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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他认为在写作时注入了强烈的感情，然而反过来说，这部书就能力而言尚未达到他自己要求的那种“完美”。这并不是因为他缺乏激情，而是因为时间仓促。虽然他每天有大量的时间，但这些时间似乎都被那些需要他的人占用了，并且不断地有人找他寻求帮助。因此，他有时多少有点为自己作为一位闻名遐迩的伟大的医生而骄傲，甚至认为这个职业是一门高尚的艺术，可以一视同仁地免费侍候富人和穷人。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爱发牢骚的人，一个喜欢吹毛求疵的人（kvetch）。且看他写给撒母耳·伊本·蒂本的一封信（这件在“开罗秘库”中发现的手稿得以保留了下来）中的片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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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住在福斯塔特，而国王［萨拉丁］就住在开罗，相距约4000肘尺，两种不同的安息日传统把两个城区分开［一英里多一点］。我给国王干着一份非常累人的差事。我必须每天一大早就去看他。每当他生病或者他的某个儿子或妃子生病时，我就不能离开开罗，几乎所有的时间都要待在王宫里。然后，我每天还要侍候国王的那些官员。他们中有一两个人经常生病，我必须负责对他们进行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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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我每天早晨要赶到开罗，如果没有人需要看病，我通常中午就能回到福斯塔特……我一到家门前，肚子饿得咕咕直叫，就发现我家的大厅里挤满了外邦人，有大人物，也有平头百姓，还有法官和县令，乱哄哄地等在那里，因为他们都准确地知道我什么时候回家。我下马后先洗洗手，然后告诉他们稍等片刻，我要吃点东西先垫一垫……然后，我开始给他们看病，给他们开出对症的药方。有时，就这样不断地人来人往，一直要忙活到晚饭后两个小时……有时，我实在是太疲劳了，不得不对他们说我要休息了……每当夜幕降临，我总是累得筋疲力尽，甚至不愿意多说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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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几乎天天如此，以至于没有工夫和以色列人说话，只有到安息日，他们在做完晨祷后才会来我这里集合，我就告诉他们下一个星期该做什么。他们一般研习一些浅显的问题，到中午就会离开，但有些人下午会回来，继续研习直到晚祷时间才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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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这就是我每天的工作安排，并且我只能告诉你，你所实际看到的不过是其中的一部分。但愿上帝保佑，荣耀归于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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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并没有夸张。这封信中没有提到的工作还包括他每天要对提交给社区议会（majlis）的各种问题、投诉和争讼进行裁判。某些在“开罗秘库”中保存下来的判决文书都非常简短，有的甚至只有一个字，但上面都签着他那高贵的名字。在当时，似乎并不时兴授权他人代行裁判权。他曾经有点自豪地说过，凡是在这类问题上无法作出裁判的人会使神的“辉光”从房间里消失。除此之外，当然还要不间断地编写他自己对《托拉》和《密释纳》所作的评注，以及治疗各种疑难杂症的一篇篇医嘱。例如，萨拉丁的侄子患了阳痿，他就开出了这样的医嘱：如果手头没有藏红色的蚂蚁，可以用黑胡椒、蜂蜜和红酒加速血液的流动。迈蒙尼德认为，红酒对大多数疾病来说都是最好的药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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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摩西式全知全能的代价无疑是在以攀登尼波山（Mount Nebo）的方式消耗生命，随着迈蒙尼德年龄的增长，他的体质越来越衰弱。在他剩下的时间里，面对如此众多的来访者，他经常拒绝与他们见面，而他们之所以来见他，只不过是为了能在他的身边站一会儿，或许偶尔向他诉说一下自己心中的困惑。在饮食方面——以鸡肉和鸡蛋为主，鸡蛋是按埃及人的做法加一点桂皮在油里煎一下——他的食量越来越少。他患上了失眠症，只有红酒能暂时缓解各种各样的疼痛所带来的痛苦。在1200年前后撰写《病因辨析》这本书时，由于他自己也成了“辨析”的对象，他已经无法拿笔，而只能躺在床上口授，更不能去侍候他的苏丹了。11世纪末，埃及曾经疾病流行，甚至发生了饥荒，这场灾难似乎也耗尽了迈蒙尼德的生命。有时，他会为没有多少时间继续研究、思考和写作而发狂，往往为了一点小事就责骂自己是个没用的人。他的两个儿子亚伯拉罕和大卫可以分担一些压力。大卫挣钱持家，而亚伯拉罕则是一个学者和评注家，并在他的父亲去世之后成为犹太社区的“拉弗”和他父亲的教义的忠实（尽管存在争议）守护人。亚伯拉罕传承迈蒙尼德并提出的某些改革措施，例如祈祷时五体投地和手举棕榈枝。这些习俗必然会受到抵制，并进一步引发了那些曾经对迈蒙尼德对其他文化采取开放态度表示怀疑的人的敌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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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迈蒙尼德在《迷途指津》中曾自信地声称，《托拉》和《塔木德》中那些明显的相互矛盾以及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都将服从于他的推理，但他越来越陷入了由于临时采用这种方法而造成的困境。