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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利坚合众国的诞生激励了法国群众，使他们对自由有了新的追求。如果美国都能获得自由，为什么法国不能呢？由拉斐特率领的法国志愿军和罗尚博率领的王室军队在斗争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为什么旧政权要抹杀法国的自豪感和活力呢？然而，法国依旧是宫廷挥霍无度，政府混乱无序，国库空空如也。路易十六失去了杜尔哥和内克尔的帮助，又没有统治才能，终日只知道狩猎、造钟和享用美食，除了靠借债勉强维持之外，别无他法。到了1785年，政府已经一贫如洗。在接下来的一年里，“名人会议”收到了对所有财产征税以及取消财政特权的要求。这些要求遭到了大会的拒绝。名人们拒绝交税，直到他们明白了这场灾难的根源才同意交税。教士对此也持反对态度。政府即将面临垮台，巴黎处在一片暴乱之中。女王和首相的雕像被烧毁。政府要想得到贷款，就必须答应召集议会。路易在这场暴乱面前屈服了。1788年，内克尔在拥护声中重返职位。他面临着亟待解决的财政困境，召开了议会。一位英国议员当时访问了法国，他预言道：“如此动荡激烈的局面是很难平息的……整个王国爆发革命的时机似乎已经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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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国历史上，每次遇到重大危机就会召集议会来引导国家和支持国王。可现在已经有一百七十五年没有召集议会了。议会职能的运行并没有惯例来进行指导，对于它可能取得的成就及其权力范围，人们都只能去推测。国王的大臣们没有制定出指导方针。聚集在凡尔赛的代表有许多决策机会，他们的决策可能是明智的，也可能是愚蠢的。他们会改革并振兴法国，也会通过派系的权力之争使国家陷入混战之中。因此，在三年内，议会及其继任者发动了一场浩浩荡荡的革命，并在欧洲挑起了大规模的冲突。但在1789年5月5日的那个春日，人们无法预知政治热情将促使人民走多快，走多远。法国古老的代表机构完全有可能与君主制达成一致，君主制在当时的情况下是连一个疯子都不会想要去推翻的。人们希望，各个机构能够为了共同的目标相互扶持，法国能迅速在不断增加的立宪国家中占有一席之地。当代表们5月4日到巴黎圣母院做礼拜时，他们谁都没有想到，他们的工作会导致近代欧洲第一个残暴的专制独裁制度的建立，这个制度将无可非议地成为了“恐怖”的代名词。他们也没有想到，他们的无能将为欧洲继恺撒之后又一位伟人的统治扫清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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享有最广泛选举权的五百万选民选出了一千五百名代表，如此广泛的选举权是欧洲任何国家都无法比拟的。教士和贵族单独进行选举。第三阶层在议会中占有一般席位，包括地主、商人、律师、医生、政府官员和其他行业的成员。他们满怀怨言地来到凡尔赛，其情绪能够用英国人耳熟能详的一句话加以概括：在给国王拨款之前，必须改善不公平的境遇。他们代表着中产阶级，他们拥有的财产，所受的教育和自身的天赋使他们与国家利益息息相关，因此他们要求得到发言权。他们是启蒙运动的尊崇者，其中一些人读过伏尔泰、卢梭和百科全书派的作品。他们熟知自由平等的理论，如今在他们的活动范围内，他们决心将这些理论付诸实践。少数人从大西洋彼岸实行的民主制度中得到了启发。他们不仅想要获得发言权，还要在长期将他们拒之门外的政府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三阶层的观点得到了许多较低级教士和少数开明贵族的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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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议会面临的首要问题就是如何进行投票。第三阶层立刻想到，如果三个议院一起投票，主张改革的议员就会占到多数。但宫廷现在已经意识到了自己所引发的危险。通过迫使三个议院分开投票，挑拨两个享有特权的议院与第三议院发生分歧，这样宫廷就能保留实力了。路易十六在苛刻的王后的催促下采取了行动。他召集军队，封锁了国会的大门，禁止第三议院入内，并威胁要解散议会。这些行动使法国革命出现了第一次转折点。第三议院毫不畏惧，他们早已更换了名称，并自称为国民议会。由于被国会拒之门外，他们便撤退到了附近的一个网球场，6月20日，他们在那里立下了著名的誓言：决不停止活动，“只要条件允许就继续召开会议，直到制定并巩固国家宪法”。于是，国民代表大会便诞生了，并很快得到了贵族和教士的支持。