他前往伦敦欢迎国王，但立即遭到逮捕。他被送回苏格兰，由当地的贵族和人民审问他。重获王位的查理二世一直试图避免杀戮，他说：“我对杀人已经感到厌恶。”苏格兰根据当时的风向，匆忙把他们昔日的领袖送上了断头台。阿盖尔也是十分坚毅虔诚地赴死。每个人都认为，他的下场罪有应得，算是和蒙特罗斯扯平了。在王权复辟后那个紧张动荡的岁月里，在国王的努力下，最终被处以极刑的还不到十二人，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国王的权威。给这些人下达死亡判决的恰恰是当初的主谋或者受益者，查理二世对这种虚伪的结果表示了满意。议会派的领袖们、上下议院的议员们、共和制或者护国公时代的高级官员们立刻变换了嘴脸，坐到审判弑君者的法庭席位上。正是由于荒谬的存在，让这场残酷而有节制的报复行动在历史上留下不光彩的一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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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世界 第二十二章 快乐的君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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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迎国王回国的议会各派，在力量对比上呈现了均势，它们代表了全国各个阶层，并成功地解决了恢复王权后所遇到的一系列政治问题。然而，由于它并不是国王召集的，因此它还不是合法的立宪机构。查理二世认为，如果推倒重来，情况会变得更糟，所以他只得利用手中的权力，试图影响议会，追认召集此次议会的行动是合法的。可是人们仍旧不认可这届议会的完全合法性，将它仅仅视作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议会。1660年底，人民已经要求它立即解散，这种根深蒂固的法制观念已经不允许再用宗教的方式解决当前的问题了。获得解放的人们在选举中兴高采烈。彻底垮掉的保皇派没有参与王权复辟的行动，只能采取围观之势。可如今他们似乎又等到了东山再起的机会。反对清教徒的人在议会中占据了绝大多数，曾经跟随王子鲁珀特浴血奋战的人们以及他们的后代，走出了破败的家宅。这些人在克伦威尔时期，一直过着蛰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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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产生了英格兰历史上存在时间最长的一届议会，一共存在了十八年，即“保皇派议会”，更准确地讲，应该是“领取年金的议会”，因为成员中主要是白发苍苍的老者和退伍军人。议会中不断有补缺选举，被淘汰的保皇派主要由圆颅党以及后代取代，直至这届议会解散，最终留下的保皇派也仅有二百人。这届议会，自其诞生之日起，表面上表示要效忠国王，将一切荣耀归于国王，但实际上并不想受国王的控制。由于效忠国王而陷入贫困的地主们并没有盲目地追随君主，他们也想保护自己在议会斗争中取得的权利。他们试图将保卫国家的任务交给民兵，但民兵必须置于各郡郡首控制之下。他们维护国王对武装力量的统治权，同时军队也受到他们各自所属阶级的控制，这样，国王和议会手中都没有军队，各郡的乡绅成为了当时军队的核心。“保皇派议会”根据过去的教训和长期的经验，认定军队控制权应该如此安排。随后，议会开始专注于宗教问题的解决，尤其是宗教对于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保皇派议员也同时关心起自身的利益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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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伊丽莎白时代一直到内战，各代国王致力于在《祈祷书》和主教制度的基础上建立起统一全国的教会，他们还希望将苏格兰的宗教信仰和生活方式同英格兰的统一起来。克伦威尔的铁蹄在另外一种形势下，将这个目标实现了，甚至还将范围扩展至爱尔兰。现在，教会和国家，国家和王室都热烈期待着这个前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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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近臣克拉伦登在政府中担任首席大臣，一系列法案均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些法案重新确立圣公会为国教，将新教置于与之对立的地位。国王查理二世主张采取宽容政策，克拉伦登主张采取谅解政策。但是，“保皇派议会”、从流亡中归来的劳德信徒以及具有抗争精神的长老派们，都对二人的政策有所阻碍。基于国教之外还有其他教派的现实，议会采取了即便不消灭，也要使之不能正常运作的政策。