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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皇破例的干预和会上就外交谈判和军备之间谁更重要的争论都不能掩盖这样一个事实：战争的时间表已经获得了天皇御批，成为国策，日本现在实际上已经准备开战。如果在几周的时间里，外交谈判和预想的一样得不出结果，日本就会批准开战。而此时外交谈判的日期还没有定，而且各方都不看好它。尽管联席会议和御前会议上有种种波折，但事态的这一发展却没有遭到任何有力的反对，不能不说令人惊讶。在支持及早采取军事行动的军部将领和主张外交努力紧迫性的官员之间达成的这个妥协很空洞。军方将领固然强力推进他们所主张的武力解决方案，对外交努力不屑一顾；就连和谈的支持者也很虚弱，愿意接受在冬天之前向美国开战的主张。而且没有人质疑过军方逻辑当中的弱点，也没有人质疑过日本在长期战争中资源和人力的局限性，或是在中国问题和南进建立“大东亚共荣圈”问题上绝不通融的谈判立场。虽然日本领导人对战争的前景感到担忧，内部也存在这样那样的矛盾和分歧，但是他们之间没有“鹰派”和“鸽派”的本质分歧，只有立场坚定或者迟疑的区别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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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立场坚定、听天由命的主战派主要来自军方。他们的观点是，无论战争结果如何，其发生都已不可避免。这种观点反映在陆军参谋本部为御前会议预先准备的答复天皇质询的草稿里。对于和英美开战是否不可避免这个问题，草稿是这样回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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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帝国在“支那事变”中的立场为核心建立“东亚新秩序”是不可动摇的国策。但是美国的对日政策建立在维持现有国际秩序，阻止帝国的崛起和在东亚的扩张的基础上，旨在维护美国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保卫民主制度。日本的政策与此有本质冲突。在经过长期的紧张与和缓的交替之后，两国意志的碰撞将最终发展成战争。这可以说有历史的必然性。只要美国不改变对日政策，局势将强迫帝国来到这样一个时间点，此时除了诉诸战争，别无其他自卫的方法。如果我们为了眼前的和平而向美国做出让步，哪怕是从目前的立场稍微后退半步，美国日益增强的军事地位会让它要求日本后退十步百步。最终帝国将屈服于美国所提出的任何要求。4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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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军方对近卫和平努力半心半意的支持相比，以上这段话才反映了军部的真实想法，而且海军的想法和陆军一致。这其实就是说，日本将通过军事赌博来打破对美国的依赖，至于赌博的结果是否是一场灾难，那就只能听天由命地接受。整个日本上层的思维方式都是如此，因此避免战争的机会非常渺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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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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御前会议一结束，近卫一分钟也没有耽搁，立即前往贵族伊藤邦英伯爵的私邸，秘密参加和美国驻东京大使格鲁的非正式会晤。与会者除了近卫和格鲁以外，只有首相的私人秘书牛场友彦、美国大使馆参赞尤金·杜曼（他生于日本，在日本生活了 23 年，对这个国家的了解极为深入）以及近卫的情妇。近卫打电话找到正在做头发的情妇，让她赶紧准备一下，坐上来接她的轿车，赶往伯爵府秘密会议地点。当晚伯爵府为了保密，遣退了所有下人，近卫的情妇临时负责提供饮食。近卫向格鲁大使介绍说，这是“主人家的女儿”。牛场和杜曼充任翻译，近卫和格鲁密谈了 3 个小时。近卫强调自己想要和罗斯福会晤的急迫心情，而且这一会晤刻不容缓。他认为，通过和美国总统的峰会，他可以先解决最急迫的问题并避免战争。那才是重中之重，其他协议的细节可以留待双方官员慢慢协商。他承认自己在“支那事变”、三国条约和日美关系恶化方面的责任，他甚至说愿意在原则上接受 4 月份国务卿赫尔提出的美国政策不可动摇的“四项原则”，即不侵犯他国领土主权、不干涉别国内政、商业机会均等以及在太平洋地区维持现状。近卫认为他可以引导日本人民。他清楚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胁——就在几天以后，警卫人员挫败了一起 4 名武装的狂热民族主义者刺杀近卫的阴谋。45 但是近卫认为，与维护和平的大业相比较，个人的安危微不足道。格鲁和杜曼都相信了近卫的真诚。格鲁会后给华盛顿发出的电报——他对近卫说，他认为这是他“职业生涯最重要的电文”——力主华盛顿同意与日本举行首脑峰会。