自此，其他两个议院不复存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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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危机中，国王犹豫不决。他本想以武力镇压，但又不想发生流血事件。他的优柔寡断一方面是因为他生性慵懒，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有善良的一面。他严厉地训诫了代表们，但并没有起到任何作用。议长坚定地告诉他：“没有人能对国民议会下达命令。”路易作出了让步，而且这并不是最后一次。一位英国人对此事发表了评论，恰当地表达了全世界人民的观点。他就是奥瑟·扬，一个农民和研究农业的学者，当时正在法国旅游。它是这样评论议会的：“他们已经立刻变成了查理一世时代的长期议会。”这是一句预言。但是法国的历史将比十七世纪英国的历史发展得更快。路易国王只剩下三年的寿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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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斗争的中心转移到了巴黎。这个居住着六十万人口的大都市，半个世纪以来都是国家的思想中心。这里不会有凡尔赛的那种繁文缛节，而是法国人希望、思想和抱负的聚集地。巴黎周围的王室军队使巴黎人民终日提心吊胆。人们自发地在六十个区域招募民兵，他们高呼着：“武装起来！”志愿参军的人很多，但是武器很少。很快人们就想出了解决办法。7月14日清晨，民众闯进了荣军院，抢走了大量火枪和大炮，然后分发给士兵。至于弹药的问题，巴黎主要的弹药库就在巴士底狱，那是一座阴森的中世纪堡垒，长期被用作王室的监狱。从早上一直到下午，民众和巴士底狱的长官德洛内一直在进行谈判，没人知道战争是如何开始的。德洛内不知道是变了节还是弄错了，朝外面拥挤的人群开了火，人群的带头人举着白旗。德洛内的行为遭到了人民的攻击。人们架起大炮，开始了猛烈的炮轰。民兵们英勇作战，经过两个小时的斗争，终于攻破了巴士底狱。它很快被抢夺一空，彻底摧毁。德洛内被杀，他那还滴着血的头颅被高高挂在柱子上，预示着暴动即将来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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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士底狱的攻破标志着国王权威的终结。巴士底狱里只有七个犯人，其中有一个是疯子。但他们的释放还是使法国举国上下欢呼声一片。路易十六是波旁王朝最仁慈的一位国王，但他签发的逮捕令不少于一万四千张，他常常以充分的理由将人们关进监狱，但通常不经过审讯。巴士底狱的攻破标志着这种专制政权的终结。这对自由事业和巴黎人民来说，是一场伟大的胜利。随着这次暴力事件的成功，法国革命在血泊中向前进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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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89年夏天，对于外部世界和法国的外国人来说，法国革命似乎已经达到了它的目标。人们认为一切都结束了：特权已经被废除了；人民获得了权利；国王和国民议会将坐下来为国家的未来拟定一份新计划。英国驻巴黎的一位大使在报告中的言论代表了大众的观点，他说：“这场最伟大的革命只造成了非常小的人员伤亡，此刻我们可以说法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了。”而伯克更有远见。他在即将出版的《论法国革命》中认清了发展形势。他非常有说服力地指出，法国革命不是一场有尊严、有秩序的改革，它不像1688年的英国革命那样对传统予以足够重视，而是与过去彻底决裂。君主制将再存活两年，在此期间，议会着手制定理想的宪法，以使两百五十万法国人民能够自由地生活。然而在合理的名义下，一些邪恶势力猖獗起来，很难镇压。法国注定要经历各种革命形式。后来这种模式也在其他国家出现过，但产生的结果大同小异。法国是一座熔炉，近代革命的所有要素都首先在那里接受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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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在凡尔赛并没有因巴士底狱的攻破而过分慌乱。但他的弟弟阿图瓦伯爵却十分清楚此事的重要性，他后来成为了查理十世国王，并将成为另一场革命的受害者。