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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之而来的文化灭绝由于《马加比书》中的渲染而广为人知。当时禁止任何能使犹地亚人体现出犹太性的仪式:诵读《托拉》、行割礼、洁净仪式、守安息日。不仅禁食习俗被打破,反而强迫犹太人去破戒。安条克将圣殿中所有器物和仪式用品抢劫一空——金祭坛、无酵饼桌台、上面摆放的无酵饼和素祭、烛台和蜡烛(及其“光照千秋”的深刻含义)、遮掩至圣所的幔布——这不仅使任何形式的牲祭、素祭和无酵饼祭不可能进行,而且使整个圣殿作为犹太教的核心也无法存在下去。而取代这些圣物的,则是雕像、酒神像、妓女、献给酒神的一排排象牙,从而为这次全面的灭绝行动作了最好的注脚。当时的情形正如后来罗马军队最终剿灭犹太人起义时一样,圣殿不得不停止一切活动。当安条克随后派出的由阿波罗尼亚斯(Apollonius)将军率领的报复性远征军在耶路撒冷的街道上横冲直撞,杀死所有在安息日挡在路上的犹太人时,这就相当于公开宣布,从此之后,犹太人已经成为一个恐怖城邦中的一群无助的囚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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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回到他那宫殿式的要塞后,胡肯奴才有点回过神儿来。最后一位塞琉古国王并没有静等厄运的到来,他在那些石灰石烈豹雕像面前拔剑自刎了。而伊阿宋(根据《马加比二书》作者的描述,他才是这一系列灾难的始作俑者)在失去了最后的避难所之后,已经成为一个无家可归的逃亡者,只能“从一个城市逃到另一个城市,作为抛弃律法的人,如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他先是逃到埃及,后来又逃到 拉克代蒙尼亚人注147(Lacedemonians) 的领地,并在那里死去。作为希腊流亡者,他也算死得其所吧。“他暴尸于一片死尸中间,没有人为他哀伤,也没有任何庄严的葬礼,更没有与他的先祖埋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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Ⅲ 马加比家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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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切都在巴比伦人的大屠杀中毁灭殆尽之后,祭司们却在踏上流亡之路时,从圣殿的牲祭火焰中带走了一点永不熄灭的火苗。这点火苗被放在一个秘密的坑中保护起来,但当它的守护人尼希米来取走它用于重建耶路撒冷时,坑中却灌满了“脏水”,火苗早就熄灭了。当马上就要献燔祭时,尼希米告诉那些一筹莫展的祭司,让他们把水洒在引火的木头上。他们不知所措,但还是照他的话做了。刹那间,一缕阳光闪过,浸透水的木头自燃起来。于是,古老的圣火重新燃烧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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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比二书》的作者就是这样描述的,或许他的文学想象力本身就是一点跳动的火苗,他希望他的犹太读者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虽然《马加比一书》与《马加比二书》从根本上讲是完全不同的,但两者所描绘的都是犹太人的自由史诗。其中的每一个情节都像摩西的出埃及故事一样令人惊奇、使人感动并充满遐想。在上述两书所记述的奇迹中,并没有出现圣殿中重新点燃的油灯所用燃油不足(只够9个灯头燃烧一天)的传奇故事。这个传说虽然被所有的现代犹太人理解为光明节(Hanukkah)体现的核心意义,但却纯粹是拉比的发明,其出现时间至少要晚三个世纪。然而,这两部《马加比书》(尤其是《马加比二书》)的内容却既有历史也有传奇。真实历史与虚构杜撰相结合,是十足的希腊味儿,而马加比家族的使命就是驱散这种希腊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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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部书均写于公元前2世纪末期,是作为哈斯蒙尼—犹太王国宣扬历史的手段而被制作。