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7337380

1707337381 每个人心里都清楚，他这里提到的“印度”指的是耶路撒冷。绕行西线去印度是最后的十字军东征的下一个步骤，这是不可改变的，这是一场真正的重新征服运动，是最后审判日的新起点。但是，为什么不尝试走东线呢？在托马尔，在葡萄牙探险家瓦斯科·达·伽马（Vasco da Gama）开始他绕过博哈多尔角，然后经过犹太孤儿岛，一直绕过好望角并突然转向北沿着非洲东海岸的环球航行之前，拉比撒库托很有可能见过他。当达·伽马完成这次探险并满载香料、动物以及一位在印度定居的波兰犹太人胜利归来时，撒库托早已经离开，但毫无疑问，达·伽马环球航行的成功肯定得益于这位拉比的帮助，因为只有他的《天体运行万年历》才能使达·伽马知道自己所处的准确纬度。多亏了拉比撒库托，这位伟大的船长和葡萄牙亚洲帝国的发现者才知道自己站在地球上什么地方。

1707337382

1707337383 但是，亚伯拉罕·撒库托去了哪里？他的同胞又去了哪里？他们后来到底怎么样了？既然与基督徒和谐相处的尝试已经夭折，他们又能去哪里呢？在海盗面前，不管是铜制的星盘还是标明天体运行轨迹的万年历都是没有用的，像成千上万的宗教同胞一样，撒库托乘坐的帆船一路向南，又回到了北非地区的伊斯兰世界，并再一次成为海盗的俘虏，遭到抢劫和勒索。大约在1504年，撒库托最终进入了突尼斯，并在那里踏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一条穿越时间而不是空间的道路。但《血统研究》（Sefer Yohassin）一书无论如何也无法与他的科学论著相比。尽管撒库托痴迷于追寻非犹太人与犹太人之间发生融合的事件，但毕竟不是真正的历史。19世纪那些具有科学精神的德国犹太历史学家就将其斥责为更像一种荒谬的幻想，根本没有对神话和真相进行区分——但他们同样也没有切中要害，因为他们对希罗多德也说过同样的话。

1707337384

1707337385 但的确如此。拉比撒库托的血统学并不是历史，也并非像这本书的读者所认可的那样。然而，这却是与一代代犹太人的一次对话，与从远古的族长到拉比和圣哲直到撒库托可能认识的犹太人的一次相遇。说他的血统学并不是历史，是因为尽管其内容明显地侧重于年代传承的考察，但所有构成犹太人的过去和存在于当下的犹太人似乎都同时生活在一起，在彼此吵闹的一片不和谐声音中相聚。在他的书中，我们再一次听到了沙马伊的慷慨陈词；听到拉比以实玛利（Ishmael）说“去告诉拉比阿奇巴，他犯了一个错误”；听到本·哈哈（Ben Ha-Ha）说“我听这个人说话和本·贝贝格（Ben Bag-Bag）的口气差不多，因为他们算数的方式是一样的，2（bet）加3（gimel）等于5”；听到还没有被尊称为“王子”（Hanagid）的撒母尔（Shmuel）端坐在马拉加的小铺里叫卖香料，丝毫也看不出以后会成为柏柏尔国王御前大臣的迹象。在这本书中，他还用阿拉伯语草草地记下了迈蒙尼德的后事，说他的遗体被送到巴勒斯坦，一伙强盗袭击了他的棺木，并把30个人才能从地上抬起来的棺木扔进了大海里，从而使这位伟大的哲学家最终能够埋葬在太巴列湖畔他的祖先的身边。在这本书的结尾处，还记载着那批犹太孤儿被遣送到了“大海中的小岛上”。

