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字符的书写在上帝与凡人之间是共同享有的。至少在公元前6世纪之前，耶和华一直被认为是唯一的、真正的上帝，他虽然是无名的和无形的，但他有时也会化为某个可见的事物显现出来，如写字的手。在关于他向摩西显现的一段记述中，他的手就曾直接把诫命写在石板上；在《但以理书》中，他的手也曾把对耽于享乐的国王伯沙撒（Belshazzar）的警告写在城墙上。上帝就是这只手；上帝就是这些文字；而最重要的是，上帝就是“字符”。但他并不是仅仅把“字符”放在自己心里。圣殿祭司试图将宗教权威作为拥有“字符”的条件，但由于字符形式的自由和多变因而注定要失败。“精灵”已经从魔瓶中逃了出来。事实上，在《圣经》当初将其装入魔瓶之前，这些“字符”已经广泛地传播开来。所以，这些希伯来“字符”就像随之而来的犹太生活一样，主动地而不是奴隶般地与宗教权威联系在一起。这些“字符”拥有属于自己的辉煌、散漫、善讲而好辩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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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独有的活力而言，最戏剧性的例证莫过于雕刻在一条水道靠南的墙上的一段希伯来文，那是由国王希西家的军事工程人员挖掘的。挖掘这条水道本来是为了把西罗亚池边的基训（Gihon）泉水引出来，将其导入内城防护区内的一个巨大的蓄水池。建造水道是希西家战略防御计划的一部分，是用来应付公元前８世纪末西拿基立的亚述军队的围困。因为他一旦决定信仰耶和华（他当时已经把耶和华圣殿里的外邦仪式和偶像全部清除），并公然拒绝亚述国王索取贡金的无理要求，耶路撒冷将难逃被围的厄运。但是，尽管这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创举——整个水道长643米，贯穿坚硬的石灰岩体，并且没用任何竖井通气和透光，这样的水利系统在当时的上古世界里可以说是闻所未闻——但这条新水道在《列王纪下》第29章中只是简单地一带而过（“他挖池、挖沟，引水入城”），而在更晚的《历代志下》第32章中也不过是多提了几句而已（“这希西家也塞住基训的上源，引水直下，流在大卫城的西边”）。但是，关于水道工程建设进入高潮时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还有另一种版本或更戏剧化的描述。这个版本宣称这是一个真实的生活故事，一段微缩的历史，我们从中第一次知道有一群犹太人独自完成了一项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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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关于水道的故事……人们肩并肩挥舞着镐头，当只剩下 三肘尺注82 时，就听到有个人在喊他的工友，因为在岩石的右边和［左边］出现了一条裂缝。水道打通的当天，石匠们奋力击打着［岩石］，每个人都走到他的工友身边，互相碰击镐头以示庆祝。他们看到，水从泉边流向1200肘尺外的蓄水池。水道上方的岩石离石匠们的头顶足有100肘尺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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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共180个希伯来文单词，是目前我们所知的字数最多的、连续的古希伯来文字石刻；而其主题，也并不像巴比伦、亚述、埃及甚至小小的摩押的石碑那样，记录的只是统治者的壮举和威名，或他们的神祇的英勇无敌。与此相反，这篇文字石刻记录的，是普通犹太人的胜利，即工匠——“挥镐者”成功后的喜悦。它并不是吸引公共眼球的纪念碑，而只是为了那些在某一天偶然经过这里，然后蹚过泥泞的古老水道的人们，而镌刻的一墙发思古之幽情的石刻。它是留给子孙后代的宝贵遗产，又像是某个人随意、自发的率性涂鸦，然而又不像涂鸦，而是深深刻进岩层的完美的巨型（足有四分之三英尺大）希伯来字符。难道这些还不足够讲述一个犹太人的故事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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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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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3篇 发掘、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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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elving, Div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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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怎么会遗漏了2500年前，关于水道建造者的故事呢？