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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干部队伍很快完全换了一批新人，这批人全都是斯大林份子。但是，大清洗对红军造成的灾难影响更为深远。军内清洗的目的和全国大清洗是一样的，旨在消灭所有真正的或者想象中的反对者，把军队变成对政治领导唯命是从的工具。党的新干部队伍虽然比较容易训练，但军队所需要的军事素质和技术能力却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被替代得了的。这些领域的损失极为惨重。在 1937 年至 1938 年间被逮捕或者开除军籍的 34301 名军官当中，大约 30% 在 1940 年以前都官复原职了。但是有 22705 名军官被枪决或者失踪。14 在对红军的“斩首行动”中，高级军官的损失尤其惨重。15 在 101 名最高级将领当中，91 人被逮捕，80 人被枪决，其中有 5 位苏联元帅中的 3 位（苏联的最高军衔），4 位一级集团军级将领中的 3 位，所有的军区司令员，几乎所有的师级将领，所有的空军司令员和两位海军上将。16 大多数人的罪名都是空穴来风，是莫须有的反苏联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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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著名的受害者是米哈依尔·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他是苏联最杰出的军事战略家，倡导并组织建立起一支现代化、经过高度训练、齐装满员、拥有先进技术的军队。对他的迫害是最典型的事例，说明军队的大清洗到了何种自我毁灭的程度。斯大林超群的记忆力绝不会忘记，在 1920 年波兰占领基辅以后，斯大林作为西南方面军政委没有能向方面军司令员图哈切夫斯基提供所需的骑兵部队，由此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17 直率的图哈切夫斯基在 30 年代就对一支职业化军队应该受多大程度的政治控制问题又和斯大林发生过一场争论。他在 1936 年至 1937 年间短期担任副国防人民委员，和斯大林的死忠亲信、无能的国防人民委员伏罗希洛夫元帅关系极为恶劣。18 1937 年 5 月，图哈切夫斯基被捕，经严刑拷打供认参与了推翻苏维埃国家的阴谋活动，并被处决。斯大林指责他是德国间谍，“把我们的作战计划，最神圣的机密中的机密出卖给德国国防军”。斯大林命令把他的妻子、女儿和其他家庭成员要么处决，要么发配去劳改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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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想从这么一场精心策划、严密组织的对军队领导层的大清洗当中恢复过来，绝不可能是一时半刻的事情。在 1938 年到 1939 年欧洲战云密布的时候，有人听到斯大林询问掌管国防事务的伏罗希洛夫，还有没有剩下胜任指挥哪怕是一个师的军官。20 前一年秋天，苏联制订过一份军队重组的计划，预期直到 1942 年底苏军都不可能做好作战准备。21 1939 年到 1940 年苏联和芬兰之间的“冬季战争”是令苏军蒙受羞辱的战争，它充分揭露了军队的弱点。在 1941 年夏天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时候，苏军 75% 的战场指挥官和 70% 的政委在当时的岗位上还没待满一年。22 在各级指挥岗位上的人员缺乏经验的现象是大清洗的直接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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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内外无数的苏联公民支持并积极参与了大清洗，相信这是清除“内部敌人”的必要手段。大清洗不但没有削弱斯大林的统治基础，反而加强了它，虽然大多数苏联人不是发自内心地支持斯大林，而是出于对伟大领袖的恐惧和害怕。23 如果说在德国，群众的支持是希特勒权力的主要支柱的话，那么在苏联，恐惧对每一个个人都是潜在的威胁，无论这个人的地位有多高，他都遭受到这种朝不保夕的恐惧的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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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没有忘记自己掌权过程中经过的权力斗争，也很清楚他的个人统治违反了集体领导的原则，因此在整个 30 年代，斯大林实际上一直都和其他领导人一起签署法令（而且经常不签在第一位），坚持认为“是党和相应的党的机关，尤其是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在进行政策的制定与执行”。24 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时候，以上说法早就是天方夜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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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权力机构中央委员会多年前就名存实亡了。