1707337386

1707337387 至于是否像神乎其神的传言那样，撒库托本人死后也被埋葬在以色列的圣地上，至今无从查考，但可以肯定的是，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的某个时间曾经去过那里，并以更亲近的方式与他曾在书本上生动描述过的犹太人群亲切交谈。那里没有他的坟墓，但人们对此仍然半信半疑，据说他不愿意看到更不愿意在下列人物面前低头：修女；埋在亭拿（Timnath）的约书亚的父亲；犹大·哈纳西，他是一位王子和《密释纳》大师，在塞弗利斯与10位“加翁”埋在一起，5位埋在右边，5位埋在左边；埋在雅谷村（Kafr Yakuk）的先知哈巴谷；埋在加利利地区的梅伦山（Meron）的希勒尔和沙马伊。

1707337388

1707337389 后来，根据他自己的记述，撒库托去了大马士革，然后又走了两天到了阿勒颇（Aleppo），在那里他拜谒了文士以斯拉的陵墓，这位《圣经》书卷的作者曾经为那些流亡归来后在耶路撒冷的断壁残垣中间宿营的犹太人找回了早年失落的希伯来“字符”。在那里的某个破败的小房间里，亚伯拉罕·撒库托似乎看到了一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的顽强的生命奇迹：一滴滴的蜡烛油滴在烛台上，以斯拉就坐在那里靠这点亮光在羊皮纸上写下了他伟大的《以斯拉记》。

1707337390

1707337391 人们在撒库托那本指示太阳、月亮和行星运行轨迹的《天体运行万年历》的指引下航行到了上帝创造的世界的边缘。犹太人再一次漂泊到世界的各个角落。然而，哪里是地球的尽头呢？在这个尽头之外又是什么？难道是一片真正的虚无，像哈斯代·克莱斯卡斯（愿他安息！）所坚持的那样“空无一物”，而宇宙正是由此而生成？或者像亚里士多德的信徒阿布拉瓦内尔所主张的那样，那里是一个被无限划分和扩展的空间，船只和马车从一段行程向下一段行程不停地向前行驶？像许多犹太人一样，撒库托的思绪在祖先的传统和幻想的前景之间，在遥远的过去和开放的未来之间，在幽深的天穹和浩瀚的海洋之间驰骋。或许，地球的尽头就是希伯来字符能够传播到最远的地方？尽管不同时代和不同地方的压迫者用尽了所有的手段，对希伯来文字进行焚烧、涂抹和覆盖，对希伯来读物进行删除和定罪，对犹太人身上的希伯来书籍进行搜查和没收，但这些“字符”却一直在时间和空间中不断传播。有时，当犹太人被押到奴隶市场上拍卖时，他们甚至被那些好心的捕快释放，因为这些捕快幼稚地只关心他们抓了多少人。撒库托记得曾经看到过这样一批图书，由基督徒从葡萄牙带出来在摩洛哥的市场上公开叫卖。在地球的另一端，也可以找到这样的市场。弗朗西斯科·德·皮涅洛（Francisco de Pinheiro）是一个葡萄牙贵族，他曾跟随海军上将、首任印度总督弗朗西斯科·德·阿尔梅达（Francisco de Almeida）的舰队远赴印度，他就随身带着被他的父亲（自然是一个地方治安官）从一个葡萄牙犹太会堂里抢劫来的一大箱子希伯来图书，而他估计可以卖一两个达克特。在马拉巴尔海岸的科钦（Cochin）定居着一个古老的犹太社区，皮涅洛就在那里把他家的战利品——一个小型图书馆卖掉了。于是，这批被赎回的图书获得了新的生命，终于走出黑暗重见光明。

1707337392

1707337393 或许，一首赞美诗已经在撒库托的心底缓缓升起。每逢犹太人的安息日和重大节日，这首19世纪赞美大卫王的诗歌作为一首“保留圣歌”（zemirot）就会在塞法迪犹太会堂里响起（现在依然如此）。《创世之书》——撒库托既然痴迷于喀巴拉神秘主义，对这本书应该非常熟悉——坚持认为，全能的上帝是按照神奇的希伯来“字符”创造出了世界上的各种元素。所以，地球的尽头必然是这些“字符”栖息的地方，在那里，通过今世一次次的祈求和哀悼，就会听到来自天国的声音。是的，我们坚信这一点。请听：