一代又一代粉红面孔的英裔美国人——《圣经》学者、传教士、军事工程专家、绘图员和勘测人员，全副武装地带上他们的量尺、蜡烛、笔记本、速写纸和铅笔，在他们的士官和农夫向导的陪伴下，跋山涉水，然后手脚并用地爬进洞穴般水深过膝的水道——怎么会没注意到这六行深深刻进岩层的希伯来字符呢？难道因为他们在蜿蜒曲折的水道中开辟一条通道，在水淹到下巴的暗道中艰难呼吸，还要伸出手去防止烛火的晃动，所以根本顾不上注意那些难以分辨的铭文——这时你只想赶紧跑出去，跑到露天的阳光下，而再也不想待在地下幽暗的微光中，这一切对你来说是不是太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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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所有这些困难都难不住一个学童。1880年，雅各·伊利亚胡（Jacob Eliyahu）只有16岁。他出生于拉马拉（Ramallah），他的母亲是为了逃避耶路撒冷的霍乱才来到这里的。他的父母都是塞法迪（Sephardi） 犹太人注83 ，后经土耳其移民到巴勒斯坦，但却已经通过伦敦传教团皈依了基督教。在多种语言背景和天生的好奇心驱使下，小雅各早就对耶路撒冷水道的故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他听人们说，这条水道在圣殿山岩石之下200英尺处穿过，从处女泉一直延伸到西罗亚池。人们传说，有一个妖怪或一条赤龙（这条龙正是尼希米骑马经过的“龙之井”中的那条）就蛰伏在那里，这就更激发了他的好奇心。还有人说，这条水道是分别从两头挖最后在中间会合而挖通的。于是，他约上他的朋友萨姆森（Samson），让他从处女泉进入水道，而他自己则从高约5英尺的西罗亚池入口下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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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雅各知道自己将要进入黑暗而逼仄的水道，所以他做了充分的准备。他把蜡烛固定在漂浮的木板上，并且把火柴拴在脖子上以备不测。但是，水越走越深，火柴被水浸湿了，而漂浮的蜡烛也成了累赘，所以小雅各只能用手摸着石壁探路，缓慢向前移动，布满浮渣的水面很快没过了他的腿。谁也不知道当时的石匠们为什么把水道设计得如此曲折，尽管有人猜测，他们这样做很可能是怕惊动了深埋在圣殿之下某处的历代犹地亚国王的陵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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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入西罗亚入口大约30米的地方，小雅各感到石壁表面突然发生了变化，光滑的石壁上好像有一块凹进去一英尺左右的石板。这块石板上有一些字符，并且分成了很多行。这些字符一行行地向下延伸，直达越来越高的水面，甚至淹没在水中。他还能摸到一些用锤子敲打出来的小斑点，把一组组的字符分隔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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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岁，这个年龄的孩子往往对神秘的事物非常敏感。是谁的神秘之手刻下了这些文字，又是什么时候刻下的？是一个间谍，一个犯人，还是一个士兵？小雅各对自己的发现感到震惊，他兴奋地涉水向另一端的处女泉跑去，他要尽快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他的朋友萨姆森。然而，萨姆森是一个有些胆小的孩子，他早就从入口处爬了出来。小雅各不等自己眼睛适应外面的光线，就兴奋地一下子扑向一个矮小的身影，他以为那是他的朋友萨姆森。直到这个阿拉伯女人对从水道中钻出来的湿淋淋的“水怪”高声尖叫时，小雅各才意识到他弄错了，但已经来不及抵挡一群正在处女泉边洗衣服的女人的攻击。