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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的情感和文化生活也经历了重大变革。美国独立战争迫使英国人自力更生，民众开始自我反省，发现了自身精神中暴露出的自满情绪和异常心理。约翰·韦斯利领导的宗教复兴运动打破了理性时代坚硬的外壳。卫理公会教派掀起的热潮，及其肩负的为下层贫苦大众抗争的使命，加速了十八世纪的社会变革。长期支持辉格党的不奉国教者增加了财富，扩大了影响力，再次向英国国教的宗教垄断地位发动攻击。虽然他们被议会拒之门外，也没有选举权，但他们拥有睿智敏捷的头脑，形成了一支聪慧无比、广受信任并心存不满的队伍。总之，以上就是威廉·皮特在二十四岁担任英国首相时所面临的动荡局势和棘手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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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皮特送上权力宝座的那场选举算得上是十八世纪里计划得最周密的一次。有人认为，是群众反对乔治三世个人政府的巨大浪潮把皮特推上了台。事实上，是乔治本人求助于皮特，整个选举机制也是由以财政部长、幕后人物约翰·罗宾逊为首的国王代理人制定，并交给这位年轻的政客支配。1783年12月，罗宾逊和皮特在一所位于莱斯特广场的房子里见面并商讨他们的计划，这所房子属于皮特的一个挚友亨利·邓达斯。罗宾逊针对选区的情况作了一个详尽的报告，并向皮特保证，他们一定能争取到下议院的多数席位。三天后，福克斯和诺斯被国王罢免，在接下来的选举中，威廉·皮特获得了多数席位，他将这一优势一直保持到下个世纪。事实证明，他们的计划是可行的，全国人民都接受了这个结果，认为这是国家得到的真正裁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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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能获得多数席位有赖于几个因素——他个人的追随者；乔治三世交由他支配的“王室势力”；独立的乡绅组织；因福克斯企图控制政治势力而与之疏远的东印度公司利益集团；以及由邓达斯率领的苏格兰议员。这是一支由普通民众组成的队伍，代表着广大人民的普遍意愿。皮特不想成为第二个诺斯勋爵，托利党之所以支持他，是因为他似乎在将国王从一个寡廉鲜耻的政府中解救出来。而辉格党人还在因为他拒绝进入诺斯政府，并且提倡改革议会制度而耿耿于怀。与他毫无关联的“老帮派”失败了，给国家抹了黑，财政也出现了危机。在他父亲名望光环的笼罩下，这个严肃老成、能言善辩、作风清廉、兢兢业业的年轻人，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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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皮特年纪已经不小了，但却没有什么知心朋友。不过有两个人将在他的一生中起到决定性的作用，那就是亨利·邓达斯和威廉·威尔伯福斯。邓达斯是一位脾气温和、平易近人的实利主义者，在他身上体现着十八世纪政界的风气。当时盛行收买官员、谋权夺利、暗箱操作和怀疑一切。邓达斯是个不可或缺的盟友，因为他不仅操控着苏格兰的选举活动，还拥有东印度公司的政治支持，而且，是他将议会的多数派团结在一起。至于皮特，虽然他自身作风清廉，但还是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十八世纪的政府机器以寻求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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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威尔伯福斯是皮特在剑桥时结交的朋友，也是得到他完全信赖的唯一一人。威尔伯福斯笃信宗教，怀有崇高的理想主义，因此成为了年轻首相良知的守护者。他属于质疑十八世纪自满心理的新一代。聚集在他身边的人被称为“圣人”，当然这一称呼并无恶意。他们在下议院中成立了一个结构紧密的团体，其主要的政治意图是废除奴隶贸易。他们利用新福音派教会或“低派教会”运动所激起的宗教热情展开活动。协调这两股对立势力的人就是查塔姆的儿子——威廉·皮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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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最杰出的雄辩家福克斯和伯克是皮特的政敌，他们一谈起改革这个宏伟的主题就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然而，皮特在邓达斯的帮助下，默默地、认真地改进了国家切实可行的政策。但他的追随者派系混杂，这限制了他的工作范围。大量的利益集团使他初期的希望破灭了，他没能立法禁止奴隶贸易。威尔伯福斯和他的“圣人们”遭到了布里斯托尔和利物浦商人的一贯反对。这些商人在政治上都是政府的拥护者，皮特也不愿与他们产生隔阂。皮特所做的努力还远远不够，这使得许多人开始质疑他改革的诚意：禁止奴隶贸易的任务只得推迟至福克斯再次上台。