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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决裂发生之前，汉密尔顿提交了《关于制造业的报告》，这份报告将成为未来美国贸易保护主义论的基础。为了鼓励本国工业的发展，政府将实行保护性的关税和补贴政策。出现在新世界中的工业社会的繁荣景象呈现在美国人民眼前，正如在英国迅速发展的工业社会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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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华盛顿再次当选为总统，联邦政府表面上的团结又维持了数月。然而杰弗逊和汉密尔顿之间的冲突已经不仅限于经济方面了。完全对立的政治观点使他们的分歧越来越大。对于人性，他们持有根本对立的看法。成功的金融家汉密尔顿坚信人是由感情和利益所引导的，人类的动机如果不严格加以控制，就是邪恶的。他曾说过：“人类！人类是大野兽！”他反对少数服从多数原则和依据人数确定统治阶级的做法。他认为必须建立强大的中央政府和有实权的统治阶级，在实业统治阶级支持的联邦体系中，他看到了美国的未来和希望。正在蓬勃发展的英国社会是新世界的理想，汉密尔顿希望通过自己在财政部所做的努力，也能够在大西洋彼岸建立这样的社会。他代表了美国发展的一个方面，即代表了自力更生且大获成功的商界。商界不相信普通人的集体主义，不相信汉密尔顿所说的“集体的智慧”。但是在这种物质成就的信条中，根本找不到推动美国人民前进的政治理想主义的踪影。伍德罗·威尔逊总统带着明显的偏见对汉密尔顿作了一番评价：“他是一个伟人，但不是伟大的美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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托马斯·杰弗逊是在完全不同的形势下脱颖而出的，提倡一种对立的政治观点。他来自边境地区弗吉尼亚州，那里有着严格的个人主义和对全人类的信仰，是反抗英国统治阶级实行中央集权的核心地区。杰弗逊是《独立宣言》的主要撰写者，也是美国独立战争中农业民主派的领导人。他知识渊博，对科学有着浓厚的兴趣，而且还是一位极具天赋的业余建筑师。他那典雅的住宅“蒙蒂塞洛”就是依据他自己的设计而建的。他与英国和欧洲政治哲学界盛行的左翼分子有着联系，而且像被称为重农学派的法国经济学家一样，他主张建立自耕农社会。他畏惧工业无产阶级，正如他不喜欢贵族统治一样。工业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他感到不知所措。他鄙视和不信任银行、关税、控制信贷的一整套制度以及汉密尔顿巧妙引进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他认为联邦政府的中央集权制度会对个人自由构成威胁。他不情愿地从巴黎回国，投身到新体系之中。时间的流逝和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压力使他对工业主义的看法有了改观，但他内心始终坚信，只有在自耕农中才有可能建立民主政府。他并不认为美国最终会成为世界上最伟大的工业民主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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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说：“欧洲的政治经济学家提出了一条原则，即每个国家都应该努力发展工业。我们要把这条原则像其他原则一样运用于美国……可是我们拥有广阔的国土，这吸引着人们发展畜牧业。那么是应该让所有的公民发展畜牧业，还是应该让一半的人放弃从事畜牧业，转而为另一半人生产工业品和手工业品呢？……种植者道德的沦丧是在任何时期、任何国家都不曾出现过的。这是一部分人的标志，他们不像牧民那样尊天重地，依靠自己的土地和产业维生计，而是靠买主的损失和冲动谋生。这种依靠关系导致了阿谀奉承和唯利是图，遏制了良好美德的传承，并且为各种野心提供了工具……既然我们有土地耕作放牧，那就别希望我们的公民整天坐在工作台或摇动手工纺纱杆前……由于制造业的普遍发展，我们的工作坊可以继续留在欧洲。把食品和物质运给那边的工人胜过为他们带来消费食品和物质，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的习惯和原则……大城市的暴民非常支持纯粹的政府，他们所起的作用就像伤口对人体健康所带来的影响一样。是人们的习惯和精神使共和国得以保持活力，而习惯和精神倘若退化，就好比溃疡一样，会迅速吞噬国家法律和宪法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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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逊始终坚持弗吉尼亚人的社会观，那是一种很简单的社会观，没有受到工业主义复杂性、危险性和挑战性的影响。在法国，他看见了或自以为看见了自己政治观念的实现：陈腐的贵族阶级被推翻了，农民通过革命维护了自己的权利。另一方面，汉密尔顿将小皮特统治下的英国看作是他美国梦想的体现。英法战争的爆发将使汉密尔顿和杰弗逊之间的根本对立和冲突变得更加尖锐，并预示着美国两大政党——联邦党和共和党的诞生。