列宁时代的中央委员会有 46 名正式委员和候补委员。自那时以来，中央委员会的人数大大增加，而开会次数却越来越少。它实际上已经完全被斯大林控制，成为执行他的意志的工具，为他的权力披上一层合法的外衣。在大清洗达到高潮的 1937 年，中央委员们甚至随时准备在中央全会上公开出卖同僚，以博取斯大林的青睐。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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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局在名义上是中央委员会的下属机构，在理论上是党的决策核心，大约有 15 名成员。它在 20 年代每周都开会，到 30 年代末，开会的频率逐渐降低，虽然政治局委员的人数基本上还是维持不变。1930 年到 1934 年间政治局开过 153 次会，1934 年到 1939 年间只开过 69 次会，以后 3 年总共只开了三十几次政治局会议。26 政治局的某些功能交给了相应的下属委员会或者人民委员部。27 在 1937 年大清洗之前，斯大林就已经开始削弱政治局主要成员的权力，把他们派往远离莫斯科的地区工作，进一步把权力集中在自己手中。政治局的权力日益萎缩。斯大林更多地倚靠按照自己的意志在政治局成员当中临时组建的小集团来行使权力。在 30 年代后期，政治局正式会议召开的次数益愈减少，1938 年只开过 6 次正式会议，1939 年和 1940 年分别开过 2 次。28 这个时期政治局成员的非正式会议常常是在斯大林和不同的委员之间，在斯大林的别墅吃饭酗酒的时候召开的。到开战的时候，基本上所有斯大林想要和他最信任的亲信讨论的事务——他们称为“具体事务”——尤其是当时最急迫最紧要的外交政策事务，基本上都由 5 名政治局委员会商决定，他们是斯大林、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利亚和米高扬。29 在这 5 个人里，谁的意见能够一锤定音是显而易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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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前的几年当中，和革命刚刚胜利在列宁领导下的时期相比，党的组织机构日益完善，越来越多地干预政府机构的运作。列宁最重要的权力基础是他担任了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基本上相当于政府总理。斯大林从 1929 年起就已经是苏联最高领导人，但是他直到 1941 年才出任这一职务（1941 年以后的战争岁月里，国家政府的职能大大加强了）。从 1930 年到 1941 年，莫洛托夫是人民委员会主席。无论他自己还是别人都把他看作是斯大林的附庸，因此，谁是权力的真正拥有者自然不言而喻。党和政府的机构在各个层面上都错综复杂、盘根错节，但两者的关系基本上是党控制了政府。党、政府、军队和安全机构等组织全都高度中央集权化，而斯大林控制了党，就把权力都握在自己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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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斯大林的权力一再扩张，他所有部属的权位甚至生命都依赖斯大林个人的赏识和恩典。因此即便在党和政府的最高层也存在着对他个人阿谀奉承、溜须拍马的现象，并最终必然发展到个人崇拜的程度，这种个人崇拜在战时和战后的几年发展到顶峰。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已经普遍存在着把斯大林描绘成一个超人的现象。那些军队官僚和党员干部——那些各省的“小斯大林”与党内寄生虫们——如果拒绝执行“伟大领袖、伟大导师、伟大战友斯大林同志”的个人意志，将面临可怕的后果。出于恐惧，也出于对领袖表忠心的奖赏，加入个人崇拜大合唱的干部自然越来越多。30 在政权的最高层也是一样。恐惧和依赖导致了服从和恭顺。斯大林对权力异常敏感，精于算计，无论对敌人还是身边的人，都经常试探他们性格当中的弱点和坚韧性，喜欢让这些人互相内斗，喜欢利用他们性格上的弱点或者政治上的污点。虽然斯大林本人疑心极重，但其实 1937 年的大清洗保证了斯大林的地位不可动摇，权威无法挑战。大清洗也极大地降低了军队总参谋部和政治领导人打交道时的地位，尤其是削弱了军方挑战斯大林权威的能力。除此之外，大清洗的另一个重灾区在外交人民委员部。1939 年 5 月初，莫洛托夫取代李维诺夫出任外交人民委员之后31 ，在外交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人员中进行了大清洗，不仅损失了大量有经验的外交人员，而且在这样一个历史关键时刻，正需要谋略来谋划苏联的对外政策的时候，外交人员的职业判断被唯命是从所取代。对领袖的个人崇拜同时也意味着恐惧和顺从，这不可能形成一个好的政府管理机制。斯大林谨慎、多疑且冷血无情，他的战战兢兢的下属们也就不断地告诉他那些他们认为他想要听到的话，这是导致 1941 年 6 月的灾难的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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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德军发动“巴巴罗萨行动”之前关键的几个月当中，苏联所有重要的决定都出自斯大林一人之手。