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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都被日军杀戮和强奸兽行的报告所震惊。在南京大屠杀刚刚开始的时候，世界舆论就充满了对日军暴行的厌恶和谴责。当时引起舆论公愤的有两个事件，一是日军炮击中国难民，二是“帕奈号事件”。美国炮艇“帕奈”号停泊在南京以北的长江面上，艇上有外交人员和记者，炮艇遭到杀红了眼的日军飞行员的轰炸。日军士兵甚至向逃离熊熊燃烧的炮艇的最后一艘救生艇射击。东京政府事后很快为这个严重的错误道歉并同意付给巨额赔偿，但损失已经造成了。在西方尤其是美国的公众舆论中，反日情绪越来越高，对中国的同情与日俱增。美国在通过“门户开放”政策进入并开发中国市场的同时，一直就有一种理想主义的成分。日军的暴行激化了美国的情绪，美国日益将支持中国看作正义的行动。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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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这个阶段，西方的公众情绪还停留在象征性的姿态上。对日本的道德谴责并没有转化为政治行动。17 罗斯福总统和国联一致谴责了日本的侵略行径，但是却否决了对日经济禁运的提案。但是他开始采取步骤，协调英美两国在太平洋地区的海军情报交换，这个姿态说明英美开始把日本看作严重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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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政府迅速做出姿态修补“帕奈号事件”造成的被动局面，这显示日本在这个阶段还不愿意和美国发生正面对抗。但这种克制姿态并未体现在侵华战争当中。南京陷落后，日本政府向蒋介石提出的和谈条件极为苛刻，实际上是要完全控制中国。18 蒋介石不可能接受这样的条件。日本的姿态变得更加强硬。1938 年 1 月日本和国民政府断绝外交关系。近卫首相冷酷地宣称要“消灭蒋介石政权”。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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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之后的几个月当中，日军使用极为残暴的手段大大扩张了占领区。中国的大片国土沦丧。但是到了 1938 年底，日军有 60 多万军队部署在中国战场，日本开始感到资源缺乏对战争的影响。伤亡数字日益上升，自“七七事变”以来，日军阵亡总数超过 62000 人。20 而蒋介石把首都迁往内地的重庆继续抗战，中国军队虽然被痛击，但还远没有失败。占领军的暴行使中国人民的抵抗运动不但没有减弱，而且越来越强，而且中国抗战得道多助，获得了来自英美法苏的物质支援。日本侵华战争已经达到了最高点，此后进入持久战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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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 年 11 月日本政府重新制定了战争目标。日本的目标是要创造“大东亚持久稳定的新秩序”。21 1 月份日本的不妥协的姿态现在有所放松。日本决定可以和国民政府谈条件，但要价是承认伪满洲国，停止抗日活动，和日本共同防共（实质上就是迫使中国接受日本驻军），还有就是承认日本对华北和内蒙古的经济剥削。日本政府采取这个行动，意在分化国民政府，把蒋介石的政治对手汪精卫拉到日本这边来。汪精卫在 1938 年 12 月和蒋介石公开决裂，愿意和日本合作，提倡在共同反共的基础上与日本媾和。最终汪精卫在 1940 年 3 月成了南京伪政权的首脑。但是蒋介石坚持抗战，获得了中国民众万众一心的支持。日本既不能在中国获得全面胜利，又不能从战争中脱身，在军事和政治上都泥足深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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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日美关系进一步恶化。1938 年 11 月，在回复美国援引在华“门户开放”政策，抗议日本侵犯美国权益的时候，日本政府公开明确拒绝了华盛顿体系的各项原则。22 此后不久，美国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供 2500 万美元贷款，之后这类援助性贷款源源不断，这预示着美国决心支持中国抗战。1939 年 7 月 26 日，在多次抗议日本侵华战争中的行动无效之后，美国政府宣布取消一项重要的日美贸易协定。这项商业协定签署于 1911 年，将在 1940 年到期。日本三分之一的进口来自美国，所以这是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23 它警告日本，如果继续侵略战争，后果将是面对来自美国的经济制裁。日本非常依赖从美国进口的废金属和石油。如果美国掐断这两项出口，日本的战时经济支撑不过半年时间。