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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什么是幸福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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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撒：知晓上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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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如何平静地忍受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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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撒：坚定地守持这样的思想，即所有的人均受上帝的指派，像分享大善一样分享大恶。（听起来显然像《传道书》和《便西拉智训》的口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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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如何摆脱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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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撒：只要内心意识到不再怀有邪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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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什么是最恶劣的怠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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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撒：如果一个人不关心他的孩子，或不把一切献给下一代的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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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大量的问题引自政治指导教师的授课（例如亚里士多德在授课时向亚历山大的提问），毫无疑问，这位冒名的“亚里斯狄亚”对这种希腊斯多葛—伊壁鸠鲁式的老生常谈，可以说是了如指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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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什么是王位的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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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撒：好好地管住自己，不要让财富和名誉引向欲望无边的邪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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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对于一个统治者来说，拥有什么东西最宝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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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撒：爱他的臣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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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后，他们又转入了柏拉图心理咨询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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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如何在不扰乱思想的情况下入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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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利亚撒：您问了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因为我们在入睡之后，真正的自我将不再发挥作用，而是被理性无法控制的想象力所牢牢控制着。我们灵魂的感觉使我们在睡眠期间认识到自己意识中的事物。但是，如果我们认为自己真的在海中乘风破浪或在空中振翅翱翔，那我们就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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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正是这位冒名的亚里斯狄亚的家乡——亚历山大的读者所需要的答案：那些希腊文化水平很低的犹太人不仅充满信心，而且甚至还有可能利用自己珍贵的智慧宝库去教化那些异教徒。我们从《亚里斯狄亚书信》的字里行间可以强烈地感觉到，希腊化的埃及犹太人所希望得到的不仅仅是神秘地崇拜一位绝对的“最高的上帝”，或将《圣经》作为智慧文献展示其中的理性。所以，他们极力坚持，即使那些令人困惑的细节（例如禁食律法）也不只是随意的禁令或仅仅涉及“黄鼠狼和老鼠”之类控制害虫的庸俗形式。他们之所以禁食像鸢、鹰这样的食肉动物和食腐动物，是为了服从人类“厌恶吃已经吃过其他动物的动物”的天性，而食用“干净的”啄食的鸟类，如“鸽子、斑鸠、鹧鸪、鹅以及……（根据《利未记》）蝗虫”9则更有益于健康。“关于是否允许食用这些动物和飞禽的每一项规定都相当于给我们上一次道德课。”但后面的内容则有点令人困惑，“对有爪动物和有蹄动物作出区分的规定则是为了告诉我们如何对个体行为进行区分”。出于维护《托拉》的自然伦理智慧的需要，以利亚撒指出，其他民族的男性甚至可以强暴自己的母亲和女儿，这种令人厌恶的习俗——以及同性交媾——对于犹太人是严格禁止的。（对于希腊人来说，同性恋可能一直没有完全根除。）使《圣经》具有希腊风格的强制性冲动使得“数字命理学家底米丢”（这是一位亚历山大犹太历史学家身边发生的事），将《圣经》中不可思议的家谱学和年代学变成了逻辑上的探究。雅各从77岁开始在七年之中生下了12个孩子是可信的吗？按照底米丢的计算，这是非常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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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辈的智慧与理性的批评之间的完美结合显示出巨大的魔力。托勒密在每天早上开始工作之前都要对这些译者表示问候，使他们只用了七十二天（十二支派乘以6——与译者的人数相同）就完成了这项工作。国王对此大加赞赏，以至于在译好的经书前跪拜了7次，并宣布任何更改都是不允许的（可能也是非法的）。