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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武装部队各军种自成体系的组织结构本身就妨碍了提出希特勒方案的任何严肃的替代战略。我们看到，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和负责整体战略规划的最高统帅部参谋长从来没有作为一个整体来设计战略。三军种总司令也从未集体开会，只有和希特勒单独会谈，在这种会面当中希特勒完全主导了谈话，根本不可能进行真正的讨论。122 所以，尽管瓦利蒙特的作战部和海军司令部曾短暂地达成过一致观点，但是他们无法得到来自武装部队内部其他部门的支持，更没有渠道来提出替代希特勒战略的完整的战略方案。所以，在组织结构上，德军就不可能构筑出一套完整的替代战略，也从来没有一个完整的替代战略可供考虑。既然没有完整的替代方案，那当然不可以说德国错过了一个机会。1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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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说希特勒不考虑其他机会，并且武装部队也没有提出一个可行的替代方案，可是最后一个问题是，在理论上是不是存在一个能让德国赢得战争，或者至少避免后来灾难性的结果的替代战略。假设德国领导层足够明智的话，能否找到这样一个理论方案呢？当然，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就只能离开历史的讨论范围，而进入纯假设的范围了。历史研究事实上发生了什么，还有当时实际发生的战略考虑，而现在我们完全离开史实，要考虑到的变量为数众多，想要回答以上假设性问题，就只能做学术性猜测。我们假设德国全力以赴在地中海和北非作战，并且对意大利和西班牙采取强硬的外交政策，并拉拢法国成为完全的军事伙伴，那么，停止东方战役的准备工作至少在中短期会大大加强德军在地中海的战斗力，可能使得战争向不同的方向发展，结果也可能不同，有可能会避免后来德国的全面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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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我们必须承认，在英国的全球帝国当中，地中海不像雷德尔所说的那么重要。但是丧失地中海并丢掉中东的殖民地和油料来源毫无疑问将对英国造成严重打击。大英帝国肯定会遭到严重削弱，特别是随着英国的军事失败，中东和印度的独立运动很可能获得了力量和信心。而且尽管有罗斯福总统和国内的孤立主义倾向做长期的斗争，美国还是很不可能马上去支持一个被大大削弱了的英国。日本无疑会利用英国在远东的虚弱地位乘虚而入，而美国此时无法把大西洋作为战略重点，会比历史上更早地将战略重点转到太平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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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发生这样糟糕的情况，英国是会坚持抗战，还是会推翻丘吉尔政府并与德国媾和？这是个很难回答的问题。如果英国屈服，德国控制了欧洲大陆和北非，美国人又被日本牵制在亚洲，“苏联问题”的答案就不同了。在 1941 年内摧毁苏联的战略紧迫性会降低。德国对共产主义的憎恶还是不会变。但是斯大林政权看上去危险性没有那么大，可以被牵制，因此似乎不太值得为之进行一场危险的军事赌博。这样，在军方的眼中，希特勒发动东方战争的理由就不那么有说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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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德国全力推行地中海战略，有可能还是会最终发展到希特勒所预见的欧美两大陆之间的战争。因为尽管德国征服了整个欧洲，并用暴政加以铁腕控制，但是从长远看来，它仍然无法与美国的庞大资源相匹敌，很可能大陆之间的战争终将来临。而且这场战争可能比想象地来得还要早。而一旦条件有利，苏联会抓住机会加入到盟国一边。德国终究还是会面对最害怕的两线作战的局面。双方肯定会竞赛谁先发明核武器，竞赛的结果很可能还是像历史上真实发生的那样，美国科学家（其中有一些还是德裔）获胜。这场竞赛的结局应该是美国在柏林和慕尼黑投下原子弹，而不是广岛和长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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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让我们离开这个想象中的世界，回到希特勒的现实世界当中，那么很明显，希特勒在 1940 年没有错失任何机会。因为德国领导层的状况，也因为它在 1940 年夏秋所面临战略困境所产生的根本原因，进攻苏联实际上是唯一现实可行的决策。希特勒大权独揽，但应该为这个决策负责的人绝不仅仅是他，尽管战后有些人试图把一切责任都推到希特勒头上。制定侵苏战略决策的责任者不止希特勒一人。在其他权力集团和整个德国人民的广泛支持下，纳粹政权的军事领导层把制定政策的大权交给了这样一个领导者，他引导德国在追逐世界霸权的道路上越走越远，所下的赌注越来越高，最终不可能获胜，而又没有一个停止这种赌博的机制。在 1940 年，德国无法结束战争，那么对于希特勒和让他处于如此困境的政权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继续赌博下去，铤而走险去发动下一场战争，争取“像冰雹一样”横扫苏联，“让世界屏住呼吸”。