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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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侵华政策也损害了它与欧洲列强的关系。日本先是在 1939 年 2 月占领了中国南海上具有战略意义的基地海南岛，一个月以后，又从海南岛南进几百英里占领了荒无人烟的南沙群岛，显示日本有向南扩张的意向。这些岛屿在名义上是中国领土，但是日本的行动引起英、法和荷兰的担忧，这些国家在南海都拥有殖民利益。25 荷属东印度殖民当局减少了从日本的进口。日本在 6 月份封锁天津的英法租界，和这两个国家的关系进一步恶化了。此后不久，日军在诺门罕地区卷入了和苏军的军事冲突。（诺门罕在伪满洲国西北与蒙古交界的地区。）结果日军在冲突中惨败，到战斗结束停战的 9 月中旬，关东军损兵 17000 人左右，这提醒日军千万不能低估苏联红军的作战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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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一可能打破国际孤立的行动是和德国结盟。希特勒政权受到里宾特洛甫的影响，在 1938 年初改变了早先的亲华政策，转而支持日本。26 这个转变背后有两个原因，一个是德国认为日本将赢得侵华战争的胜利，另一个是日本狂热地反对苏联。德国在 5 月承认伪满洲国，向日本释放了明确的友好信号。但是日本政府担心和纳粹德国过于接近会疏远西方民主国家，因此竭力避免把已有的反共条约转变成全面联盟关系。既然日本无法消除西方的敌意，又不愿意和德国发展密切关系，日本的孤立状态仍要继续。到 1939 年 8 月，苏德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日本的孤立状态戏剧性地突然加剧了。日本突然发现，自己在欧洲唯一有可能做朋友的国家居然和北方的劲敌握手言欢。天皇最信任的顾问、不久前出任内大臣的木户幸一侯爵在日记当中记载道，他“对这个极端背信弃义的行为感到震惊”。27 由于“对欧洲无法理解的新形势”感到震惊和困惑，日本内阁集体辞职。28 几天以后，欧洲战争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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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日本在欧战中保持中立，但战争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日本。无论在军部还是政府，都有一些人希望改变之前的对苏政策，效仿德国，对苏联采取现实主义的新政策。他们幻想打破之前由欧美统治的旧世界秩序，建立新秩序的时代已经到来了。欧洲的新列强很可能是德国、意大利和苏联三家。这些人认为日本的利益在于和德国、苏联结盟。至于侵华战争，这些人认为一旦和苏联结盟，苏联就将断绝对中国的援助。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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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鼓吹对苏新政策的人毕竟是少数。政府中大多数人认识到，欧洲的战争很可能把英美更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因此他们希望和美国改善关系。但是既然日本拒绝在对中国的要求上做出任何让步，这个思路不可能获得成功。实际上美国对日政策变得越发强硬，美国把援助中国抗战视为削弱日本在太平洋方向威胁的主要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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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对日本来说，中国仍是关键。只要继续侵华战争，日本的人力和物质资源就会被消耗到极限。而日美关系日益恶化，继续进行战争所需要的石油和废金属来源成了问题。可是只要日本仍然坚持它的军国主义侵略政策，战争就不会结束，和美国的关系就不会改善，原材料来源的威胁也就不会解除。美国全力支持蒋介石的国民政府，而日本支持汪精卫伪政权，这个僵局无法打破。与此同时，希特勒 4 月征服丹麦和挪威，5 月横扫比利时、荷兰，6 月达到了击败法国的光辉顶点，在一夕之间改变了欧洲的政治版图。现在只有英国还在继续与德国作战，而在日本看来，英国的屈服也已指日可待。日本政府看到了解决自身困境的新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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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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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的日本既不是民主国家，也不是独裁政治。