这两个政党都将分裂，遭遇失败并改换名称，如今的共和党和民主党就是由它们演变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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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代 第十八章 法国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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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震撼整个法国的巨大动荡与世界上发生过的革命完全不同。十七世纪，英国经历了一场王室与人民之间激烈的权力转移。但当时国家的基本制度毫发未损，即使受了些许影响也至少很快便恢复了。在普选权方面，英国的人民主权论的传播范围也没有扩大。英国民众的自由得到了很好的理解，并往往能得到承认。他不会要求平等。这也不会让人觉得是件非常不公的事情，因为将各个阶层混杂在一起，或使一个阶层转变为另一个阶层，即使是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但至少是有可能并且经常会实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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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在革命中宣布了更广泛的人权。大西洋彼岸，自由闪耀着夺目的光辉，并且最终将对世界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但是到了十八世纪末，人们并未预见到美国的辉煌前途，就连它本国的政治家也没能预见到。在欧洲，追求自由、平等与民主的动力必须来源于其他地方，它来源于法国。英国革命完全是一场国内革命，美国革命大体上也是如此。但是法国革命将从巴黎蔓延至整个大陆。它引起了一场战争，这场战争的余音直到十九世纪及其后的年代里还在久久回响。在1917年布尔什维克扭转局势之前，每一次民众运动和国家运动，都会利用1789年在凡尔赛提出的原则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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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经常说，路易十六统治下的法国是最受压迫的国家。法国当时国力雄厚，许多人都非常富裕，那么为什么会爆发革命呢？关于这一问题人们已经作了许多论述，但有一个事实十分清楚。那就是法国的政治机器绝没有体现人民的意志。它与时代不符，也没有与时俱进。路易十六创建了这个政治机器的形式和结构，在他的控制下，它几乎一直工作到最后一刻。他的继承者们掌握了他所有的权力，但没有继承到他的才能。他们既不会操作这个机器，又不会改造它。同时，法国迅速壮大的中产阶级开始寻求没有得到的那份势力。他们认为自己在统治形式的问题上应该有发言权。在这个政治情绪得不到宣泄的国度，一场动乱席卷了整个国家。战争的爆发是不可避免的，所有善于思考的人都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一位英国官员在巴黎报告称，法国人民已经“被灌输了一种对从未发生过的国事展开激烈讨论的思想”。有时，法国人普遍的失望情绪必然要寻求一种方式来宣泄。他们需要的只是一个点燃的火星，法国政府已经无可救药的财政制度就是这样一个火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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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政府早就已经破产了，在长达三十年的战争中，路易十六已经掏空了国库，1715年他去世的时候，法国的公债是年收入的十六倍多。法国无法摆脱如此沉重的财政压力。许多人曾试图使法国变得有偿付能力，但都没有成功。这个过程困难重重。有一大部分法国人基本上不交税，包括那些即使不是最有权势的，但也是最杰出的公民。其中贵族大约有四十万人。他们之所以能享有特权，可能是由于他们以前作为地主和军事将领，曾经为国家做出过贡献，但现在这些都不能得到承认了。英国的贵族阶级在十五世纪的内战中已经被自己灭亡。法国的历史更糟，法国君主长期受到强大、好战且野心勃勃的贵族阶级的攻击和反抗，这些都对他造成了实实在在的威胁。历代的法国国王及其大臣被迫采取的政策后来都被证明是有害的。如果允许贵族在各自的土地上生活，他们会奋起反抗，但如果让他们生活在宫廷中，那就可以监视他们了。慵懒和奢侈是有效的麻醉剂。凡尔赛能提供这两样，大多以牺牲受害者的利益为条件，因此大部分贵族被迫或被说服到凡尔赛居住。金碧辉煌的宫殿里，曾一度容纳了二十万人，他们在那里消磨时光，挥金如土，他们需要的最强大的武器不过是决斗用的剑。因此，外居地主阶级诞生了，他们无权干涉政治，远离自己的土地，不受佃农的爱戴，对土地和国家都毫无贡献，从不由他们管理的土地上获得大量的免税利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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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士也享有相当大的特权。