他有时候和自己小圈子内部不同的人进行讨论，这些讨论一般都是非正式的，有时候还很冗长。但是那些经常能够面见斯大林的人互相之间把对方看作竞争对手，所以他们之间不是一条心。他们非常清楚自己的地位不稳，完全依赖斯大林本人的信任，所以他们对斯大林也是无限忠心。这样根本不可能在他们和斯大林之间形成真正的意见交流。即便是斯大林长期以来最信任的战友（如果斯大林真的能够信任什么人的话）在发表意见的时候也都小心翼翼，生怕自己的意见被斯大林当成批评。斯大林本人在会议上通常都等别人说完了才发表自己的意见。这种做法只能让那些被迫先发表意见的人更加恐惧。所以斯大林的观点一定会被其他人所附和。当外来入侵即将发生的时候，这是决策机制的一个弱点，绝非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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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30 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苏联领导层一直都专注于斯大林主义革命和处理革命对内带来的后果。但外交事务从来没有被遗忘得太久，尤其在希特勒于 1933 年 1 月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以后。外交事务持续地对国内建设发挥着重要但是间接的影响。苏联共产党的核心信仰之一就是要让工人阶级的政党准备好未来和资本主义的决战，而斯大林和他的同僚们预期这场决战将在不久的将来来临。在 1938 年，正当斯大林起劲地消灭他自己军队的整个领导层的时候，战争突然之间变得近在咫尺了。斯大林比谁都清楚，苏联没有准备好开战，尤其是人才枯竭的武装部队更没有准备好。但是现在外交事务成了重中之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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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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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考虑到斯大林极端多疑的个性，那么 1941 年 6 月苏联对德国的进攻毫无准备这件事就更加难以理解。还有一点，自从 20 年代以来，苏联外交政策的核心目标就是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这是俄罗斯传统的外交思想，只不过在 20 年代以后被披上了一层意识形态的外衣。任何愤世嫉俗的谋略与机会主义的弄权行径都可以找到意识形态上的借口。有鉴于此，苏联就更不应该对德国的进攻毫无防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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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21 年俄国内战结束以后，苏共就放弃了原来“输出布尔什维克革命，推翻世界资本主义”的目标。从那以后，托洛茨基所主张的革命外交政策逐渐被传统的外交思想所取代，托洛茨基本人的影响力也在减弱。在 20 年代中期，苏联对外关系的指导思想有两大主题。一是帝国主义在为争夺全世界的资源而互相斗争，因此战争不可避免。战争将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进行，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因此对苏联的利益和社会主义革命事业是有益无害的。但是帝国主义野心家也肯定会对苏联贼心不死，战争会直接威胁苏联。因此，第二点指导思想就是，社会主义必须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在苏联国内建成，而不是期待世界革命（因此 1924 年国家名称里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字样），而苏联将逐渐强大起来，在帝国主义不断增长的敌意和贪婪面前变得不可战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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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党没有完全放弃向其他国家输出共产主义革命的信仰。建立于 1919 年的第三国际—也就是共产国际的整个工作就是要利用资本主义制度的内在危机，为将来的世界共产主义革命做好一切准备。但是这项工作是一个缓慢长期的任务（不过早在 1925 年，斯大林就预言欧洲将在未来某个时间爆发长期的大战，这将会加速世界革命胜利的到来）。32 与此同时，共产国际在其他国家的工作重点一直是为苏联的国家利益服务的，因为苏联是唯一的社会主义革命已经获得了胜利，并为未来的社会创造出一个新的框架的国家。在可以预见的将来，苏联和帝国主义大国相比，在军事上和经济上仍然是虚弱的。认识到这一点，就要求苏联必须迅速增强其军事和经济实力，同时在国际关系方面采取务实灵活的方针政策。