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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卫出任日本首相之前不到两年的 1935 年 11 月，他几乎逐字逐句地重复了以上论调。他认为战争只有两种基本原因，一是国家间的领土分配不公，二是资源分配不公。只有纠正主要国家之间的这种不平衡，才能获得永久的和平。但是战后的国际安排仅仅致力于防止战争，却丝毫没有触动战争背后的根本原因，即这种不公平的国际秩序。他拒绝维持现有的和平。他宣称：“我们的领导人和德国、意大利的政治家不同，不敢站出来公开宣布有必要进行领土扩张。我们被英美宣扬的维持现状的和平主义洗脑洗得太彻底了，在为‘满洲事变’中我国的立场辩护时，表现得就像法官面前的犯人一样。这种和平安排不能保证世界和平。日本和其他后起国家早就应该在世界范围推行新秩序。”44 正是这种政治哲学最终把日本像德国一样领上了毁灭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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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 年 6 月，近卫第一次出任首相，这是他总共三次组阁经历中的第一次。当时他广受欢迎。他的外形令人印象深刻——高大、优雅、敏捷、有教养，而且作为首相来说 45 岁还很年轻（不过后来他深受痔疮之苦，有时候只能坐在充气的橡皮轮胎上以减轻痛苦）。45 日本对新首相寄予厚望，军部也欢迎他组阁，认为近卫的人望有助于军部获得更多的利益。46 一个月之内，日本侵华战争爆发。近卫很快发现自己主导了一场愈演愈烈却难以收场的战争。实践证明，近卫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无法给内阁提供明确而坚强的领导，只能交错双手，做出高冷的姿态，来掩盖自己无力影响事态发展的窘相。47 就在 1945 年自杀前不久，在他生命即将结束的时刻，近卫把自己描绘成一个在为所欲为的军部手中的无助的牺牲品。虽然他也确实在私下对“支那事变”表示过不满，但却没有和日本的扩张政策保持距离，也没有反对过陆军愈演愈烈的战争暴行，尤其是南京大屠杀。而且我们看到了，他自己的政府在 1937 年 12 月断绝和蒋介石政府的外交关系，并且在 1938 年全面扩大战争之前，还在试图强迫中国接受特别苛刻的和平条件。48 1938 年底，近卫安排接触未来的伪政权头目汪精卫。但是最终近卫无法结束这场战争，越来越觉得自己成为军方的牺牲品，于是在 1939 年 1 月近卫辞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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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40 年写的备忘录中，近卫承认，虽然侵华战争让他焦头烂额，但他接受战争的必要性。他的观点和 1918 年所表达的没有什么两样。他声称，列强的政策是通过经济封锁剥夺日本的海外市场和原材料来源以威胁日本。“九一八事变”粉碎了这种封锁，而“支那事变”将最终建立“大东亚共荣圈”。这个名词发明于 1940 年，指的是日本在整个东亚的统治，是日本版的“生存空间”。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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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明这个名词的人是松冈洋右，1940 年 7 月第二次近卫内阁的外相。当时日本国内对德国在欧洲戏剧性的速胜激动不已。松冈洋右五短身材，很壮实，性格外向，语速飞快，以至于赢得了一个“说话机器”的绰号。50 1933 年 3 月，松冈率领日本代表团退出了国联。他的挑战态度在国内赢得了英雄般的地位，此举同时也奠定了他作为强硬外交政策代言人的名声。作为南满铁路株式会社的前总裁，松冈是修正主义的著名倡导者。51 他个性强硬，经常失去自控大发雷霆，一贯以自我为中心，傲慢，又喜欢成为焦点人物。曾有著名人物评论松冈，说他的“优点是能想出绝佳的主意，但……缺点则是会往错误的方向一条道走到黑”。52 他喜欢出风头，因此不是一个好相处的同事。但是他是一个谈判高手，既反应敏捷，又顽固不化。美国国务卿赫尔形容松冈洋右“像一篮子鱼钩一样弯弯绕”。53 另一方面，美国驻东京大使约瑟夫·格鲁和松冈洋右打过不少交道，至少在一开始曾认为松冈“虽然说话随便，但却……是个直言不讳的人，在表达自己的意见时也是发自内心的”。54 在这个关键的时刻，松冈是军部属意的人选。55 在出任外相的前一天，他和一个美国记者做过一场不为人注意的访谈，在采访中松冈毫不掩饰他的政治倾向和期望：“在民主和极权的斗争中，毫无疑问极权将获得胜利并控制全世界。民主的时代已经过去，民主制度已经破产了。”56 他认为日美两个太平洋的强权产生冲突是历史的必然。