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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个性最终会在尼罗河和幼发拉底河这两个文化磁极之间的某个地方形成,但磁针却在吸引和排斥之间不平衡地摇摆。《圣经》产生于犹地亚和巴比伦,而不是埃及。在希伯来哲人、文士和先知(在公元前7世纪至前5世纪,这些人一直在对记忆、口传传统、民俗和文字进行搜集和整理,最终编成作为正典的《圣经》)的心目中和作品中,有一次迁徙是有益的(美索不达米亚),而另一次则是有害的(埃及)。两次迁徙最终同样令犹太人成为水乡泽国专制政权的奴隶,都因河水灌溉的平原耕地而扩大人口规模,都在冲积河床上生产粮食和种植果蔬。两个城邦都使用象形文字和字母,都有律法和史诗、金字塔和金字塔形神庙。虽然两个王朝都是残忍的毁灭者,都奉行牲祭仪式,都崇拜贪婪的偶像 [马杜克神和拉神]注30 ,但是在原始犹太人的心目中,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那片土地从来也没有像尼罗河谷那样如恶魔一般。如果说有一件事情是埃及传记作家和希伯来《圣经》作者意见一致的话,那就是生活在埃及的犹太人是十分艰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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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在埃及的生活是一种“不洁”的生活——或者说是一种被奴役的生活—— 《创世记》和《出埃及记》中就是这样描绘的。与其他各卷相比,《申命记》更多地规定了犹太人记忆的义务,而上帝则被定义为在出埃及时是作为“ 将你从埃及地为奴之家领出来的耶和华注31” 。这段经文很可能写于公元前7世纪至前6世纪的某个时间,准确地说应该是犹太人回归这里的时候。尽管《申命记》的作者对口述历史重新进行了加工,并写进了《士师记》和《列王纪》叙事中,但任何这样的回归都是对最初誓约的无耻违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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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公元前6世纪耶路撒冷陷落之后,以色列人流亡到巴比伦却带有某种神秘的、惩罚的意味。据称这是出于上帝的命令,是一种向其根源即誓约动力之源的回归。《创世记》的作者在描述亚伯拉罕在旅途中与耶和华在梦中交谈的情景,以及在他的特别指引和保护下的独特民族这一观念如何产生时,把亚伯拉罕的出生地确定为美索不达米亚的迦勒底(Chaldea)。所以,一神教的发源地是在亚伯拉罕的故乡、迦勒底的吾珥城(Ur)。这就赋予了尼布甲尼撒(Nebuchadnezzar)率领巴比伦人于公元前587年摧毁被玷污的耶路撒冷圣殿这一事件以特别的含义。历史上以色列人第一次出走而脱离的那个民族,当时成了耶和华使之再次与最初的誓约产生联系的工具。巴比伦人焚毁了圣殿。在巴比伦(或者后继的波斯帝国),这个民族将迎来洁净的复兴。果然,经过半个世纪的流亡之后,波斯王居鲁士(Syrus)下令允许他们返回耶路撒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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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经》作者的心目中,巴比伦—波斯一直被指定为上帝意志的工具,而埃及却是耶和华宏大历史计划的顽固敌人。对二者来说,这种长期对立的感觉或许一直是相互的。在历史上,第一次出现“以色列”字样的人工制品是公元前13世纪法老梅尼普塔(Merneptah)的胜利纪念碑文。他的父亲就是拉美西斯二世(Rameses Ⅱ),在出埃及时代的法老中素以“傲慢”著称。碑文上写道:“以色列已经被废弃了,它的种子再也没有了。”这段象形文字无疑告诉人们,其中提到的以色列是一个民族,而不是一个地方。祭司兼语法学家 马内松注32 笔下的埃及历史文字[写于公元前3世纪或前2世纪,并通过罗马犹太历史学家 弗拉维斯·约瑟福斯注33(Flavius Josephus) 公元1世纪的著作为我们所知]提到过以色列人离开埃及这件事,但当时他们是作为不洁的贱民更可能是作为匪徒遭到驱逐,而不是作为耶和华保护的子民的一次胜利大逃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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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个意义上说, 托拉注34(《圣经》前五章,即摩西五经) 中的解放史诗,应是一次屈辱的经历——以色列的身份的形成,并不是因为脱离了埃及人的奴役,而是作为埃及的胜利者叙事的一个反衬。