由于后来的埃及统治者对这次文学创作的功德期望甚高，他们对“聪明的犹太人”道德上的正直、政治上的精明和学术上的权威一直充满了敬意。根据《创世记》中的记载，在摩西之前，约瑟曾一度在法老的宫廷中跃居高位。（在一部名为《〈马太福音〉希腊手稿》的书中，这位犹太作者得意忘形地认为是约瑟主持开发了埃及的运河与灌溉系统，但这很可能是对像祭司兼语法学家马内松这样的埃及历史学家有关以色列人是穷人和麻风病患者的描述作出的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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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约瑟和亚西纳（Asenath）的故事》（有时被称为“第一部希腊小说”，并且肯定是一个浪漫的故事）中，约瑟这位迅速崛起的以色列年轻人大权在握，马上就要与法老的顾问波蒂法尔（Poti-Phar）即潘特弗拉斯（Pentephres）的女儿、18岁的亚西纳成婚。整天蒙着面纱深居简出的亚西纳一直以厌恶男人而远近闻名，她对这桩婚姻并没有兴趣，但当她见到这个犹太人后，发现他既高大又聪明，于是她很快就坠入了爱河。当然，在这个当口，这位犹太人作了最大的努力，要求她完全皈依（犹太教）作为这桩婚姻的条件。亚西纳陷入了左右为难的境地，但在这个关键时刻，一对天使及时降临，帮助她挫败了法老的儿子试图强暴她，并杀死父亲以篡夺王位的阴谋。这对天使在帮助他们订立了婚约之后，便以一种神授蜂房的形式送给了亚西纳一部《圣经》，于是一群蜜蜂在周围不停地飞来飞去。故事至此并没有结束！这对天使再次降临，将这群蜜蜂变成了没有毒刺的小精灵，时刻陪伴着亚西纳幸福的婚姻生活和对犹太教真谛的顿悟。这真是一个奇迹！法老将自己安然逃过此劫归功于这位犹太人和天使们，于是把女儿嫁给了他，并为这对幸福的犹太小夫妻送上了祝福。在此，让我们举杯， 恭喜（mazel tov）注134 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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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亚历山大的犹太教与希腊文化，它们的这段蜜月期当然不可能持久，但是在两个半世纪里，这里就像后来各地的犹太散居点一样，是一个充满生命力、富于创造性的繁忙世界。我们应该赋予历史上两位更真实的约瑟以更高的地位。他作为哲学家 斐洛注135 的弟弟曾位居托勒密王朝的王室税务主管，而他的侄子儒略·提别略·亚历山大（Julius Tiberius Alexander）虽然脱离了犹太教，但却于公元1世纪出任过亚历山大城的罗马总督。另一位是德利米洛斯（Drimylos）的儿子多西狄奥斯（Dositheos），尽管他游离于犹太群体的边缘，但却作为王室档案主管在宫廷中身居高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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恰恰在这些成功者的故事发生之前，大约在公元前3世纪中叶，在亚历山大东南、尼罗河上游的赫拉克利奥波利斯地区克罗克多波利斯（Krokodopolis）古城的施迪亚（Schedia），在克尔基奥西利斯（Kerkeosiris）、赫法斯迪亚斯（Hephaistias）和特利克米亚（Trikomia）地区，在底比斯和利昂托波利斯（Leontopolis）［祭司昂尼雅（Onias）从耶路撒冷逃到此地后，为了对抗耶路撒冷，曾建立了一座堪比此前的象岛圣殿的犹太圣殿］，都建立了犹太社区。犹太人选择定居点的名字往往体现出他们的特长（大多是军事和行政方面的），如“底比斯骑兵”、“施迪亚边关巡警”和“利昂托波利斯步兵”［也包括我们从公元前2世纪中叶的一卷莎草纸上看到的沙巴塔伊奥（Sabbathaios，意为“安息日出生的人”）这样的美称］。当时通行的惯例是，这些犹太人受雇于地主并为其服务，然后他们再把土地租给当地的农民耕种。据说克罗克多波利斯城郊边缘地带一片葱绿，到处是花圃和菜园，犹太人就在他们那些佃户劳作的身影中间，以贵族的派头悠闲地漫步。他们不仅人数众多，而且其富裕程度足以建造一座犹太会堂，并将其献给托勒密三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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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克罗克多波利斯毕竟无法与亚历山大相比。亚历山大是犹太史上最伟大的城市之一：拥有近20万犹太人，几乎占当地人口的三分之一（尽管只占埃及总人口的4%）。由于没有官方的限制，他们大多集中在码头区东面独特的犹太人居住区，尤其是在语法学家阿皮翁（Apion）所说的“无码头的海岸边”的尼罗河三角洲地区，但离王宫并不远。在这些地区到处都有犹太会堂，从保留下来的献给各路守护神，甚至历代托勒密国王的碑刻来看，历史上大流散期间的犹太社区一直试图与当地政府保持某种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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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任何一座犹太会堂都无法与亚历山大“大会堂”相比。根据该犹太社区于公元2世纪被毁之后的传说，尤其是历代《塔木德》圣哲的描述，犹太·本·以拉伊（Judah ben Ilai）甚至认为“没看到这座会堂的人就等于没看到（上帝的）荣光”。他近乎神奇的描述着：规模宏大的亚历山大“大会堂”，内部采用双排柱廊结构，会堂为每一位长老专门设置了一共70把金椅（为了纪念翻译《圣经》的70位文士），上面镶嵌着珍珠。另外，还为城里的每一位犹太工匠和商人留出座位区：金匠、织工、铜匠……会堂的犹太会众如此之多，建筑规模如此之大，以至于难以听到诵经台（bimah）——用于诵读《托拉》的平台——上诵读人的声音，所以要让每一个座位区的人都能听到，领诵人（chazzan）只能站在台上，挥舞着一面巨大的白色丝绸旗子，提示会众齐声吟诵“阿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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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在象岛一样，一种犹太社会的感觉——一只脚踏在他们的犹太城邦里，而另一只脚踏在更广阔的世界里——在保留下来的莎草纸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 芝诺（Zenon）注136 档案”中记载，托勒密王朝的一位税收官员曾于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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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世纪中叶到巴勒斯坦地区旅行；而法雍地区出土的赫拉克利奥波利斯莎草纸，甚至有更丰富的文字记载。有一个典型的案例，一个叫多罗西斯（Dorotheus）的人向当地社区的执政官（archon）报告，他出于发自内心的善意（也是为了遵守《托拉》中的一条诫命），把他生病的内弟塞西斯（Seuthes）带回了自己的家里，并在他生病期间“不惜花费我的大部分财富”悉心照顾他。不仅如此，多罗西斯还把他的侄女菲力帕（Philippa）从债主的监房里救出来，并把她带到家里与她生病的父亲团聚。他算一个真正的好人吧？还算不上——多罗西斯回答，他只不过是在按照《托拉》的要求做事。作为回报，在久病的内弟去世之前，菲利帕被正式接纳为多罗西斯家的一个成员。她在新家里平静地生活了四年。有一天，这种愉快的家庭生活由于她的母亲艾奥娜（Iona）的突然出现而被打断。艾奥娜把这个小女孩带到了她的婶母家，从而剥夺了这位恩人拥有一位新家庭成员的权利。多罗西斯坚持认为，小女孩应该归还他，菲利帕应该作为曾经和正在被扶养的孤儿归还她的监护人，而不是作为一个可以使唤的女仆让她的主人带走（天理难容）。对这位执政官来说，多罗西斯引用的是他忠实遵守的《利未记》（25
:35）中“你的兄弟在你那里若渐渐贫穷，手中缺乏，你就要帮补他，使他与你同住”这条诫命，尽管《托拉》中并没有规定归还侄女是一项义务。或许是因为这是犹太人与希腊人在监护原则上产生冲突的一个经典案例，这位执政官最后似乎站在了多罗西斯一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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