威尔伯福斯决不允许任何人质疑他的朋友，并始终相信皮特在议会做出的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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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在接下来的时间里需要有足够的耐心。他的支持者们固执己见，嫉妒心强，有时甚至难以控制。失去美洲殖民地后，改革爱尔兰政府势在必行，他们却对此百般阻挠。经过一场激烈的争辩后，皮特和邓达斯终于说服下议院通过了一项《印度法案》，要求成立一个管理委员会，这个管理委员会与福克斯之前提议的大致相同，只是成效欠佳。这个机构一直维持至六十年后发生印度叛乱。由于邓达斯迅速掌握了这个机构的管理权，他的政治地位因此大大提升。1785年4月，国王和议员们使皮特的另一个希望也破灭了——否决了他提出的议会改革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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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可以说，皮特从一开始就受到十八世纪政治机构的压制。他没能禁止奴隶贸易，没能解决爱尔兰问题，没能使议会更具国民代表性。在他上台后的这前几个月里，他唯一的成就是颁布了《印度法案》，但是这项法案增加了政治腐败的概率。他非常清楚地认识到了改革的必要性和合理性，但却总是向阻挠势力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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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做的最杰出的事情就是解决了当时最实际且最紧迫的问题，即整顿和重建国家的财政制度。他还开创了财政部决策明智、作风清廉的管理传统，这一传统保持至今。皮特政府的理念与经济和商业观念的变革不谋而合，1776年，亚当·斯密的《国富论》一经出版，便迅速在学者中引起了轰动。皮特深受这本著作的影响。第一大英帝国声名狼藉，几乎已经从世界版图上消失了。另一个大英帝国正在加拿大、印度、新西兰和澳大利亚逐渐崛起，库克刚刚绘制出了鲜为人知的澳洲大陆的航海图。但是，由于殖民地在贸易方面必须服从宗主国，与其他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受到全面限制，因此将帝国经济融合成一个紧密整体的构想被证明是极端有害的。如今，阐述自由贸易原则的时机已经成熟。亚当·斯密用笃定刻薄的文字抨击了重商主义理论，皮特对他的观点感到心悦诚服。皮特是第一个主张自由贸易的英国政治家，追随他的托利党人有一个时期也接受了这种观点。陈旧而又复杂的关税壁垒体系首次得到了系统的改进。总共有六十八种关税，而且许多物品必须交多种单独的累积税。一磅肉豆蔻应交九种不同的关税。在1784年和1785年，皮特对这种混乱的税收现象做出了一定调整，这次对关税的大规模整顿所带来的第一个显著成效就是大大减少了走私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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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的改革使税收稳定下来。我们现代能有“预算”这一概念，都是皮特的功劳。在他身边得力助手的帮助下，他改革了政府的收支制度。除此之外，他还设立了审计署，取消了财政部的许多闲职。当时国家财政的状况令人担忧，1783年末，议会为战争募集的四千万英镑不知去向，政府和内阁的信誉度极低。国家债台高累，债务高达两亿五千万英镑，是沃波尔执政时期的两倍多。皮特决定利用税收的盈余来减轻沉重的债务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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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6年，为了达到这一目标，他通过了一项法案。每年，他会挪出一百万英镑购买股票，得到的盈利将会用来偿还国债，这就是著名而又屡遭批判的偿债基金。只有当税收多余财政支出，年预算有结余时，这一方案才得以实施。当后来没有结余时，皮特不得不以高利息借钱来维持偿债基金。他之所以付出如此大的代价这样做，有其心理上的原因。国家财政状况的稳定与否是由偿债基金的数目来衡量的，他这样做就能给伦敦金融区制造一个稳定的印象。后来，贸易振兴起来，国家变得繁荣昌盛，在当时看来数目相当庞大的一千万英镑债务也在十年内得以还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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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政府将海关和税务局合并，并以现代模式改组了贸易部。然而皮特取得的最大成就可能是与法国签订了《伊登条约》，这是依据新经济原则签订的第一个自由贸易条约。威廉·伊登是皮特手下一名年轻有为的官员，他被派往巴黎与法国进行谈判，希望法国能降低对英国棉制品征收的关税，并承诺英方将以减少对法国葡萄酒和丝绸征收的关税为交换条件。这两种商品当然没有对任何英国商品造成威胁，但英国兰开夏郡棉制品的出口却损害了法国东北部纺织厂的利益，使深受其影响的法国实业家更加不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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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大陆上爆发的战争和革命使继续整顿改进的愿望破灭了。