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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本人一贯坚持，只有除掉了希特勒，才能保证美国未来的自由与安全。如果罗斯福未来在太平洋集中兵力而从大西洋之战中撤退，停止对英国的租借援助物资，让希特勒放手在欧洲大陆作战，这样做不仅不符合他自从 30 年代中期就再三强调的主张和目标，而且和好几个月以来他所接受的他的将领们的一贯建议截然相悖，更和数月以来美军切实而广泛的战争计划相反。在珍珠港事件之后，美国宣战的气氛可能是最热烈的，不过罗斯福的确有可能在 1941 年 12 月还是不想冒险要求国会向德意正式宣战。但是，即便德国没有主动宣战，我们也很难相信大西洋上的影子战争会永远停留在 1941 年秋季的水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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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宣战之前做出了取消之前的克制政策，让德国潜艇放手进攻美国航运的决定，这个决定和德国宣战的决定无关，它本身就打破了大西洋上存在的令人不安的僵局。以后几个月，德国加强了潜艇战，直逼美国海岸水域，给同盟国的航运造成了越来越严重的损失。192 美国航运的问题因为太平洋战场的需要而更加严重——珍珠港事件之后，罗斯福被迫从大西洋调遣一些战舰驰援太平洋，对付日本的威胁。193 因此美国必须动用全部的力量以最紧急的方式解决航运的问题。换句话说，即使德美不正式宣战，美国对德国的战争也不可能停留在 1941 年秋的水平。在未来的几个月中的某个时候，美国不可避免地会向开展全面战争转变，也许就是马上。194 我们有理由假定，罗斯福很快就会让美国和德国处于全面战争状态。他可能正式宣战；如果他不能正式宣战的话，也会通过延伸总统行政权力的方式把战争向前推进，以至于正式宣战只是承认既成事实而已。不管用哪种方式，美德之间很快就会开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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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希特勒在 1941 年 12 月 11 日对美国宣战的这个决定，虽然经常被视为不仅令人迷惑不解，而且是愚蠢至极的——这个决定注定了德国败亡的命运——但是和我们所考察的其他决策相比，这个决策其实可能并没有那么命运攸关。就是说，即使希特勒向美国宣战，这也不是一个让德国错失了胜利而走向灾难的关键决定。换一个不那么一意孤行的领袖，也许他确实会有所犹豫，想要等一等，看看事态如何发展，尤其是看美国如何反应。但是考虑到这位元首已经把德国引领得如此之远，并且根本不想以某种妥协的方式解决战争，那么即使他不选择宣战，也不会对历史造成太大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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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德国确实奇迹般地从冬季莫斯科城下的危机中恢复过来，并在 1942 年上半年继续取得了新的、某种程度上令人惊讶的军事胜利。德军在夏天仍旧发动了新的旨在占领高加索油田区的巨型攻势，但是部队实力比前一年发动“巴巴罗萨行动”的时候要弱。只有到了秋天，可怕的斯大林格勒会战全面展开的时候，我们才看清，希特勒的帝国正处在灾难性失败的边缘。斯大林格勒战役和北非战局的巨大逆转，后来明白无误地被证明是战争的转折点（11 月上旬在北非战场，盟军以美军为主力实施了登陆，代号“火炬行动”）。在那时，在遥远的太平洋战场上，1942 年 6 月的中途岛战役已经打断了日本海上力量的脊梁。此后，美军在所罗门群岛的瓜达卡纳尔岛上艰苦奋战，终于在 1943 年 1 月迎来了战役的胜利，这两次战役一起扭转了太平洋战争的局势。195 在远东和欧洲战场，盟国都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但是日本和德国都已经无法回头。两国都必须面对美国看起来无穷无尽的人力和武器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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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 1917 年一样，美国在 1941 年底参战改变了战争天平的平衡。美军后来和英军一起在西线的攻势与苏联红军在东线无情的攻势最终一起碾碎了德国。可是在 1941 年 12 月，德国为获得世界霸权而进行的赌博已经基本输掉了。丘吉尔就是这么想的——起码他事后的回忆录说他当时就是这么想的。196 希特勒本人在 1941 年秋天，似乎也第一次浮光掠影地匆匆考虑过失败的可能性。他当时说，如果德国人民最终被证明不够强大，那么德国在更强大的国家手里毁灭的下场就是应得的。197 他后来在 1945 年初面对灾难的时候又重复了这个观点。这是希特勒一个意志软弱的刹那。它向我们表明，在希特勒强硬的外表下面，他似乎已经意识到，现在他已经丧失了获得全面胜利的机会。东线战局的计划已经破产，而和美国开战基本上已经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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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主动宣战的方式来迎接这种不可避免的情况发生。这是希特勒典型的做事方式，用大胆的举动试图夺回主动权。