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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最后面临的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开战，这里的原因不在于华盛顿，只能从东京去找。1941 年秋天，日本高层的确发出了避免战争的声音。但是同样是这些人，在迄今为止的每一个阶段，都支持了将日本引向战争深渊的行动。近卫就是这样一个典型的例子，但绝非孤立的例证。这些人狂热地支持日本急剧的侵略扩张，直到最后发现除了走向灾难以外已经没有其他退路了。但是害怕战争并不意味着反对把日本引向战争边缘的那些政策。日本统治阶层内部对玩火的侵略政策从来没有出现协调一致和毫不含糊的反对声音。因为各个派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立场，那就是在中国战场取得胜利，并成功地建立“大东亚共荣圈”；换言之，就是由日本来主宰整个远东。以上目标不仅是经济上的，而且反映了国家荣誉和民族自豪感，还有日本自立于世界列强之林的地位与荣耀。而偏离这条道路的其他选择被认为等同于贫穷、失败、耻辱，永远屈服于美国，丧失强国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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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大萧条导致社会和政治动荡，令人民对英美主导下的国际经济秩序的好处产生怀疑的时候，上述思想就统治了整个日本。它不仅是上层统治精英的主导思想，而且也渗透到人民群众中。在“九一八事变”之后，普通群众的大国沙文主义情绪被政府控制的媒体刻意加以挑拨和煽动。最重要的是，这种思想使最强大的派系——军方的影响成为决定性的决策因素。虽然陆军和海军的利益目标有冲突，但征服中国（并加强对北方防御）和向南方扩张的前景足以把两者团结起来。而且在任何政治辩论中，军方总有王牌让反对意见噤声：从中国撤军意味着自 1937 年起的鲜血白流了，放弃南进意味着贫困和匮乏将代替繁荣与安全，放弃轴心条约意味着向美国屈服，而拒绝在 1941 年秋季开战意味着把一场不可避免的战争推迟到实力对比不利于日本的时候开打。在每一个阶段，每当政治选择变得越来越少的时候，两军种的军令机关首脑，在他们团结一致的作战部门下属的促动下，总是主张武力解决最有力的一方。到 1941 年夏末，他们已经成功地迫使政府答应在年底之前采取军事行动，而在整个过程中没有遭到任何严肃的反抗。日本政府做出的最后一个重大的政治抉择，就是同意军方设定的时间表。这份时间表意味着外交谈判不得不和时间赛跑，而外交成功的希望本就非常渺茫。日本权力上层其他派系的软弱意味着陆海军的统帅部越来越把持住政治决策的权力，直到最后政治选择被军方的目标所取代，那就是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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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那场可怕的战争最终结束之后，日本在经济上比战前所害怕的更加依赖美国，日本也的确丧失了大国地位，被剥夺了军事能力；但是，渐渐地，日本却达到了战前那段混乱岁月里人民从来不敢想象的繁荣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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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第九章 柏林，1941 年秋希特勒决定向美国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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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首强调，日本参战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尤其是对我们潜艇战的意义……元首确信，即便日本不参战，他早晚也会向美国宣战。现在，东亚的战争对德国就像是天赐的礼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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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希特勒向纳粹党领袖讲话的报道，1941 年 12 月 1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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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被称为希特勒在“二战”中所做的“最令人费解”的决定。1 在 1941 年 12 月 11 日，希特勒向帝国国会发表的长篇演说的高潮，他宣布，尽管多年来存在“罗斯福总统令人难以忍受的挑衅行为”，德国和意大利一直努力防止战争扩大，与美国保持友好关系；现在，德意防止战争扩大的努力失败了。因此，遵照 1940 年 9 月 27 日签署的《德意日三国同盟条约》，德国、意大利和日本被迫“为了自卫而奋起斗争，为了维护各自的帝国，维护其人民的自由和独立，而与美利坚合众国和英国做斗争”。2 当天下午，帝国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向美国代办宣读了正式宣战书。而里宾特洛甫在仪式结束时敷衍了事地一鞠躬，标志着德国和美国外交关系的终结。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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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天以后，由帝国保安总局定期编纂的民情通报声称：“向美国宣战对德国人民来说并不意外，而是被广泛地视为印证了早已存在的事实。”帝国保安部最初是纳粹党自身监视人民的组织，后来变成了纳粹政权越来越庞大的党卫队-警察系统的一部分。我们并不知道这份沉闷的民情汇报有多准确。即便在同一篇报告里也写道，在乡间“非常偶尔听到对此表示惊讶，并对多了一个新敌人表示担忧的声音”。