这个王国是在塞琉古王朝支离破碎的废墟上于此前40年建立的。族长玛塔提雅(Mattathias)(其重要性在于他是祭司的后裔)和他5个领导起义、反抗安条克迫害的儿子的传奇故事,意味着将哈斯蒙尼王朝(既非撒督的后裔,亦无大卫的血统)同时具有国王和大祭司双重身份合法化,而这样的规制本身就是一个令人惊异的、史无前例的创新。重要之处在于,这两部书在任何地方都没有提到这一新的规制违反早在摩西和亚伦时代就已经确立的国王和大祭司角色分离原则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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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sideans”——希伯来语中有点误导地译为“哈西德”(Hasidim),即虔敬派——是哈斯蒙尼起义联盟中最激进的一个派别,尽管并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将自己视为最最纯洁的《托拉》守护人,更比不上严守律法的犹太教奠基人之一法利赛人。在对有关篡夺祭司职位的指控[当哈斯蒙尼国王亚历山大·詹尼亚斯(Alexander Jannaeus)试图在圣殿主持 住棚节注148 的活动时,曾遭到一伙耶路撒冷暴民投掷香橼果]进行反击时,哈斯蒙尼人需要表明自己的身份,即他们是一系列神迹的制造者,并且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宗教上,他们是被指定的反抗希腊化污染的《托拉》犹太教的守护人,尤其在当时各种各样的传言非常混乱的情况下更是如此。同样地,当《托拉》中的诫命对自己不利时,犹太当局第一次提出要对其进行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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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犹地亚一个小村庄里,一些手无寸铁的村民在一个安息日被屠杀。于是,“铁锤”犹大·马加比(Judas Maccabeus)决定,如有必要,他们不惜在安息日战斗,这个决定,被时势发展证明是正确的。所有的迹象都表明,正如那些人格轻浮的异族世界的国王一样,哈斯蒙尼人也认为自己是神指派的。他们制定了官方节期“光明节”,并且自奉为被玷污的圣殿中的清洁者和献祭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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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在与强敌希腊军队的对抗中取得了意想不到(尽管并非一直如此)的成功,并且务实地利用与罗马人结成的联盟,以及与竞争对手塞琉古人的长期不和,哈斯蒙尼人很快就树立起强大的信心。这个犹太王国比之前任何一个以色列王国在领土上的野心都更大,在令异教徒改宗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他们的军队——包括大量由外国雇佣兵组成的分队——从爆发起义的犹地亚山区核心地带出发,途经撒玛利亚进入加利利地区,一直推进至希腊沿海城市托勒密,然后向北进入黑门山一带,直达现在所称的“戈兰高地”,甚至还进入了叙利亚,随后越过约旦河,进入摩押山区和亚扪山谷,而向南则进入了内格夫沙漠,攻占了原来属于非利士人和腓尼基人的古老要塞城镇雅法、加沙和亚实基伦。他们征服的过程也是令异教徒改宗的过程,有时是强制性的,但这个过程中,身体上的痛苦有时并没有想象中的严重,因为当地的一些居民至今一直在实行割礼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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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小朝廷在保护《托拉》的意义上取得了成功,而其至少表面上看起来是一个新生事物。约翰·胡肯奴是历史上第一个发行铸币的犹太统治者,尽管当时的硬币(prutot)面额不大,尺寸也很小。硬币的一面通常是象征丰裕的号角(源于古典世界)和石榴(源于犹太传统),另一面则有意识地刻着原始的希伯来象形文字。