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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某些犹太人来说，他们或许认为被希腊城邦以完整的公民身份接受要比立约更重要，并且他们知道，要想从学园毕业就必须进行裸体训练，那么这些犹太人做部分包皮复原，即“包皮延长”（epispasm）也是可行的。远古时代的割礼，似乎并不是把整个包皮完全割掉，剩余的部分可以涂上蜂蜜或捣碎的草药汁使之软化，再用牵拉的方式使之伸长。这是异教徒经常使用的复原手术，如果他们觉得自己的包皮割得过短，或由于在健身馆里无意间暴露下体而引发一场令人难堪的哄笑感到苦恼，他们就会通过这种方法加长包皮。一旦行过包皮延长术的人又感到后悔（这是不可避免的），拉比们（他们往往对这方面的事特别认真，因为这涉及与耶和华立的约）就会对重新进行完全的割礼对回归犹太教是不是强制性的，或这样的手术是不是太危险，这类问题上争论不休。但是，从那时直到现在，由于《塔木德》学者一再坚持认为包皮天生是令人厌恶的，所以《密释纳》中要求在割礼（brit milah）仪式上必须完全而不可恢复地把包皮割掉。任何不彻底的割礼都是不允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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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一位大祭司，提议在耶路撒冷建造一座健身馆，并允许犹太人（在《马加比二书》中有惊人的描述）“戴希腊式帽子”（帽子对犹太人意义极其重大）。也正是这位大祭司，很爽快地在五年一度的推罗运动会上，派出了一个由希腊化犹太人组成的代表团。这个大胆叛教的大祭司就是前面提到篡位者伊阿宋。他于公元前172年，通过贿赂取代了他的兄长、当时执政的敖尼雅三世而登上高位。这个健身馆只是伊阿宋提出的将耶路撒冷变成一个模范希腊城邦这个宏大计划的一部分。只要犹太市民通过了即将实行的学园式训练，他们就具有了公民的资格，而他们的城市就叫“安条克的耶路撒冷”。这位大祭司的准叛教行动由于否定以色列人与众不同的基本行为方式——先是亚伯拉罕与耶和华立约；当受到刺激的西坡拉（Zipporah）将她儿子带血的包皮扔给她的丈夫摩西，并宣布“现在你就是我的新郎”后，又戏剧性地 重新立约注146 ——而达到了顶峰。约瑟福斯写道，塞琉古国王当然希望犹太人像其他民族的人一样，但这个愿望却首先由犹太大祭司伊阿宋提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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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反动的力量尤其惊人，因为没有任何迹象表明，塞琉古王朝比托勒密王朝更热衷于强制推行希腊化。当安条克三世的骑兵（不仅他们的士兵而且士兵的坐骑也全都从头到脚包着铠甲）于公元前200年在黑门山（Mount Hermon）下的巴尼恩（Banion）战役中一举击溃托勒密的军队。这位得胜的国王首先采取的一项措施，就是发布了一系列法令，承诺（如果说有什么不同的话）要做一个亲民的国王，成为犹太人“古老律法和习俗”的保护人，禁止外邦人进入圣殿周围区域，禁止包括野豹和野兔在内的（或许有点多余）违禁肉类和动物进入耶路撒冷。圣殿的献祭仪式将予以保留，战争造成的损坏将予以修复，对祭司永久免税，其余的耶路撒冷人则免税三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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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条克三世的法令可以说满足了古老的耶路撒冷圣殿可能提出的所有要求，最终帝国霸主与犹太人之间的这种关系维持了三个世纪，但他们仍然没有逃脱战争或国王本身命运的阴影。在无边的欲望诱惑下，安条克三世很快意识到，必须通过与埃及开战才能建立起自己的霸主地位，但很快，他就被刚刚进入埃及的强大罗马军队，在马格尼西亚（Magnesia）战役中击败。这是一个转折点。罗马人要求巨额赔偿，并将年轻的安条克（后来的安条克四世）作为人质押往罗马。在罗马，年纪轻轻的他［根据波里比乌斯（Polybius）的记载］博得了一个“行事任性、脾气古怪”的坏名声。然而在北方，塞琉古王朝的军事经费吃紧，他们只能为安条克三世对耶路撒冷采取的宽松政策感到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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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条克四世继位之后，资金一度十分短缺，于是这位国王忍不住要对圣殿中那些属于公众的金银器下手。虽然不能肯定财政大臣赫利奥多鲁斯（Heliodorus）是否对圣殿实施过抢劫，但这一事件后来却成了另一个传奇故事。