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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齐亚诺将国王的观点告知这位“战意炽烈”的领袖，墨索里尼因此不敢把国家整个投入战争，被迫接受了不干预的外交政策。墨索里尼收到希特勒的信件，询问意大利对迫在眉睫的军事行动的意向。他被迫承认“鉴于意大利目前的备战状态，选择放弃采取军事行动的主动权，目前看来是合适的”。他还说：“意大利参战有赖于德国输入军事补给和原材料，以帮助意大利抵挡英法的攻击。”22 8 月 26 日意大利狮子大开口，向德国提交了一份冗长的物资清单。阿托利科大使为了消除德国要求意大利履行同盟条约的可能，还自作主张，添油加醋地进一步要求德国要在意大利参战之前，把清单上的物资一次全部供应给意大利。这一手段达到了目的。希特勒根本无力满足意大利的要求。他告诉墨索里尼，他理解意大利的处境，仅仅是希望意大利一如既往地对德国保持友好姿态。齐亚诺写到，希特勒建议，“德国独力粉碎波兰，并击败英国和法国”。这对墨索里尼的自尊心是个打击。希特勒在上台的 6 年之内就把他的国家投入了战争，而他作为领袖，在上台将近 17 年以后还无力让意大利投入战争。这使得墨索里尼极为苦恼。他在 8 月 26 日的信中告诉希特勒：“您难以想象我的懊恼，我的双手被超出我控制的各种力量所捆绑，在最需要行动的时候，却不能向您提供真正的有力支持。”23 他本人的意愿非常清楚。但是他被迫屈从于自己政权内部的压力，不能加入战争。他必须暂时忍气吞声地接受国际法上史无前例的“非交战国”地位；对墨索里尼来说，这个地位比“中立”更体面一些，但是远远达不到法西斯的好战意识形态所要求的程度。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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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 10 个月的时间，墨索里尼才能弥补 1939 年 8 月退缩所丧失的参战机会。而这一次，参战的机会太好了，简直不容错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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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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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 年，墨索里尼有想要参战的愿望，却不得不屈从于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甚至国王也反对参战。这显示了独裁者的权力是受到限制的。希特勒在德国的权力地位要比墨索里尼稳固得多。在 1934 年 8 月初兴登堡总统病逝，希特勒成为国家元首之后，军队向他个人宣誓效忠。他获得了绝对的权力。没有任何个人或者机构能够在宪法上对他构成挑战，它们也没有其他的效忠对象。他在 1938 年 2 月改组军队统帅机构，将军队置于个人直接领导下，进一步巩固了权力基础。对比而言，在意大利，墨索里尼 1922 年 10 月“向罗马进军”夺取政权之后过了 17 年之久，权力远没有如此集中。尽管国王显得无足轻重，好像是墨索里尼无所不在的权力上面一件无足轻重的装饰品一样，但国王毕竟还是国家元首，他的权力并非只限于礼仪上。1943 年 7 月发生的事件证明，国王可以在 1922 年任命墨索里尼为政府首脑，也能把他撤换掉。而且国王是意大利人民除了墨索里尼之外另外一个效忠对象。这一点在武装部队方面尤其重要，陆海军的军官团对王室仍然忠心耿耿。他们的忠诚是向着国王，即武装部队总司令的。不管墨索里尼在和军队将领打交道的过程中如何恩威并施，用尽各种手段，但他从来无法赢得军队毫无保留的忠诚。在 1943 年 7 月的宫廷政变的时候，这将是墨索里尼的一个致命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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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9 年至 1940 年那段紧张的“非交战国”时期，墨索里尼和军方之间虽然还没有任何公开决裂的迹象，但是独裁者对他手下的陆海军将领们也从来都不能予取予求，颐使气指。25 他不止一次抱怨军中的各种弊病，抱怨自己无法清洗替换军官团，也不止一次流露出一有可能就废黜王室的意向。