阿图瓦和一批反叛的贵族逃离了法国，接着反动派纷纷开始移民国外。据说有二十万贵族及其家属在接下来的三个月里申请了护照。这些移民到德意志和意大利寻求庇护，有的迁往了科布伦茨和都灵。他们在国外暗中谋划着破坏法国的新秩序。国王、王后和宫廷与他们私底下保持着联系。国民议会和巴黎人民始终担心他们新扶持的立宪制度下的国王会背叛他们，与移民们为伍，并在国外势力的帮助下重建旧制度。他们的担心并不是没有道理的。路易十六和英国的查理一世一样，认为表里不一是王室的特权。从表面上看，他接受了许多讨厌的改革措施，但背地里却在王后的煽动下试图推翻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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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人民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市民领袖的带领下，他们于十月将国王从凡尔赛召回，并对国王和议会进行了监督。同时，民兵成为了国民警卫队，指挥官是美国独立战争中的英雄拉斐特。他是一位有着崇高理想的军人，如今在法国革命中扮演着裁判员的角色。但法国革命并不是一个有规则可循的游戏。十月五日，一群巴黎妇女出发前往凡尔赛，抗议面包的价格太高了。国民警卫队中有许多士兵是她们的丈夫，便决定加入她们的行列。他们这样做有何不可呢？这就像一次家庭出行。拉斐特很不情愿地带领着他们。午夜时分，他们抵达了宫殿。那里一片混乱，国王和王后不得不出来面见他们，但依然保持着高贵的姿态。拉斐特个人做出担保说，如果路易来到巴黎，他一定会保证国王的安全。国王同意了，第二天就在首都受到了热烈欢迎。巴黎又赢得了一场胜利，在路易十四的统治下，凡尔赛宫头一次拉下了百叶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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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跟随国王回到了巴黎。但在此之前，约三百名议员提出了辞职或请求休假。事情的发展速度之快使他们大为震惊，由于担心自身的安全在首都得不到保障，他们纷纷去往外省或逃往国外。议会已经宣告了封建制度的终结，并起草了《人权宣言》，宣布人人权利平等。它还废除了世袭的爵位，将之前属于教会所有的土地收为国有。这些土地现在被自由地售卖或划分给了人民。因此，一个新的土地所有者阶级诞生了，他们所得到的一切都归功于法国革命。后来他们成为了革命军和拿破仑帝国军队的中坚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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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员们的热情并没有消退。他们改革了司法制度，将那些教士或接受改革的教士变成国家支付薪水的工作人员，他们还取消了洋洋自得的旧省，将国家分为八十六个行政区，这些行政区至今仍然存在。旧制度被彻底废除了，建立了新的秩序。参加1789年革命的人决不妥协，他们不允许做出任何让步。巴黎采取的轻率行动使欧洲惊讶不已，越来越觉得惶恐不安。革命的原则很快便会从法国传出去，强加给欧洲最古老的国家。法国革命的领袖开始梦想通过武力传播四海皆兄弟的福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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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个人，如果之前赋予了他权力，那他或许能控制事态的发展，这个人就是米拉博伯爵。他是一个长相丑陋、生活懒散的人，但却能洞悉发生的一切。麦考利对他作了一番准确的评价：“他的性格总体来说像威尔克斯，在品质才能方面又与查塔姆相似。”在能力、口才和判断力上，米拉博远远胜于他手下的议员，因此他受到了很多的人的嫉妒和怀疑。宫廷既不愿倾听他的想法，又不采取他反复提及的建议。1791年4月，还未来得及实现伟大的抱负，他就去世了。法国失去了一位与克伦威尔有着同样才能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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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会的领导权移交到了煽动家和极端主义者的手里：领导权首先由吉伦特派掌握，他们的名称取自波尔多周围的行政区，他们的领袖来自波尔多；后来领导权又落到了雅各宾派手中，其名称取自杜伊勒里宫附近的一座修道院，现在那座修道院被他们用来举行政治集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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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对这些积极活动分子的所有行动都表示十分赞同。