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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她来说，椰枣树就是她的全部世界，也是她的全部财富。正如每一个在这个小王国的这个地方吃过这种果实的人能够告诉你的那样，这种果实根本无法与其他各种新鲜多汁、甘甜如蜜的水果相比。或许，你可以用在死海边摘一颗椰枣来打发时间。巴巴塔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了一个小椰枣园，当她和一个叫耶稣（如此多的耶稣！）的男人第一次结婚之后，她的椰枣园便不断扩大。公元124年，她成了一个寡妇；125年，她和另一个叫犹达尼斯（Judanes）的果农再次结婚。但犹达尼斯已经有一个妻子，名叫米利暗（Miriam），并且他们有了一个女儿，还起了一个相当美丽的名字，叫撒罗姆泽恩（Shelamzion）。《托拉》律法禁止一夫多妻，但由于犹达尼斯在死海西岸的艾因盖迪（Ein Gedi）还有一处椰枣园（巴巴塔有时也居住在这个地方），所以犹达尼斯完全有可能在两个地方成家并经营椰枣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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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巴巴塔都完全能够自己养活自己。公元128年，她慷慨地借给她的丈夫300个银币（denarii），以便他能为自己的女儿撒罗姆泽恩出嫁置办像样的嫁妆，但条件是只要她愿意，她可以随时要求归还这笔钱。当犹达尼斯去世后，由于巴巴塔担心在要求还钱时可能会有麻烦，于是她赶快占据了艾因盖迪的椰枣园作为抵押品。这让他的第一个妻子米利暗很不高兴。她起诉到罗马法庭要求归还原主，并且她还有一张王牌：她通过一个叫耶赫纳塔（Yehonatan）的亲戚或朋友（时任起义军艾因盖迪要塞指挥官）与巴·科赫巴的新起义军建立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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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巴巴塔和她拼命积累并且侥幸保留下来的财富惨遭厄运，历史似乎也突然终止了。她毅然离开老家赶往艾因盖迪，准备出庭为自己辩护，但在途中却遭遇了一场猛烈的沙尘暴。为躲避罗马人，巴巴塔跑进了纳哈希弗尔（Nahal Hever）的山洞里（罗马士兵就坐在洞口上面的悬崖上）。她非常清楚，如果命中注定了是一个悲惨的结局，那她抓住这一纸律法文书又有什么用呢。如果上帝是仁慈的，使她侥幸活下来，那么这张文书将使她作为那片宝贵的椰枣园的女主人行使自己的权利。但是，某个“天国之子”捉弄了她的命运，她死在了那里，与那些来自艾因盖迪的富有的犹太人一起倒在了一堆小镜子、小梳子和小小的黑色油膏罐中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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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巴·科赫巴起义，关于犹太人反抗情绪的这次最后爆发，实在没有多少可讲的了，只剩下那些硬币。尽管大部分面值不高，但古币研究者仍然在热心收藏并且有些人甚至还趋之若鹜。它们通常带有一种哀婉的美，因为它们代表着某些曾经失落的东西：特别是那带柱廊的圣殿，还有犹太人每逢住棚节带进圣殿的四样植物枝叶。在其中一枚银币上，铸造的图案形象地把圣殿的记忆、弥赛亚的救赎和为追求解放向全世界喊出的第一句革命口号融为一体。在曾经在城墙上吹响的号角的周围，环绕着这样一句有意识地用古希伯来字符写成的、与《圣经》第一次成书相联系的口号：“为了耶路撒冷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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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硬币的正面都刻着椰枣树（tamar），寓意“多枝烛台”，这是犹太意象中使用最多的标志物之一。椰枣树代表着上帝对与他立约的子民应许的丰饶，这一点已经成为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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椰枣树还有另一种象征意义。对于埃及人及其后继文化来说，椰枣树是一种永远不会枯朽而不断发出新芽的树，新叶取代那些已经枯萎的老叶，老叶在飘落之前一直顽强地挂在树干上。如有可能你可以亲自去看一看，这种树在以色列和埃及可以说随处可见。至少从这种意义上说，椰枣树是不朽的，因而成为救赎和复活的象征。这也正是虔诚的“假弥赛亚”西门（当然是在围绕在他身边的祭司们的指引下）选择椰枣树作为硬币图案的另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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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群弥赛亚信徒也是这么想的，因为他们对“复活”情有独钟。