巴比伦人虽然摧毁了耶路撒冷和圣殿,但却无法消灭以色列人的信仰。在神的安排下,他们的信仰甚至在流亡中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埃及则完全是另一回事——正如耶利米赶往埃及时发出的警告:回去无异于自寻死路,意味着精神和肉体上的双重毁灭。永远也不要返回尼罗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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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犹太人却不听劝告,一次又一次地回到埃及,如此经常而又如此固执,以至于人们很难想象犹太历史在任何情况下能够与埃及分开。埃及是那个对立的“他们”,但经过一代又一代人之后,埃及最终也毫无疑问地成了“我们”。救星摩西的名字是最典型的犹太名字,他的传奇经历第一次确立了一个民族的地位,但他的名字很可能也是一个埃及名字。更不用说所罗门王有一个妻子是法老的女儿。“不要下埃及去买马。”以赛亚曾这样告诫犹大国王希西家(Hezekiah),因为他很清楚,几个世纪以来,以色列人和犹大人一直就是这样做的,他们从埃及把买回的种马送到巴勒斯坦北部那些宽敞的马厩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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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存在什么风险,当亚述人于公元前8世纪末期走出美索不达米亚开始残暴的征服行动时,对以色列和犹大的王室及其子民的生存而言,与埃及的联系变得至关重要。当时,最后的几代以色列国王(其首都位于撒玛利亚)曾与埃及结成了战略同盟。尽管这对以色列王国最后的灭亡没起到任何阻碍作用,或许还起到了促进作用。公元前8世纪末,耶路撒冷受到西拿基立(Sennacherib)率领的亚述人的围困,于是希西家建造了庞大的地下水道系统,以便在投降和逃亡之间作出选择,但有时仍然需要埃及人的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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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拿基立的大军于公元前715年对耶路撒冷再次实施围困。当时到底发生了什么,这始终还是一个谜。《圣经》的作者和希罗多德告诉我们,亚述军队由于传染了某种奇怪的瘟疫而撤退了。希罗多德甚至栩栩如生地描绘说,一群老鼠咬断了他们弓箭手的弓弦。西拿基立刻下的胜利纪念碑文则吹嘘说,犹地亚所有的城镇都被摧毁,并被他的军队洗劫一空,希西家“像笼子里的鸟一样”被关进了他的城堡里,但也承认没有能让他们屈服。最令人惊异的是——在历史上可能确实真实发生——来自埃及的消息声称,第二十五王朝的努比亚法老率领一支部队粉碎了亚述人的围困,从而挽救了犹大国王及其首都耶路撒冷。埃及人俨然成了犹大王国的大救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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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随后的两个世纪里(正是《圣经》开始形成的年代),犹大王国一直挑动美索不达米亚人和埃及人互相争斗。犹太人在埃及重新立足的转折点出现在尼布甲尼撒二世于公元前597年第一次围困耶路撒冷之后。当时,犹大王国的许多精英——祭司、贵族、文士——被流放到幼发拉底河一带。而那些平民——农民、牧羊人、工匠——则留下来自谋生路。十年后,巴比伦人发出了致命的一击,彻底摧毁了耶路撒冷和所罗门圣殿,并对犹地亚的乡间实施了恐怖的洗劫。于是,许多不愿在灰烬和瓦砾中苟活的犹太人向南方迁徙,去了埃及那些已经自给自足的犹太聚落,像答比匿和孟菲斯以及最南端的行省巴忒罗,而其首府就在象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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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利米了解到犹太人为了躲避犹地亚频繁遭受的艰难、饥荒和恐怖而返回了埃及后,便亲自下埃及警告他们不要为那里所谓 圣所注35 的虚无希望所迷惑:“你们若定意要进入埃及,在那里寄居,你们所惧怕的刀剑,在埃及地必追上你们!你们所惧怕的饥荒,在埃及要紧紧地跟随你们! 你们必死在那里注36!” 以性情暴躁、仗义执言著称的先知以西结甚至从巴比伦的迦巴鲁河(Chebar)河畔做苦工的营地写信,发出了更为强烈的警告。