26 但当时，他也只能勉强忍受自己认为的一切弊端，包括国王和军事领导人的懦弱、悲观的情绪以及缺乏“法西斯战斗精神”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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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感到非常泄气的一点是，军官团无论在人事还是结构上，一直都无可救药地保守。意大利缺乏德国（尤其是普鲁士）素来拥有的那种强烈的军事文化。意大利社会对军事基本上没有什么热情。陆军在社会上的地位不但不如德国那么高，甚至还不如西方民主国家英国和法国社会里的军人地位。海军也一样，而空军和各国一样都还在草创阶段。意大利如果说有什么军事传统的话，那也是失败和耻辱的传统，不是光荣的胜利传统，尤其是 1896 年阿多瓦战役和 1917 年卡波雷托战役的惨败让人记忆犹新。在意大利这个教育和工业都不够发达的社会中，受过良好教育并且技术熟练的意大利人本来就不多，这些高素质人才还都不愿意从军。结果，在职业军人这个阶层当中，尤其是陆军军人当中，严重缺乏有能力的人才。就算墨索里尼拥有足够大的权力，清洗军队领导层，他也很难用更有能力的高素质人才来代替被清洗掉的军官。而实际上，墨索里尼根本难以触动紧密团结起来的军队高级将领。这些将领之间虽然有个人矛盾和军种间的竞争，但是他们在对政府的关系方面基本上是抱团的，而且享有国王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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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从 1926 年起就担任了三军的行政首脑。但是多年以来，他在和军方打交道的时候一直小心翼翼地避免冲突，不想引起军人的反感，因为他知道自己在军事事务方面缺乏经验，想在自己不熟悉的领域藏拙，以保持自己的光辉形象。他没有着力去增进武装部队领导层内部的团结协作。这一点在整个战争期间都对军事战略计划有极大的损害。27 彼得罗·巴多格里奥元帅从 1925 年起就担任军队总参谋长，但在干预各军种内部管理事务与协调总的战略计划方面，他只是一个名义上的总首领。他的角色基本上只是墨索里尼和军队高层之间的联系人和领袖在军事计划方面的首席顾问。巴多格里奥在埃塞俄比亚的胜利当中建立了功勋，这加强了他的地位；这也意味着墨索里尼难以轻易地否决他的顾问意见。但是这些意见总是防御性的，领袖不愿意听却不得不听进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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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也不愿意承认武装部队的缺陷和对大战准备的缺乏28 。埃塞俄比亚的胜利是依靠现代的重炮、轰炸机、芥子毒气，从毫无希望取胜的落后军队身上取得的；而这样落后的敌人竟然在好几个月当中进行了令人惊讶的顽强抵抗。胜利的经验根本无助于墨索里尼想让意大利跻身列强所需要打的那种欧洲的现代化战争，但是却极大助长了领袖直接指挥军事事务的野心。他认为，未来和英法在地中海的战争当中，海空军力量才是关键，因此在资源的分配方面，空军得到了绝对优先权，海军次之。尽管海军在 30 年代后半期大力扩军，到 30 年代末，舰队仍远未准备好进行一场大规模战争；而在作战计划和战略规划方面，海军领导层和过去一样能力不足，并在指导思想上过于落后且一直着眼于防御。空军在埃塞俄比亚和西班牙内战两场战争中的表现也有欺骗性。尽管 30 年代后期空军也进行了大规模扩充，但在技术和组织上，它和英国跟德国空军仍有很大差距。陆军在资源分配上落后于海空军，和海空军一样受制于意大利薄弱的工业基础。除此以外，陆军高层的军事思想落后，既不能也不愿和旧的作战方式决裂。结果，到 30 年代末陆军与新的机动战争模式所要求的装备现代化水平差距明显。有经验的高级军官巴斯蒂科将军建议大家不要对坦克过于重视，而应该“保持我们对步兵和骡马的尊重”；而迟至 1940 年，陆军副总参谋长马里奥·罗阿塔将军还公开反对取消马拉炮兵。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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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墨索里尼在权力巅峰的时候仍要面对军官团的反对，其中陆军军官团的反对尤甚。他们和法西斯主义者理想当中的战士阶层相去甚远，在墨索里尼的战争和扩张计划当中，还经常充当反对的角色。