结果此举促成了非国教教派迅速结成政治势力。而这股政治力量的首要目标便是宗教自由，它在1688年的革命中实现了这一目标；此外议会还要废除国教的特殊地位。这个目标是要等到十九世纪，工商中产阶级成为政治力量的核心的时候，才得以实现。那个时候人们才最终享有了一定程度的宗教自由。而谈到非国教教派对于英格兰的政治思想有何种影响时，评价是很难给出的。它们继承了清教徒的严厉、固执和狭隘。但它们对于知识的探讨精神是令人钦佩的。如果它们的组织具有广泛性并获得支持的话，就能有效地为宗教事业服务了。但是，非国教教派那些教义并不具备广泛的群众基础，也不会被议会接受；长老派的理性主义、独立派的叛逆，再洗礼派的宗教狂热，从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英国社会中一直流行的各种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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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如何，“克拉伦登法典”远离了这些思潮，使建立全国统一教会的希望化为泡影。国教不知不觉地接受了它是一个教派而不是全国统一教会的领袖地位。国教是“伟大”、“官方”、“正统”的，可无论如何它也仅仅是一个教派。它的四周还有各种非正统教派。为国王查理二世保驾护航的“全国性大会”（即议会）完全可以做出让步，让信奉新教的大多数英格兰基督徒团结起来。但“保皇派议会”却接受了教会分裂的事实，并为自己获得了超然地位而沾沾自喜。他们根据自己的利益建立起来的不是一个民族国家，而仅仅是一个党派。为上帝和国王征战过的那些乡绅和领主们，也应该有自己的教会和主教，就像他们拥有自己的民兵和治安委员会那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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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62年的“克拉伦登法典”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他本人的思想。他希望在王权复辟的鼓舞下，实现国家在政治和宗教方面的统一。查理二世也不希望分裂，他本人对各派别的态度从业已从冷漠转变为宽容。当然，他的这种态度转变并非仅仅是出于宗教原因，如果某个乡绅要信奉宗教的话，那么他选择信仰罗马天主教最能使查理满意。可是，问题来了，难道英格兰国教圣公会不是其王位的重要基础么？国王希望一切宗教狂热都能冷却下来。为什么要为彼岸世界而影响当下呢？至于那些令人产生怀疑的教义，何必去迫害它们呢？腓特烈大帝曾说过：“每个普鲁士人都以自己的方式进入天国。”查理二世也有这种思想，比腓特烈大帝还要早一些，不过他让自己的想法惹出不必要的麻烦。国王尽量采取了容忍政策，他在“全国大会”召开期间，对教友派的代表说：“作为你们国王，我向你们保证，只要你们和平地生活下去，你们就不会因自己的观点和宗教信仰而遭到迫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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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派议会”坚决地纠正了国王的宽容政策。1661年颁布的《市政机关法》，要求每个担任公职的人否认《神圣盟约》，宣誓顺从大局，根据英格兰国教的仪式要求做礼拜。这首先就排斥了许多长老派教徒，接着排斥了共和派，最后连天主教徒和一切非正统派别的教徒都排除在外。这个法案目标明确，只有站在国王这边的英国圣公会的教徒才有资格担任公职，而这些职务又同下院选举有着紧密关系。1662年颁布的《一致法》强迫所有牧师接收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祈祷书》，该书在原来的基础上做了修改。《一致法》要求教士们全部真心拥护《祈祷书》中的内容，并迫使他们和大中学里的老师都奉行英格兰教会的法定仪式。但总数为两千人的、占所有教士比重五分之一的牧师，并不打算服从，因此他们被剥夺了薪俸。此外还有一些更加严厉的措施。1664年又颁布了《非法宗教集会法》，禁止被免职的教士在他们的教区传教。1665年制定了《五里法》，禁止这些被免职的牧师走进“他们传教或生活过的任何城镇、自治市、教区等一切地方”的五英里范围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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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皇派尽管他们在战场上未尝胜绩，对于王权的复辟也没有任何贡献，但却借助《克拉伦登法典》获得了全面的胜利。这个法典的存在，影响了今日英格兰的宗教派别，也加强了建立党派的基础。掌握了政权的保皇派试图将所有支持者联合起来，剩下的人也本能地抱团取暖，其中包括此前不久还在统治英格兰并让其他人恐惧的那些势力。现在伯明翰市所在之地有许多小村庄都距离任何“城镇、自治市”五英里以上。