最棘手的问题并没有解开，并且在逻辑学家和宗教信徒之间永远存在着难以克服的障碍。他经常发现他的学生已经偏离他的原意甚远，他甚至还听说他们竟然宣称，自己不相信人在复活时灵魂会回归肉体。他对这样的谣传并没有多想，因为他心里非常清楚，利用他的名声是毫无意义的。然而，他对经常被人误解不再感到吃惊和沮丧，因为他已经指明了一条作为一个犹太人生存于世的新的道路，而亚历山大的斐洛和巴比伦的萨阿底虽然曾经预见过这条道路，但他们却没有能像迈蒙尼德那样完整而理直气壮地表达出来。这条道路不仅意味着同时保持宗教虔诚和理性警觉是完全可能的，而且除非敢于质疑的智力一直正常运行，要做到真正的虔诚是根本不可能的。从这样一种理性的乐观主义观点来看，一种恢复活力的犹太教将获得巨大的力量。正如迈蒙尼德所殷切期望的那样，无论结果如何，这样一种复兴将使犹太教能够抵御任何对犹太人心灵和肉体的攻击（似乎这个受人妒忌和被人鄙视的民族一直在遭到攻击），直到盼望已久的弥赛亚降临。他还提醒人们，即使到那时，来自大卫家族的真正的弥赛亚也只是一个凡人，而不是半人半神，更不是一个完全的神，而当他重建起一座洁净的耶路撒冷时，整个世界将恢复正常的秩序。狮子和恶狼不可能与羔羊睡在一起。但或许，它们至少会变得温顺些，不再永远也喂不饱，不再那样血腥和贪婪？也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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Ⅱ 邪恶的烟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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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把质地坚韧的羊皮纸、牛皮纸和附着在上面的墨水烧成灰还是要花点时间的。不同于易燃的纤维纸，动物的皮是很难烧毁的，一开始只能焖烧，随着皮革慢慢地卷曲、皱缩，只有把残留在内部的油脂一滴滴地耗尽之后，才能化为灰烬。所以，直到两天之后，现场的公共行刑官才敢向巴黎的上级报告，所有被巴黎大学的一个陪审团在一年前指控为亵渎神明的《塔木德》已经彻底焚毁。1242年6月的某一天，从早到晚，整整24车《塔木德》在鹅卵石街道上慢慢地、 摇摇晃晃地被运往格雷夫广场注228（Place de Grève） ，它们的命运将由等在那里的公共行刑官来决定。一万多件手稿就用这样的方式焚毁了，用小牛犊的子宫制成的最珍贵的牛皮纸封皮，带肉的一面仍然保持着原来的牛奶色，在缓缓地燃烧着。厚一些的手稿由于书页过多粘在一起，烧到深夜后便泛出一种琥珀色的亮光，使巴黎的夜空散发着一种带有奇异甜味的动物身上的那种恶臭。当这些厚重的典籍被扔向噼啪作响的柴堆时，围观的人群先是瞪大了眼睛，然后爆发出一阵阵尖叫。微风不时地从塞纳河上吹过来，带着希伯来“字符”的火焰，书页边上盘旋的火苗，随着烟柱升上夜空，在人群的头顶上飞舞，然后化作烟灰，缓缓地飘落在那些向火里扔书的行乞修士的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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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喧嚣的人群中的某个地方，有一个人正在哀悼，他很想发泄一下自己的悲伤，或许他受过要像尊重自己的身体一样尊重神圣的典籍这种传统观念的熏陶吧。因年代久远而受到损坏的典籍一般会收藏在一个“秘库”里，或任其慢慢地、平静地腐烂，有些甚至还要举行正规的“葬礼”后埋掉。犹太教从来不主张故意弄坏、撕碎或烧毁上帝的文字。烧一本书就等于在柴堆上活活地烧死一个人。或许，这样的思想一直根植于来自罗腾堡（Rothenburg）的年轻而虔诚的学生梅尔·本·巴鲁克（Meir ben Baruch）痛苦的心灵之中。他来到巴黎本来是为了研习《塔木德》的，但却亲眼目睹了他心爱的典籍被烈火吞没的场景。先是教皇格里高利九世命令没收，然后是以狂热著称的基督徒国王路易九世下令焚毁。梅尔之所以来法国，是因为那些来自特鲁瓦拉什犹太学园的学有所成的学生——由于对口传律法进行阐释和裁定而广受尊敬，被称为“ 托萨福学者注229”（Tosafist） ——都聚集在那里，准备继续他们老师未能完成的工作。但是，面对许多新的挑战，托萨福学者同时也在编写一些祈祷诗集，因为公元7世纪以来，在犹太会堂的祈祷仪式上，祷词都是以诗歌的形式吟唱或诵读，其中大部分是哀歌。梅尔·本·巴鲁克立即提议在祈祷诗集中加入一首新诗。这首由几个世纪前的著名诗人犹大·哈列维创作的诗歌把早年西奈山上可怕的雷电引起的大火与巴黎焚书的火焰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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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们要被神火烧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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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能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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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你们被夺命的大火烧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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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你们外邦的敌人却没有被这些炽热的木炭烤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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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西砸碎了石板，有的人也和他一样疯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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烧掉律法