124 这的确是赤裸裸的疯狂，但是在疯狂背后，事情发展有它必然的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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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第三章 东京，1940 年夏秋日本决定抓住“千载难逢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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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排除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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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陆相畑俊六，1940 年 6 月 2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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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一样要急迫地为弘扬皇国国威而筹划的情况……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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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自陆军军部的声明，1940 年 7 月 4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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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场战争正在远东肆虐。战争风暴在欧战爆发之前两年的 1937 年 7 月横扫中国，和 1939 年秋季德国征服波兰之后对波兰人民所犯下的罪行相比，日军对中国平民做出的战争暴行在野蛮和残忍的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日本人将侵华战争称为“支那事变”① ，它和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开始的欧洲战争完全独立。但是欧洲列强和美国在中国都有各自的利益，这就意味着日本侵华战争从一开始就具有了广泛的国际影响。在 1940 年春季，当德国的西线攻势横扫低地国家和法国，几乎让英国屈膝之时，日本的侵华战争仍然看不到结束的希望。在希特勒令人惊讶的军事成功之后，日本希望利用西欧国家此刻的弱势，因此做出了向东南亚扩张的重要决策（英、法和荷兰都在东南亚拥有大片殖民地），并和德国、意大利结成轴心国同盟。在这关键的几个月里，日本做出的战略决策大大增加了与欧洲列强和美国爆发军事冲突的风险。但是通向珍珠港事件之路并非一条单向道。1940 年夏季就是日本领导层采取主要措施的关键时间点，从此以后，欧洲和中国的两场战争合并成了一场席卷全球的大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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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逐渐下定不顾一切危险与美国开战的决心的这个过程中，它贯穿始终的一个考虑因素就是从 1937 年开始并逐步扩大的侵华战争。这场战争的序曲开始于 6 年前，1931 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入侵中国东北，日本把“九一八事变”称作“奉天事变”，它不仅标志着远东国际关系的一个转折点，而且也显示了日本国内权力体制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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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九一八事变”之前，其实还有更长的序曲。它根植于日本想要成为东亚霸主，建立殖民帝国和提高国际地位的野心。日本的野心开始于 19 世纪后半叶的明治维新运动，明治维新开启了日本迅速现代化的进程，将西方的方法引进日本文化。1894 年至 1895 年的甲午战争和 1904 年至 1905 年的日俄战争都由日本首先挑起，也奠定了日本在东亚的统治地位。在亚洲，日本的成功经常被视为对西方在亚洲主导地位的成功挑战和重大打击。而事实上，日本是想要为建立自己的殖民帝国奠定基础。日本强占了朝鲜、中国台湾、库页岛南部，并在中国东北获得 700 英里南满铁路沿线的租借权。日本在 1901 年获得在北京和其他几个中国城市驻兵的权利，名义上是为了保护外交使团和本国侨民的利益。当时中国的中央政府极其虚弱，处于解体边缘，后来更是扩大了在南满② 对日本的让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加入协约国参战，想要获得德国在远东的殖民地。日本利用中国的虚弱和政治动荡强迫中国承认其在中国东北南部、内蒙古东部的特殊地位，并扩大了在南满铁路的特权和租约。在 1915 年，日本甚至强迫中国接受和日本联合建立警察部队，并在政治、经济、军事事务中接受日本顾问。如果接受所有这些条件，中国事实上就变成了日本的殖民地。中国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拒绝了以上条款。但以上事件在中国人民当中留下很强的反日情绪，这种反日情绪在 20 多年以后日本试图征服中国的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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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7 年日本和美国达成协议，接受美国的“门户开放”原则，换取美国承认日本在华的“特殊利益”。门户开放政策由美国在 1899 年提出，允许各国平等地利用中国的贸易开放口岸。日美协议中有些模糊的地方，但是日本认为这就意味着美国承认日本在南满的特殊地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的时候，日本在这片矿产丰富的中国土地上扩大了影响力。