这份报告还提到，民间对于宣战是否意味着海上的战争会变得旷日持久也议论纷纷。4 即便在对美国宣战之前，警方告密者的耳朵里也时常飘过一些悲观的声音，预言战争会持续 5 年之久，美国的援助拯救了英国，还有德国可能无法打赢战争，最后战争可能会以某种妥协的方式告终。5 有一个普通的士兵，虽然相信德国最终会胜利，但在希特勒向帝国议会讲演那天的日记里写道，这意味着“战争会持续我们这一代人的时间”。他还叹息道：“父母们真可怜。”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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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担心战争向未来无限延长，德国多了一个新的对手，而这个对手拥有无限的资源。这些人被告知噤声。可是私下里这种焦虑被广泛散播。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记忆仍然清晰。社会党人的地下消息来源说，很多德国人“没有忘记，正是美国参战决定了上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并注定了德国的命运”。7 一位驻扎在华沙的德国军官在宣战次日给妻子写信，说这条新闻让他“充满恐惧”。他说：“也许每一个德国人都害怕的事情成为了现实。”8 对未来的担忧已经超过了对在东线冰天雪地里苦战的亲人的担忧；而此时，德军正经受着开战两年多以来，德国在东线所面临的第一次严峻的军事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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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希特勒的宣传部长、他最亲密的朋友和最信任的部下戈培尔，也曾隐晦地暗示过他对将一个强大的敌人拉进战争的担忧。日本袭击珍珠港的消息传到柏林之后不久，戈培尔和希特勒通了电话。他在日记里记录和元首的通话要点的时候说，“根据三国条约”，德国恐怕“不得不向美国宣战”。然后他又说，“那也不坏”，因为美国运往英国的援助物资不得不向太平洋战区分流。9 这就很隐晦而间接地承认，戈培尔也对向美国宣战充满隐忧。当然这种下意识的担忧很快被他表面上装出的自信所掩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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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们相信他们的战后回忆的话，德军将领已经被东线危机搞得焦头烂额，显然没有戈培尔那么乐观。希特勒的空军副官冯·贝洛刚从一个月的休假中回来。据他后来回忆，他得知珍珠港事件导致德国向美国宣战的时候，对希特勒对美国强大的经济和军事“潜力”之无知深感震惊，而美国的经济与军事潜力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经发挥过决定性作用了。他认为，这是希特勒在政治军事指挥上的业余表现和他对外国了解的贫乏使然。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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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的潜艇部队司令官卡尔·邓尼茨海军少将是高级军官里面希特勒的忠实拥护者，他对德国向美国宣战一事表示震惊。他在 9 月份告诉过希特勒，如果美国参战的话，他希望能提前有个预警，以便把潜艇部署到最合适的海域，趁美国的反潜防御体系还脆弱的时候，充分利用奇袭的优势，给美国沉重打击。他后来写道：“这次事件使事先的打算全落空了。德国最高统帅部也被日本 12 月 7 日袭击珍珠港的行动搞得措手不及，当时在美国海域根本就没有一艘德国潜艇。”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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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尔特·瓦利蒙特将军是希特勒在作战方面的首席顾问约德尔将军的副手。他指出，希特勒未及细想，也不和作战部商量，就匆忙决定宣战；这种决策方式不仅业余，在战略上也是不合理的。他本人听到宣战的消息是 12 月 11 日下午在东普鲁士的元首大本营里。当他正在和其他军官讨论此事的影响的时候，约德尔从柏林打来电话。约德尔在电话里问他：“你听说元首刚刚向美国宣战了吗？”瓦利蒙特回答：“是的，我们都大吃一惊。”约德尔指出，现在亟须对美国部署兵力的方案做出一个全面预估。瓦利蒙特表示同意，并补充说：“直到目前我们从没有考虑过要和美国打仗，所以根本没有进行这种评估所需要的数据。”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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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利蒙特回忆说，向美国宣战的决策“完全是元首独立做出的，事先没有向国防军统帅部征求意见，结果国防军面临着在最困难的条件下进行两线作战的处境。在此之前，希特勒的战争计划总体目标是先‘在军事上’打垮苏联，然后集中力量结束西线的战事。现在德国人能期望的最佳结果就是面对着东西两线综合实力远远超越德国的对手，竭力避免被碾压的结局而已”。13 瓦利蒙特的看法是，希特勒“被他自己对政治形势的判断所左右，没有充分考虑过军事上的后果”。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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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的来说，希特勒做出向美国这样一个强大的敌手宣战的决定，却没有征求他的军事顾问的意见（也许除了忠心耿耿的约德尔，还有应声虫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之外），没有采取任何准备措施，而且如邓尼茨所回忆的，甚至没有意识到立刻要做的必要的后勤安排。而且德国根本不必要也没有任何义务向美国宣战。希特勒在帝国议会做的讲演开头声称，宣战是依据三国条约的要求。可是这不是事实。据里宾特洛甫战后为自己辩解的说辞，里宾特洛甫提醒过希特勒，根据条约，如果日本遭到第三国进攻，德国仅有在日本被他国攻击时向日本提供援助的义务。