1707337394

1707337395 天国宣告上帝的荣耀

1707337396

1707337397 苍穹展示他的神奇

1707337398

1707337399 白天发出话语

1707337400

1707337401 夜晚降下知识

1707337402

1707337403 这些话语和知识

1707337404

1707337405 在任何地方都能听到

1707337406

1707337407 它们的形状已经在世界上消失

1707337408

1707337409 但心中的“字符”却传向地球的尽头

1707337410

1707337411

1707337412

1707337413

1707337414 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1707335077]

1707337415 犹太人的故事：寻找失落的字符（公元前1000年—公元1492年） 综述

1707337416

1707337417 作为学术性犹太史的丰碑式作品，萨罗·巴伦（Salo Baron）的18卷本《犹太人的社会与宗教史》第2版（纽约，1952—1983年）无疑是无与伦比的。体量略小但学术分量颇重的霍华德·萨查尔（Howard Sachar）的17卷本《犹太史教程》（纽约，1958年）虽然采用的是考古学分期方式，但仍然值得一读。保罗·约翰逊（Paul Johnson）的《犹太史》（伦敦/纽约，1987年）则是一本杰出的单卷本入门读物。梅尔文·康纳（Melvin Konner）的《居无定所：犹太人类学》是一个风格独特、最具刺激性的综述性文本，而研究中世纪希伯来诗歌的伟大学者雷蒙德·施恩德林（Raymond P. Scheindlin）的《简明犹太民族史：从传奇时代到现代国家》（纽约，2000年）一书就简练而言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度。摩西·罗斯曼（Moshe Rosman）的《犹太史的犹太性》（波特兰，2007年）是一部记述犹太史学发展过程的杰作。关于犹太史的最新的、更具文化包容特色的著作（拙著从中受益良多）当属大卫·比亚尔（David Biale）主编的《犹太人的文化：最新历史读本》（伯克利/洛杉矶，2002年），这是一本特殊的学术性与解读性文选，其中的所有文章均为上乘之作。关于这一时期更珍贵的原始资料，可参见弗朗斯·科布勒（Frans Kobler）主编的《历代犹太人书信集：从〈圣经〉时代到18世纪中期》第1卷（纽约，1952年）。

1707337418

1707337419 象岛“犹太军人”世界

1707337420

1707337421 主要参见比撒列·波滕（Bezalel Porten）《象岛档案：一个古老犹太军事群落的生活》（伯克利，1996年）和《象岛莎草纸（英语译文）：跨文化延续与演变三千年》（莱顿/纽约/科隆，1996年）；约瑟·莫德采耶夫斯基（Joseph Meleze Modrzejewski）《埃及犹太人：从拉美西斯二世到皇帝哈德良》（费城，1995年）；詹姆斯·林登伯格（James M. Lindenberger）《古阿拉米和希伯来文字》（亚特兰大，2003年）。另可参见（尽管与波滕的学术版本观点不尽一致）鲍罗斯·阿雅德·阿雅德（Boulos Ayad Ayad）《古埃及的犹太—阿拉米社区》（开罗，1976年）。