这种文字当时大多已被废弃,人们更喜欢使用亚述—阿拉米方块字,希伯来文至今仍在沿用这种形式。胡肯奴称王时使用的不再是熟悉的希腊名字,而是在雕刻铭文时用“约拿单、大祭司和犹太人委员会首领”(Yochanan Cohen Gadol, Rosh Hever Hayehudi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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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比一书》最早用希伯来文写成,但只有希腊文本得以流传下来。它以同样的方式表明,其内容乃是这个再生的犹太王国的真实史诗,并且其叙事风格与希伯来《圣经》对历史的描述非常相近。而《马加比二书》,则有更多夸张的神话和诗意的杜撰,这充分说明其作者来自希腊化的埃及,因为那里需要这类由希腊、犹太文化调和而成的文学作品,约瑟和亚西纳的故事就是一个例证。同样与众不同的是,作者还有意地模仿历史学家的口气,宣称对 古奈利注149(Cyrene) 另一个叫伊阿宋的作者早期写成的五卷巨著进行了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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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加比二书》的开篇是一封写给埃及犹太人的信(以一位耶路撒冷人的口气),其中就包括神奇地保护圣殿牲祭火种的故事,暗示着无论世俗权力如何变化,犹太教的火种总能从一个地方带到另一个地方。从意识上讲,像“安息日莎草纸”的作者在三个世纪前对象岛犹太人诉说的那样,埃及犹太人需要通过遵守节期的仪式聚集在耶路撒冷的权威之下。因此,他们仔细挑选特定的日期——基斯流月第二十五天,即圣殿恢复献祭的日子——哈斯蒙尼官方规定将这一天作为新的自由日庆祝“光明节”。事实上,《马加比书》的作者仿佛得到了新的哈斯蒙尼祭司兼国王的指示,明确地提出他们希望光明节的庆祝活动不仅要像住棚节一样延续八天,并且还赋予这一节日与逾越节、五旬节、住棚节这三大朝圣节日同样的神圣地位。关于这件事是否发生过的问题,拉比教义持否定态度,认为这显然是将《马加比书》凌驾于《圣经》法典之上。拉比们在检讨过去时完全有可能作过认定,认为哈斯蒙尼人的创新行为中掺杂着某些难以捉摸的世俗因素。鉴于《马加比书》的两位作者为了将这次解放与早已成型的出埃及故事相媲美,作了如此大的努力,这样的类比可能真的没有发生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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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无论《马加比二书》的作者是谁(并且无论其内容与“古奈利的伊阿宋”的著作相近还是无关),这个人肯定知道如何用古典的后荷马风格写作史诗,使其传奇故事中充斥着各种奇迹、诅咒和离奇的不可能事件,从而满足了有文化修养的、希腊化的读者群的阅读需求:用希腊风格表达希腊人的必胜信念。在《马加比一书》中,因疯狂而受惩罚的安条克四世“在一片陌生的土地上,经历了巨大的悲伤后”死于小亚细亚,他在弥留之际曾为他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而痛心忏悔。而在《马加比二书》中,他的临终时刻却被活灵活现地描述为:在上帝加给他的腹泻引发的臭气熏天、不可抑制的阵阵痉挛中慢慢咽了气。“这个人先想了一会儿,觉得他能够着天上的星星,此时谁又能受得了他身上那种令人无法忍受的恶臭呢。”在他垂死挣扎的恶臭中,这位饱受折磨的国王希望能皈依犹太教,而如果他能够活下来,一定会为整个世界都在宣扬《托拉》而感到惊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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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之类似,尽管这两部书讲述的都是犹太人拒绝服从安条克王朝律法的殉教史,但《马加比二书》那位激动的作者却编写了一出希腊风格的戏剧,更侧重于描写统治者的残忍行为和家庭的悲剧场面。90岁高龄的以利亚撒“长着一张讨人喜欢的面孔”,但他却“宁愿选择光荣地死去,也不愿受可憎的东西玷污而屈辱地活着,他甘愿领受该得的惩罚”。