苏联和资本主义国家无论在意识形态方面有多么实质的分歧，都必须在“和平共处”的基础上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进行合作。这样苏联才能和资本主义国家之间进行最大限度的贸易和经济往来，尽管两者在政治上还是互相敌对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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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思想具体落实到外交政策上，就是苏联必须打破自从 1917 年布尔什维克革命以来所处的孤立状态。苏联在这个问题上做得非常成功。仅仅在 1924 年至 1925 年间，苏联就与 13 个国家正式建交。苏联和很多其他国家，尤其是它的邻国建立了友好关系。到 20 年代末，在列强里面，只有美国还拒绝承认苏联。资本主义世界并没有出现针对苏联组建攻守同盟的迹象。同时，苏联和主要欧洲国家签订了很多双边贸易协议。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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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在苏联战后对外关系当中占有重要的一席之地。因为 1922 年的《拉帕罗条约》修补了俄国革命之后两国关系的裂痕，为两国进行经济合作与秘密的军事合作打下良好的基础，这种合作一直持续到 11 年之后希特勒上台为止。布尔什维克政权经过了严酷的国内战争才最终建立起来，而德国的自由民主党政权在建立之初也不得不度过好几次危机，它们之间在意识形态上原本不是天然的盟友。但是世界局势迫使德俄结盟，这样对双方都有利。苏联想要打破在国际上的孤立状态，而德国想对严厉催促自己缴纳战争赔款的英法等西方列强显示，自己还有在东方找到新的盟国这样一个选择。从苏联这方面，和德国结盟可以防止西方列强像在国内战争中那样结盟干预苏联政局，不过这在实际上早已不可能了。而从德国的观点来看，与苏联结盟可以防止英法和苏联再次结成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那样的军事同盟，虽然这种同盟比西方联手干预苏联更加不可能。34 《拉帕罗条约》在政治上的象征意义大于它的实际意义。这个条约在军事和经济上的意义更加重要。苏德两国都认识到双边贸易关系的好处，到 20 年代末，德国成为苏联最重要的贸易伙伴。35 在军事方面，《拉帕罗条约》签订之后苏德双方签署了秘密军事协定，使得双方都能够绕过战后国际秩序为两国所设的限制。在苏联一方，这种限制是指苏联的孤立状态；而在德国一方，是指《凡尔赛和约》加诸德国军队的种种限制。有些军事协定后来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比如德国容克飞机公司要在苏联设立飞机制造厂，还有双方合资制造毒气。但是双方在互相观摩军事演习、化学战试验和情报交流方面的合作进行得非常顺利。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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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 20 年代末，《拉帕罗条约》逐渐丧失了它的政治意义。虽然德国和苏联在 1926 年 4 月于柏林签署了中立条约，但是在此之前 5 个月签署的《洛迦诺公约》标志着德国与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有了改善。德国于 1926 年加入国联，标志着德国彻底走出了战后的孤立状态，这大大降低了 4 年前和苏联所建立的关系的重要性。但是双方继续进行军事合作。在经济上，此时苏联进入农业大规模集体化的阶段，而德国正在经历最终导致了民主制度死亡与希特勒上台的一系列政治危机，双方的经济纽带反而增强了。1932 年来自德国的进口占据苏联进口总量的一半。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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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在当时，双方的关系已经开始笼罩上了乌云。苏联国土的两翼同时出现了新的威胁。在远东，1931 年的“九一八事变”之后，苏联越来越常听到宿敌日本国内的军国主义叫嚣。同时在德国，极端仇视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希特勒，已经快要上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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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粹掌握德国政权这件事彻底改变了苏联外交关系的格局。对战争的担忧成了苏联外交政策的主要基调。到 1933 年底，在希特勒的直接干预下，两国的外交关系趋于冷淡，这反映了德国新政府的反苏意识形态。《拉帕罗条约》已死。德国在 1934 年 1 月和波兰签订了互不侵犯条约，这个事件再清楚不过地表现出德国外交政策的重大改变和对苏联的新态度。在德国，无论是保守党还是共产党都有很多人认为，希特勒只不过是个夸夸其谈的政客，很快就会走下政治舞台，或者至少会向务实的方向调整自己的政策。