对于皮特来说，这是他个人的悲剧。他的天赋基本都表现在商业管理上，他最大的成就是对财政问题的论述。他精于数字，在过早的年纪就有了自己的想法并不断发展完善，但却像柯勒律治所说的那样，“没有大智若愚的迹象，不像是有多少出息的人”。他不擅长人际交往，自他上台后更是断绝了与其他人的联系。从1784年到1800年，他只在伦敦政界和他位于帕特尼的居所之间活动，生活圈子非常狭小。他对都市之外的民众生活一无所知，甚至对下议院的同僚和政治团体都敬而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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皮特充分意识到了十八世纪英国发生的经济变革，但却未察觉到国外政治动荡的迹象。他坚信不干涉主义，对法国专制政权的灭亡无动于衷，冷眼旁观他的两位主要政敌——福克斯和伯克在这个问题上的争吵。他关心的是其他事情。如果法国人选择揭竿而起，反抗他们的统治者，那是他们自己的事。如果他们想要效仿英国建立君主立宪制，那可能是件好事，但皮特对此也毫不关心。这位首相对辉格党反对派积极支持法国革命的运动置若罔闻，对伯克和其他人关于君主制和文明社会的原则受到法国革命威胁的警告不屑一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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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到1793年，在巴黎和法国各地发生了惊天动地的剧变，所有人都为之震惊。而英国政界却是一片平静，似乎处在真空之中，能目睹这一景象也算十分难得。发表预算演讲；大法官瑟洛因暗算皮特而被罢免，此事表明内阁议员们要相互忠诚，意见一致；抵制奴隶贸易运动——这些就是从伦敦传出的新闻。皮特决定避开即将发生的欧洲冲突。他确信，如果对法国革命置之不理，英国就不会卷入战争。他始终避免发表任何对民众的同情心具有煽动性或说服力的言论。反对派全副武装地讨伐落后的专制独裁统治，他对此却无动于衷。反对派担心奥地利和普鲁士君主会干涉并镇压法国革命。在福克斯的领导下，他们在战争中看到了摧毁皮特垄断政治势力的希望。但伯克的以下言论更接近于民众的普遍想法，他说：“对个人来说，自由的意义在于能做自己喜欢的事情，我们在冒险表示祝贺前应该弄清楚怎样才能使人们开心。”王室对身处困境的法国君主表示同情，如果势必要进行干涉，王室自然会拥护路易十六。皮特保持中立态度，他固执己见，在三年多动荡不安的时代里，始终坚持着这一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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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代 第十七章 美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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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独立战争已拉下帷幕，十三个殖民地也得以掌握自己的命运。他们在斗争中为了自己的原始政治组织付出了巨大代价。1777年，他们签署了《联邦条例》，建立起一个脆弱的中央政府，这个政府享有的职权只相当于美国人承认的英国王室的权力。他们的国会既无能力，又无机会在如此辽阔的土地上，在革命和战争留下的断壁残垣上构建一个有序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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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陆边境地区的小农场主是美国最强劲的一分子。是他们为军队提供了兵源，也是他们在大部分州改革了几种民主宪法。如今他们控制着立法机关，维护着本州的权利。在敌对状态结束之际，由结构不合理的国会所代表的联邦可能在战后种种问题的压力下，突然夭折或逐渐灭亡。美国社会由于巨大的利益冲突变得四分五裂，农民欠下城市居民巨额债务。国会发行过多货币，引发了通货膨胀。1780年前，一枚金元值四十元纸币。每个州都背负着沉重的债务，只得征收重税以偿还利息。各地穷困潦倒的小农纷纷变卖家产，但也出现了很多大发战争横财的人。在美国社会，借贷双方以及农民与商人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经济危机的不断加深引发了社会的骚乱与动荡，各地人民呼吁延长债务期限。马萨诸塞州的农民和退伍士兵担心失去抵押品的赎回权，纷纷起义造反。1786年秋天，丹尼尔·谢司上校带领一众全副武装的农民，企图对地方法院发起猛烈攻击。人们非常担心这样的暴乱会愈演愈烈。华盛顿和克伦威尔一样拥有巨额资产，他写道：“每个州都像一堆干柴，一个小小的火星就可能引起一场大火。对于社会动荡不安的局势，我感触颇深，无法用言语来表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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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止国内的问题亟须解决，和约中许多棘手的问题也还悬而未决。拖欠英国商人的债务需要偿还，对效忠派要给予补偿，还需撤走英国在加拿大边界设的贸易站，所有问题都刻不容缓。