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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难道这就是苦修赎罪的报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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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公共广场上烧毁了天国上帝的战利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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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像烧毁从一个叛教之城抢来的赃物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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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糟糕也更令人悲哀的是，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这场灾难的始作俑者竟然是犹太人。其直接参与者的确是一个叛教的犹太人，他叫尼古拉·多尼（Nicholas Donin）。他对《塔木德》提出了多达35项亵渎神明的指控，并提交给了国王和教皇。多尼曾经是一个卡拉派成员，这个教派拒绝任何“口传律法”的权威性，而只服从手写《托拉》的规定。卡拉派（大多集中在伊斯兰世界）认为，《塔木德》实际上故意对遵守真正的《托拉》犹太教设置了重重障碍，并且宣称摩西在西奈山上被同时授予了口传律法和手写律法的传统说法是假的，而这样的指控正好与那些试图把当时并存的犹太习俗（按照拉比派的观点，这些习俗是不合教义的，所以是坏的）从他们共同拥有的《圣经》经文（主要是关于耶稣的预言，所以是好的）中剔除出去的基督教神学家的想法不谋而合。但是，卡拉派无论如何还不会如此恶毒，以至于建议烧毁那些有争议的典籍，更不会像教皇格里高利九世那样，宣称那些传播这些骗人玩意儿的人犯下“如此大罪，任何惩罚都不算过分，可以说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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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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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基督教应当禁止这些存有争议的犹太典籍继续传播（即使不是在物质上彻底销毁）的想法却是来自拉比派（最突出的是法国南部），而不是反拉比派，其目标所指当然也不是《塔木德》，而是具有巨大破坏力的迈蒙尼德的著作。至于蒙彼利埃（Montpellier）的拉比所罗门·巴·亚伯拉罕（Solomon bar Abraham）及其门徒，前者曾厚颜无耻地认为自己是摩西最初原型的继承人，他们写的所有文字尤其是写作方式都略去了上帝在西奈山上显现的情节。他擅自把《密释纳》从《塔木德》中所作的评注和补充这件意义重大而内容丰富的外衣保护下分离出来，并将其以最简单的“裸体”形式传播，似乎这就是口传律法的全部，于是在非犹太人看来，《塔木德》难道不是成了多余的吗？不仅如此，他将希腊异邦的古怪推理方式用于神圣的犹太经文，难道不是损害了经文的纯洁性，同时也在为那些敌对的诡辩家提供素材吗？拉比派认为，这就好像他把《塔木德》随意地放进了异邦的神庙，使它成了那些本来就不希望它有善果的人手中的玩物。当时的情形是如此糟糕，甚至连刚会跑跳的犹太学堂儿童也会油嘴滑舌地引用半生不熟的“拉比”亚里士多德的格言，就好像他是能与拉比迦玛列和拉什（愿他们安息！）比肩的人物。怀有健康信仰的犹太人用他们自己的方式互相争论，对圣哲们积累的智慧充满了敬意，但迈蒙尼德却把《塔木德》展示给外人，让他们随便提出恶意的质疑。他自认为是在为口传律法吸取营养，但是，如果读者不介意的话，是不是可以这样问一句：（如果没有这些质疑）谁又会请你来守护《塔木德》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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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巴黎发生的焚书事件，迈蒙尼德的忠实信徒开始指责那些心胸狭窄并对他的著作吹毛求疵的人。维罗纳（Verona）的希勒尔（尽管写于六十年后）宣称，从烧毁迈蒙尼德的著作到焚毁《塔木德》，间隔甚至还不到40天。他们对这种长年不断的可怕事件（对世界各地的犹太人来说都是如此）——现在又轮到他们的大师的伟大著作， 尤其是《论知识》注230 和《迷途指津》（当时伊本·蒂本的希伯来译本已经风靡法国）——感到震惊。于是他们针对所罗门·巴·亚伯拉罕以及和他持有一样的想法和说法的人发布了一个反禁令（kherem）。当时的情形变得越来越糟，积极地在法国北部寻求支持的反迈蒙尼德派宣称，他们在奥尔良受到了人身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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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这个时候，随着文化战争的不断升级，反迈蒙尼德派开始采取极端的措施，他们请求游荡在法国南方［ 那里的卡特里派注231（Cathar） 异端势力最为强大］的那些追逐异端邪说猎物的行乞修士对迈蒙尼德进行调查和攻击。根据迈蒙尼德派成员伊本·希斯代（ibn Hisdai）兄弟对他们的追逐方法的颇有争议的记述，那些追逐异端邪说猎物的犹太人竟然质问：为什么那些行乞修士费心劳力地在世界的各个角落对异端发动圣战，而犹太人内部那些危险的哲学家反而自由自在地引导人们走上邪路呢？由于他们认为亚里士多德对基督徒也产生了危险的影响，所以行乞修士很愿意响应这样的号召。如果犹太人发生分裂，他们就有机会让其中的某个分离的教派皈依基督教。不管迈蒙尼德的著作是否真的被烧毁了，如何销毁他的书这件事肯定一直挂在那些愤愤不平的拉比心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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