他假装忍受自己被迫所处的境地，但实际上，虽然他当众说“是”，其实心里在说“不是”。站在国王身边的是哈布斯堡皇室的专横傲慢的王后，她曾相信自己能够而且一定会扭转历史的进程。很早以前就有人悄悄建议过国王离开巴黎，在一些省会集聚保守势力。当巴黎的局势对他们来说太紧张的时候，法国国王就曾这样做过，并且进行得很成功。路易决定不顾一切地冒一次险。他要挣脱牢笼，到东北方的边境去；他要成为移民们的领袖，在奥地利的军事帮助下恢复王权。6月20日的午夜时分，他伪装成男仆偷偷溜出了宫殿。和他一起逃出宫殿的还有装扮成家庭女教师的王后和他的孩子们。他们驾着一辆由四匹马拉着的车子连夜赶路，又顶着炎炎烈日奔驰了一整天。对他们来说，这是一年中最长的一天了。那天夜晚，在距离巴黎已经一百四十英里，而距离边境只有三十英里的瓦雷内小镇，他们由于一些意外情况，错过了等候他们的护卫队。在换马的时候，路易将头探出马车窗户呼吸一下新鲜空气。一名曾积极参加革命的驿站长通过他收到的纸币上的国王头像认出了路易。国王、王后和他们的孩子被迫下了马车，受到看管，第二天就颜面全无地被押回了巴黎。逃跑行动失败了，这次失败也注定了君主制的灭亡。革命派认为国家元首已经违背了他的职责，没有什么能够拯救他了。路易将度过非常难熬的十八个月，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严密的监视。民众闯进了杜伊勒里宫，当面谴责他。很快他就锒铛入狱，被正式废黜了，作为“公民卡佩”接受审讯。1793年1月21日，他被约吉坦博士新发明的斩首机处以死刑。他直到最后一刻还保持着勇气和尊严，但随着他的头颅落地，共和国获得了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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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当时正处于战争之中。这场战争去年四月就爆发了，二十三年后在滑铁卢战场上才宣告结束。焦虑不安的吉伦特派内阁一直在忧心忡忡地关注着将要取代他们的狂热的雅各宾派，并已经对奥地利宣战。他们希望通过一场民族解放战争来挽救其摇摇欲坠的政府。奥地利、普鲁士和移民军队聚集在莱茵河对岸，他们高声宣布要结束法国革命。平静的几个月过去了，在这几个月里，奥地利和普鲁士的君主瓜分了波兰，吞并了这个不幸的共和国的大片领土，他们甚至都无法很快“消化”如此广阔的领土。秋天，他们开始入侵法国。在全世界人民看来，仓促组建的法国民兵显然无力抵御普鲁士和奥地利正规军队的攻势。但法国全国上下迅速武装起来。当迪穆里埃将军在瓦米尔用大炮出人意料地击退了普鲁士军队，全国人民立即士气大增。迪穆里埃将军乘胜追击，接着占领了奥地利在尼德兰的行省。革命的共和国将路易十四争夺了四十年却一无所获的广大领土一举拿下。这是历史上第一次集中国家所有的人力物力进行全面抗战，新人物不断涌现，领导和指挥法国的武装力量。其中有实力强大且精力充沛的丹东，铁面无私的专制者罗伯斯庇尔，说话恶毒的天才煽动家马拉，以及比他们都更长寿的卡尔诺，他是军政大臣，取得了多次战争的胜利。在迪穆里埃兹的军队中将涌现出一批满腔热血的年轻军官和士兵，如内伊、苏尔特、缪拉、拉纳、达乌、马尔蒙、马塞纳、维克托、朱诺和贝尔纳多特，他们都将成为传奇人物。对法国来说，它最辉煌的战争时代开始了，欧洲的其他国家面临着一场持久而严峻的考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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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时代 第十九章 冲突中的法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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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辉格党人，尤其是改革派和激进派，起先对法国革命持欢迎态度，但很快就对其猛烈的攻势产生了反感。十八世纪，伦敦发生了大规模的动乱，但在威尔克斯时代的动荡和乔治·戈登勋爵领导的骚乱中，法律始终凌驾于民众之上。如果改革派发动的社会势力摆脱一切束缚，会产生什么后果呢？此时的法国给出了令人恐惧的答案。大多数英国人都知难而退了，只有福克斯在下议院非常乐观地宣扬法国革命。为此，他受到了昔日盟友伯克的猛烈抨击，在反对派中也失去了很多亲信。热爱自由的年轻人非常赞同1789年的法国革命。