可是国务卿赫尔对此持怀疑态度，而赫尔的主要顾问斯坦利·霍恩贝克和以往一样对日本政府充满敌意。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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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召开的同一天，9 月 3 日，由赫尔陪同再次接见日本大使野村的时候，罗斯福本人所表达的调子也转为强硬。他告诉野村，总统和近卫公爵一样也必须顾及国内的民意；美国的民意强烈要求“我们不再姑息日本，不再改变目前的政策”。他仍然愿意和近卫会晤，但是同时也指出，峰会之前必须由两国官员举行准备会议，为正式会谈扫清很多障碍。总统再次强调了赫尔的“四项原则”。罗斯福基本上就是重申，只有日本预先在中国问题和三国轴心问题上做出让步，同意美国的要求，放弃在远东建立“新秩序”的目标，结束不公平的国际贸易行为，双方才有可能达成一致。在收到野村大使就这次与罗斯福总统会谈所写的汇报之前，日本外相丰田贞次郎就在 9 月 4 日从东京发了一封电报，列出日本为首脑峰会铺平道路愿意做出的让步。但日本人那些有限的让步根本不足以改变美国的基本立场。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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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野村大使在 9 月 11 日向东京发电称，如果日本能在中国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仍然有可能为峰会铺平道路。他的电报语气越来越焦虑，所建议的内容更像是希望而非现实的建议。他建议告知美国人，日本愿意在和中国结束敌对行动之后两年内从中国撤军。他觉得这至少能为峰会提供一个讨论的基础。他有点悲观地预计，中日谈判停火和之后的和会肯定会比预期拖延得更久，所以日军实际的撤军还要再等上一些年，到那时可能还会发生其他事件改变整个形势。他敦促东京就从中国撤军做出明确决定。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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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建议在 9 月 13 日的大本营-政府联席会议上被提出，并在一周以后获得批准。但是撤军的条件不可能让美国人感到满意，从而形成和平谈判的基础。陆军不愿意对丰田外相 9 月 4 日提出的有限让步做任何进一步修改，反而持更加强硬的立场。陆军向联席会议提出的与中国和谈条件包括坚持要在华北和内蒙古驻军以防范共产主义。其他侵华日军可以在“支那事变”结束后撤出；可是只有在蒋介石的国民政府和汪精卫的日本傀儡政府合并之后，“支那事变”才能正式宣告结束，而中国国民政府不可能答应这样的条件。日本要求中日进行经济合作，并且承认伪满洲国独立。49 陆军的立场是，以上条件无法满足的话，日本就要准备开战。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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丰田外相不愿意向美国提出以上更加苛刻的条件，他肯定美国会一口回绝。野村大使 9 月 27 日收到以上“新谅解草案”以后，也回电同意这个判断。此刻军方对丰田和近卫已经迅速丧失了信心。在统治阶层上层，主张立即备战的一派和希望通过外交努力避免战争的一派之间曾经短时间达成过妥协，此刻也彻底破裂了。9 月 25 日，陆海军总长杉山元和永野修身成功地强行将 10 月 15 日定为和美国谈判结束的最后期限。到这一天，日本将要就是战是和做出明确的抉择。近卫震惊不已，他以辞职相威胁。但是木户内大臣提醒他，在 9 月 6 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把“10 月上旬”作为决定和战的最后期限时，首相本人当时也在场。51 近卫只能放弃。他既不能推卸责任，也不能阻止他认为将会是灾难性的事件发生；他离开东京，疲惫抑郁地躲进自己位于镰仓海边的别墅休养去了。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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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很快做出了预料之中的答复。赫尔在 10 月 2 日会见野村，在冠冕堂皇的外交辞令背后，他实际上全面拒绝了日本的提议，毫不妥协地重申美国的要求。此刻美国的要求也变得毫无商量余地，而且也不可能被日本接受。赫尔还表示，如果日本不改变立场，他怀疑近卫和罗斯福的会晤不会有什么价值。53 中国的战争一直就是问题的关键。看来只有近卫说服陆军军部答应从中国撤军，才能够避免战争了。而这件事也毫无可能。10 月 4 日的联席会议上，丰田外相想要答复赫尔毫不动摇的照会，遭到了军方代表的否决。军令机关的首脑已经对美国的拖延战术丧失了耐心。他们想要结束进一步谈判。