所以，当基督十字架的形象第一次出现时，他们选用的也是椰枣树的图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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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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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第二部 镶嵌画 羊皮纸 纤维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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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RT TW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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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osaic, parchment,pa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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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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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５篇 七烛台与十字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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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Menorah and Cro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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Ⅰ 男女混坐注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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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1月，大多数犹太人的日子并不好过，对柏林的犹太人来说尤其如此。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大洋彼岸的美国人也过得不怎么快活。失业率已经达到了四分之一，而在芝加哥这样令人绝望的城市，失业率似乎还要高些。美国的新总统会成为大萧条的救世主吗？或许不明真相的芸芸美国人经济振兴之梦已经彻底破灭？这种忧郁的情绪甚至波及像耶鲁大学这种十分平静的“象牙塔”。在那里，那些连姓氏都带着 罗马味儿注174的男人只能借酒浇愁，端着鸡尾酒日日买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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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样的颓废生活并不属于克拉克·霍普金斯（Clark Hopkins）。在这种日益蔓延的忧郁情绪中，考古学一直是他重新找回精神寄托的“强心剂”。他一边翻看着自己在叙利亚沙漠进行野外发掘时拍摄的一张张照片，一边在想：假如眼下能有像霍华德·卡特（Howard Carter）发现的 图坦卡蒙陵墓注175 那样壮观的建筑遗迹横空出世，也许能带给那些陷入绝望的人一些惊喜，一些来自另一个时代和空间的感觉，从而使他们暂时远离痛苦的现实和忧郁的泥淖。这肯定算是一种正能量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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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认为考古学能够成为“灵丹妙药”的信念，的确天真得令人感动。然而，霍普金斯却是一个天生的乐观主义者。此后不久，他就顺利出任了“杜拉—欧罗普斯”（Dura-Europos）发掘现场的总指挥。这是位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一个古代边境要塞城镇，它已经在河岸边那高高的沙堤下面沉睡了数百年。到20世纪20年代末期，当漫漫黄沙被吹走之后，这座在历史上一度拥有高墙深巷、街道纵横、会堂林立的伟大城市终于展现在世人面前。出于公众认知的需要，把杜拉城称作“沙漠中的庞贝”的确有些夸张，但它无疑是一个远远超出人们想象的奇迹。这就是那些边防军人当年曾经生活的地方！公元前303年前后，塞琉古王朝的希腊人为了防范来自伊朗人的威胁而建造的这个城堡，正好坐落于巴比伦和巴勒斯坦之间的被称为“欧罗普斯”的贸易路线上，但在公元前2世纪晚期却落入了波斯帕提亚人（Parthian）之手。正如波斯人的一贯做法，这些刚刚当权的波斯帝国主义者对各种各样的异教崇拜都采取了十分宽松的政策。甚至于他们自己的神庙旁边，也树立起了形形色色的叙利亚当地以及代表希腊文化的神像。在波斯人统治期间，罗马人作为这一地区的新兴力量敲开了杜拉城的大门。但在公元165年之前，卢修斯·韦鲁斯（Lucius Verus）和马可·奥勒留（Marcus Aurelius）“二王共治”的体制使得整个城市民不聊生、饿殍遍野。