如果非要用政治术语来形容的话，也许门派林立的极权主义体制还算贴切——“门派林立”和“极权主义”这两个词并不像乍看上去那么矛盾。但是任何术语都很难形容出日本政治制度的复杂性，它发端于 1889 年的宪政改革，在 20 世纪 20 年代和 30 年代受到过大众政治、国内动荡、外交压力和战争的影响而逐渐变化。很多人以为日本的政治体系是在天皇统治下的专政，那是对现实的极大误解。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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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世纪末期，日本开始急速现代化的进程，那时出现的政府体系带有很强的寡头政治和官僚体系的印记。1889 年版日本宪法效法欧洲（特别是德国）。宪法规定国会由两院组成，众议院有 300 个席位，议员由选举产生，参议院由 500 名拥有贵族头衔的宫廷、政府和军队官员组成。同时，至少在理论上，天皇还拥有绝对的个人权力。和德国一样，政府大臣由天皇任命，只向天皇负责，不向国会负责。大臣一般并不来自政党。特别重要的一点是，参谋本部直接向天皇上奏，“统率权独立”。拥有选举权的人起初只占人口总数的 1%，这样选举出来的国会有立法权和批准或否决政府预算的权力，但是控制不了政府与军队的执行权。而旧贵族和财阀拥有国家大部分土地和财富，仍然保有极大影响力。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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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一旦确立了大众政治和君主立宪体制以后，日本的政治变革便不可阻挡。和欧洲一样，大众政治和君主立宪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越来越重要。1925 年的选举权改革后，日本拥有投票权的人必须是年满 25 岁的男子，两大政党代表了绝大多数有投票权的公民，它们分别是较保守的政友会和比较自由的民政党。但是从欧洲引进日本的共产主义、社会主义和法西斯意识形态也在日本有各自的支持者。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日本社会经历了经济危机、社会动荡和政治暴力，30 年代早期有两位日本首相、好几位政商两界名人和几个著名的知识分子被刺杀。32 由于国内动荡，政府也不稳定，执政时间很短，在 1921 年 11 月到 1937 年 6 月间换过 15 任首相。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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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 年“九一八事变”之后，由于国家采取了大力刺激钢铁化工和建筑行业的政策，再加上军费猛涨（1937 年军费占到政府支出的四分之三34 ），日本迅速从大萧条中恢复过来。经济复苏和“九一八事变”限制了议会政党和多元政治。大部分内阁成员不代表任何政党。35 军部的影响力与日俱增。在侵华战争开始之后，日本需要在决策中更好地协调军民两个方面关系，于是在 1937 年底，创建了两个机制来做到这一点，就是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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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每隔几天召开一次，在外交事务方面基本代替了内阁职能，内阁越来越仅限于处理国内事务。联席会议由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陆海军参谋总长及其副手组成，如果需要的话会邀请其他相关大臣列席。会议通常在小会议室举行，与会者围绕首相坐成一个圆圈。但是会议没有正式的主持人，讨论经常漫无目的，这是典型的日本议事方式：在冗长的过程中用模棱两可的语言逐渐地向某一个方向推动最后的决定，在整个过程中强调全体一致的意见。36 有段时间，联席会议停开，代之以只有政府主要大臣参加的四相会议或者五相会议。但缺乏协调的问题又出现了，陆海军参谋总长的缺席是五相会议的致命缺陷，因此 1940 年,日本又重新召开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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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席会议的重要决策要经过御前会议批准。参加御前会议的人员和联席会议通常一样，再加上枢密院议长，会议在天皇在场的情况下召开。由联席会议通过的决策文件摆在御前会议面前，参谋本部军官起草了这些文件，在各位大臣之间传阅修改，通常这些修改要经过联席会议中的重臣批准。在天皇面前，按照首相，各部大臣，然后陆海军参谋总长的顺序一一宣读准备好的文件。天皇通常一言不发，而由枢密院议长代替天皇提问。御前会议虽然看起来只是礼节性的，但其实非常重要。一旦天皇对联席会议所提出的建议准奏，就使决议具有了合法性，对与会各方均有约束力，任何人都极难修改御前会议的决议。