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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区域性的屠杀还不能构成系统的有组织的种族灭绝。德国占领区的民事当局肯定还不知道要开展大规模的由中央协调的种族屠杀。在明斯克，白俄罗斯的纳粹专员威廉·库贝反对枪杀德国犹太人，因为他认为这些人是“我们文化圈里的人类”，和“当地的野蛮人”是不同的。他向上级要求明确指示，澄清应该如何对待获得战争勋章的犹太人、和雅利安人通婚的犹太人与混血犹太人。东方地区帝国专员欣里希·洛泽接到军队的要求，要保留犹太熟练工人，请示是否应该在处理犹太人的时候，考虑经济需要。114 上级很快回复洛泽不要考虑经济问题。不管经济上有任何不利结果，都一定要灭绝犹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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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德国已经做出了灭绝全体欧洲犹太人的基本决定，时间是 11 月。115 11 月在纳粹的日历上是个有特殊意义的月份，它和 1918 年德国“可耻的”投降，还有 1923 年“英勇”失败了的啤酒馆暴动联系在一起。看来在这个月，希特勒脑子里一直在想着 1918 年的灾难，把它和目前的战争还有犹太人的命运联系在一起。11 月 5 日，他和希姆莱共进午餐的时候曾说，他不允许在前线将士英勇牺牲的时候，这些“罪犯”还在苟活。“1918 年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一次了。”他虽然没有明确谈到犹太人，但犹太人问题肯定在他脑海里面。当天晚上希姆莱离开以后，希特勒就犹太人问题说了很多话。他声称，战争的结束将带来犹太人的全面灭亡。他在长篇大论的结尾说道：“没有犹太人，我们活得很好，可是没有我们，他们就活不了。如果全欧洲都了解这一点，将出现欧洲的团结。目前，因为犹太人破坏了欧洲团结，所以他们还能活着。”116 3 天以后在慕尼黑，在啤酒馆暴动 18 周年纪念仪式对参加政变的老党员的讲话中，希特勒指责犹太人是战争的始作俑者。他说，犹太人组织的世界联盟永远也不可能战胜德国。这是一场从 1918 年延续下来的斗争，德国当时遭到背叛而失去了胜利。虽然他没有指出背叛者是谁，但那是不言而喻的。“那只是一个开始，是这场戏剧的第一幕。现在，我们要写下第二幕和大结局。并且这次我们会为所受的背叛讨回公道。”117 这篇讲话并不直截了当，有些隐晦。他在 12 月 1 日到 2 日傍晚在元首大本营里对部下所讲的话也同样隐晦：“杀人者也被人杀。对他们来说，只能是这样。”所谓他们，指的是犹太人。118 一周之内，第一部投入实际运营的毒气杀人装置在切尔姆诺的毒气车开始了可怕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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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阐明命令的时机已经成熟。海德里希在 11 月 29 日邀请受犹太人政策变化影响最大的民事官员，包括几位国务秘书和几位党卫队代表前来开会。波兰总督汉斯·弗兰克和他辖区里的党卫队负责人弗里德里希-威廉·克鲁格原来不在与会名单中，因为波兰总督辖区不是迁入犹太人的目的地，没有人认为他们在这次讨论当中很重要，但是他们的名字很快被加进了与会者名单。所以会议的目的，肯定不是把这些人召来，告诉他们在各自地区建立死亡营毒死数百万犹太人的详细计划；这次会议没有运输方面的专家参加，因此会议议程里也不可能包括安排交通运输的细节。实际上，接到会议邀请的人基本上事先不知道会议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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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人猜测，会议将讨论如何对待混血犹太人。他们的猜测也不算错。但是会议邀请的措辞提供了最重要的线索。邀请信开头重复了戈林 7 月 31 日给海德里希的授权，然后提到，“在为彻底解决犹太人问题进行组织和技术准备”相关的“中央机构中达成共识”，具有“极端的重要性”。119 换句话说，在 7 月份已经开始的“最终解决犹太人问题”的组织工作，此刻将进入一个关键阶段，而海德里希将进一步确立他的主导权。海德里希本来计划在 12 月 9 日就召开会议。但是月初发生了其他的重要事件，所以会议只好推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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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月 5 日，在严寒中，德军的进攻在离莫斯科不远的地方陷入停顿；苏军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反攻，给德军造成重大损失。任何在不远的将来向苏联迁移大量犹太人的想法都变成了泡影。德国不得不放弃去年制订的、通过迁移犹太人而最终解决问题的计划。两天以后的 7 日，日本轰炸了珍珠港，导致德国在 11 日向美国宣战，由此大战真正具有了全球性质。在 12 日，希特勒向纳粹党的干部谈到他在犹太人问题上的想法。在他 1939 年 1 月 30 日的“预言”当中，他声言如果发生下一次世界大战，犹太人一定会被毁灭。他可怕的结论就是：“世界大战已经发生了。它必然带来犹太人的灭绝。”