因此英格兰中部那些非国教教派便以此为中心，至今此处仍享有盛誉。英格兰并没有因王权的复辟而统一起来，相反却被割裂为两个英格兰，双方各自的背景、利益、文化和观点天差地别，当然其中也不乏一些相似之处。麦考莱写道：“有一条明显的界限，把有时称为朝廷派的官员，他们的朋友、随从同那些乡村派的人分割出来。”后人的论述也证实了他的观点。受到官方庇佑或希望获得庇佑的人，自然同那些生活在乡村的人有着不同的利益。除此之外，另一条裂痕也在不断扩大。政治上，保守派和激进派分为两大阵营，直到今日，对立双方依旧存在。两大政党队里斗争的情形已经出现，不久得名“托利党”和“辉格党”。这两个政党今后左右了英国的命运，一直到英帝国的辉煌在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化为灰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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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查理二世并非这些矛盾的始作俑者，他本人一直倡导宽容政策。1663年5月，他曾尝试将《一致法》的法律效力暂停三个月，但是主教和议员们阻止了他的想法。12月的时候，国王签署了第一份《免罪令》，行使国王神圣的赦免权，使得那些不信奉国教的人，免于宗教的强制和免于遵守那些命令人民发誓的法律。可是下议院没有意识到他们所从事的事情的后果。反而跳出来反对“利用法律制造教会分裂”的阴谋。1672年3月，国王顶住压力发表了第二份《免罪令》，试图停止对各阶级不信奉国教者实行各种宗教刑罚。可下议院阻挠说：“只有议会以法案的形式通过后，宗教刑罚才能暂停执行。”除了警告国王外，下议员还威胁要暂停拨款。查理二世恐惧克伦威尔式的反抗，因此做出了君主立宪下国王不得不做出的妥协。那些议会中的党派人士应该认识到，在这个关键的形势下，国王的仁慈主张是顺应时代潮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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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国王也需要为自己颁布一道赦免令，因宫廷生活的荒淫无度。他有两个人尽皆知的情人，一个是芭芭拉·维利尔斯，她被封为卡斯尔梅恩女伯爵，另一个叫路易斯·德凯罗埃莱，被英国人蔑称为“卡维尔老鸨”，她也被国王封为朴次茅斯女公爵。这两个女人伴随着国王，并插手国家的外交。查理二世同葡萄牙公主、布拉干萨的凯瑟琳结婚后，未改放荡的本性。公主带来了数量可观的嫁妆，包括八十万英镑的现款，还有丹吉尔和孟买这两个海军基地。国王对妻子的态度恶劣至极，竟然迫使她接收芭芭拉成为宫廷女官。这将优雅、虔诚的公主气得当场昏迷，被人抬出了宫廷。后来，国王又把美艳温柔，被人们怒骂为“新教徒婊子”的内尔·温格接入皇宫。她从此远离民间的消息让人们倍感欣慰，这些仅仅是荒淫无度的宫廷生活的冰山一角，玷污了王位的神圣。假如在亚洲国家的宫廷里，这些龌龊早就淹没在嫔妃们的宫墙之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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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查理二世的荒淫无度在道德上产生了广泛的不良影响，清教徒式的专制瓦解后，人民落得轻松快活，于是饱暖思淫欲。共和国时期，清教徒管理国家，通奸者被处以极刑，查理二世的荒淫彻底亵渎了纯洁的贞操。不过可以肯定的是，全国每个阶层都拥护这种松散的统治，而不喜欢圣人的清规戒律。英格兰人渴望成为上帝的选民，但是他们心中的上帝不是清教徒眼中的那个上帝，清教徒曾经被人力捧上天，现在又狠狠地摔下来，这自然让老百姓们开心。政体斗争和内战的威胁，以及清教大一统的局面彻底被击碎，一切都萎缩，然而人们却落得一身轻松。国王发现，他身边的新贵们比富有斗争精神的保皇派，凶狠的圆颅党要软弱许多，而后两者已经渐渐退出了人们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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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阵身体的紧绷必然伴随着筋疲力尽，安逸享乐，这不过是一段插曲。英格兰民族也经受住了这种考验，在查理二世的宫廷中，此时出现了一位年轻人，此人是皇家禁卫军的旗官，也是国王的网球搭档，也是被卡斯尔梅恩女伯爵魅力捕获的不谙世事的人，最后一点让国王多少有些心怀不满。后来，这个年轻人接过了克伦威尔的宝剑，在广阔天地有了一番作为，但他打击的只是不列颠自由和繁荣的敌人。这个年轻人名叫温斯顿·丘吉尔，是一名来自多塞特郡的乡绅，此人追随保皇党军队作战，负伤后被圆颅党没收了财产。国王没有能力维护他忠诚的追随者。国王曾经劝说克拉伦登将温斯顿爵士纳入议会的重要议员委员会，但无果而终。后来他把温斯顿的儿子安排在身边听候差遣，还为他的女儿在约克公爵夫人那里谋了个差事。兄妹二人把握住了机遇。约翰·丘吉尔当上了禁卫军军官。