同时，贫弱的中国建立中央集权政府的努力都失败了，中国陷入军阀混战的政治无序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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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年代，国际上和日本国内都出现了反对日本统治朝鲜和蚕食中国的声音。迫于压力，日本采取了怀柔政策。两次大战之间太平洋地区的国际秩序奠定于 1921 年到 1922 年的华盛顿会议。与会九国签署了条约，保证中国的独立和完整地位。华盛顿条约签字国除了中日以外，还有英、法、美、意大利、比利时、荷兰和葡萄牙。1 条约希望中国在国际合作的帮助下渐趋稳定，缓解这个地区的紧张局势，这有利于西方列强在华获取经济利益。所谓的“华盛顿体系”在 20 年代基本上是起了作用的。日本在侵华方面多多少少保持了克制的态度。1928 年，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人在南京组建起中央政府，并利用外国资本（主要是美国资本）开始在全国建设交通和通信网络。尽管中国仍处于动荡不定的形势当中，但是正在逐渐融入国际经济秩序；而这个国际经济秩序建立在“门户开放”的原则之上，西方列强尤其是美国都有意维护这个经济秩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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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日本国内有一种声音，它把“华盛顿体系”视为对国家未来的潜在威胁，并且这种声音越来越大，在民众当中获得越来越多的支持。由 1929 年 10 月华尔街股市崩盘所引发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波及了日本，经济危机引起社会动荡，进一步加剧了日本国内的反西方情绪。日本国内渐渐兴起了自给自足减少对西方资本主义依赖的主张。2 同时在中国，蒋介石的国民党政权发起抵制日货运动，并且开始侵蚀日本自从 1905 年以后获得的在中国东北的经济权力，这些都加剧了日本国内对华的敌意。这种敌意也影响到政府。激进派要求建立强硬的政府，并采取更有侵略性的外交政策。在日本军部也有不满势力，认为在国际事务上采取合作姿态损害了日本的国家利益。以上两种声音甚嚣尘上，这种不满情绪在年轻的中级军官当中特别明显。东京的陆军参谋本部已经越来越控制不住这些少壮派军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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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关东军里集中了一批最为激进的少壮派军官，他们想要改变日本的自由资本主义外交原则，并结束长期以来依靠西方列强的外交政策。关东军组建于 1906 年，任务是保卫日本在中国东北的领地。随着局势逐渐紧张，1931 年 9 月 18 日，在一些关东军的少壮派军官策动下，日军夜袭驻扎在南满奉天（今沈阳）的中国当地驻军。3 尽管这次事变并非出自日本政府授权，但东京很快就事后批准了关东军擅自发起的战争行动，这一行为显示政府不仅根本无法控制军部的行动，而且愿意支持军方自发的主动挑衅行为，在军方步步紧逼的侵略行径面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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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一八事变”起初看来像是一个小事件，后来却被证明是东亚历史上的转折点。它标志着以“华盛顿体系”为基础的战后远东国际合作局面的结束和日本在国际上被孤立的开始，而这种孤立地位又进一步地刺激日本国内的反华和反西方情绪。中国请求国联干预制裁日本的呼吁无人理睬。西方国家处于大萧条的困境当中，只顾自己的利益。国联在面临第一个考验的时候就退缩了，没有对日本进行制裁。国联这次所表现出来的软弱此后在欧洲和亚洲一次次被充分地暴露。美国不是国联成员，这次也不约而同地避免谴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受到国际舆论的纵容与日本国内民众和东京政府事后的支持，关东军进一步扩大侵华规模。1931 年 10 月 8 日，日军轰炸中国东北和华北交界的锦州，这终于对国联有所触动。国联理事会此刻也仅仅是组成一个以英国的李顿勋爵为首的调查团，调查冲突的起因并提出解决事变的方案。1932 年 9 月李顿调查团提交报告，谴责日本的行动，但同时也敦促中国承认日本在这个地区的特殊利益。此刻，日本早已在中国东北建立起一个傀儡政府。新成立的伪满洲国只在名义上算是一个独立国家，事实上完全受控于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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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舆论一致的谴责和拒绝接受伪满洲国现状的呼声当中，日本于 1933 年 3 月退出国联。这标志着日本彻底的孤立。在日本国内，入侵中国东北建立伪满洲国的行为无论在普通民众还是统治阶级当中都受到热烈欢迎。日本的国际孤立引起国内的愤怒和反抗。政府的军国主义宣传使普通民众相信日本的行动是正义的，而西方的态度是不公平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自己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正是在亦步亦趋地模仿他们如此愤恨的大英帝国。）整个国家向右翼急转。那些倡导“皇国复兴”，团结一致，为天皇献身（天皇被视为活着的神），还有弘扬传统日本文化与传说的意识形态大行其道。1932 年 5 月代议制政府倒台，日本组成了国家团结内阁，阁员基本上都是军队将领和文职官僚。军方在政府当中越来越咄咄逼人（当然军方内部也有严重分歧），而政府中文官的权力受到限制，大部分问题上只能对军部唯唯诺诺，向军方的压力低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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