据说，由于天使及时赶来救援（这是很自然的），这位抢劫犯并未得手，但这个故事却很快在犹太—希腊世界的幻想文学中传播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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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正是在这样的特定情况下，一个没有安全感的小朝廷，面临财政和军事上的困境而不是任何宗教文化冲突，引发了一系列哈斯蒙尼大起义的事件。而这次起义必然要演变为一场反抗文化侵略，甚至种族灭绝的战争，而《马加比书》在对这场起义的记述中则将哈斯蒙尼人描绘为《托拉》的守护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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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的真实情况更加肮脏而复杂，因而更具有历史可信性。为了迎合塞琉古政府的需要，圣殿贵族形成的各个派系相互倾轧，在争夺大祭司职位的战争中纷纷用金钱作为回报以便为自己的派系确立优势。在安条克四世伊皮法尼斯介入之后，大祭司职位的两个主要竞争对手——伊阿宋和梅涅拉奥斯——作为希腊化的犹太人竟然互相攀比，唯恐自己送给塞琉古国王的钱财比对手少而失去竞争资格。当了三年的大祭司之后，伊阿宋最终仍然是一个失败者。由于他的继任者梅涅拉奥斯假他人之手将敖尼雅（他是上一任大祭司，也是伊阿宋的兄长）暗杀，伊阿宋忙不迭地越过约旦河，狼狈地逃到胡肯奴的城堡里躲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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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压倒所有的大祭司（当时的确如此）从而确立自己的大祭司地位，梅涅拉奥斯可算是绞尽了脑汁。他擅自决定为外邦军队建造阿克拉（Akra）城堡，结果把耶路撒冷变成了一座被外族占领的城市（尽管名义上是一个自由城邦）。建造这座城堡，需要在越来越拥挤的市区内拆除大量的房屋。在耶路撒冷，所谓拆迁政治一直是解决麻烦的良方。拆迁大军进入市区后，引发了一系列暴力事件。所以，犹太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战争，并不是以在莫迪因（Modi’in）乡间爆发的马加比起义开始的，而是由一场针对城堡建造工程，以及梅涅拉奥斯的弟弟、代理大祭司利斯马库斯（Lysimachus）及其下属官员的市区暴乱（虽然参与者手中只有棍棒、短刀和石头）引发的。根据《马加比一书》记载，骚乱的人群还曾向敌人投掷了祭坛上残留的灰尘。可以想象，即使投出的“尘”或“灰”击中了目标，也不可能使那些镇压者受伤，但这样一个场景却具有重要的象征意义：圣殿献祭的残留物必将落在那些敢于冒犯她的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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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终日闲坐在胡肯奴狮子宫中的伊阿宋听到暴乱的消息后，却认为这是一个发动政变的大好时机。此时，他正好可以摆出一副犹太传统保护者的姿态。他相信自己的鼓动能力，并且可以打起“千里勤王”的正义之师的旗号。于是，伊阿宋召集了大量的长矛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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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安条克四世已经去世的小道消息使他进一步下定了决心。塞琉古的军队向南进军，像往常一样与托勒密的军队会合混战，虽然被罗马人击败，但并没有全军覆没——他们与获胜的一方达成了某种协议。与此同时，伊阿宋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他率领一支在胡肯奴的帮助下组建起来的小股部队越过了约旦河，对耶路撒冷实施攻击，不仅对为塞琉古国王守城的外邦军队和雇佣兵大肆屠杀，并且对数千名决心与希腊人共同守城的犹太人大开杀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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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安条克四世实际上还活得好好的。由于与罗马人达成协议，安条克从埃及的困境中摆脱出来，他对伊阿宋的政变行径大为光火。在一个军事舞台上被击败之后，他并不想在另一个军事舞台上让塞琉古王朝再次蒙羞。因此，这位国王变成了一头怪物，这本来是一个笑谈，说他铸在钱币上的像并不是上帝的化身（epiphanes），而是一个疯子（epimanes），现在这个笑话倒像是突然变成了真的。不仅如此，这种疯狂更体现在他所采取的方式。伊阿宋——以及耶路撒冷许多居住区对他的热烈欢迎——（使安条克）将犹地亚排斥在文明化的疆域之外，并将其作为“刀剑下的囚虏”对待。