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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那个稍大一些的石质微型圣龛上，当年涂上的红色仍然依稀可辨，这一点同样也很有说服力。因为尽管这个圣龛没有“幔子”和护卫的雄狮，却有多重凹进的门道，就相当于圣殿的入口。并且，更令人惊异的是，“三角形浮雕式”的顶部是由七横三竖的檩条构成。它们看起来端头相接，这是该地区其他圣殿建筑的典型结构。不仅如此，祈祷室里还有一个镂空并雕成喇叭形的黑色玄武岩微型祭坛，这种形制成为后来通行的标准形式。毫无疑问，正是这种可以携带的家庭式、地方性的宗教氛围——没有通常见到的异邦神祇的身影和面孔，而是一种物质上虚无而精神上充实的宗教——似乎可以使我们深深地嗅到未来犹太教的气味。于是突然之间，在以拉要塞，否定其作为以色列前哨的可能性似乎成了荒谬的笑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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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西·加芬克尔并不是说仅凭这两个圣龛就能证明当所罗门的圣殿还矗立在耶路撒冷时以拉要塞就已经建成并有人居住，他只是说，似乎不可能将这两个圣龛看成一种与希伯来《圣经》中描述的完全不同的宗教文化表现形式。他曾说，拒绝这种可能性是有悖常理的。有一位抨击加芬克尔的批评家曾近乎绝望地抱怨说，他需要一种“不拘泥于书本的考古学”，他的意思是抛开《圣经》，奉行一种将所有经文从大脑中彻底清除的考古学，而对那些维多利亚时代的人以及威廉·阿尔布莱特（William Foxwell Albright）、伊格尔·亚丁（Yigal Yadin）和便雅悯·马撒尔（Benjamin Mazar）（其后人一直在这个问题上争论不休）的研究成果视而不见，仅仅去观察和研究眼前的东西，就好像《圣经》的书卷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所以，对我来说，认为对这个国家进行的考古工作与《圣经》完全无关，就如同“圣地地理学家”在勘测和发掘时，怀里只揣着《圣经》而没有其他知识一样，完全是自欺欺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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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篇故事中，你无法摆脱各种各样的“字符”，即写成或刻成的文字。一天下午，我发现在欣嫩谷的墓穴里出土的那两卷小银片在一片柔和的灯光下静静躺在以色列博物馆的一个玻璃柜中，那些雕刻的字符及其强有力的直线笔画，恐怕今天的犹太人根本认不出那是希伯来文。微型书写（后来在另一个时代成为犹太人的一种专长）并非直接起源于《圣经》，但却肯定融入了《圣经》那种虔诚的诗意。“愿赐福予那些爱他并遵守他的诫命的人……他是我们的重建者也是基石。”有人这样说，而另一句话，写在编号为KH2的文物之上，唤起了我心灵深处的某种东西：“愿赐福予……拒斥邪恶的人……愿他脸上发出的辉光照亮你的脸并保佑你平安。”这是某种记忆引力的作用使然，是古老的“过去”与短暂的“现在”之间的剧烈碰撞，这也正是每一个涉足犹太人的故事的人所要面临的职业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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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我再一次回忆起我9岁那年的时光。我站在会堂里，祈祷仪式刚刚开始，《托拉》书卷高高地升了起来，然后，在诵读之前，它转过每一位会众的面前。在犹太教出现之前，只有众神的像才能列队接受崇拜，然而在这里，我们崇拜的却是一部书卷，我们头上的 祈祷披巾注112（tallitim） 要触碰到从面前转过的羊皮卷。《托拉》书卷及其字符的神圣性是如此纯净，以至于身体任何部位的直接接触都是不允许的。那些写作书卷的文士在每次动笔之前必须洗手；而凡是诵读书卷的人只能用一个银质的 指经标注113（yad） 触碰羊皮卷。我们不能直接触碰手写的《托拉》书卷，而只能用我们时常拿到嘴唇上亲吻的祈祷披巾的边穗轻轻拂过书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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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托拉》书卷的上述仪式需要进行两次，分别在诵读之前和之后。但是，如今具有祭司身份的长者们（Cohanim）是先站在那里，然后沿着铺有地毯的台阶走到高于会众的约柜前，他们的祈祷披巾要拉过头顶，然后聚在一起形成一顶华盖。当他们发出祝福时，我们这些普通的犹太会众（hoi polloi）是不允许看他们的，当然我有时会忍不住偷偷瞄上一眼。当华盖下面的人开始吟诵时，那片饰有黑色条纹的褪色的奶油色华盖会上下浮动，有些人还会弯下腰以示虔诚。“愿主保佑你并保有你，”他们开始吟诵，就好像在背诵约西亚时代重新发现的那卷羊皮纸上的文字，“愿他脸上发出的辉光照亮你的脸并保佑你平安。阿门。”