他的妹妹则成为了约克公爵的情人，为他生了儿子，这个儿子叫詹姆斯·菲茨詹姆斯，即闻名于世的勇士贝里克公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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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掌握枢密院大权的是克拉伦登和来后受封沙夫茨伯里伯爵的阿什利。这二人的性格截然相反，但是都很有才华和能力。沙夫茨伯里十八岁的时候就参加过“短期议会”的革命。他讲道：“我刚刚懂事的时候就意识到自己处于风暴中。”他效命于圆颅党的军队，同克伦威尔并肩战斗过，并且成为长老派的领袖，他也在王权复辟的过程中对蒙克施加过影响。尽管他的升迁颇经过了一些时日，但依旧年轻而信念坚定。他本人也比任何人都了解各派别的力量关系，这些派别曾经在蹂躏英格兰国土的内战后，暂时偃旗息鼓。他本人是已经消失了的统治力量最有力的代表。在无政府的混乱时期，他抵抗军队的暴行，可是他又比任何人都了解独立派的思想。因此他在枢密院中极力推行宗教宽容，这也是对国王最有力的支持。他始终警惕着暂时归田卸甲的铁甲军反扑，知道他们身处何处，必要时应如何对付他们。他还时刻留意伦敦的动态，因为他深知伦敦的影响至关重要。在国王查理二世的统治下，他和伦敦一直相互支持。他对“保皇派议会”也极为不满，但同国王一样，都无力对抗议会多数派的坚强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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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拉伦登在查理二世统治的最初七年里，一直担任着首席大臣的职务。他以极高的政治智慧同国王的放荡生活、国王情人们的阴谋活动、短缺的财政和下议员的残酷政策，做着最彻底的斗争。同时他还必须提防国王的宠臣亨利·贝内特。这位野心家被任命为国务大臣，受封阿林顿伯爵。在查理二世统治时期内，阿林顿伯爵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有时甚至起到极大的负作用。与他同一时代的伯内特主教曾评价他“傲慢自大，善于揣度国王的心理，并加以利用”。克拉伦登的女儿与约克公爵喜结连理，虽然期间经历并不一帆风顺。首席大臣此时又成为国王弟弟的岳父，他的外孙也许有机会继承王位，这招致了贵族们的妒忌。获得王室联姻后的首席大臣，其地位已经无人能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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葡萄牙公主带来的嫁妆中所包含的丹吉尔，此时已经完全被英格兰所控制，英格兰政府便将注意力转向了地中海和东方。由于财政收入掣肘，英国在摩尔人面前，必须厉行节约以守住丹吉尔，同时维护地中海的贸易不受海盗的侵扰。克伦威尔占领敦刻尔克之后，国库要每年为此支付十二万英镑，这个数目正好是国家当年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克伦威尔试图在整个欧洲大陆推进新教运动，而敦刻尔克正是这场运动的前哨。此时托利党的注意力早已经从欧洲转向了大洋彼岸的“贸易和种植园”。因此，克拉伦登建议国王，将敦刻尔克以四十万英镑的价格转卖给法国，尽管这笔交易对英国很是划算，但国王还是招致了强烈的责难。人们指责克拉伦登接收了重金的贿赂，将他建在伦敦的府邸讽刺为“敦刻尔克公馆”。这些毁谤是不公平的，而它带来的影响却一时无法消除。后来敦刻尔克为法国的海盗提供了便利，这使得克拉伦登彻底名誉扫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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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格兰同荷兰在贸易与捕鱼业上的竞争已经白热化，被克伦威尔击败的荷兰人此时已经具备卷土重来的能力。东印度群岛的货物源源不断地运往阿姆斯特丹，西印度群岛的货物则在弗利辛根上岸。荷兰的多德雷赫特和鹿特丹则成为了英格兰和苏格兰商品流向欧洲大陆的中转站。苏格兰沿海的捕鱼业也为荷兰带了大量税收。东印度公司也为荷兰在东方大肆敛财。葡萄牙驻孟买的总督，拒绝将凯瑟琳公主的嫁妆转交给英格兰，因此英格兰在印度没有合适的落脚点。在此期间，荷兰的声势浩大的舰队满载货物的绕过好望角。荷兰人在非洲西海岸发展了自己的势力，不断扩张殖民和贸易。他们还在新英格兰也分了一杯羹，步步紧逼地在哈德逊河畔开辟了一块殖民地。商人不断游说英国的议会，查理二世心中点燃了爱国的激情，而此时的约克公爵也希望可以在海上战斗中立下军功。因此，议会拨出了二百五十万英镑的巨款。一支由一百多艘军舰组成的英国舰队建立了起来，上面还配置了新式的火炮。在国王的领导下，从前的保皇派军官与铁甲军军官暂时放下前嫌。而鲁珀特和蒙克各自指挥一支先遣队。1664年，英国和荷兰率先在非洲西海岸开战，第二年，战火绵延至英国的领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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