他借耶和华之口,直接向法老发出了愤怒的吼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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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及王法老啊!我与你这卧在自己河中的大鱼为敌。你曾说,这河是我的,是我为自己造的。我耶和华必用钩子钩住你的腮颊,又使江河中的鱼贴住你的鳞甲;我必将你和所有贴住你鳞甲的鱼,从江河中拉上来。把你并江河中的鱼都抛在旷野;你必倒在田间,不被收殓,不被掩埋。我已将你给地上野兽空中飞鸟作食物……所以我必与你并你的江河为敌,使埃及地, 从密夺到赛伊尼,直到努比亚注37 ,全然荒废凄凉。人的脚,兽的蹄,都不经过; 四十年之久并无人居住注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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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西结甚至比耶利米做得更多,他不仅从巴比伦写信,并且似乎知道犹太人在耶路撒冷陷落后在埃及定居的准确位置,尤其是这位先知借耶和华之口发出的警告:“巴忒罗地”将成为“ 列国中最低微的注39” 。然而,南方乡间的犹太人不仅没有荒废那片注定要荒废“四十年”的土地,反而使它兴盛起来。因此,到公元前515年波斯人在居鲁士的儿子冈比西斯率领下征服象岛时,那里的犹太军人所做的事情有点出人意表:他们竟然建造了一座圣殿,即耶和华[他们用阿拉米语将天国的上帝称为“雅护”(Jahu)]的居所。他们这种做法显然违犯了“耶路撒冷之外不得建造圣殿”这一明确而严格的禁令。根据《列王纪》和《历代志》的记载,对此不止一次而是两次作出规定,第一次是在国王希西家统治时期,然后是在公元前7世纪末国王约西亚治下的改革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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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象岛圣殿是为犹太军人及其家庭成员和周边纷乱的犹太社区而建造的,这可不是那种发生在边远地区的偷偷摸摸的事件。他们在建造时参照了《圣经》中有关古老圣所的描述,尽量模仿第一圣殿的原样,五个石门开向一个广阔的院子,正中间的神圣处所用于放置约柜和《托拉》。最里面的至圣所的门扇上安装了黄铜铰链,顶部为雪松形,里面是各种金银器。更糟糕的是,这个圣殿公然违犯《圣经》的禁令,常年用动物献祭,还掺杂着粮食和香料祭品。这是因为当地犹太人认为,这毕竟是耶和华(就仿佛这里的神是另一个当地的神)的居所,而他需要的东西必须要经过精心的准备。这样一来,里面就被这些“烧烤祭品”(通常是绵羊和羔羊)弄得血迹斑斑、烟雾缭绕。这类祭品正是“国王大街”另一边埃及神庙中羊头神库努姆献祭仪式祭品的突出特点,用于供奉耶和华就显得极不得体。对于耶路撒冷业已恢复的最高权威(包括祭司、文士和《先知书》的作者)来说,这简直是骇人听闻的事。但是,象岛犹太人却至死不渝地为他们的圣殿感到非常自豪,他们认为,这座圣殿是如此重要,以至于冈比西斯在摧毁了埃及人的所有神庙后,反而决定保护耶和华的这个居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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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们理解犹太人在早期集体生活的这次运动中到底是什么样子来说,埃及耶和华圣殿的存在可能意味着两件事:或者是象岛犹太人属于前《圣经》时代,仅仅知道《托拉》中的某些律法典章和少量已有的史诗传说片断,但尚未将120岁的摩西在垂死之年向以色列人讲的传奇故事,即《利未记》中那些十分松散且时常矛盾的禁令编成法典;或者是他们的确知道摩西在《申命记》中的指责,或许还知道国王希西家的所有改革措施,以及他伟大的孙子约西亚将耶路撒冷圣殿定为举行献祭仪式和朝拜的唯一地点,但却不愿意屈服于其独有的权威。象岛的“雅护”(Yahudim)子民也是耶和华崇拜者(Yahwist),但他们又不想继续遵守耶路撒冷人确定的惯例,至少不愿像绝大多数自认为遵守惯例的犹太人那样,接受激进的正统派有关是否具备犹太性(或者说得更简单一些,他是否是一个犹太人)的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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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有可能的是,那些管理象岛圣殿的祭司、长老和管事都是岛上的精英,他们或许认为,他们建造的圣所要比耶路撒冷精心建造的圣殿(公元前515年才建成)更忠于所罗门的原作。他们中的某些人之所以于公元前7世纪来到埃及,或许是因为他们对国王米拿现(Menasseh)恢复多神崇拜,并按《圣经》中描述的帐幕圣所的样式和比例建造祈祷场所的举动怀有敌意。