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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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不像德国、意大利和苏联这些国家，日本政府的决策，尤其是外交和战争这样重大的决策并没有打上明显的个人烙印。但也不像议会民主制国家那样，文官内阁就能做出决策。前文说过，天皇任命内阁大臣，内阁独立于国会，仅向天皇负责，在做出关键决策时要咨询军方参谋部的意见，拥有广泛的自主权。这种自主权倒也并不因为军方现役高级将领以陆海两相的身份入阁而受到多大损害。陆相和海相如果想要绕过首相的话，他们还各自有独立上奏的权力。无论如何，陆相和海相的职责主要限于军队的人事和行政工作。关键的战略计划和作战指挥权掌握在由陆海军参谋总长组成的大本营手中，两位参谋总长的军令权直接来自天皇本人。38 当然，如果内阁和军部的意愿相左的话就做不成任何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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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军部很少用同一个声音说话。军方的希望和要求反映了陆海两军当中互相竞争的各个派别的利益。因此在外交政策等重大问题的决策过程是一个类似于“群体谈判”的机制，是各派力量博弈的过程。这期间会有冗长的讨论、辩论和讨价还价，而在整个过程中军方发言人的分量大于文官，最后的决定是一个基本一致通过的决策。39 最终的决策强调全体一致，并经天皇批准，才成为板上钉钉的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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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日本军政两界上层有多少派系，谁更有权，有多少政治分歧或者不同的战略观点，到 1940 年为止，在日本的权力核心人物当中已经大致形成了意识形态方面的共识。经历了之前的国内分裂和纷争，还有“九一八事变”和侵华战争，在整个 30 年代，日本形成了一种新型的有日本文化特色的民族主义，很像当时欧洲的法西斯主义。它的精神核心是日本国家的象征，即天皇本人。它的体现方式则是军国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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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 1926 年 25 岁的裕仁天皇登基以来，尤其是 1928 年举国欢庆的登基大典之后，对天皇的崇拜上升为日本新教义的基石。裕仁的年号是“昭和”，意即“百姓昭明，协和万邦”，事后看来十分具有讽刺意味。他的父亲大正天皇嘉仁在位时间是 1912 年到 1926 年，裕仁作为皇太子自 1920 年起摄政。大正时期的日本是与全盘西化和民主化潮流联系在一起的。但是当日本被国内各种危机所困扰的时候，出现了一种国家衰落的感觉。像魏玛共和国一样，民主制度和政党政治被越来越多的人视为软弱和国家分裂的象征。日本在国际上遵守华盛顿体系，而民间认为这个国际秩序的主要受益人是西方帝国主义列强，因此日本的国际政策也被视为是软弱的。而国家的软弱也反映在嘉仁天皇脆弱的健康状况上。裕仁治下的日本被大众寄予了回归他祖父明治天皇英雄时代的期望。明治天皇在 1867 年到 1912 年在位期间缔造了现代日本，在甲午和日俄两场战争当中获胜，并开启了日本主宰东亚事务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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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民族主义教条的核心被称为“皇道”，提倡日本回归其悠久历史（大部分是传说）的“核心价值”，克服西方世界的影响，完成日本作为高等民族的使命，即主宰东亚。40 它为赤裸裸的帝国主义扩张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日本帝国主义的最终目标与“皇道精神”相适应，就是使日本上升为世界强权，通过掠夺中国东北、华北乃至东南亚的自然资源，达到统治整个亚洲东部的目的。而通过反复的宣传和压制国内不同政见，统治阶级精英的这种意识形态逐渐地主宰了公众意识，为绝大多数日本人所接受。在“九一八事变”和“七七事变”的过程中，政府很容易利用民族主义和帝国主义的国内狂热情绪。而精英阶层蓄意制造出来的民间大国沙文主义情绪反过来又推动着上层精英。最重要的是，新民族主义的价值观渗透到了军官队伍当中，从而影响了陆军和海军的所有官兵。在所谓“皇道”的旗帜下，在军队基层形成了比高层更为激进和冒险的军国主义。因此，到 1940 年，民族主义-帝国主义的观念已经发展成无论在日本精英阶层还是普罗大众当中——尤其是在中级军官当中——都占有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而且举国一致。这就是说，尽管还存在策略上和战术上的分歧，但在意识形态方面，日本举国没有不同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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