57 这种必然性的信条在 1940 年和 1941 年主导了松冈的行动和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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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7 月第二次近卫内阁的第三号人物在之后几年也将发挥关键的作用，而且在往后的战争中大部分时间将作为首相出现。他就是陆相东条英机。东条生于 1884 年，像一颗钉子那样强硬，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军事管理人员，绰号“剃刀”，曾在关东军担任宪兵司令和参谋长，是陆军中毫不妥协的扩张主义派别的代言人，平素寡言少语，却是日本军国主义野心的积极倡导者。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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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近卫、松冈和东条之外，在 1940 年夏季参与做出关键决策的另一个重要人物就是海相。海军在任何南进战略中的重要地位自然毋庸置疑。其实海军在任何大战略中的合作态度都是至关重要的。1940 年 7 月出任海相的是吉田善吾海军大将，虽然他也是坚定的扩张主义者，但是发现自己和急于跟德国与意大利结为军事同盟的主流力量步调不一致，于是只好辞职，让位于一个更容易合作的继承者——及川古志郎海军大将。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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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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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7 月 19 日组成的近卫内阁立即采取措施，应对发生了戏剧性变化的欧洲局势。实际上在前首相米内光政海军大将内阁任期内，各种事件就已经为此做了铺垫。米内光政内阁对西方的政策比较温和，1940 年 1 月 16 日出任米内内阁外相的有田八郎和米内反对和德意轴心拉近关系，而陆军却属意于此。有田想要改善日本和英美的关系，这又与军部的意见背道而驰。但是有田的政策当中有自相矛盾的地方。米内内阁支持“东亚新秩序”，而这正是美国矢志于阻止的。60 有田不止一次暗示日本想要在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政治变化当中获利。一方面，米内政府想避免损害与西方列强的关系，而另一方面，它所倡导的南进战略却正是在破坏与西方的关系。61 所以在需要建立“新秩序”，为帝国获得东亚的原材料，终结英美法荷在这一地区的统治等立场问题上，日本的统治阶层并没有任何的不同意见。所有的不同只在于达到目的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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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卫第二次组阁之前，欧洲的动荡就已经开始影响日本对进一步扩张方向的选择了。62 通过征服东南亚、摧毁欧洲殖民统治以使日本得以自给自足的机会已经摆在眼前。这个好机会不容错过。大众媒体受到欧洲事态的鼓舞，大肆宣扬这一立场。受到严格新闻审查的报章杂志提出各种各样为日本的“正义立场”辩护的借口，用天花乱坠的辞藻来掩盖和美化裕仁治下整个日本国家军国主义和机会主义的实质。63 但是这一行动需要改善和过去的敌人苏联的外交关系。日本还深陷在侵华战争的泥沼当中，两线作战是不可想象的。所以陆军军部第一次认真考虑和苏联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的可能性。与此同时，军方也感到日本有必要和欧洲新贵德国缔结军事同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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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德军进攻低地国家和法国北部的时候，日本就已经开始决定性地改变其外交政策的基调。5 月下旬，米内政府对荷属东印度政府施加压力，要他们保证对日本供应锡、橡胶、石油、废金属和其他九项重要原料。64 在法国 6 月 17 日投降之后，日本强迫英法政府切断通过印度支那、缅甸和香港对中国国民政府的援助，西方列强不得不忍受屈辱，承认自己的弱势地位。65 法国的投降在陆军方面引发了是否应该乘势南进的大讨论。6 月 25 日，陆相畑俊六向他的幕僚宣布：“抓住这次千载难逢的机遇！排除万难！”有些人顺应当时日本国内沙文主义的狂热民意，提议立即开始南进的准备工作，甚至有官员敦促政府奇袭新加坡。不过这都只是孤立的意见，冷静的声音占了上风，日本没有立即就南进战略作出决定。