15 既然是日本进攻了美国，而不是相反，那么德国没有义务干预。德国外交部国务秘书恩斯特·冯·魏茨泽克后来回忆，在听到希特勒在讲话当中说，德国按照三国条约有义务向美国宣战的时候，他非常震惊。他认为，这“在法律上是个疏漏，而在政治上是个错误”。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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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在普通德国人中间，而且在希特勒的亲信和政府与军队最高层里面，人们都对宣战一事表示惊讶和紧张。这清楚地表明，他们认为和美国开战既不必要，也不明智。即使在德国军事和外交领导人的眼中，应该也还有其他的选择。希特勒面对多个选项，主动选择了与美国开战。当然，正如希特勒所说，由于美国向英国直接提供援助，然后又向苏联提供援助，德美之间在大西洋上早已事实上开战了。可是我们知道，在罗斯福看来，双方都有理由让大西洋上的事实战争状态继续下去，甚至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也可以持续。希特勒清楚，罗斯福在美国民意，还有和国会的关系方面都面临着困难。他知道，1941 年 8 月美国总统想延长义务兵役法中规定的服役期，在国会仅仅得到了最微弱的多数支持，而且在 12 月 7 日日本悍然袭击珍珠港之前，罗斯福根本就不敢要求国会就宣战进行表决。即使美国对日宣战以后，也没人能绝对保证国会一定支持罗斯福向德国宣战。希特勒在 12 月 11 日替罗斯福解决了这个棘手的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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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且即使希特勒不向美国宣战，太平洋战争也能把美国的注意力从德国身上引开。而且当时希特勒根本就没有击败美国的可行办法。他的潜艇当然可以在大西洋上攻击美国海运，可是他没有进攻美国本土、轰炸美国城市或者阻止美国增强其军事实力的手段。现在宣战以后，德国在时间上的压力更大了，德国必须在极短时间内在欧洲获得全面胜利，并获得足以击败美国或者至少不被美国击败的经济和军事实力。留给德国的时间越来越少。希特勒知道，美国在两年之内就可以建立一支庞大到足以征战欧陆的军队。实际上，开辟第二战场的时间比两年要长。斯大林焦急等待的登陆纳粹占领的西北欧的作战行动，直到 1944 年 6 月才最终实现；如果没有美国的帮助，英国自己永远也不可能实施诺曼底登陆。（不过在此之前，盟军已经在 1943 年实施了北非登陆和沿意大利南部向北推进的战役。）希特勒在 1941 年 12 月 11 日的决定从长期来说已经注定了德国最终的命运。这个决定看上去正是他应该不惜一切代价避免的决定，即便在几十年的长久岁月以后回头看起来，还是不折不扣的疯狂。那么，在东线苦战的关键时刻，为什么希特勒不和其他人商量，就匆忙选择了在西方和一个新的极其强大的敌人开战，而且他还不知道怎样打败这个敌人？这是个多么令人困惑的决策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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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 30 年代后期，希特勒才开始把美国考虑进他的国际权力政治的大格局当中。他的野心局限于欧洲，而美国在另一个半球，并且看起来在政治上坚定不移地实行孤立主义，基本上和希特勒所设计的德国未来外交政策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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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在希特勒的意识形态观念当中，他在考虑德国目前的问题和未来的希望在哪里时，会考虑到美国的经济实力和种族构成问题。希特勒在评价美国的时候，他的出发点自然是“生存空间”的概念和种族观念。希特勒把美国的经济成功和较高的生活标准，归因于美国地域辽阔和以白人“北欧人种”为核心的人口，并把这两点作为他理想中欧洲“生存空间”的未来范本。17 在他的观念里，美国的经济发展不仅是因为众所周知的技术革新和现代化的管理手段，更是由于它在地域上扩张，以容纳其不断增加的人口——“白人把上百万的印第安人杀得只剩下几十万”，从而征服了西部。18 这符合他对德国一定要“通过武力”扩张来获得繁荣并主宰欧洲的观念。在 30 年代早期，希特勒把美国视为经济上“最强大的对手”。19 不过他只在私下这么想，在公开场合从没有这么说过。未来非常遥远的某个时候，由德国主宰的欧洲可能要和美国争夺世界的霸权。此外，他对美国的另一个看法更是加强了这个观念，尽管这种强化作用是不言而喻的。他认为美国虽然白人占大多数，但却是一个由犹太资本主宰，在政治和文化上被犹太人所控制的国家。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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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20 年代，除了特别激进的反犹主义和对共济会的特别关注之外，一般来说，希特勒对美国的看法和德国右翼圈子里广泛传播的对美国的刻板印象保持一致。在他早年的政治生涯当中，希特勒提到美国，主要是提到它在“一战”中的角色，他认为美国的政策是被犹太金融资本和共济会所左右的。此外他还提到对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仇恨——德国右翼势力谴责威尔逊在煽动德国 1918 年“十一月革命”和 1919 年 6 月凡尔赛和约中对德国的国际羞辱中所扮演的角色。21 在希特勒 1919 年 12 月所做的最早的政治公开演说之一里，他把美国和英国并列为德国的“绝对敌人”；这在“一战”结束不久的那段时间里是普遍的观点。他说，美国只在乎钱，不管这些钱是不是沾满了血腥。他把美国等同于犹太人的权力：“对于犹太人来说，最神圣的东西就是钱包。”所以他认为，美国注定会参战，并在最后获得最大份额的战利品。22 在 1923 年底的啤酒馆暴动之前的演说里，他还重复过几次同样的观点，不过这些观点不是他政治观念里面的主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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