一些对此深表同情的同事建议,他完全可以私带一些“可食”的肉,假装吃下去,但以利亚撒说却说:“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掩饰并非明智之举。”一位7个儿子的母亲,眼看着她的孩子们就要在一口大锅里活活烹煮而死。第一个有话要说的孩子被割掉了舌头,四肢也被砍了下来,然后放在一口平锅里煎炸。他的兄弟们看着这一切不为所动,宁折不屈。他们一个个地遭受残酷的折磨——剥皮甚至更残忍的酷刑——但他们都毫不动摇。安条克感到非常沮丧,但这个狡诈的家伙用矛叉住第七个孩子,逼迫悲痛欲绝的母亲说服这个唯一的幸存者服从他的意志并放弃犹太教,而这个孩子归顺后将得到巨大的财富和王室的宠爱。这位母亲当然没有接受,她请求儿子:“原谅我,你在我的肚子里待了九个月,我奶了你3年,并把你养大……安心去吧,我将伸开慈爱的双手迎接你们弟兄的归来。”儿子回答说,他会拒绝服从国王的命令,而遵守“摩西授予我们先祖的律法诫命”。安条克被激怒了,他命令对这个年轻人施以比其兄长更严厉的刑罚。尽管我们前面已经目睹了各种各样残忍的折磨手段,但实在难以想象什么才是更严厉的刑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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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哈斯蒙尼人王权的正统性与王室的英雄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所以这两部书都以家族浪漫故事作为其核心内容。对起义发生地的乡村背景所作的粗犷而质朴的描写,与优雅的希腊风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在父亲玛塔提雅的村子里,有的犹太人要按照安条克四世规定的方式举行献祭仪式。面对这些,玛塔提雅自然有自己的应对方式,那就是用他的大刀说话。《马加比一书》引用了菲尼亚斯[Phineas,即非尼哈(Pinehas)]这个先例。在《民数记》中,这个人用一把烤肉的叉子刺穿了一个以色列男人和一个米甸(Midian)女人的腹部,因为他俩当时正在以色列人的秘密帐篷里交媾达到高潮。 这段经文暗示注150,这就是与外族人淫乱的报应,这种变态的结合破坏了犹太家庭正统结合的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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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愿意忠于律法和坚守誓约的人都跟我来吧!”玛塔提雅发出号召,并带领他的5个儿子进入了深山中的要塞,与他们的敌人展开了游击战。许多家庭包括女人和孩子,从狼烟四起的村庄和城镇逃离,来到了哈斯蒙尼的营地,他们从这个自由的原始城堡发起了一场净化运动,并拆毁了异邦的祭坛。“他们只要在以色列沿海一带发现有未行割礼的儿童(在这个唯一沾染非利士—腓尼基传统的地区,这很有可能是真的),就强行割掉他们的包皮。”所以,这里提到的马加比家族实施的恢复最初亚伯拉罕和摩西的血誓的肉体净化运动只不过是一种表面上的声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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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塔提雅弥留之际,把5个儿子召集到面前并留下遗言,像亚伯拉罕对但以理(Daniel)那样,把他的父亲身份与族长和先知的职位集为一体,并特别地授予大儿子犹大·马加比以首领的权力;二儿子西门(Simon)作为“一个共同商量的人”,可在犹大之后“做你们的父亲”。于是,犹大同样以这种仁慈的族长制精神,从他的起义军中挑选任命了下一级“队长”,并将那些希望安心于家庭生活的人,即“已经订婚的、建造住宅的和种植葡萄园的人”送回了家乡。他要求自己的家庭用传统方式献祭,所以,一个建立在遵守《托拉》基础上的真正的犹太国家已经成型。在完成这一历史使命的过程中,兄弟们一个一个地倒下了。犹大战胜了一支又一支派来围剿他们的大军和一个又一个不可一世的将军。其中最难对付的尼卡诺尔(Nicanor)由于胆敢冒犯犹大的权威,他的脑袋和胳膊被砍了下来,并作为战利品游街示众。《马加比一书》声称,他名声远播,“全国上下都在谈论犹大的战功”。实际上,犹大和他的队伍在公元前164—前160年遭受了一系列的挫折和败绩。