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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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日本军部的领导人进行过兵棋推演，制定了在印度支那和泰国建立空军基地，并对荷属东印度进行闪电攻击的备用方案。67 海军的兵棋推演结论认为，攻击荷属东印度群岛终将导致日本与英国、美国、荷兰三国的战争。另一个结论是，如果没有美国进口的石油供应，日本只能进行 4 个月的战争，唯一的替代方案是从荷属东印度获得石油，而且必须要解决开采和安全运输的问题。即便日本获得了石油供应，“如果战争持续一年以上，我们根本没有赢的机会”。68 即使海军早在 1936 年就开始制订南进计划，而且在 1939 年 9 月欧战爆发的时候，就有人认为南进时机已经成熟，但是海军当局仍然对投入这个冒险的南进战略有所顾虑。69 然而，海军军令部里，各局长的意见在政策制定当中举足轻重，到了 1940 年 4 月德国发动西线攻势之前，海军各局长就认为“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的时机已经到来”。军令部向联合舰队下达了提高战备等级的命令。军令部总长伏见宫博恭亲王上奏天皇，海军需要五六个月完成备战。70 随后欧洲的事件极大地助长了军部的乐观主义情绪，有些人甚至认为出兵占领荷属东印度群岛不会导致日本跟英美直接冲突。鹰派占据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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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和海军的情况差不多。在 6 月份的最后一周，陆军军部起草了一份南进的政策声明，并于当月早些时候通知过海军军令部。71 陆军在德国胜利的鼓舞下很快完成了文件起草工作。他们认为英国很快会投降，而日本将在东南亚获益。受到这种盲目信心的鼓舞，他们根本没有仔细分析日本是否有足够的资源来支持大规模南进战役72 ，他们只是假设军事征服本身能带来必要的资源。7 月 3 日，这份标题为“应对当前世界形势的原则大纲”的文件已经摆在了陆相和参谋总长的桌面上。这是一份决定陆军军方和政府政策变化的重要文件，让日本最终走向 1941 年 12 月的太平洋战争。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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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文件指出，当务之急是尽快结束“支那事变”，并抓住机会“解决南方问题”。它预见到南进可能在无法及时结束侵华战争的前提下发生。但无论如何日本“必须在 8 月底之前完成战争准备”。在外交政策方面，重点放在“加强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治团结”和“尽量改善与苏联的关系”方面。此外它还强调了切断蒋介石政府外援路径的必要性。荷属东印度的资源对日本至关重要，如果不能用外交手段取得，那就使用武力。文件的结尾部分发出了战争叫嚣。日本将在合适的时机对南洋用兵。日本“将进军香港和马来半岛，同时尽量把战争行动的对象局限于英国”，并避免和美国开战。但是文件结尾也提到，“如果形势万不得已，我们最终一定要对美国使用武力，那么日本将尽快开展必要的军事准备”。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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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纲要在第二天被递交给了海军的代表。陆军敦促在欧洲战争结束之前尽快采取行动，结束日本对英美的依赖状态，以日本本土和中国为核心，建立一个自给自足的经济圈，而且这个经济圈要从印度洋一直扩展到澳大利亚和新西兰以北的南洋地区。陆军声明说：“我国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像今天一样要急迫地为弘扬皇国国威而筹划的情况……我们应该抓住这个难得的机会。”75 日本不能错过这个千载难逢的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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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军对这份文件作了修改，并在 7 月 9 日的陆海军联席会议上和陆军达成基本一致。海军的修改没有降低陆军计划的侵略性，反而变本加厉。海军明知兵棋推演的结果预言日本将和美国发生冲突，还是鼓吹采取强硬路线，不惜与美国开战。例如在提到香港的部分，海军同意应该尽量避免军事攻势，但提议“一旦条件允许，将不惜与英国（甚至美国）一战”。陆军的结论强调尽可能避免和美国开战，海军把这个结论修改得更为强硬：“尽管目前的行动应尽量避免刺激美国，但是日本和美国终有一战。”而且，早先对日美开战长期结果的悲观预言现在也被一些军官的乐观自信所代替，他们认为只要战前做好周密的准备工作，日本终将在战争当中获胜。