他所指挥的军队领导无方，协调混乱，现代化装备不足（尤以陆军为甚），对激烈艰苦的战斗准备严重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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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方高层只是法西斯政权当中好几个部分独立的权力中心当中的一个——当然有可能是最重要的一个，而这些权力小圈子是墨索里尼无法完全控制的。可以说，法西斯意大利和希特勒德国的政权不同，它更多的是一个“权力联合体”。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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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在 1922 年通过“进军罗马”“夺得政权”是法西斯党编造出来的神话。实际上他是在和全国范围的保守主义权力精英团体做了交易之后，被他们赋予权力的。那“不是一次革命，而是政权的妥协”，建立了一个“根本上联合多个机构和系统的政治独裁体系”。31 大企业、教会和国家官僚机构在法西斯政权下仍然有相当的自主权。在经济领域，墨索里尼只能与工商业和金融业巨头合作，而不能发号施令。天主教在意大利影响巨大，教廷就在首都，墨索里尼除了和教会和平共处之外别无选择。所以他才在 1929 年的《拉特兰条约》中向教廷做出重大让步，以使教皇不再对意大利国家怀有敌意。尽管法西斯党一直在反复强调他们的极权主义野心，他们并没有严重侵蚀政府机构的权威。相反，法西斯党缺乏权力，党的工作基本局限于群众动员、宣传、政治教育和赞美领袖这些事务。国家政府——而不是政党——掌握着主要的国家权力，这一点和苏联截然不同。墨索里尼认识到这一点，所以在 20 年代后期他本人在政府当中兼任了 8 个以上的大臣职务。他这么做当然有助于确立自己在政府中无可置疑的领导地位，但是由于他不可能事必躬亲，这反而助长了政府官僚机构的权势。32 即便在法西斯党内，墨索里尼一开始的地位只是几个平等的重要领导人当中的首席；他得到其他领导人的认可，但他远不能独断专行，必须承认各地党部“部落酋长”们在当地的权威，因为他的权力归根到底有赖于这些基层党组织的支持。33 但是，到 20 年代末，这种互相依存的关系逐渐演变成领袖在党内无上的权威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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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掌权之后，他最初的权力斗争就是要把法西斯党置于个人领导之下。他所使用的工具是法西斯最高委员会。这个机构创建于 1922 年，并在 6 年之后成为所谓“协调政权所有事务的最高机构”。实际上，最高委员会很少开会，没有立法权，基本上只是墨索里尼个人统治的一个工具。34 1940 年墨索里尼做出参战和进攻希腊的重要决策的时候，他甚至都没有和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商量。但是后来 1943 年的事件证明，即便这样一个驯服的家养宠物也会反噬——正是法西斯最高委员会领导了反墨索里尼的宫廷政变，最终导致独裁者的下台。所以，从制度上说，即便是法西斯最高委员会这样的驯服工具也是制约墨索里尼权力的潜在威胁。反观德国，希特勒一直拒绝听从纳粹党内要建立一个党的委员会的呼声。对任何一旦条件成熟可能会挑战自己的个人权威的议事机构，他都极为敏感。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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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墨索里尼并不拥有绝对权力，他的权力在 1925 年到 1940 年间还是有极大的扩张，几乎快要达到“绝对君主”的程度。他的决策权不受任何有效制约。36 促成墨索里尼权力扩张的最关键的几个原因包括法西斯党内控制权的集中化，对领袖个人崇拜的增长和埃塞俄比亚战争胜利对墨索里尼个人威望的提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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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5 年起，各地法西斯党魁的独立性渐渐地被党组织不断的中央集权化所侵蚀。