安条克四世不再受安条克三世所作承诺的约束，只要他愿意，他就拥有作为征服者的绝对权力处置其臣民、圣所、习俗和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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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他的意愿就是残忍：根据《马加比书》的记载，他疯狂屠城三日，共杀害包括女人和孩子在内的4万条生命，另有4万人被押往腓尼基的奴隶市场卖为奴隶，这次邪恶的交易足以缓解塞琉古王朝的国库空虚问题。《马加比一书》的作者补充道，在这种邪恶手段的欺骗下，这次创伤直接威胁到犹太人生物学上的生存，因为“处女和年轻人不再有活力，而女人的美丽面容也发生了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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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文化灭绝由于《马加比书》中的渲染而广为人知。当时禁止任何能使犹地亚人体现出犹太性的仪式：诵读《托拉》、行割礼、洁净仪式、守安息日。不仅禁食习俗被打破，反而强迫犹太人去破戒。安条克将圣殿中所有器物和仪式用品抢劫一空——金祭坛、无酵饼桌台、上面摆放的无酵饼和素祭、烛台和蜡烛（及其“光照千秋”的深刻含义）、遮掩至圣所的幔布——这不仅使任何形式的牲祭、素祭和无酵饼祭不可能进行，而且使整个圣殿作为犹太教的核心也无法存在下去。而取代这些圣物的，则是雕像、酒神像、妓女、献给酒神的一排排象牙，从而为这次全面的灭绝行动作了最好的注脚。当时的情形正如后来罗马军队最终剿灭犹太人起义时一样，圣殿不得不停止一切活动。当安条克随后派出的由阿波罗尼亚斯（Apollonius）将军率领的报复性远征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横冲直撞，杀死所有在安息日挡在路上的犹太人时，这就相当于公开宣布，从此之后，犹太人已经成为一个恐怖城邦中的一群无助的囚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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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回到他那宫殿式的要塞后，胡肯奴才有点回过神儿来。最后一位塞琉古国王并没有静等厄运的到来，他在那些石灰石烈豹雕像面前拔剑自刎了。而伊阿宋（根据《马加比二书》作者的描述，他才是这一系列灾难的始作俑者）在失去了最后的避难所之后，已经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逃亡者，只能“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作为抛弃律法的人，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先是逃到埃及，后来又逃到 拉克代蒙尼亚人注147（Lacedemonians） 的领地，并在那里死去。作为希腊流亡者，他也算死得其所吧。“他暴尸于一片死尸中间，没有人为他哀伤，也没有任何庄严的葬礼，更没有与他的先祖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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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马加比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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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切都在巴比伦人的大屠杀中毁灭殆尽之后，祭司们却在踏上流亡之路时，从圣殿的牲祭火焰中带走了一点永不熄灭的火苗。这点火苗被放在一个秘密的坑中保护起来，但当它的守护人尼希米来取走它用于重建耶路撒冷时，坑中却灌满了“脏水”，火苗早就熄灭了。当马上就要献燔祭时，尼希米告诉那些一筹莫展的祭司，让他们把水洒在引火的木头上。他们不知所措，但还是照他的话做了。刹那间，一缕阳光闪过，浸透水的木头自燃起来。于是，古老的圣火重新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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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比二书》的作者就是这样描述的，或许他的文学想象力本身就是一点跳动的火苗，他希望他的犹太读者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虽然《马加比一书》与《马加比二书》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不同的，但两者所描绘的都是犹太人的自由史诗。其中的每一个情节都像摩西的出埃及故事一样令人惊奇、使人感动并充满遐想。