像巴勒斯坦地区一样,对于对作为集体祈祷场所的会堂我们并没有找到任何记述。圣殿是社区唯一的核心纪念地,是象岛犹太人独特宗教的建筑表现形式。圣殿的中央似乎立着一根独立的祭柱,即 柱像注40(Massebah) ,与巴勒斯坦地区南部内格夫北端的阿拉德(Arad)要塞的另一处圣所中的柱子非常相像。圣殿中很可能还有一个长方形的石头祭台,这也是耶路撒冷之外的圣殿所独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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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几年前,一位犹太母亲向他的儿子、布鲁克林博物馆(当时正在举办韦尔伯莎草纸展览)馆长提出如下问题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她问道:这些身在埃及、常年流浪的前《圣经》时代的犹太人到底还是不是“真正的犹太人”?他们的名字大多以“yah”结尾,无疑标志着他们是“雅护”的子民,而起名在古代可不是一件小事。他们使用老辈传下来的阴历,每个月都有一个美丽的名字[基斯流(Kislev)、提斯利(Tishri)、尼散(Nissan)……],每年仍然按2500年前确定的方式划分月份。他们似乎也为男孩子实行割礼。后来埃及的每一个犹太人都是如此,但不一定都在婴儿期做,更谈不上出生后第八天做了。5他们会祝福,有时也会诅咒,他们会立下庄重的誓言,会签订律法合同,他们写信时会用“天国和大地的上帝”作为开头和结尾:“我以耶和华的名义祝福你”“愿耶和华赐福予你”“愿耶和华保佑你每天听到好消息”“愿耶和华保佑你今天成为美好的一天”。尽管他们偶尔也乞灵于阿拉米、腓尼基甚至埃及的神祇,这在当地或许只是一个形式问题,但毫无疑问,长期以来犹地亚本身在崇拜耶和华的同时也在崇拜通常被认为陪伴着他的配偶亚示拉(Asherah)。那些极端排他派的先知,如所谓的“第二以赛亚”,他或许在原典形成两个世纪后又添加了20章离奇古怪的内容,并且要求崇拜“独一的耶和华”,他们也不曾注意到象岛犹太人有什么独特之处,因为象岛犹太人的移民先辈来到埃及后,仍然沉湎于最初的以色列宗教传统和魔力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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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申命记》中并没有提到安息日(同样也没有提到赎罪日),但我们知道象岛犹太人是守安息日的(正如今天大多数犹太人一样)。聚落中有大量守安息日的人,尽管他们有些人可能说阿拉米语,在休息日面对商业活动和生活便利时可能会表现出复杂的情感,但这与耶路撒冷人允许非犹太的推罗商人在安息日在城墙内和城墙外出售货物时的表现是一样的。如果说今天的特拉维夫和耶路撒冷对待在安息日允许或不允许干什么这个问题上采取完全不同的态度,那么象岛的态度肯定更像 特拉维夫注41。 但是,一封写给一位名叫伊斯拉(Islah)的城里人的信(写在陶片上)的确表明,他们对在安息日停止工作前必须做一些事情感到非常愤怒:“你看,明天我还要给你送蔬菜。出于安息日[阿拉米语为‘bsbh’]的原因,我明天得在船靠岸前把菜送到那里[码头],以免蔬菜烂掉。如果你不来,我以耶和华的生命起誓,我会杀了你!不要指望米舒拉麦(Meshullemeth)或示玛雅(Shemaiah)[又是两个沾点神气儿的名字]会做这件事。别忘了,到时卖些大麦给我。”写信的人生怕伊斯拉没有弄明白,又发出了以下威胁:“现在,我要以耶和华的生命起誓,如果你不按我说的去做,你就等着后悔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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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守安息日相比,当时更明显的是(现在仍然是),象岛犹太人会聚在一起过逾越节,而逾越节正是使犹太人之所以成为犹太人的节日。象岛犹太人守安息日必定有些独特之处,因为他们的耶和华被认为是带他们出埃及的救星,而出埃及这一事件被认为是“分离”,即宗教和民族再生的重要时刻——使犹太人分离出去从而接受律法的必要条件。但是很显然,象岛的犹太人并没有完全分离,他们不会离开象岛,起码不会主动离开。最早的关于标志着逾越节开始的逾越节家宴上宣讲“ 哈嘎嗒注42”(Haggadah) 故事的规则,是公元9世纪才出现的,所以我们对住在埃及(答比匿、孟菲斯以及更重要的象岛)的犹太人在逾越节之夜诵读或不诵读什么几乎一无所知。