这声“阿门”在会堂中回响着，在那场 灭绝性的战争注114 结束还不到10年后的当时，我总算有点儿安全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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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17073350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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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4篇 古典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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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lassical Jews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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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没有摩西就没有柏拉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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裸体还是字符？上帝是一位美男还是一篇篇书写的文字？神性是无形的还是一个看得见的完美肉身？这都是需要回答的问题。对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而言，古希腊人和古希伯来人就好像油和水。他们以各自的方式“令人敬畏的”，但是两者却不能混合。希腊人追求的是自我实现，而犹太人则为自我征服而奋斗。“要服从”在犹太教中是国王的命令，而“对你的本性要真实”对希腊人是最重要的。但是，阿诺德假装中立的做法却不能令人信服。如果你是一个追求甜蜜和光明的人，又怎会愿意安分地等待新一轮“火与硫黄”的煎熬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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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是在古典传统熏陶下长大的，你就会认为欧洲是在打败波斯人的入侵后才有了自己的历史，希罗多德就是这样描述的。如果你是作为一个犹太人长大的，你会或多或少地希望波斯人一方获胜，因为他们毕竟曾是重建耶路撒冷的倡导者和支持者。以斯帖（Esther）曾经做过他们的王后，你知道他们有多坏吗？ 哈曼注115（Haman）这个“恶人”想彻底消灭犹太人，简直是一个朝秦暮楚的魔鬼，但他最终在波斯王那里得到了报应。 另一方面，希腊塞琉古（Seleucid）王朝的“神选者”安条克四世（Antiochus Ⅳ Epiphanes）曾把那些行割礼的婴儿连同他们的母亲从耶路撒冷城墙上扔下来，根据 《马加比一书》注116 的记载，这已成为他所奉行的一种文化。当时，犹太人的主要敌人是希腊化运动以及任其泛滥的疯狂的统治者。《马加比二书》记录的希腊人的各种暴行则更加骇人听闻，那些秘密守安息日的犹太人甚至被活活烧死在他们的洞穴里。犹太历史学家 弗拉维斯·约瑟福斯注117 对其恶行的描述尤其令人恐怖，他写道，那些坚守节期仪式的人“遭到杖击和鞭打，他们的身体被打得血肉模糊，然后被活活地钉在十字架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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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腊人所憎恨的（按照这种观点），是犹太人顽固奉行的那种与众不同的生活方式，主要标志就是：他们对男丁行割礼，他们每个星期都要休息（守安息日），他们对饮食作了严格的限制，他们宣称他们那个无形的、动不动就发怒的神是独一的，并且他们还越来越强烈地拒绝像其他所有的人一样。希腊哲学预先假定存在着可被发现的普适真理，犹太人则认为这种封闭文化中的智慧是私人宝藏。根据宇宙和谐原则建立的希腊神庙，是为了把人吸引过来，而耶路撒冷圣殿则是限制“外邦人”进入的。希腊的雕像和纪念碑，旨在当建造它们的城邦消失后仍能留存于此；而以色列人的《托拉》则意味着要比他们的建筑物流传更久远。对于希腊人来说，对自然尤其是野性自然的崇拜可以达到忘形的程度；然而对于犹太人来说，即使是一片神圣的小树林，也有可能使你迷失在异邦的邪恶之中。感官上忘形的狂喜是希腊酒神崇拜的核心。而在犹太传统中，只有在坏事发生时才会喝烈酒：挪亚赤身裸体地躺在他的儿子 汗注118（Ham）的面前 ，那些不守规矩的以色列人围着“ 金牛犊注119” 又蹦又跳。醉倒在植物丛中是最糟糕的事，所以正如《马加比二书》的作者所描述的，当安条克强迫犹太人用“常春藤扎成的花圈”庆祝酒神节时，希腊人对野性自然的崇拜就取代了犹太人作为其主人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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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希腊化的犹太人就是一个矛盾体。当时几乎无一例外，来自利比亚昔兰尼加（Cyrenaica）途经大都市亚历山大，进入犹地亚、加利利，甚至远至地中海东部海岛的大量犹太人尤其如此。在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开始远征与罗马人实施统治之间的两百多年里，希腊与犹太文化互相排斥的现象即使算不上奇怪，但至少也令人困惑。对两个人口规模如此之大的民族，希腊文化和犹太教之间并非完全不相容。两者的生活方式看起来有些相像：非强迫地趋同和自发地（即使算不上毫无障碍）共存。1947年发现《死海古卷》，1979年在欣嫩谷出土银质护身符，在那之前，最古老的连续希伯来文本（于1898年发现），是出土于尼罗河中游希腊化的法雍（Fayyum）地区的莎草纸残片，现在已经被确定为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产物。上面写的文字是“十诫”（与犹太人和基督徒现在使用的文本在顺序上略有不同），以及犹太人每天都要用到的规定性祷文“ 示玛注120” 。根据《塔木德》记载，在背诵《示玛》之前，按照惯例要先诵读“十诫”，所以，这些莎草纸实际上奇迹地保留了一位虔诚的埃及犹太人的日常生活，他生活于高度希腊化的世界，却一直维持着与其宗教身份相符的规定习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