在上述两书所记述的奇迹中，并没有出现圣殿中重新点燃的油灯所用燃油不足（只够9个灯头燃烧一天）的传奇故事。这个传说虽然被所有的现代犹太人理解为光明节（Hanukkah）体现的核心意义，但却纯粹是拉比的发明，其出现时间至少要晚三个世纪。然而，这两部《马加比书》（尤其是《马加比二书》）的内容却既有历史也有传奇。真实历史与虚构杜撰相结合，是十足的希腊味儿，而马加比家族的使命就是驱散这种希腊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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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书均写于公元前2世纪末期，是作为哈斯蒙尼—犹太王国宣扬历史的手段而被制作。这个王国是在塞琉古王朝支离破碎的废墟上于此前40年建立的。族长玛塔提雅（Mattathias）（其重要性在于他是祭司的后裔）和他5个领导起义、反抗安条克迫害的儿子的传奇故事，意味着将哈斯蒙尼王朝（既非撒督的后裔，亦无大卫的血统）同时具有国王和大祭司双重身份合法化，而这样的规制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史无前例的创新。重要之处在于，这两部书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这一新的规制违反早在摩西和亚伦时代就已经确立的国王和大祭司角色分离原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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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ans”——希伯来语中有点误导地译为“哈西德”（Hasidim），即虔敬派——是哈斯蒙尼起义联盟中最激进的一个派别，尽管并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将自己视为最最纯洁的《托拉》守护人，更比不上严守律法的犹太教奠基人之一法利赛人。在对有关篡夺祭司职位的指控［当哈斯蒙尼国王亚历山大·詹尼亚斯（Alexander Jannaeus）试图在圣殿主持 住棚节注148 的活动时，曾遭到一伙耶路撒冷暴民投掷香橼果］进行反击时，哈斯蒙尼人需要表明自己的身份，即他们是一系列神迹的制造者，并且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宗教上，他们是被指定的反抗希腊化污染的《托拉》犹太教的守护人，尤其在当时各种各样的传言非常混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同样地，当《托拉》中的诫命对自己不利时，犹太当局第一次提出要对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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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地亚一个小村庄里，一些手无寸铁的村民在一个安息日被屠杀。于是，“铁锤”犹大·马加比（Judas Maccabeus）决定，如有必要，他们不惜在安息日战斗，这个决定，被时势发展证明是正确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正如那些人格轻浮的异族世界的国王一样，哈斯蒙尼人也认为自己是神指派的。他们制定了官方节期“光明节”，并且自奉为被玷污的圣殿中的清洁者和献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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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与强敌希腊军队的对抗中取得了意想不到（尽管并非一直如此）的成功，并且务实地利用与罗马人结成的联盟，以及与竞争对手塞琉古人的长期不和，哈斯蒙尼人很快就树立起强大的信心。这个犹太王国比之前任何一个以色列王国在领土上的野心都更大，在令异教徒改宗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的军队——包括大量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分队——从爆发起义的犹地亚山区核心地带出发，途经撒玛利亚进入加利利地区，一直推进至希腊沿海城市托勒密，然后向北进入黑门山一带，直达现在所称的“戈兰高地”，甚至还进入了叙利亚，随后越过约旦河，进入摩押山区和亚扪山谷，而向南则进入了内格夫沙漠，攻占了原来属于非利士人和腓尼基人的古老要塞城镇雅法、加沙和亚实基伦。他们征服的过程也是令异教徒改宗的过程，有时是强制性的，但这个过程中，身体上的痛苦有时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因为当地的一些居民至今一直在实行割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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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朝廷在保护《托拉》的意义上取得了成功，而其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新生事物。