等到从她们的尖叫和撕扯中脱身之后，小雅各就赶紧把自己的好消息告诉了他在儿童传教团工业学校的老师 康拉德·希克注84 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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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希克对这一发现的重要性有一种强烈的预感，但他却不能立即破译这些上古希伯来字符。他们不得不等待牛津大学资深教授、著名的亚述考古学专家阿奇巴尔德·塞伊斯（Archibald Sayce）从塞浦路斯赶到耶路撒冷进行现场察看。他蹲在污水中从上到下仔细分辨石壁上的字符，而他的助手约翰·斯拉特（John Slater）则在一旁举着蜡烛，并不时被蚊子咬一口。尽管由于水流的冲刷，那些雕刻的字符之上积累了一层硅酸盐，因而辨读起来十分困难，但塞伊斯根据公元前9至前6世纪希伯来文独有的转换词“vav”——字母“v”由三画组成，中央另有一条短短的竖线——以及在“bet”下面有一条长长的横线等特点，认定这是犹大王国陷落之前使用的文字。而希克也毫不怀疑地认为，这是希西家统治时期石匠们的杰作。于是，两人联名发表了这一重大发现。他们找到了公元前8世纪犹大王国失落的字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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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每一个对耶路撒冷历史感兴趣的人一样，希克曾经熟读“现代《圣经》探险队”队长 爱德华·罗宾逊注85 博士的《巴勒斯坦地区〈圣经〉文本探秘》（Biblical Research）一书，这位康涅狄格扬基佬曾于1838年与经验丰富的同伴艾利·史密斯（Eli Smith）牧师一起测量过水道的深度。正是这位罗宾逊，第一次认定需要两伙人分别从两头挖，才打通了这条长1700英尺的石质水道。后来，这两位探险者又两次进入水道。“我们脱掉鞋袜，把裤腿挽到膝盖以上”，前行了800英尺，头顶上的岩石越来越低，而水面却越来越高，甚至只能手脚并用地爬行。如果准备工作没有做好的话，是根本无法前进的。所以，罗宾逊和史密斯“用烛火互相招呼着”，退回去，再进来，来来回回，直到第三天才走完了整条水道。尽管罗宾逊非常细心，他却错过了那片石刻，但他所看到的一切足以让人们相信，希西家水道证明了《圣经》或至少是提到这条水道的《列王纪》和《历代志》，并不仅仅是神圣的经文，而是真实的、可信的历史。根据这些发现，罗宾逊写道：“因此，我们完全能够将另一段远古的历史事实，从漫长的遗忘或者说怀疑中抢救出来，而这一事实曾经失落了如此长的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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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明《圣经》的史实及其信仰，同样也是康拉德·希克的梦想。作为一个年轻人，他在1846年的耶路撒冷“传教团”中多少有点儿孤独。于是他独自一人沿着城墙在小路上漫步。这条小路，尼希米在公元前5世纪中叶的某天夜里也恰好骑马走过。希克对那里的每一寸城墙和每一道城门都非常熟悉，任何一个人，甚至那些在1867—1870年间绘制《圣城堪舆全图》的英国军事工程人员，也没有希克那样一双鼹鼠似的眼睛，能够在圣殿山的圆顶 清真寺注86（Haram al-Shrif） 之下黑暗的水道和通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哪怕是最不易发现的猎物。在1873—1875年间，只要他能脱开工业学校指定的木工任务，就会一段一段地研究那些水道和通道，研究那些蓄水箱、蓄水槽和可蓄数千加仑的水池，而这些水利工程都深埋在圆顶清真寺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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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克一直对这个地方，对这里神圣的和世俗的、地上的和地下的建筑充满了梦想。这个梦从他还是巴塞尔“传教团”的年轻成员时就开始了。这个组织是由福音派银行家C. F. 斯皮特勒（C. F. Spittler）创立的，他设想让这些年轻人沿着非洲东北部的大裂谷，从死海边的耶路撒冷直到埃塞俄比亚建造一系列的传教修道院。作为第一步，斯皮特勒把康拉德派到了耶路撒冷。一开始他与另一位郁郁郁寡欢的传教团成员，年轻的约翰尼斯·费迪南·帕尔默（Johannes Ferdinand Palmer）艰苦地住在一起。他们从街上收养阿拉伯流浪儿童，使他们不再过乞讨的生活。但一有空闲，康拉德就找出他的锯和刨子，用橄榄木制作一些小雕像。他希望能把这些雕像连同偶尔雕刻的布谷鸟钟一起卖给修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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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真正的爱好还是《圣经》中描述的木匠活儿。