到了 30 年代早期，即便最有自治权威的大区党魁的权力也受到了限制，例如克雷莫纳的法西斯党魁、20 年代中期一度短暂出任过党的书记的罗伯托·法里纳切。前后两任无限忠于墨索里尼的党的总书记——奥古斯都·图拉蒂和阿基里·斯塔拉西——成功地清洗了早期法西斯运动留下来的那些最不驯服的干部，把党变成了一个臃肿、庞大的组织，其主要的任务仅仅是动员群众支持现政权，尤其是支持领袖个人，灌输法西斯主义的信条和理论。在这些年里，权力体系逐渐地被精心重塑。到了 30 年代末期，党的规模非常庞大。在战争爆发之前，全国人口中大约一半是法西斯党或者某个外围组织的正式成员。37 但是法西斯主义在理论上的影响仍很肤浅。墨索里尼急于灌输给人民群众的法西斯“战斗精神”和对政权在意识形态上的认同都还没有牢固树立起来，和纳粹主义在德国的深厚群众基础根本无法相提并论。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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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30 年代，意大利法西斯党基本已经变成了领袖个人控制的工具，而对领袖的个人崇拜也相应发展到顶峰。法西斯宣传反复地向人民灌输“领袖永远正确”的教条；和德国对希特勒的神化一样，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和对党与主义的忠诚并行不悖。39 个人崇拜极大地加强了墨索里尼的权力地位；在 30 年代早期，他已经自认为地位稳固，可以把早期法西斯运动当中那些显赫大人物一一解除重要职务了，因为这些人有可能对他的权力构成挑战。其中有些人心怀怨怼，后来在 1943 年 7 月墨索里尼地位最虚弱的时候，在法西斯最高委员会那次推翻墨索里尼的会议上终于等到了报复的时机。40 但是至少在当时，法西斯党的前大佬们被分而治之，他们的权力被这位强有力的前法西斯同志所剥夺。被任命来替代这些党内元老的尽是些平庸之辈、墨索里尼的应声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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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本人一身兼任政府中最重要的几个大臣职务，包括 1933 年出任国防大臣和外交大臣，因为前外长、博洛尼亚地区的法西斯党魁蒂诺·格兰蒂掌管下的外交部被认为过于软弱。41 这预示着意大利外交政策很快就会强硬起来。国家权力还有另外几个重要的版块，比如大企业、政府文职官僚、军队领导，当然还有国王本人。在和这几个大的权力板块打交道的过程当中，墨索里尼的威望意味着其他人很难挑战他的权威。换句话说，所谓的“权力联合体”虽然还在，但权力的天平在 30 年代后期急剧向墨索里尼一边倾斜。这就意味着墨索里尼一贯想要执行的激进的扩张政策将成为法西斯政权的核心政策。其他掌权的精英尽管担心他的政策将会给国家带来灾难，也难以阻止墨索里尼的一意孤行。而且墨索里尼本人也被领袖个人崇拜之风吹捧得飘飘然起来，连自己都相信了自己一贯正确的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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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战争进一步提高了领袖的个人威望。这场战争真正可以说是墨索里尼的战争。他从 1932 年起就在计划这场战争。他坚定地推动开战，排除了国联想要寻求有利于意大利的和平解决办法的一切可能。他忽略掉巴多格里奥元帅关于战争可能引起和英国冲突的警告，不顾保守主义势力对战争扩大化的担心，甚至克服了国王焦虑的反对意见。墨索里尼后来说，他只能迫使国王投入战争。42 第二年春天战争胜利之后，墨索里尼个人获得了完美的胜利，而党的宣传机构又对此加以肉麻的大肆宣传。他个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了。他的光辉形象显得越发高大起来。领袖个人崇拜此时达到了顶峰。墨索里尼在政权当中高于任何其他人，尤其是在涉及战争与和平的政策方面。1936 年齐亚诺接掌外交部，他在战前对墨索里尼无限忠诚，所以换人丝毫没有影响墨索里尼在外交事务方面的发言权。埃塞俄比亚战争对于意大利国内权力结构还有另外一个重要影响。旧时的权力精英，包括国王在内原本不想打仗。但是他们陶醉在胜利的荣耀当中——其实墨索里尼后来抱怨过，说国王根本不配享受胜利的荣耀。43 而且，这些人原本就认同对外扩张的政策目标，这种扩张思想根植于 1914 年以前保守党和自由党政府的帝国主义梦想。