但是这个大胆的举动从一开始就注定失败，这对他来说是第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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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东条英机在任首相以后才晋升为大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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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当时参谋本部负责德国事务的欧美课课长其实是天野正一大佐，而冈本清福少将是欧美课的主管上司，参谋本部第二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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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第十章 柏林/东普鲁士，1941 年夏秋希特勒决定屠杀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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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在柏林问我们：你们为什么给我们找这么多麻烦？我们在奥斯兰① 和帝国专员保护区[乌克兰]处理不了他们。你们必须自己动手消灭他们！……无论在哪里发现犹太人，我们就一定要在哪里消灭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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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弗兰克，德国驻波兰总督，1941 年 12 月 16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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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 年 12 月 12 日，希特勒代表德国向美利坚合众国正式宣战的第二天，他在柏林帝国总理府向纳粹党的领导干部发表讲话。在详细阐述了军事形势之后，他转向犹太人的地位问题。宣传部长戈培尔对他的讲话记载如下：“关于犹太人问题，元首下定决心要犁庭扫穴。他曾预言，如果犹太人敢于挑起另一次世界大战，他们一定会面临灭亡的结局。这绝非空谈。世界大战已经爆发了，因此我们必须消灭犹太人。我们不能对此存有丝毫怜悯之心。我们不能同情犹太人，要同情也只能同情德国人民。既然德国人民在东线再次牺牲了 16 万同胞，那么挑起这场血腥战争的犹太人一定要血债血偿。”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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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希特勒的说法，当时犹太人已经“血债血偿”有半年之久了。自从 6 月 22 日德国入侵苏联以来，在整个夏季，德国保安总局的特别行动队已经屠杀了数以万计的犹太人。他们开始主要屠杀男人，不久就连妇女儿童也一起杀。在迅速挺进的德国国防军矛头背后，德国派出了 4 个特别行动队，主要任务是消灭“不稳定因素”。仅在波罗的海地区行动的一队到年底就已经杀害了 229052 人。2 这只是恐怖的种族大屠杀的第一阶段。到秋天，种族清洗已经不再限于苏联的德国占领区，迅速扩展到地域上和内容上更广泛的第二阶段。这场大屠杀的目标是对整个德国占领的欧洲领土上的犹太人全部进行肉体上的消灭——纳粹将这场屠杀称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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种族灭绝计划到 1942 年春夏才开始全面执行。此时，在纳粹占领的波兰，纳粹建立起了死亡营；这些杀人中心开始用工业化时代的毒气手段进行大规模屠杀，同时，纳粹搜捕犹太人的大网也渐渐在整个欧洲撒开，从东到西，由北至南。直到 1944 年夏季，德国才真正进入大屠杀最恐怖的阶段，大规模运输和流水线式的毒气处决是这一时期的标志。在德军走向不可避免的失败的同时，将近 50 万匈牙利犹太人在奥斯维辛-伯克瑙死亡营的毒气室里被谋杀。即便到那时，犹太人的苦难仍远未结束。后来在红军迅速挺进时，开设在德国占领的波兰领土上的死亡营陆续关闭，活下来的囚犯被迫向业已灾难性过度拥挤的帝国境内的集中营后撤（例如伯根-卑尔森集中营），在这场由东向西的恐怖“死亡行军”途中，又有成千上万的犹太人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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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数不清的悲剧、苦难和死亡是 1941 年中两个关键决策，或者更准确地说一系列决策的结果。第一个决策是在 1941 年夏天，希特勒决定屠杀苏联的犹太人。第二个决策在秋天，是把屠杀范围扩大到整个纳粹占领的欧洲。在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崩溃的时候，根据最可靠的统计，犹太人的死亡人数大约在 529 万到稍高于 600 万之间。3 但是德国人的目标比这个数字还要高出将近一倍。根据 1942 年 1 月的方案，“最终解决方案”预计将屠杀的犹太人总数不少于 1100 万。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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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欧洲犹太人的决策史无前例。历史上从没有过类似的决策。最相近的种族清洗发生在 1915 年，土耳其人屠杀了 100 万到 150 万亚美尼亚人（当时，其中大约三分之二生活在土耳其境内）。在亚美尼亚种族屠杀和犹太人种族屠杀之间有相似的地方。在土耳其的历史上就有针对亚美尼亚人的敌意，时常会爆发可怕的暴力行为和屠杀事件。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也推波助澜，把种族敌意推向极端化。