教会拥有法国约五分之一的土地，许多宝贵的建筑都坐落在它的领地上。从这些土地中，教会当局每年能获取大概四千五百万英镑的收入。加上什一税，他们的收入就更多了。然而三代以来，大约十四万教士、修士和修女从未交任何财产税。他们这种神圣而不可侵犯的权利和其占有的财富一样不公平。大多数民众都是虔诚的，无私的，正直的，而一些贪图政治权力，庸俗而又玩世不恭的高级教士，削弱并损害了基督教会的尊严和影响力。法国的天主教会对无政府主义和无神论毫无抵抗之力，这两种思潮在法国这个最具文明的欧洲国家风靡一时，掀起一股狂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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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沉重的财政负担压在了农民身上，我们不应该对他们的窘境夸大其词。从十八世纪初开始，他们一直在购地，到革命爆发前夕，他们拥有了法国三分之一的土地，可这场革命将破坏欧洲的稳定局面，使人民卷入殊死的斗争中。然而，他们的境遇非常不公。“农民”的土地所征收的税是“贵族”土地的近五倍。只有农民要交最可恶的人头税，每一百利弗尔的收入要上交五十三利弗尔，政府被迫实行的包税制对他们来说更是雪上加霜。还有大量的间接税使农民苦不堪言。1788年的冬天，形势变得尤为严峻，许多人都饿死了。然而很多人说，革命不是由饥饿的人民发起的。农民的境遇有了改善，可能比一百年前还要稍稍好一点。他们绝大多数都对政治不感兴趣，只渴望从残酷的地主和已经过时的赋税中获取自由。革命的动力来源于其他地方。贵族已经失去了势力，丧失了自信，教士之间发生了分歧，军队失去了信任，国王和宫廷没有了统治的意愿和能力。只有资产阶级渴望获得权力，并有决心和自信能够得到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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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资产阶级没有如今的资产阶级那么民主，他们出于某些原因不信任民众，但准备煽动和利用他们去对付“拥有特权的”贵族阶级，如果有必要的话，他们还会为了获得属于自己的地位而反对君主制本身。卢梭在他著名的《社会契约论》和其他文章中曾宣扬过平等。每个人，无论他有多卑贱，生来就有权管理国家事务。这个原则长期受到所有民主派的承认，但卢梭是第一个用广泛而尖锐的语言阐述这一原则的人。伏尔泰和一批为狄德罗的《百科全书》作过贡献的学者、评论家一直对传统的宗教观念和社会观念持怀疑态度。这些《百科全书》编撰者的主要目的是坚持理性原则和单纯的求知欲。在旧政权狭窄的政治世界里，这些观点就好比强效的发酵剂。在路易十六的统治下，没有人知道这些观点能够引导中产阶级在追求权力的道路上走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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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幸的是，在十八世纪的法国，要想获得或者发现权力的基础并不容易。国家由许多政府官员管理，有些人是政府支付工资，有些人靠自己的职位谋利，还有的人是私人聘请的。这个制度早已在腐朽低效的政府里濒临瓦解，到处都是成堆的文件，办事程序复杂。一位法国历史学家在法国大革命爆发不久后，叙述了教堂屋顶上的一块破瓦是如何花了四十年的时间才得以修补的。压制和激怒民众的不是独裁统治，而是混乱的局面。法国革命爆发前夕，一位大臣报告国王说，这个国家已经“无法统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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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改善这一代价巨大的混乱局势，政府作了许多努力，甚至筹集资金以应对这种局势。在路易十五长期的统治时代里，公债大大减少了。1774年路易十六登上王位，对国家的前途怀着美好的憧憬，他任命能力出众且诚实正直的杜尔哥为财政总监。杜尔哥的计划很简单，如果允许这些计划付诸实践的话，可能会起到很好的作用。他建议通过严格减少政府和宫廷的开支来应对国家的财政赤字。强制农民义务修路的制度将被废止，挂名的闲职和地方关税也将取消。对行会的压制和促进国内玉米自由贸易措施的实施，将促使企业迅速发展，社会财富大大增加。但是玉米的贸易自由化导致了投机活动，面包价格的激增和暴动。贵族因杜尔哥对其特权的抨击而心存怨怼。在女王玛丽·安托瓦内特的领导下，宫廷势力谴责杜尔哥是改革派，四年后他便被解雇了。他所有的改革措施几乎都荡然无存，这些措施显然是很有必要的，民众们也知道这些显然是他们的新国王没有能力去实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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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尔哥于1778年离职，同年，法国与正深陷战争的美洲殖民地结盟。