上帝不是也更愿意让救世主（指耶稣）在木匠铺中升天吗？所以，康拉德·希克找到了属于他的真正职业——制作《圣经》模型。他的第一件作品（令人惊奇的是，这件作品竟然保留到了今天）就是圆顶清真寺。这出自他在巴塞尔作为一名年轻的进修生时的构想。后来他又做了很多其他模型。这些按比例做成的模型是如此精致和复杂，以至于很快就受到了耶路撒冷身穿亚麻布长袍阶层的追捧。这也让希克足以被称为是一个真正的建造师——实际上是耶路撒冷的一位建筑师。一家瑞士—德意志银行通过犹太和非犹太企业合伙人，为他提供了大量的资助，让他在没有任何附加条件的情况下，为那些贫穷的犹太人建造样板房（这是另一种意义上的模型），尽管出资的福音派一方当然希望这些犹太人在享受自然之光的同时也能接受福音之光。这个住满了犹太正统派的街区一下子变成了极端正统派犹太人专属居民区，被称为梅阿谢里姆区（Mea Shearim），如果今天这里的居民知道这一杰作是出自基督徒之手，他们很可能会吓一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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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克的模型制作工艺受到英国、德国和奥地利领事们的一致称赞，而土耳其总督 伊泽特帕夏注87（Izzet Pasha） 更是赞赏有加。他提出了一个自认为不错的想法：让希克制作另一个圆顶清真寺模型，以便在即将举行的“1873年维也纳国际博览会”上进行展示，用这种优雅、间接的方式表明自己对圣地的细心呵护，因为奥斯曼政府称自己在保护世界三大宗教的共同圣地方面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希克按时完工之后，他除了拿到工钱之外，还被破例允许进入圆顶清真寺的内院以及19世纪70年代对圆顶清真寺基础部分进行修护期间的发掘现场。在建设工地的正下方，一只目光闪烁的“鼹鼠”在黑暗中来回爬动，然后他一下子蹦了出来，手拿一本详细的笔记。他希望能够按照自己的笔记建造一个最好的模型，这个模型不仅具有建筑物的外表，而且还包括——他用不地道的英语称之为——地下“附属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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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许多多的英裔美国人，特别是那些受“巴勒斯坦探险基金会”派遣到耶路撒冷进行地上和地下勘测的工程技术人员，在希克之前早就来过这里。在“地下附属建筑”中，他们虽然不乏军人的坚韧和工程师的精确，但却缺少希克那种对其中一砖一瓦刻骨铭心的熟悉。例如，探险队队长查尔斯·沃伦（Charles Worren）曾用一扇木门板当船沿着水道漂流而下。当水面越来越高而头顶的岩石越来越低时，他不得不放弃了这种污水漂流的把戏，而改为涉水行进，任由肮脏的臭水溅得满脸都是。污水似乎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力量，竟然硬生生地让沃伦把咬在嘴里的铅笔吞了下去，从而引起严重窒息，差一点儿送了命。多亏了他的朋友萨金特·伯特利斯（Sergeant Birtles）及时求助，他才幸免于难。这就正如沃伦在《地下耶路撒冷》中所说：“像污水里的一只老鼠一样脸朝下死在这里，还有什么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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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这些敢于在地下污水中冒险的、勇敢的维多利亚时代的人都认为，完全有可能把地下耶路撒冷的污水与美好的事物区分开来。为了证明这一点，罗宾逊博士以扬基佬的执著，对污水质量进行了采样分析，并宣布其水质并非完全不可用的。毕竟，这里的水发源于汲沦山谷中基训泉（Gihon）的自然泉水。尽管地面之上供耶路撒冷民众饮用的水流会受到动物内脏和垃圾的严重污染，霍乱病菌每隔几年就会造成一场灾难，但用中东地区的降水标准来看，耶路撒冷冬春两季的雨水还是相当丰沛的，这些雨水冲刷着地面上裸露的岩石，直接通过水道系统流入蓄水池。对于那些对老城地上、地下构造有所了解的人来说，这无疑是犹地亚地区从古老的繁荣日渐衰落的又一个触目惊心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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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时代，对于欧洲人，尤其是北部的白人而言，公共道德是用卫生程度来衡量的。在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著名的耶路撒冷旅行家、圣地小说作家、保守党领袖迪斯雷利（Benjamin Disraeli）曾经说过，卫生状况的改善是“人类文明程度的最重要的标志”，并且他自认为他的名言“水源卫生，健康之本”曾经挽救了无数的生命。