华兹华斯写道：“生活在那个黎明的时代是一大幸福。”在新浪漫主义运动中著述颇丰的其他诗人和作家也同意他的观点。然而几年后，他们大多数人的幻想都破灭了。一些思想进步的科学家和政治思想家像如今的许多人一样，拥护外国的革命思想。在团体举行的会议上，他们为7月14日和法国宪法举杯庆祝。但他们只是保守的英国社会中的小发酵剂。激进的工人阶级更危险，他们如雨后春笋在许多城镇涌现出来，基本上都是由中产阶级领导。他们与巴黎的雅各宾派保持着密切联系，并派代表去往国民议会和后来的制宪议会。这些鼓动者在英国社会中虽只占少数，但影响力却很大，最终政府对其采取了激烈的镇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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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就是当时英国的状况，那时世界革命的观点在巴黎盛行。1792年，法国的政治犯无故遭到新统治者的残忍屠杀，这进一步动摇了英国许多想发动革命的人。1793年1月，对法国国王执行死刑是蔑视权威的最高形式的表现。丹东在一次著名演讲中总结了自己对法国革命的态度：“各国国王联合起来威胁我们，我们将国王的头砍下来扔到他们脚下，将其作为一个赌注。”马拉呼喊道：“我们必须建立自由的专制主义，来粉碎国王的专制独裁。”法兰西共和国的军队不仅威胁到了奥地利人和普鲁士人，还威胁到了他们自己的政府。重要的是要让他们时刻做好作战准备。一位吉伦特派的大臣坦诚地说：“和平是不可能实现的。我们有三十万全副武装的士兵，必须使他们能前进多远就前进多远，否则他们会返回来割断我们的喉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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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2年，皮特在预算演说中宣布，他相信欧洲在未来十五年会处在和平时期。他采取的是不干涉政策。只有当发生比屠杀贵族或在制宪会议上发表演讲更重要，抑或比世界革命所带来的威胁更具体的事情发生时，他才会考虑参战。引爆战争的火星来自荷兰，这在英国历史上经常发生。十一月，法国政府命令，奥地利人撤退到哪个国家，法国军队就要追到哪个国家。这显然威胁到了荷兰的中立。接着法国政府又发布了第二项声明，宣布开通斯凯尔特河从安特卫普到海滨之间的河道，可以自由航行。一个星期后，法国军舰炮轰了安特卫普的堡垒，11月28日，这座城市落入法国手中。十八世纪国际政治局面的平衡被彻底打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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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31日，英国外交大臣格伦维尔勋爵在写给法国大使的书信中，阐明了英国政府的立场。从此他的这番话就被公认为是英国外交政策的集中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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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决不允许法国随心所欲地，或以自称的正当权利为借口，废除通过庄严条约建立并经过各国一致同意的政治制度。英国政府秉持着一百多年来一直遵守的原则，对于法国将直接或间接统治低地国家，或者成为欧洲权利与自由的主宰者的行为，英国决不会坐视不管。如果法国诚心想要与英国保持友好与和平，它就必须宣布放弃侵略扩张的政策，固守本国领土，不欺凌别国政府，不扰乱他国安宁，不侵犯他们的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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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93年1月31日，受到丹东富有挑战性演说的煽动，法国制宪会议宣布将奥地利的荷兰地区划分给法兰西共和国。第二天，法国对英国和荷兰宣战，坚信英国即将爆发国内革命。皮特别无选择。法国占领了佛兰德海岸，尤其是斯凯尔特河的河口，这威胁到了英国的安全。与欧洲进行贸易将会是十分危险的，英吉利海峡也不再安全。要不是巴黎的故意挑衅，皮特暂时不会干涉这些事情。但现在，尼德兰南部已经落入了法国之手，世界革命一触即发，危险即将来临且难以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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