他的离职并未产生任何影响。法国需要更多的资金用于英法战争，国家赤字达到了五亿利弗尔，大约相当于两千五百万英镑。即使在那个年代，这也不是一个惊人的数目。建立合理的税收体系就能解决这个问题，可是在凡尔赛哪有合理可言呢？路易十六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任命一位瑞士的新教徒内克尔为“财政总长”。内克尔吸取了杜尔哥的教训，意识到不能损害贵族阶级的特权。因此他将主要精力放在了改革监狱和医院上，废除了对嫌犯严刑逼供的制度。除此之外他还做了很多努力，例如建立地方议会执行当地政府的职权，增强当地政府的活力。但这些地方议会因不切实际的新观点和对中央政府的盲目憎恨而受到了阻碍。它们在喧嚣中渐渐消失，只有少数得以保留下来。遭遇了挫败和沮丧，内克尔于1781年5月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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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激励了法国群众，使他们对自由有了新的追求。如果美国都能获得自由，为什么法国不能呢？由拉斐特率领的法国志愿军和罗尚博率领的王室军队在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什么旧政权要抹杀法国的自豪感和活力呢？然而，法国依旧是宫廷挥霍无度，政府混乱无序，国库空空如也。路易十六失去了杜尔哥和内克尔的帮助，又没有统治才能，终日只知道狩猎、造钟和享用美食，除了靠借债勉强维持之外，别无他法。到了1785年，政府已经一贫如洗。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名人会议”收到了对所有财产征税以及取消财政特权的要求。这些要求遭到了大会的拒绝。名人们拒绝交税，直到他们明白了这场灾难的根源才同意交税。教士对此也持反对态度。政府即将面临垮台，巴黎处在一片暴乱之中。女王和首相的雕像被烧毁。政府要想得到贷款，就必须答应召集议会。路易在这场暴乱面前屈服了。1788年，内克尔在拥护声中重返职位。他面临着亟待解决的财政困境，召开了议会。一位英国议员当时访问了法国，他预言道：“如此动荡激烈的局面是很难平息的……整个王国爆发革命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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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历史上，每次遇到重大危机就会召集议会来引导国家和支持国王。可现在已经有一百七十五年没有召集议会了。议会职能的运行并没有惯例来进行指导，对于它可能取得的成就及其权力范围，人们都只能去推测。国王的大臣们没有制定出指导方针。聚集在凡尔赛的代表有许多决策机会，他们的决策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愚蠢的。他们会改革并振兴法国，也会通过派系的权力之争使国家陷入混战之中。因此，在三年内，议会及其继任者发动了一场浩浩荡荡的革命，并在欧洲挑起了大规模的冲突。但在1789年5月5日的那个春日，人们无法预知政治热情将促使人民走多快，走多远。法国古老的代表机构完全有可能与君主制达成一致，君主制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连一个疯子都不会想要去推翻的。人们希望，各个机构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相互扶持，法国能迅速在不断增加的立宪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当代表们5月4日到巴黎圣母院做礼拜时，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工作会导致近代欧洲第一个残暴的专制独裁制度的建立，这个制度将无可非议地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无能将为欧洲继恺撒之后又一位伟人的统治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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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最广泛选举权的五百万选民选出了一千五百名代表，如此广泛的选举权是欧洲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教士和贵族单独进行选举。第三阶层在议会中占有一般席位，包括地主、商人、律师、医生、政府官员和其他行业的成员。他们满怀怨言地来到凡尔赛，其情绪能够用英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加以概括：在给国王拨款之前，必须改善不公平的境遇。他们代表着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的财产，所受的教育和自身的天赋使他们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因此他们要求得到发言权。