共产国际的官方理论一直坚持，希特勒代表了垂死的资本主义最后的绝望反扑。但是苏联领导人以非常严肃的态度对待希特勒的威胁。早在 1933 年 3 月，苏联政府的官方喉舌《消息报》就评论道：“（德国的）民族社会主义党制定了反对苏维埃国家的外交政策。”38 一个月以后，苏联驻柏林大使馆政治参赞谢尔盖·亚历山德罗夫斯基从柏林发回报告称，希特勒未来的外交政策意味着“军事冒险主义，并将导致反苏战争和干预”。39 苏联的领导人们清楚希特勒在 20 年代中期的著作《我的奋斗》里写了些什么，他们不会轻易就把希特勒的言论当成政治上头脑发热的狂言呓语。在 1934 年 1 月 31 日召开的苏共十七大上，布哈林提到法西斯德国或者日本帝国主义有可能对苏联发动反革命进攻。布哈林本人后来成为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之一。布哈林在苏共十七大的讲话中从《我的奋斗》一书里摘录了希特勒大量从苏联手中夺取土地，为德国获得生存空间的言论作为佐证。布哈林得出结论：“因此，希特勒公然叫嚣要毁灭我们的国家。他公开宣称，德国人民必须拿起武器，从苏联手中夺取他自称必需的东方土地。”布哈林认为，这样一个敌人“将会是我们历史上最为凶残的敌人”。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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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外交政策显然需要做出重大调整。外交人民委员李维诺夫主张和英法等西方民主国家合作，在欧洲建立起共同安全体系。李维诺夫的外长职务在 1939 年被莫洛托夫所取代。1933 年 11 月美国也承认了苏联，1934 年苏联加入国联，并强烈地支持建立一个“国际和平统一战线”，以对抗来自德国、意大利和日本的侵略威胁。41 在 1935 年 5 月苏联和法国签订互助条约，稍后不久又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类似条约（不过只有在法国首先行动的条件下，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的互助条约才能生效，而法国在先前已经和捷克斯洛伐克签订了互助条约）。在 1936 年西班牙内战爆发以后，苏联向西班牙共和政府军提供武器，并且是制裁墨索里尼的最强支持者；1937 年日本全面侵华，苏联立即向蒋介石的国民政府提供了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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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的逻辑中，共同安全体系只能推迟但不能避免帝国主义战争。帝国主义战争的爆发肯定会直接或者间接地把苏联卷进来。苏联认为，未来战争很可能是一场世界大战，由帝国主义国家结盟从东西两个方向向苏联发动进攻。42 苏联人总是掩藏不住地怀疑西方国家的某些势力想要通过绥靖政策祸水东引，甚至和纳粹德国联起手来，发动针对苏维埃国家的反动“东征”。因此，支持共同安全体系只不过是争取宝贵时间的一种手段。但是，西方列强每一次想要和希特勒达成协议的努力失败和国联的共同安全体系每一次失败都加深了苏联对西方国家的疑虑。当西方在 1938 年向希特勒的扩张主义屈膝投降的时候，苏联在国际上的孤立地位又一次明显地暴露了出来。李维诺夫本人在当年 10 月份公开承认，“国联和共同安全体系已经死亡。国际关系进入到了一个新的强权主义、野蛮和暴力至上的时代”。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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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西方民主国家的弱点暴露无遗的时候，苏联对被迫卷入一场毫无准备却不可避免的战争的恐惧也被无限放大了。在 1938 年夏季发生苏台德危机的时候，苏联进行了国内部分动员，声明准备为保卫捷克斯洛伐克免受侵略而战。44 这种自告奋勇在实际上肯定不会被接受，因为苏联要进行军事干预，必须先让部队通过波兰和罗马尼亚领土，而波兰肯定不会答应，罗马尼亚拖到很晚才给予有保留的批准并附加了严苛的限制条件。无论如何，如前所述，红军在前一年的大清洗当中伤筋动骨，它在 1938 年无论如何不可能做好准备参与一场大战，这也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红军本身的计划机构估计，要到 1942 年至 1943 年间军队才能做好战斗准备。而且斯大林非常清楚，只有在法国准备履行它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条约义务的前提下，苏联才有可能对捷克斯洛伐克的形势进行军事干预。45 在整个夏季，法国和英国绑在一起，而张伯伦使尽浑身解数想和希特勒达成妥协，因此苏联不可能让红军真的投入战斗。再加上西方对苏联一直极其厌恶，也不可能让红军卷进来。最终，英法向希特勒的勒索屈膝投降，和德国合谋在 1938 年 9 月 29 日至 30 日召开的慕尼黑会议上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以上这一切在苏联眼里只有一个含义：战争正在临近，而苏联不可能从西方得到任何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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