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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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命令，也不是明确的决定。但它是明白无误的信号。对于如何消灭犹太人的问题，希特勒的部下并不比 12 日的讲话以前更清楚。但是他们对一件事没有疑问：种族灭绝一定会发生，而且就在战争当中，就是现在，而不是等胜利以后。这就是将要传达给占领区各级基层官员的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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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斯·弗兰克也是 12 月 12 日聆听希特勒演讲的听众之一。他回到总督辖区 4 天后向他的部下做了传达。他甚至使用了希特勒的一些原话。他特别引用了那个“预言”。他说，如果欧洲的犹太人在战争中幸存下来，那战争的胜利将是不完全的。他们必须消失。他已经开始和其他部门商谈把犹太人迁移到东方的问题，并提到了将在柏林就此问题召开一次大会——他指的是由于 12 月初的事件而被迫推迟的海德里希召开的会议。弗兰克继续说：“无论如何，将会发生一次犹太人大迁徙。”他谈到，迁移到东方的犹太人最终要面临的是死亡——目标清晰得可怕，而达到目标的手段并不清楚。“可是怎么处理这些犹太人呢？你真的相信他们会在奥斯兰的村镇里安居下来吗？他们在柏林问我们：你们为什么给我们找这么多麻烦？我们在奥斯兰和帝国专员保护区（乌克兰）处理不了他们。你们必须自己动手消灭他们！……无论在哪里发现犹太人，我们就一定要在哪里消灭他们。”虽然弗兰克还在期待将总督辖区的犹太人向东方迁移，但有人告诉他这是毫无意义的，并鼓励他在自己的辖区进行大屠杀。他还不知道怎么进行屠杀。他估计，在他的辖区内，犹太人总数有 350 万（包括混血犹太人）。他说：“我们不可能枪毙这 350 万犹太人，也不可能把他们全毒死；可我们必须采取措施，无论如何也要成功地消灭他们”。121 此刻，弗兰克明显不知道，中央政府计划在波兰总督辖区，而不是在更远的东方，通过在灭绝营里建造毒气室来执行“犹太人问题最终解决方案”。但随着未来在苏联建立犹太人保留地的计划破产，在未来几周，这种新的种族灭绝战略开始成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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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德里希在 1942 年 1 月 20 日换了个会场，在柏林郊外一个美丽的湖泊——万湖边召开了推迟的会议。与会者和最初的邀请名单略有不同。但是他们代表的利益集团是一样的。自 7 月份戈林签署授权书以后，发生了很多事。最初的开会邀请发出之后，形势也发生了很多重要的变化。现在需要在组织和技术上做出准备的，不再是向东方迁移犹太人的计划，虽然这个计划在实施的时候也会杀死很多犹太人；取而代之的是一个使用尚未明确的手段、对全欧洲犹太人进行有计划的种族屠杀的全面计划。艾希曼后来篡改过会议记录，删除了某些“过于坦率的言论”。122 不过海德里希很可能确实没有提过具体的杀戮手段。大家都知道要做什么。汉斯·弗兰克的代表、他的国务秘书约瑟夫·比勒博士指出，鉴于人力和运输都不成问题，应尽快开始执行“最终解决方案”，把总督辖区的犹太人清除出去（他说这些人都没有工作能力）；因为很明显，他此时已经理解了大屠杀是解决犹太问题的新的可能性，而且这比夺取苏联的领土要容易多了。123 既然汉斯·弗兰克从秋天起就知道要在贝尔扎克建造灭绝营的事情124 ，他很可能对所谓“新的可能性”指什么心知肚明。海德里希根本不需要明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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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总督辖区内，贝尔扎克、索比堡和特莱布林卡几个死亡营的毒气室，要在万湖会议好几个星期之后的 1942 年 3 月才能开始他们恐怖的活动。最大的死亡营是上西利西亚省的奥斯维辛-伯克瑙，它也在 3 月份开始屠杀犹太人。从西欧向德国在波兰占领区建立的死亡营运送犹太人的工作也在春天才刚刚展开。125 万湖会议只是“最终解决方案”的成形过程中的一个中间阶段。但是，如果说 1942 年 1 月所做的安排还只是处于萌芽阶段的话，此时杀死所有欧洲犹太人的决定已经做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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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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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卫队头目希姆莱被称为“最终解决方案”的设计师。126 他的直接下属、保安总局局长海德里希也享有这个头衔。127 但是他们都不具有最终的权威。希姆莱或者海德里希也不是在“最终解决方案”形成背后的主谋。实际上，如果我们沿用建筑作比喻的话，希姆莱可以被描述为这栋谋杀大厦的设计师，而海德里希是工程总监。