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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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海军内部也有不完全和谐的声音。海相及川古志郎和陆相东条英机不同，他是个犹豫不决的人。他跑去镰仓看望近卫首相，鼓励他说，“我们要努力全盘接受美国的条件”，并承诺海军一定会全力支持首相，还以为陆军也持同样立场。55 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而已，首相近卫、海相及川和外相丰田想要推翻 9 月 6 日御前会议所作决定的努力一开始就注定失败。甚至连海军都不支持及川古志郎，更不用说陆军了。海军军令部总长永野修身就是最坚定要求及早决定开战的鹰派，他主张，如果到 10 月中旬外交谈判还没有成功的话——成功的定义是美国全面接受日本的要求——日本就应该开战。在海相及川和军令部总长永野这两个极端之间，海军内部还有种种不同的声音。有些人担心战争的结果；有些人建议谨慎从事；还有些人主张，如果海军支持继续谈判的话，陆军也应该适当地软化其立场。所有这些不同意见都模棱两可，不愿意明确地大声疾呼要和平不要战争。军令部作战部长福留繁在 10 月 6 日的陆海军作战部联席会议上说出了海军的担忧：“我对南洋作战没有信心，开战以后的第一年预计会损失 140 万吨位的船舶。最近联合舰队作战演习的结果显示，到开战后的第三年就没有民用船舶可用了。我没有信心。”56 但是海军作战部如此严重的怀疑情绪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效果。海军内部仍然有分歧，而及川海相在海军高层中获得的支持越来越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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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陆军内部团结得多，立场远较海军鲜明。陆军认为外交谈判在 10 月 15 日之前可以进行，但是根本没有成功的可能。而且陆军毫不含糊地声明，在中国驻军这个问题上，不能有任何妥协，哪怕文字上最小的改动都不行。但是福留繁的声明也让陆军将领担心起来，如果真的发生这种情况，陆军高层一致认为陆海两相和两位总长就应该集体请辞，为在御前会议上误导日本陷入无胜算的战争而承担责任。陆海军的立场必须协调一致。当陆相东条英机和海相及川古志郎在 10 月 7 日见面的时候，双方的观点产生了冲突。东条坚持认为，接受赫尔的“四项原则”就意味着回到 20 年代《华盛顿九国公约》的时期，回到“九一八事变”之前日本虚弱无力的状态。这将全盘否定 1931 年以来的日本政策，毁掉“大东亚共荣圈”的一切目标。他拒绝妥协的另一个重点就是中国驻军，这是“最低限度的要求”。如果日本从华北和内蒙古撤军，就会威胁到伪满洲国的存在，这也同样意味着国家倒退到虚弱无力、任由美国宰割的状态。而及川古志郎面对东条如此清晰坚定的反驳，所能提出的意见就是谈判一定要继续，可是他不想推翻御前会议的决定，也不反对开战。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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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 10 月 15 日最后期限临近，内阁在和战问题上仍然无法取得一致意见。12 日星期日，近卫文麿在东京郊区荻洼的首相官邸召开五相会议（首相、外相、陆相、海相和企划院总裁）。在近卫 50 岁生日这天召开的这次五相会议没有什么可以让他庆贺的理由。东条在会议一开始就用他一贯的军人直率口吻说，谈判根本没有希望。及川此时本可以趁机说出几天前福留繁所表达的担心，说明海军作战计划人员认为日本无法赢得战争，因此海军不愿意冒险开战。如果海军的立场坚定，即便在此刻，也还可以让天平向和平而不是战争的一侧倾斜。但是及川接下来说，如果选择继续谈判，那就意味着可能“在以后的好几年中都无法开战”，而这和 9 月 6 日御前会议的政策背道而驰。及川不敢明说海军的主张，把决定权交给了首相。近卫问外相丰田贞次郎对谈判的前景作何估量。丰田在这个风口浪尖也退缩了。他说，他无法自信地说谈判一定会成功，结果还要看对手如何应对。这个回答虽然是实话，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太模棱两可，东条趁机发起攻击：“谈判前景如此黯淡，我无法说服军部支持谈判。必须对谈判的前景有更强的信心才行啊。”及川认为日本可能会发现自己被美国玩弄了，未来最终还是会被卷入战争。近卫说，在和谈与开战之间，他选择和谈。但是东条反驳说，这只是一个主观的愿望，他无法用主观愿望说服军部。会议没有达成共识，但是陆军的立场占了上风。虽然会议没有正式采纳陆军的立场，但其他四相也没有直接反对。58 近卫内阁的危机正在加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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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危机在 10 月 14 日达到了无法挽回的程度。近卫首相在当天内阁会议之前和东条私下谈话。