(正规的逾越节家宴的“规则”本身也像其他规则一样是无法追忆的,它们不过是出于不早于公元3世纪的拉比的传统惯例,或许只是对基督教复活节圣餐的简单模仿,而不是一种标准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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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5世纪,耶路撒冷的长老们对于来自“外邦”的污染大为震怒,决定要给国外犹太人出格的习俗烙上他们的权威印记。以斯拉(Ezra)这位“天国上帝的文士”被亚达薛西斯王派往西方,去纠正那些在耶路撒冷圣殿被焚毁后留在巴勒斯坦地区的犹太人和那些被巴比伦流亡者怀疑有不洁行为或恢复了异教习惯,以及与“外邦人”通婚的犹太人的不良习俗。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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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9年,有一个叫哈拿尼雅(Hananiah)的人[很可能是返乡的犹地亚总督尼希米(Nehemiah)的兄弟或近亲]给象岛犹太社区的首领耶达尼亚·巴·革马利雅(Jedaniah bar Gemariah)写了一封信,规定了标准的逾越节仪式的律法。他甚至有可能亲自把这封信送到了埃及。哈拿尼雅的确在象岛的某些地方出现过,但这也给他带来了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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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太历史上,像这样的情况并不少见:一个犹太人会告诉另一个犹太人某件事情应该怎么做。哈拿尼雅决定不再用以西结和耶利米那种威胁的口气,要求犹太人离开那个受诅咒的国家——这又有什么意义呢?但是哈拿尼雅采取纠正措施的细节表明,他对象岛犹太人庆祝逾越节的放任方式采取的也是一种放任的态度。在出土的早期陶片上,曾记载有一个人问另一个人“请告诉我,你什么时候庆祝逾越节?”这意味着这是一个在方便时遵守的不固定的节期。所以,哈拿尼雅才指示耶达尼亚,节期必须精确地在尼散月的某一天(第十五天)开始,要持续多长时间,以及必须要做的事就是要吃特定的无酵面饼,即玛索(matzo)。由于当时埃及人的主食是面包,这样的规定必然会完全打破他们的家庭饮食习惯。至于他们的另一种主要食品——啤酒,则要求他们在逾越节期间戒除“发酵饮品”。时至今日,关于禁酒的规定是在逾越节家宴上喝不多于四杯红酒。“不得在尼散月的第十五天和第二十一天做工”,并且“须保持洁净”。在犹太传统中,房事并不是不洁的(除非在行经期间行房),因此最后一条规定既是命令要仿照耶路撒冷的洁净仪式献牲祭,也是为了绝对避免与死物有任何接触,而这在很看重防腐的埃及可不是一件小事。那么,又如何对待发酵物(chametz)呢?难道任何面包皮、面包和面包屑,或任何与其接触过的东西,都应像今天的正统派犹太人那样,在逾越节临近时从家里彻底清除掉吗?让现代的律法卫道士感到震惊的是,哈拿尼雅竟然命令要把发酵物收集到家里,藏在瓶瓶罐罐中,并在整个逾越节期间密封起来!这样的规定只能让那些遵守 《塔木德》注43(Talmud) 的现代犹太人感到惊愕,因为对他们来说,能不能看见并不重要——尽管 《密释纳》注44(Mishnah) (口传《托拉》最早的文字版本)和《塔木德》(包括《密释纳》在内的各种评注的总汇)允许临时把发酵食物和物品“卖给”非犹太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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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耶达尼亚是否听从了这些指示,并领导象岛犹太人开始以更洁净的方式庆祝逾越节,我们无法确定,但哈拿尼雅这种强制实施统一规定的使命表明,耶路撒冷人对埃及犹太人自行其是的做法表现出深深的忧虑。他们的担忧并非是完全错误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因为从另一个更重要方面来看,这个问题直指“怎样做才是一个犹太人”这个核心问题——在犹太人可以与外邦人通婚的环境下——军队及其附属人员显然对此持有一种宽容态度。但在当时,他们积累家业是受到他们波斯主人的鼓励的。不要把当时的情景想象成:枯燥的兵营里,一群单身汉睡在一起,在世界的尽头苦熬时日,终日以肮脏、醉酒和无聊为伴。事实上,象岛[像哈德良(Hadrian)城墙上的要塞一样]是一个家庭式城镇,其中的犹太士兵生下儿子,他们长大后仍然在军队里服役,在边境要塞里生活。在要塞之外,犹太人(包括圣殿管事、文士、商人、工匠)就居住在灰色的泥砖房子里,房子通常为两层,底层是炉灶和马厩,而上层则是十分宽敞的生活起居区。大门开向虽然狭窄但名字却极为夸张的街道(如“国王大街”)。20世纪90年代,考古学家在这里发掘出了一个真正的城镇:石板路一级级地拾阶而上,还有高大的围墙、狭长的胡同和弯曲的小道。根本不需要任何想象,就可以看到象岛的街道,听到聊天声,闻到做饭味儿。这里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犹太人居住区,他们的邻居有波斯人、里海人,当然也有埃及人。有时,正如莎草纸上的文字告诉我们的,他们就和这些邻居结婚。如果这个外来人能够走进这个“耶和华”的社区,通婚会顺利得多,但尽管如此,《出埃及记》和《申命记》也像后期的《圣经》章节和《塔木德》一样,对与异邦通婚采取一种不赞同的态度(如《申命记》7