而且全面的种族清洗同样是出现在一场规模巨大的残酷战争当中。然后，屠杀计划在土耳其政府的支持下得到了全面执行。5 但是在两者之间也有重要的区别。6 对亚美尼亚人的清洗并不完全是因为种族上的原因。大约有多达 2 万名亚美尼亚族人皈依伊斯兰教从而避免了屠杀。7 而在纳粹德国统治下的犹太人不可能通过皈依基督教得到保护。在对亚美尼亚社群进行肉体消灭的时候，并没有一个指导性的国家政策。它不是由官僚机构精密计划的，一开始也没有组织，是对 1914 年至 1915 年土耳其帝国所遭遇的出乎预料的危机所做出的越来越恶毒、越来越残忍的应激反应。8 而纳粹的种族清洗虽然从 1941 年才开始，却是在纳粹政权的基础上发展出来的合乎逻辑甚至是必然的结果。自从 1933 年起，纳粹当局毫不妥协的反犹太种族主义理论就成了国家意识形态，被视为神圣的存在，并体现在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言行中。而这一点就决定了德国将会出现系统性的、越来越极端的种族迫害。这种迫害由现代的政府官僚系统高效地执行，最终产生了经过严密计划的灭绝行动，并运用新的工业时代的技术加以实施，其目标是最终在欧洲消灭所有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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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屠杀的决定在性质上和我们在前面几章分析过的那些决策截然不同。那些决策，包括希特勒本人的决策，如果放到最初设定的具体环境当中来考察的话，在军事政治战略方面都不同程度地含有理性的成分。如果从当时决策者的角度来讲，这些决定肯定是合理的。即便今天，不管这些决策后来被证明有多么荒唐或者错误，我们还是能认识到它们背后所包含的某种逻辑，当然有些时候，这些逻辑是扭曲的。可是屠杀犹太人的决定完全是另外一种性质。无论通向种族屠杀的道路当时看来多么有逻辑——看看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行为就知道了——作为种族屠杀根源的那种病态的、妖魔一般的反犹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就没有任何理性可言。但是这个决策在另一层面上也还基本上是一个战争决策。在纳粹的思想中，决心向犹太人开展一场你死我活的战争，是他们正在进行的军事斗争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不是互相独立、互不相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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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在 1941 年 12 月 12 日在党的干部会议上的讲话清楚地阐明了这一思想。他相信犹太人挑起了这场战争。他们现在要为此付出生命的代价。他声称自己早就预言了这一点。这是指在 1939 年 1 月 30 日纳粹掌权 6 周年之际，他向帝国议会发表的演说当中的一段。他声称：“在我的一生中，我多次扮演了预言者的角色，而且经常为此遭到嘲笑……今天我要再做一次预言：如果欧洲内外的犹太银行家们再次使各国陷入一场世界大战，那么战争的结果绝不会是全球的布尔什维克化——也就是犹太人的胜利，而是犹太种族在欧洲被全部消灭。”9 这不是种族灭绝计划的宣言，但是这段话反映了种族屠杀的思想。在希特勒的脑海里，他肯定犹太人将是挑起又一次世界大战的罪魁祸首，正如在他扭曲而怪异的认知当中，是犹太人挑起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而这一次，犹太人将承担后果，他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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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从未忘记这个所谓的“预言”。后来在全面开展“最终解决方案”的年代里，他在私下和公开场合提起过十几次。而且他总是故意把这个“预言”的日期错说成 1939 年 9 月 1 日，德国入侵波兰发动欧洲战争的日子——实际上，那一天他在帝国议会的讲话根本没有提起过犹太人。所以从战争开始的第一天起，犹太人和战争的联系就根植于他的大脑。这个印记在战争结束的时候还在他的脑海里。当时希特勒在柏林地堡中，在自杀之前口述他的“政治遗嘱”，他又一次把犹太人称为战争的罪魁祸首，这一次他说“真正的罪魁祸首”已经被迫“为他的罪行付出了代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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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希特勒的思维方式：只有消灭了犹太人，战争才能算胜利结束。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起他就持有这种观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对他来说就是各种灾难纷至沓来：怯懦的投降，令人作呕的革命，国家受到羞辱。和当时很多德国右翼分子一样，他认为犹太人应对此负责。在不幸、痛苦和损失越来越大的时候，随着无穷无尽的好战分子游说集团的宣传攻势，寻找替罪羊的探照灯光柱无情地、完全不公正地聚焦在犹太人的身上。他们指责犹太人是从战争中获利的战争贩子、逃避兵役者和破坏战争努力的内乱的始作俑者。这些恶意中伤又进一步加深了希特勒自己内心深处的反犹主义情绪。另外，有一些突出的人物是犹太人，比如俄国革命中的托洛茨基，又如在德国国内领导社会党人起义，尤其是在 1919 年 4 月短暂建立了实验性的巴伐利亚苏维埃政权的几个主要领导人都是犹太人。这些事实给当时民族主义右翼分子圈子里盛行的对犹太人的仇视提供了口实。希特勒对这些全盘接受，他自己的偏见与对犹太人病态的终身仇视融合在一起，这使他坚信，犹太人要对德国的一切不幸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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