这次谈话揭示出，这两个人的立场之间已经存在着无法跨越的鸿沟。近卫说，他认为重开谈判挽救和平的关键在于日本侵华驻军问题。他建议日本应该暂时隐忍，同意“撤军的官样文章，从而化解日美战争危机”。他认为有必要结束“支那事变”。陆相对近卫首相背信弃义的行为感到震惊，因为首相从御前会议正式决议的立场上后退了。他立即反对首相的建议。据近卫后来回忆，当时东条说：“如果我们现在向美国屈服，美国就会得寸进尺，变得再也无法遏制。您说撤军的问题是放下荣耀包袱，面对现实。可是从维持陆军战斗士气的角度，本人断不敢苟同。”近卫回答说美国的巨大物质优势迫使日本不得不小心行事。东条对近卫的轻蔑让他暂时失去了理智，他声色俱厉地说道：“可是我们有时候必须鼓起勇气做那些不可想象的事，就像是闭起眼睛从清水寺的悬空回廊上跳下去。”（清水寺是京都佛教名刹，下临音羽瀑布。）东条认为，首相和他之间的分歧说到底是个性的差异。他的结论很清楚，在这样关键的时刻，国家需要比近卫更加强有力的领导人。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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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条在随后召开的内阁会议上继续慷慨陈词：“向美国的立场全面屈服将丧失‘支那事变’以来的所有好处，进一步威胁到‘满洲国’的存在，甚至影响日本对朝鲜和台湾的统治。”日本会被置于明治维新以来前所未有的虚弱地位上。东条指出，上百万日军艰苦奋战，付出数十万伤亡的代价，为了国家的未来所做的斗争花费了上百亿国帑。“当然，如果我们想要回到‘满洲事变’之前的‘小日本’状态，那我也无话可说，不是吗？”这是不可想象的，日本必须坚持在中国驻军，这是日本的核心要求。向美国屈服就会威胁到国家的未来，这样的外交政策等同于投降。60 整个内阁沉默地听着，被陆相的激情所震撼。东条提醒诸位阁僚，他们有义务遵守 9 月 6 日御前会议上的既定政策：如果到 10 月初没有能够达成外交上的解决方案，那么就要开战。军事准备已经按照上述决定开始执行了，只有日美在中国驻军问题上达成一致，才能够停止开战准备。61 东条讲话的逻辑很清楚，只有不受 9 月 6 日决策约束的新一届内阁才能力挽狂澜，制止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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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明白这个逻辑。他当天晚上穿着传统和服跟两位同事出席一场晚宴，他说当天晚上只喝酒，不谈政治。原先要谈的话题已经失去了意义，他的内阁即将垮台。62 10 月 16 日傍晚，近卫来到皇宫递交了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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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卫在给天皇的奏折中表达了他的信条：假以时日，和美国达成一致并非是不可能的事。关键还是从中国撤军的问题。近卫把对东条说过的话又向天皇重复了一遍，“如果我们愿意暂时牺牲我们的荣誉，同意美国所提出的方案”，那么事情尚有可为。他无论如何不能同意在“支那事变”尚未结束的条件下再开战，他对自 1937 年以来的事态发展深感责任重大。“现在是我们为了将来而牺牲眼前利益的时候了。”但是他承认自己无法在这一点上说服东条，陆相坚定地认为日本应该“抓住机遇立刻准备开战”。因此，近卫得出结论，自己的主张无法得到贯彻，他已经无法继续履行首相的职责。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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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东条在过去几天毫不妥协，但是即便是他，也在近卫辞职之前就有点为时已晚地认识到，面临着如此重大的风险，海军还有所犹豫，目前有必要重新考虑 9 月 6 日御前会议的决议。只有不受这次御前会议约束的新政府能够完成这个任务。东条建议由东久迩宫稔彦亲王来出任下一任首相。东久迩宫亲王是陆军军官，也是天皇的近亲。东条认为，他是唯一可以不受开战决定的时间限制全面检讨日本国策，同时还能团结陆军、海军和全国人民的人选。近卫在彻夜的思索之后，同意了这一提名。但是裕仁在木户侯爵的强烈建议之下拒绝了这个建议，木户侯爵不想在这样一个危机时刻拿皇室成员的威望冒险。木户的观点是，如果由皇室亲王组阁，“最终可能为皇室惹来公众物议”。天皇召见东条英机，要求他组阁，东条非常吃惊。木户幸一侯爵属意东条，而不是当时仅有的另一位候选人、犹豫不决的海相及川古志郎，因为东条已经开始怀疑开战的正确性，他个人对天皇忠诚，缺乏政治野心，并且有能力让陆军听话。64 但是这不能掩盖以下事实：东条英机，这个从中国撤军最大的反对者，对谈判采取最强硬反对立场的人，而且是导致目前和战决策危机的始作俑者，现在成了日本政府的首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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