他们是启蒙运动的尊崇者，其中一些人读过伏尔泰、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作品。他们熟知自由平等的理论，如今在他们的活动范围内，他们决心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少数人从大西洋彼岸实行的民主制度中得到了启发。他们不仅想要获得发言权，还要在长期将他们拒之门外的政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三阶层的观点得到了许多较低级教士和少数开明贵族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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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议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投票。第三阶层立刻想到，如果三个议院一起投票，主张改革的议员就会占到多数。但宫廷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引发的危险。通过迫使三个议院分开投票，挑拨两个享有特权的议院与第三议院发生分歧，这样宫廷就能保留实力了。路易十六在苛刻的王后的催促下采取了行动。他召集军队，封锁了国会的大门，禁止第三议院入内，并威胁要解散议会。这些行动使法国革命出现了第一次转折点。第三议院毫不畏惧，他们早已更换了名称，并自称为国民议会。由于被国会拒之门外，他们便撤退到了附近的一个网球场，6月20日，他们在那里立下了著名的誓言：决不停止活动，“只要条件允许就继续召开会议，直到制定并巩固国家宪法”。于是，国民代表大会便诞生了，并很快得到了贵族和教士的支持。自此，其他两个议院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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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危机中，国王犹豫不决。他本想以武力镇压，但又不想发生流血事件。他的优柔寡断一方面是因为他生性慵懒，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善良的一面。他严厉地训诫了代表们，但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议长坚定地告诉他：“没有人能对国民议会下达命令。”路易作出了让步，而且这并不是最后一次。一位英国人对此事发表了评论，恰当地表达了全世界人民的观点。他就是奥瑟·扬，一个农民和研究农业的学者，当时正在法国旅游。它是这样评论议会的：“他们已经立刻变成了查理一世时代的长期议会。”这是一句预言。但是法国的历史将比十七世纪英国的历史发展得更快。路易国王只剩下三年的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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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斗争的中心转移到了巴黎。这个居住着六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国家的思想中心。这里不会有凡尔赛的那种繁文缛节，而是法国人希望、思想和抱负的聚集地。巴黎周围的王室军队使巴黎人民终日提心吊胆。人们自发地在六十个区域招募民兵，他们高呼着：“武装起来！”志愿参军的人很多，但是武器很少。很快人们就想出了解决办法。7月14日清晨，民众闯进了荣军院，抢走了大量火枪和大炮，然后分发给士兵。至于弹药的问题，巴黎主要的弹药库就在巴士底狱，那是一座阴森的中世纪堡垒，长期被用作王室的监狱。从早上一直到下午，民众和巴士底狱的长官德洛内一直在进行谈判，没人知道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德洛内不知道是变了节还是弄错了，朝外面拥挤的人群开了火，人群的带头人举着白旗。德洛内的行为遭到了人民的攻击。人们架起大炮，开始了猛烈的炮轰。民兵们英勇作战，经过两个小时的斗争，终于攻破了巴士底狱。它很快被抢夺一空，彻底摧毁。德洛内被杀，他那还滴着血的头颅被高高挂在柱子上，预示着暴动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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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底狱的攻破标志着国王权威的终结。巴士底狱里只有七个犯人，其中有一个是疯子。但他们的释放还是使法国举国上下欢呼声一片。路易十六是波旁王朝最仁慈的一位国王，但他签发的逮捕令不少于一万四千张，他常常以充分的理由将人们关进监狱，但通常不经过审讯。巴士底狱的攻破标志着这种专制政权的终结。这对自由事业和巴黎人民来说，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随着这次暴力事件的成功，法国革命在血泊中向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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