如果在大英帝国统治的耶路撒冷，有可能实施这种改善工程，那为什么不去做呢？19世纪中叶的卫生改善运动，使得圣地旅行一度流行起来。针对显然供不应求的市场需求，每年都有大量有关尼罗河与约旦河的旅行指南得以出版。这其中的原因非常明显。 托马斯·卡莱尔注88（Thomas Carlyle） “机器时代将摧毁一切精神遗产”的不祥预言并没有变为现实——事实与之恰恰相反。欧洲社会，尤其是作为先驱的大英帝国的工业化程度越高，其宗教与精神热情就越强烈，机器或许没有灵魂，但正如高尚的观点所认为的那样，那些购买和使用机器的人却有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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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至，机器也能比以前更有效地传播《圣经》中的真理。到19世纪50年代，第一批大幅的圣地照片洗印成功，从而替代或大大改进了平版印刷、绘画和钢雕这些传统的制图媒介技术。直到19世纪80年代颜色灰度（half-tones）被发明，这些照片才得以被印刷在书中，同时，这些照片也已经广泛用于商业展览和图册中。巴勒斯坦的样貌，那里的废墟和风光，那里三大宗教信徒的举止，已经深深地印在维多利亚时代人们的心中。1862年，威尔士亲王被派往圣地，在西敏寺教长亚瑟·斯坦利（Arthur Stanley）的陪同下进行基督教忏悔和责罚性访问［因他的母亲谴责贝蒂（Bertie）勾引他的父亲阿尔伯特（Albert）而致其过早离世，母亲与他都感到非常痛苦］之后，英国人都知道了这个地方，有些人还看到了随行的弗朗西斯·贝福德（Francis Bedford）一路上拍下的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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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将古老的《圣经》经文与现代的改进措施联系起来，将精神复兴与卫生甚至政治改革联系起来，还衰败的巴勒斯坦一方健康的净土，这样的诱惑对于一贯以慈善和伟大自居的维多利亚时代的大英帝国来说是不可抗拒的。不仅如此，那些最狂热的人恰恰是最原生态的人，他们是立志于为现代化的未来“复原”（这是他们常用的一个词）《圣经》的原教旨主义者。正如当时某些德国学者（也的确是犹太人）为对抗最有文化的信众，断言《圣经》完全是神的指示一样，具有创新意识的英国工程师们则对那些原生态的奇迹描述大加嘲讽，宣称要坚持希伯来《圣经》以及《新约》核心内容的基本历史真实性。显然，后者需要前者作为其必要的前提条件。耶稣——就其本质而言——是一个犹太人，而《旧约》和《新约》是有机地联系在一起的。犹太历史是基督教历史之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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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从科学还是神学的意义上讲，他们都需要知道希伯来《圣经》中那些可以被证实的真理。他们认为，知识（而不是盲目的迷信）是信仰的助产士。他们还认为，有关《圣经》时代真实发生在犹太人身上的事件，最真实，最不可争辩的版本，只有通过与圣地的直接联系才能获得。这也正是爱德华·罗宾逊为自己的畅销书题名为《巴勒斯坦地区〈圣经〉文本探秘》的原因。据他本人讲，他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使用过撒玛利亚、耶路撒冷、伯利恒等多个名字，并对其中的每一个名字都产生了“最神圣的情感”，但是“就我本人而言，这些名字后来都与某种科学动机发生了联系。长期以来，我一直思考着要在《圣经》地理方面有所建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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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两部神圣的书卷指引着那些最狂热的圣经地理学家：《旧约》和《工程师和机械师手册》（The Engineers and Machinists’Assistant）。后者为大卫·司各特（David Scott）所作，出版于1853年，正是《圣经》探险和学术旅行风潮刚刚兴起的年代。在传教士和学者之后，他们成为来到圣地的另一代人（如罗宾逊），而他们在成为考古学家之前大多是工程师。这些人对现代人根据历史事实来理解《圣经》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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