1707337422

1707337423 《圣经》的起源与以色列宗教的演变

1707337424

1707337425 目前已有大量的最新学术文献出版，在碑铭学领域和铭文方面尤其丰富。但对一般读者而言，卡伦·阿姆斯特朗（Karen Armstrong）的《〈圣经〉：人物传记》仍然是一本有关“记述文字猜想”（即19世纪兴起的《圣经》语文学历史化研究）的杰出而简明的入门书。关于“历史书卷”的深入解读，可参见萨拉·雅费特（Sara Japhet）《从巴比伦河谷到犹地亚高原》（维诺纳湖，印第安纳，2000年）和《〈历代志〉中的理念》（维诺纳湖，印第安纳，2002年）。关于以色列宗教在迦南异教文化中的起源，可参见弗兰克·克罗斯（Frank Moore Cross）的经典著作《迦南神话与以色列史诗：以色列宗教史文集》（剑桥，1973年）和《从史诗到经文：古以色列的历史与文学》（巴尔的摩，1998年）。另参见米切尔·库根（Michael Coogan）《〈旧约〉：〈圣经〉历史与文学引论》（纽约/伦敦，2011年）。关于《圣经》最古老的形式，可参见斯蒂文·魏茨曼（Steven Weitzman）《诗歌与故事：古以色列文学传统的历史》（布卢明顿，印第安纳，1997 年）。关于一神教从多神教和多级神教（信奉按级别排列的多个神）中缓慢、不断变化和不稳定的形成过程，可参见约翰·代伊（John Day）《耶和华与迦南的男神和女神》（谢菲尔德，2000年）；巴鲁赫·哈尔彭（Baruch Halpern）《最早的历史学家》（旧金山，1998年）；克利斯托夫·德·哈梅尔（Christopher de Hamel）《书卷：〈圣经〉的历史》（伦敦，2001年）；理查德·赫斯（Richard S. Hess）《以色列人的宗教：考古学与〈圣经〉综述》（大激流城，密歇根，2007年）；罗伯特·川岛（Robert S. Kawashima）《狂想诗的死灭》（布卢明顿，印第安纳，2004年）；克利斯托夫·罗尔斯顿（Christopher Rollston）《古以色列世界的作品及其文学性：来自铁器时代的碑铭证据》（亚特兰大，2010年）；罗恩·泰比（Ron E. Tappy）和凯尔·麦卡特（P. Kyle McCarter）编《识字文化运动与10世纪的迦南人：特拉扎伊字母表》（维诺纳湖，印第安纳，2008年）；塞特·桑德斯（Seth Sanders）《希伯来“字符”的发明》（乌尔班纳，伊利诺伊，2009年）；施尼德温德（W. M. Schniedwind）《〈圣经〉如何变为一本书：古以色列的文本化风尚》（剑桥，2004年）；马克·史密斯（Mark S. Smith）《〈圣经〉一神教的起源：以色列的多神崇拜背景和乌加里特文本》（牛津，2001年）和《上帝的早期历史》（大激流城，密歇根，2002年）；弗朗西斯卡·斯塔夫罗克鲍鲁（Francesca Stavrokpoulou）和约翰·巴顿（John Barton）编《古以色列国和犹大国的宗教多样性》（伦敦，2010年）；卡莱尔·范·德·图恩（Karel van der Toorn）《文士文化与希伯来〈圣经〉的形成》（剑桥，2007年）和《形象与书卷：偶像崇拜、无偶像崇拜以及书卷宗教在以色列和古代近东地区的兴起》（鲁汶，2006年）；苏珊·尼迪奇（Susan Niditch）《口传与书写：古以色列文学》（路易斯维尔，肯塔基，1996年）。

1707337426

1707337427 《圣经》时期考古学

1707337428

1707337429 关于最早的历史年代，阿米哈伊·马扎尔（Amihai Mazar）的《〈圣经〉本土考古学：引论（公元前10000—前586年）》（纽约，1990 年）是一本相当不错、相对均衡但又具有批评性的介绍性指南，其中对出土文物与铭文解读的最新进展也作了概括性综述。另参见他与“考古极简派”泰斗以色列·芬克尔斯坦（Israel Fenkelstein）合著的《历史上的以色列探源》（莱顿/波士顿，2007 年）和芬克尔斯坦本人的《大卫和所罗门：追寻〈圣经〉中的神圣国王与西方传统的根源》（纽约，2006年）等大量著述，以及他与尼尔·西尔伯曼（Neil Asher Silberman）合著的《〈圣经〉揭秘：古以色列及其神圣文本起源的考古学新视野》（伦敦/纽约，2001年）。威廉·德弗尔（William G. Dever）原来也是“考古极简派”成员之一，后来在一系列激进的重新阐述中转向了一种更为灵活的立场，关于其立场的激烈转变，可参见其《历史上的〈圣经〉考古学与未来：一种新实用主义范式》（伦敦，

[ 上一页 ]  [ :1.70733738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