76 这种观点反映军方用一厢情愿的希望代替了理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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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陆军支持北进攻击苏联的传统观点转变为支持在南方扩张，跟海军长期以来主张的南方战略一拍即合。如果向南方扩张则必须大规模扩充联合舰队的实力。海军自然衷心欢迎新的“北守南攻”战略。而避免和美国开战而进攻苏联的替代方案则意味着海军的预算将被转用来满足陆军的需要。77 而日本的原材料来源问题解决不了，就无法摆脱对西方列强的依赖，不仅影响对苏联作战，而且影响侵华战争的胜利结束——日本在中国战场上一直在消耗物资和士气。所以，尽管传统上陆海两军的利益有矛盾冲突，但现在两个军种的利益联合起来进行一场赌博，赌即使日本的攻势把美国卷入战争，日本仍然能够战而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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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军和海军达成一致以后的第一步就是为对外扩张寻求合适的政治环境。米内政府一贯希望和西方国家改善关系，明显和军方不合拍，因此陆军建议换人，并得到海军首肯。军部需要一个与侵略新思维更合拍的首相。陆军次官阿南惟几报告说：“既然今后四五天之内政府更替势所难免，而军方正在准备应对国际局势的最新变化，米内政府明显不适合与德国和意大利开展谈判，甚至还可能导致致命的拖延。因此，为了应对目前严峻的形势，必须撤换内阁。陆军一致支持近卫公爵出任首相。”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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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7 月 16 日，内定米内光政内阁总辞职。第二天，木户幸一侯爵主持了 6 位前首相（包括近卫）和枢密院议长参加的重臣会议。木户跟 30 年代开始确立的国家“革新精神”完全合拍，而且在协调军部主流思想跟皇家宫廷意志当中扮演了关键角色。半个小时之内会议就破纪录地迅速议定了下一任首相人选。陆军属意的人选近卫文麿被委以组建新内阁的重任。79 当时，重臣会议也认为近卫享有民众的广泛支持，有望结束“支那事变”。80 其实就像他第一次组阁主持了侵华战争扩大化一样，这一次组阁再次证明近卫是一个犹豫不决、性格软弱的首相，但却是军部扩张主义势力的顺从工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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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张势力占据了政府的关键位置。陆军希望东条英机出任陆相，松冈洋右出任外相。81 这些希望在 7 月 22 日就任的新内阁当中一一实现了。第二天，近卫文麿在对日本国民发表的广播演说中宣称，旧的世界秩序已经崩塌，日本应该准备好迎接世界新秩序。82 同日，德国驻日大使向德国外交部汇报说，他预料新的近卫内阁肯定会采取与轴心国更紧密结盟的政策。83 现在，日本政府采纳新政策的道路已经铺平，很快就要面临命运攸关的抉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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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组阁名单完全确定之前，近卫就在东京郊外荻窪的别墅召集新政府内定的外相、陆相和海相开会，这三个人分别是松冈洋右、东条英机和吉田善吾。四相会议中个性最强有力的人是松冈洋右，他起草了一份声明，在会上扮演了关键角色。与会者就未来的外交政策大致雏形达成一致意见。他们一致同意，为了建立“东亚新秩序”，日本应该和轴心国加强合作，并和苏联签订为期五到十年的互不侵犯条约，在这几年中在北方加强军备，在互不侵犯条约到期的时候，达到可以击退苏联任何入侵的程度。同时日本应把西方国家在东亚的殖民地纳入“新秩序”。如果有可能的话，在建立“东亚新秩序”的过程中一面拒绝美国的武装干涉，同时还要尽量避免发生武装冲突。84 会议并没有明确决定要和德国、意大利结为军事同盟，因为海相吉田反对。但是陆军明确表示希望将与轴心国的合作发展为正式的三方军事条约。7 月中旬陆军参谋本部附泽田茂说道：“我们应该决心和德国及意大利同呼吸共命运。”85 这个“同呼吸共命运”的措辞早在三年多之前松冈洋右 1936 年 11 月签订德日《反共产国际协定》的仪式上就用过。“日本民族的性格就是这样，一旦我们承诺合作，就会义无反顾，绝不和其他方合作。我们未来只能肩并肩一起前进，共同进步，即便是双双走向灭亡也不后悔。”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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