《马加比一书》说他死于一次秘密的伏击,当时罗马人和斯巴达人都已经意识到,这个开放的联邦实际上是一个军事联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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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战斗中,犹大的弟弟以利亚撒猛刺战象的腹部,结果被战象倒下来的巨大身躯活活压死。另一个弟弟约拿单则是一位主张精神净化者,他取代撒督家族的最后一位传人阿尔息穆斯(Alcimus)而当上了大祭司。这位阿尔息穆斯由于贸然宣称自己是遵守上帝《托拉》的使者,因而被认为是另一个自私自利的希腊化犹太人。然而,约拿单的祭司身份并没有得到犹太议会的承认,而是得到了竞争对手塞琉古王朝的支持,他们的目的只不过是为了继续维持安条克四世之前的格局。结果,他同样也沦为了希腊人派系斗争的牺牲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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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再来说一说第二个儿子西门。尽管《马加比一书》是在西门的儿子约翰·胡肯奴,甚至可能是在西门的孙子亚历山大·詹尼亚斯统治期间写成的,但该书中最出彩的部分,被写成了歌颂西门的田园诗并不使人感到惊奇。西门其他的弟兄尤其是犹大借用的是从摩西直到大卫形成的那种古代的族长加国父的身份,而西门却是作为祭司、王子、士师和将军成为这些先祖的继承人的。正是他,最终成功地将阿克拉城堡中的外邦军队赶出了耶路撒冷,从而终结了任由外邦占领圣城的局面,将这个犹太国家从一个从属的城邦变成了一个真正的、独立的王国。犹太史诗在这个时刻(公元前142年)达到了喜庆的高潮,当时耶路撒冷人“用一片感恩之心,挥舞着棕榈枝载歌载舞、敲锣打鼓,弹着竖琴和六弦琴,唱着赞美诗和圣歌”举国庆祝:因为一个强敌被赶出了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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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门的统治下,犹太人迎来了一个和平繁荣的黄金时期。犹太人与希腊人之间的战争——以及犹太人与犹太人之间的战争——终于结束了。原来禁止接纳敌方士兵的希腊化城市斯基托波利斯重新开放,并改回了原来的名字贝特谢安,从而成为犹太人和希腊人的共同家园。王国的边界进一步扩大。雅法建成了一个新港,以便与“大海中的诸岛”互通贸易。罗马人和斯巴达人受到感化,不过并不完全像《马加比一书》的作者描绘的那样。这种摆脱了专制统治的和谐而仁爱的和平景象延续了数代人。《圣经》正典的最后几卷和《次经》的某些内容被认为出于所罗门之手。而在《马加比一书》中,西门是作为所罗门的化身出现的,他在尘世间主宰着一个属于犹太人的天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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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安静地耕种自己的土地,大地给他们产粮食,果树给他们果实。老人们坐在街道旁,聚在一起交谈些好人好事,而年轻人则穿着光鲜的戎装。他(西门)为各个城市提供食粮,并为其准备各种武器,所以他的美名传到了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为这片土地带来了和平,整个以色列洋溢着欢乐祥和的气氛:人们坐在自己的葡萄树和无花果树下,没有人再来打扰他们,留在这片土地上的(外邦)人也不再与他们为敌:是的,他们自己的国王这些天也已经被打倒了。不仅如此,他还使所有地位低下的臣民变得强大:他找出所有的律法,并把所有蔑视律法的人和邪恶的人赶走。他还对圣所进行美化,并使圣殿中的器物越来越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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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及其后人宣布,他们是永久的统治者。但真正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所附加的条件——“直到一位先知[意指一位弥赛亚(messiah)或他的使者]出现”(写于这一时期的库姆兰古卷中,且被多次提到)。