约翰·胡肯奴是历史上第一个发行铸币的犹太统治者，尽管当时的硬币（prutot）面额不大，尺寸也很小。硬币的一面通常是象征丰裕的号角（源于古典世界）和石榴（源于犹太传统），另一面则有意识地刻着原始的希伯来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当时大多已被废弃，人们更喜欢使用亚述—阿拉米方块字，希伯来文至今仍在沿用这种形式。胡肯奴称王时使用的不再是熟悉的希腊名字，而是在雕刻铭文时用“约拿单、大祭司和犹太人委员会首领”（Yochanan Cohen Gadol, Rosh Hever Hayehud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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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比一书》最早用希伯来文写成，但只有希腊文本得以流传下来。它以同样的方式表明，其内容乃是这个再生的犹太王国的真实史诗，并且其叙事风格与希伯来《圣经》对历史的描述非常相近。而《马加比二书》，则有更多夸张的神话和诗意的杜撰，这充分说明其作者来自希腊化的埃及，因为那里需要这类由希腊、犹太文化调和而成的文学作品，约瑟和亚西纳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同样与众不同的是，作者还有意地模仿历史学家的口气，宣称对 古奈利注149（Cyrene） 另一个叫伊阿宋的作者早期写成的五卷巨著进行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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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比二书》的开篇是一封写给埃及犹太人的信（以一位耶路撒冷人的口气），其中就包括神奇地保护圣殿牲祭火种的故事，暗示着无论世俗权力如何变化，犹太教的火种总能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从意识上讲，像“安息日莎草纸”的作者在三个世纪前对象岛犹太人诉说的那样，埃及犹太人需要通过遵守节期的仪式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权威之下。因此，他们仔细挑选特定的日期——基斯流月第二十五天，即圣殿恢复献祭的日子——哈斯蒙尼官方规定将这一天作为新的自由日庆祝“光明节”。事实上，《马加比书》的作者仿佛得到了新的哈斯蒙尼祭司兼国王的指示，明确地提出他们希望光明节的庆祝活动不仅要像住棚节一样延续八天，并且还赋予这一节日与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这三大朝圣节日同样的神圣地位。关于这件事是否发生过的问题，拉比教义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显然是将《马加比书》凌驾于《圣经》法典之上。拉比们在检讨过去时完全有可能作过认定，认为哈斯蒙尼人的创新行为中掺杂着某些难以捉摸的世俗因素。鉴于《马加比书》的两位作者为了将这次解放与早已成型的出埃及故事相媲美，作了如此大的努力，这样的类比可能真的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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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马加比二书》的作者是谁（并且无论其内容与“古奈利的伊阿宋”的著作相近还是无关），这个人肯定知道如何用古典的后荷马风格写作史诗，使其传奇故事中充斥着各种奇迹、诅咒和离奇的不可能事件，从而满足了有文化修养的、希腊化的读者群的阅读需求：用希腊风格表达希腊人的必胜信念。在《马加比一书》中，因疯狂而受惩罚的安条克四世“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经历了巨大的悲伤后”死于小亚细亚，他在弥留之际曾为他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而痛心忏悔。而在《马加比二书》中，他的临终时刻却被活灵活现地描述为：在上帝加给他的腹泻引发的臭气熏天、不可抑制的阵阵痉挛中慢慢咽了气。“这个人先想了一会儿，觉得他能够着天上的星星，此时谁又能受得了他身上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呢。”在他垂死挣扎的恶臭中，这位饱受折磨的国王希望能皈依犹太教，而如果他能够活下来，一定会为整个世界都在宣扬《托拉》而感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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