然而，罗马人回来后控制杜拉城还不到一个世纪，这座城市便在公元256年被波斯萨珊（Sassan）王朝的新国王沙普尔一世（Shapur Ⅰ）的大军最终彻底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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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那时起，除了一些行为古怪的基督教隐修者会被这堆几乎被黄沙掩埋的废墟所吸引，或者骡马或骆驼商队偶然从河边缓缓经过，杜拉—欧普罗斯俨然变成了一座死城，一直无人问津。假如萨珊人当年重新将其改建为一座波斯城市的话，他们也许会从根本上改变杜拉城的面貌，但这座城市一直在泥沙的覆盖下沉睡着，活活地被埋葬在最后围城战斗残留的废墟中。这座城市曾经在罗马人和波斯人之间两度易主。在面向西部沙漠的城墙内外，杜拉的守卫者和攻击者同样热衷于通过斜坡建造土坝，从而填平了那些被平民遗弃的房屋。沙尘暴带来的黄沙最终完全覆盖了整个杜拉—欧普罗斯，后来逐渐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土堆，在幼发拉底河和叙利亚之间的天空下静静地矗立在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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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一位名叫 C. M. 墨菲（C. M. Murphy）的英国军官用他的手杖戳了戳这个土堆，却感到沙层下面似乎很硬。他立刻以国王的名义招募了大批农夫和村民，开始对这个土堆进行发掘。泥灰建筑的残留地基很快就暴露出来，随后就发现了直立墙壁上隐现的原始而模糊的壁画。墨菲当时就觉得，这些壁画似乎非常古老。于是墨菲报告了他的上级军官，而这位上级军官又很快把消息通过电报报告了令人敬畏的英国驻伊拉克总督葛特鲁德·贝尔（Gertrude Bell）。他当时正忙于为英国扶植的伊拉克新傀儡政权炮制一部宪法。发掘计划得到了官方的支持，尽管官方文书的条款像往常一样吝啬和不知所云，但试验性的发掘总算如期开始了。然而，位于 美索不达米亚和帕尔米拉注176（Palmyra） 之间的杜拉—欧普罗斯却正坐落于国际联盟授权法国控制下的叙利亚境内。由于殖民地考古通常需要面对重重阻挠和困难，发掘工作进展十分缓慢。但最终，美国的埃及考古学家詹姆斯·布雷斯特德（James Breasted）还是把法国人赶跑了（詹姆斯曾在1921年就急不可耐地从事过发掘工作）。尽管法国人坚持自己的发掘权而一度接手，但从1928年起，他们还是通过各种渠道与美国人合作，在耶鲁大学的主持下进行联合发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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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掘工作持续进行了5个发掘季之后，令人惊叹的壮观景象渐次展现在世人面前：共有包括罗马人、 希腊人和早期密特拉教注177（Mithraism） 在内的11个异邦神庙和祭坛，有些还带有壁画。清除掉泥沙之后，盔甲、莎草纸、陶器和珠宝不断地被从一个个房间中挖了出来。在这些器物上的铭文中还发现了许多不同的语言文字。这些文字大多为希腊语，但也有阿拉米语（许多当地方言中的一种）、帕提亚和非帕提亚的波斯语、拉丁语，以及属于闪米特语系的阿拉伯语和希伯来语。最令人震惊的是，迄今为止最早的基督教建筑也在挖掘中被发现：一座建于公元前3世纪早期、设有洗礼池的小教堂。这在时间上要远远早于罗马帝国接受基督教为国教的康士坦丁大帝统治时期。这座小教堂也有壁画，尽管粗制滥造，但描绘的却是《新约》记述的场景（如瘫子被治愈、耶稣墓边的三个玛利亚）和《旧约》讲述的故事（如大卫王杀死巨人歌利亚），这被解读为预示着耶稣的降临和福音书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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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的杜拉—欧罗普斯的发掘现场总指挥、耶鲁大学教授米切尔·罗斯托采夫（Michael Rostoftzeff）本来以为（肯定也非常期待），这个前拜占庭时期基督造像的发现必将震惊世界。但令他感到沮丧的是，在这片默默无闻的小树林之外的考古学术界似乎对这一发现并没有太当回事儿。当时，古希腊和古罗马依然是研究热点，而被英国人完全统治的埃及考古学成果仍然占据着几乎所有的新闻头条。对于这些狭隘而缺乏想象力的基督徒们，你还能期望什么呢？不过涉及犹太人，却又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他偷偷地告诉克拉克·霍普金斯，如果有一座犹太会堂在即将到来的第六个发掘季出土，那么这个发掘现场的重大意义将最终受到重视，发掘者们也将赢得迟到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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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的11月这个重要的时刻到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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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少有点不吉利的是，霍普金斯把他主持下的这次“神迹显现”比作他在一次列车事故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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