:3称“不可与他们结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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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犹地亚正面临入侵和灭绝的威胁,那里的大部分人去了巴比伦或埃及,而巴勒斯坦本身变成了雇佣兵四处横行的天堂时,那些自认为肩负着保护和恢复“天地间”独一的上帝的宗教使命的犹太人采取守势是完全可以理解的。文士和先知们认为,那些留在巴勒斯坦山地和河谷间的犹大人和以色列人,特别容易受到异教徒的反攻倒算。如果他们和“以东人”(Edomites)或其他可疑的异教徒通婚,那么他们遵守律法禁令的决心就可能会因他们的丈夫或妻子热衷于那些“令人憎恶的事物”而削弱。总之,他们会与异教民族没有什么两样。《以斯拉记》的大部分内容写于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象岛繁荣时期,基本上与其描写的事件同时发生书中曾专门命令那些在圣殿被焚毁后留下来并和当地人结婚的耶路撒冷人和犹地亚人,要他们必须“休掉”其外邦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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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采取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象岛犹太人,虽然也是耶和华的忠实崇拜者,但却不会按这些要求去做。他们的官员之一、“雅护”圣殿的一位管事阿拿尼亚·巴·亚撒利雅(Ananiah bar Azariah)根本没考虑(他很可能知道)加在耶路撒冷人身上的严格禁令,娶了一个十几岁的埃及女奴,叫塔比梅(Tapemet),人们都叫她塔梅(Tamet)。可是,塔梅并不是她丈夫自己的奴隶。她的左前臂上文着她的主人米书兰姆(Meshullam)的徽记,而这位主人是拥挤的象岛社会中的另一位著名人物。米书兰姆最早得到塔梅,有可能是因为作为他借给一个叫耶胡恩(Jehohen)的犹太女人一批银锭而将塔梅给他作为抵押品。当时,这种用人作抵押的方式是很普遍的,而米书兰姆这次出借要收5分利,并且在借据中特别约定,如果欠账拖到第二个年头,他可随意取走并占有这个女人的任何财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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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个人都可以想象这位阿拿尼亚是如何遇见他未来的妻子的,我在这里也斗胆猜上一猜。或许有一天他到米书兰姆家里串门,因为两个人本来就很熟。考虑到奴隶主人的身份,娶不娶这个埃及女孩作小妾是阿拿尼亚自己的事,尤其是(事实的确如此)她还为他生下了一个儿子叫彼蒂(Pilti)。对阿拿尼亚来说,他最好的选择就是:做一个偶尔看望儿子的父亲。但他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公元前449年娶了这个埃及女人塔梅。合法的“妻子身份文件”中这样写道:“她是我的妻子,而我是她的丈夫,从现在起直到永远。”不管是什么样的情感使得自由人阿拿尼亚娶了这个女奴,但肯定不是什么复杂的利益驱动。塔梅结婚时的所有嫁妆只有“一套毛衣”、一面廉价的镜子( 这毕竟是在埃及注45 )、一双拖鞋、少量的香精油(这在当时十分贵重)和蓖麻油(尽管只有一点儿,平常也不一定闻),整体价值也不过微不足道的7个舍克勒。这很可能是女孩母亲的全部家当,是她能够祝福这场爱情婚姻的最后财产。米书兰姆作为新娘的原主人,显然对此无动于衷。从律法上讲,塔梅作为一个新妻子的身份对于自身的解放毫无帮助,即使她与自己的丈夫一起生活。但是,米书兰姆提出了更苛刻的要求(因为他是一个很实际的人):如果他们夫妻两人离婚,他将保留孩子彼蒂的拥有权。如果夫妻两人有一人去世,他将获得两人所有共同财产的一半。新婚夫妇不同意,于是诉诸律法并重新更改了协议。根据新协议,如果米书兰姆再次主张对彼蒂的权利,他将支付巨额罚金,并且即使夫妻两人有一人去世他也得不到两人财产的一半。对塔梅和哈拿尼亚来说,这是一个满意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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