然而,即使这样一位像神一样的君王(basileus),也会有人背叛他。当哈斯蒙尼人开始像当地的希腊统治者那样实施统治时,就注定了也会像他们一样悲惨地死去。西门很快就陷入了家族纷争之中,而这场纷争最终导致哈斯蒙尼王朝在兄弟阋墙引发的内战中(传说善良的兄弟帮落入了邪恶的兄弟帮的圈套)垮台。在以自己的名义举行的一次宴会上,西门在觥筹交错之间被他的女婿杀害了——这样的事在古代时有发生。但是,像他的父亲玛塔提雅一样,西门在弥留之际已经把他的儿子尤其是最大的两个儿子召到面前,交代祭司和君主的继位大事,宣布自己年事已高,“你们就代替我和我的兄弟,继续为国家战斗,上天会帮助你们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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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被谋杀后,像他的父亲和兄弟犹大与约拿单一样,他的遗体就“安葬在他先祖的墓地里”。此时,远在他们世代居住的老家莫迪因的哈斯蒙尼家族墓地已经不像原来的样子,也就是说,已经不再是一个普通的家族墓地。《马加比一书》还是第一次为我们详细地描写除圣殿之外的一座规模宏大、装饰豪华的建筑。西门的陵墓是一片浮华的建筑群,其中的每一个结构都像希腊作品一样浑厚而壮观,而这正是哈斯蒙尼人曾经一直不能接受的(但却难以使人信服)。整个陵墓包括七座高塔,一座属于西门的父亲,一座属于他的母亲,另外五座则属于他们兄弟五人。塔顶都修成了金字塔形,壁柱的表面贴着经过加工和抛光的石板,而壁柱之间则是盔甲的浮雕(为了向马加比家族的武士表示敬意)和各种船只的雕塑。这样的建筑格局、规制,与古代统治者为自己建造的陵墓并没有什么不同,其最著名的原型就是公元前4世纪的古典世界奇迹、罗得岛上的哈利卡纳苏斯(Halicarnassus)陵墓,这里曾经出现过一个庞大的犹太群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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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似乎与犹太性相去甚远,并且与不朽的“字符”相比,犹太人对用壮观的石头制造浮华一向持鄙视态度。然而,哈斯蒙尼家族陵墓却向外邦人传递出这样一个信号:在希腊化的世界里,犹太人已经成为强势的参与者。《马加比一书》告诉我们,哈斯蒙尼人之所以把7座墓塔建造得如此巍峨,只是为了让那些从海上来的旅行者一到岸边就能看到并发出惊叹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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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引人注目的纪念地已经在犹地亚引起了反响。这座石头垒成的陵墓建于公元前2世纪末前1世纪初,并且至今仍然矗立在耶路撒冷城边的汲沦谷中。所谓的“押沙龙陵墓”和“撒迦利亚陵墓”、伊阿宋陵墓,以及建有双柱连廊的奇异的伯内·哈齐尔(Bnei Hazir)家族陵墓都已经不是简单的地下拱顶墓穴或古老的山洞墓穴,里面也不是普通的棺木,而是特意设计成傲视世界的高大建筑,以便为犹太人同时也为异教徒造成一种特定的视觉效果。其中传递的信息代表的是一种古典的高贵:主人属于祭司贵族阶层(上述家族毫无疑问是贵族),大可不必为陵墓装饰着 多利安式注151(Doric) 柱顶、巨大的石柱、内部阶梯(如押沙龙陵墓)、浮雕饰带,有时甚至带有温和的东方韵味的金字塔形墓顶而感到羞愧。正如考古学家拉斐尔·哈奇利利(Raphel Hachlili)所言,要说有什么创新,也仅体现在安放同一家族成员的墓龛结构(kokhim),以及在死者下葬一年后举行第二次葬礼使用的盛放“遗骨”(ossilegia)的石匣。到公元前1世纪,这样的石匣已经成为一种奇异的、体现世俗美的器物:它们用石灰石雕刻而成,里面雕饰着各种花卉和植物图案(尤其是造型复杂的玫瑰花图案)。当时有一个造型奇特的石匣,其外观看起来就像一所希腊房子:人字山墙、柱式门廊、拱形窗户(当然是通透的)一应俱全,这无疑是为死者提供的最优雅的城郊安息地。我们现在也在使用的“nefesh”(意为“灵魂”或“非物质的精神存在”),在当时是描写在陵墓中建造的这种纯粹的物质结构,是不是很生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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