英国明令禁止美国船只往来，西班牙再次进驻佛罗里达州，并对美国将势力范围扩张至西南部提出抗议。美国与法国正式结盟，法国即将发生巨大变革的迹象已经显露出来。高瞻远瞩的人预感到又一场世界冲突正在逼近。美国各州深受内乱之苦，国家又尚未统一，似乎很容易成为野心勃勃的外国势力的囊中之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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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居民纷纷要求修改《联邦条例》，谢司领导的叛乱促进了这一要求的实现。1787年5月，从十二个州选出的代表在费城举行会议商讨此事。绝大多数人赞成建立强大的国家政府。在可能成为农民（或现在他们所说的农业民主派）领袖的人选中，弗吉尼亚州的帕特里克·亨利拒绝参加会议，而其中最伟大的一个人物——托马斯·杰弗逊则因出使巴黎而缺席。亚历山大·汉密尔顿是大会的主要人物之一，代表着纽约强大的商业利益集团。这个英俊睿智的男人是西印度群岛一个商人的私生子，战争期间他从华盛顿众多手下中脱颖而出。他已进入纽约的上层社会，婚姻幸福美满。他断定，其凭借自身实力进入的领导阶级应继续处于领导地位，如今，他成为了那些要求建立强大中央政府和限制各州势力的人所认可的领袖。由欧洲面临的危机和民主制度遭遇的威胁而引发的担忧促使这些人行动起来，大会上的争论也进行得如火如荼。大多数代表都支持建立联邦政府，但提出的方法和细节却饱受质疑。在讨论过程中出现了许多分歧。较小的州迫切要求在十三个州的联邦中保持平等的地位，并且强烈反对仅仅依据人口数量确定在联邦政府所占席位的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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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表们都来自建立已久的大西洋沿岸城市，但他们不安地意识到，他们的势力和影响力很快会受到人口不断增加的西部地区的威胁。在遥远的俄亥俄河和阿勒格尼山脉，那里地域广阔。大会已经规定，只要其中任何一个地区的自由居民达到六万人，就允许将这片土地划入联邦的领土，与十三个州享有同等地位。那里的人口早就开始增加了，因此他们获得权利只是时间问题。那么，在著名的十三个州将会发生什么呢？是它们赶走了英国殖民者，它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自己比那些生活在偏远又不安定地区的人更了解联邦的政治和真正的利益所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古弗尼尔·莫里斯（他这个与众不同的基督教徒的名字取自他的母亲）说道：“培养政治才能的合适场所是人口密集的地方，而不是偏僻蛮荒之地。如果西部地区的人民掌握了势力，他们就会摧毁大西洋沿岸的利益集团。”这两个观点都是正确的。大西洋沿岸地区拥有财富和经验，但那些新开辟的地区有充分的理由加入联邦，而且大陆会议的代表们信守承诺，没有阻止他们这样做。但是，总有一天这些地区之间会发生冲突，势力和前途都属于西部，出于对未来的担忧和恐惧，大会开始着手制定美利坚合众国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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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宪法简明扼要地规定了新中央政府的权力，确立总统为最高行政长官。总统由各州立法机关推举的选民间接选举产生，任期四年，有否决国会法案的权利，但可能遭到弹劾。总统是军队和政府的最高领导人，只对人民负责，完全不从属于立法机构。众议院以人口为基础每两年选举一次。这种对民主原则的让步由于参议院的设立而有所缓和。参议院由州议会每六年选举一次，旨在制止众议院任何具有煽动性的行为，维护有产阶级的利益不受依据人口原则选举的众议院的侵犯。它与总统共享任命权和立约权，以限制这个有力的机构。位于宪法这座大厦顶端的是最高法院，法官在得到参议院批准的前提下，由总统任命，终身任职。最高法院的任务是进行司法审查，即对国会法案和州议会法案执行强制监督，以确保颁布的法案与宪法保持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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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1787年9月在费城策划的联邦统治机器。国家政权已经建立起来，在其职责范围内享有最高权力。但它的职责范围受到严格限制，而且很快又受到了更严格的限制。宪法中没有授予联邦政府的权利全都下放到各州。这样就不会再出现国王乔治三世的大臣们在威斯敏斯特企图行使的那种中央“集权”了。这个经历种种磨难才得以建立的新国家从此依靠这一闻所未闻的东西——成文宪法，变得日益强大。乍一看，这部具有权威性的文件同英国不成文宪法的传统与先例形成了鲜明对比。然而美国宪法实际上并未反映出任何新的理论。它并不是建立在法国哲学家所写的，并将在欧洲引起轰动的煽动性作品上，而是以古老的英国传统原则为基础，重新加以阐述，以满足美国的迫切需要。美国宪法重申了几百年来英语国家人民好不容易确立的原则，它将英国长期存在的正义与自由观念奉为真理，这些观念从此被当作是位于大西洋彼岸的美国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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