44 当然这些旧时代的精英仍然害怕扩张必然导致的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冲突。当埃塞俄比亚战争开始，他们就成了野蛮暴力的同谋者，很多野蛮的战争罪行都是军官们的自发行为，并不是出自墨索里尼的命令，尽管领袖肯定发布过不少命令，要求采取一些非常不人道的措施和手段。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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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塞俄比亚战争，意大利跟德国结盟，意大利加入西班牙内战，墨索里尼调停达成《慕尼黑协定》，还有最终吞并埃塞俄比亚，以上这些事件都说明，外交事务方面的决策权现在已经成为领袖个人在齐亚诺的协助下直接控制的领域。战争与和平方面的决策完全依赖领袖个人。据法西斯宣传，讨论是不合乎法西斯主义者举止的一种行为。心血来潮的迅速决策才是“拿破仑式的”。46 到 1938 年 3 月，墨索里尼和国王并列成为武装部队最高统帅。47 法西斯国家的几个集体代议制机构，包括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和国会两院都不能参与决策过程。48 意大利不再有集体决策机制。大臣会议只是在表面上类似于民主国家的内阁，但它只有在墨索里尼召集的时候才会开会，即便开会也是听取领袖的说教，完全被领袖所主宰，只能批准预先做好的决定，而不是一个可以群策群力制定政策的机构。墨索里尼大权独揽。在这个意义上，他的地位等同于德国的希特勒。区别在于，后者根本没有能够辅助行动的制约机制，而墨索里尼至少还要征求国王的批准，因为国王是国家元首，还是军队效忠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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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西斯国家机器当中，只有两个机构有可能在关键的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影响墨索里尼的决策。一个是外交部，齐亚诺从 1939 年开始与他的岳父发生了重大分歧，因为齐亚诺想要避免一场他认为将会是灾难性的战争。但是，齐亚诺的反对意见只是具体战术上的反对，因为他害怕墨索里尼的玩火政策会把意大利拖进战争。齐亚诺本人希望将来有一天继承领袖的地位。他和墨索里尼一样秉持扩张主义观点，尤其主张在巴尔干地区扩张。而且齐亚诺是个外交事务的门外汉，他给墨索里尼提供的外交建议更多是出于个人主张，而不是训练有素的外交官的职业意见。外交部本来在传统上就倾向于对外扩张，后来法西斯党所任命的高级官员使外交界人士变得更加激进。49 由齐亚诺本人挑选任命的那些外交部高级官员又尽是些凭裙带关系上来的无能之辈和应声虫，无法发挥传统职业外交家本应发挥的作用。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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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个可能影响墨索里尼的圈子就是前文提到的军官团，而在军官团身后支持他们的是国王。他们不太情愿地支持墨索里尼 1935 年做出的进攻埃塞俄比亚的决定。但是墨索里尼被证明是正确的，这加强了墨索里尼的地位。即便在军队最高层也渐渐地充斥着实用主义的服从情绪。陆海军将领们在晋见领袖的时候要在威尼斯宫墨索里尼巨大的办公室里快步急趋 20 码，然后举起手臂行法西斯礼。51 但是在 1939 年，军队将领能够告知墨索里尼的也不过是武装部队对于和西方民主国家开战缺乏准备。墨索里尼尽管极端不情愿，也只好在最后一分钟向齐亚诺跟将军们的压力低头。最后当国王出来明确表示反对开战的时候，墨索里尼让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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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不和德国并肩战斗的决定对他个人和意大利的威望是一个重大打击。以后几个月里，他在自己的战争野心和知道军队不适应作战的状态两者之间辗转反侧。他只能希望将来出现新的机会。而机会很快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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