但是开发这个项目的人、设计背后的创意来源、指挥希姆莱和海德里希的幕后操纵人，是希特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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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并不是说希特勒简单地表示一下意愿，就能替代所有复杂的“灭绝政治学”。要让全面种族灭绝逐渐成为“犹太人问题的最终解决方案”，需要纳粹政权的很多机构通力合作，不仅是党卫队的高层人士的工作而已。每个组织和阶层都存在共谋。希特勒不是一个在管理上事无巨细的人，这不是他的领导风格，他也不需要事必躬亲。德国不缺乏体察上意然后竭尽全力来实现领导意愿的人。希特勒不需要持续地发布命令来推动事态的极端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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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如此，从 30 年代开始，每一个主要政策的制定都需要希特勒的授权，例如 1933 年 4 月抵制犹太人商店，1935 年 9 月的纽伦堡法令，1938 年 11 月的迫害及后续事件。战时也同样如此。各级政府都认为，只有希特勒才能决定在 1941 年 9 月强迫所有犹太人带上黄色大卫星标识。当月晚些时候，驱逐所有犹太人的决定也只能出自希特勒——这个决定一夜之间就大大加强了采取种族屠杀政策的压力。很难想象如果没有希特勒的授权，德国会全力开展对犹太人的肉体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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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姆莱、海德里希和其他直接参与“最终解决方案”的人说，他们是秉承希特勒的意愿，或者在他的同意下行事。在 1942 年夏天种族灭绝计划的转折点，希姆莱宣称：“东方的占领区也正在消灭犹太人。元首把执行这项艰巨任务的重担放在我的肩上。”128 他向党卫队下级指挥人员反复灌输说，执行“最终解决方案”就是在执行元首的意志；他们对此也深信不疑。129 他们无疑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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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特勒屠杀欧洲犹太人的意愿，可能从来也没有在特定的场合，准确地、毫不含糊地向希姆莱表达过。只要授予党卫队全国领袖全权，让他放手去实施“最终解决方案”就好了。但是在秋天里，两个关键的阶段希特勒都参与了。第一次是在 9 月份，他决定把德国犹太人迁移走，而此时却没有地方可以迁移。此后在不同地区都出现了屠杀的冲动。这些自发的屠杀行为还构不成种族灭绝计划。但是方向已经很明确，动量也开始渐渐积聚。第二次是在 12 月份，向美国宣战、战争开始成为真正的全球冲突以后，他想要找到“最终解决方案”的冲动。当时很明显，向苏联迁移的计划已经不再现实，可能永远都无法实施。但是最终解决却刻不容缓。在海德里希终于召开被推迟的万湖会议的时候，也不再需要进一步的决策了。剩下的任务只有组织和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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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场历史上最可怕的战争临近结束的时候，作为挑起战争的罪魁祸首，希特勒想要在他的随从与子孙后代面前，为他发动的这场战争辩护。他又一次乞灵于他的“预言”：“我在和犹太人公开战斗。”“我在战争爆发的时候给了他们最后一次警告。”——他像以往一样，总是把“预言”的日子错误地说成战争开始之日。“我让他们清楚，如果他们再次挑起世界大战，那么这次他们就不会再被放过——欧洲的寄生虫最终将被根除。”他对自己的所作所为很是自豪。“我挑破了犹太人这只脓包。子孙后代将永远感谢我们。”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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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前面几章考察过的所有命运攸关的抉择当中，1941 年夏秋逐步做出的屠杀犹太人决策，是最不容易寻找替代方案的。如果入侵苏联的战争像德国人的计划一样顺利，那么历史上的“最终解决方案”可能不会以这种特殊的形式出现。很可能杀戮场将主要在苏联境内，而不是在波兰。但是，只要纳粹政权当政并进行战争，犹太人肯定会以这样那样的方式被屠杀，只是在时间上和方法上有所不同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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屠杀犹太人的决定根植于早年纳粹主义中的“清除”犹太人的目标。希特勒自 1919 年起从来没有放弃过这一目标。它最初并不包含种族灭绝在内，但它包含种族灭绝的可能性，而且随着时间的推移，也确实被赋予了这一层意思。因此，“清除”这个目标本身就是有“原始的种族屠杀”倾向的。从纳粹的角度来说，只有在战前就把犹太人从德国完全排挤出去，才能避免日后变本加厉，最终演变成对他们实施种族屠杀。但是即便如此，后来纳粹所进行的侵略扩张，也会使大量其他犹太人落入第三帝国的魔掌，而历史后来正是如此发展的。所谓的“清除”犹太人只能意味着种族屠杀，尽管这种情况下的种族屠杀，是通过野蛮强迫他们进行奴隶劳动、营养不良和疾病实现的。只有三种情况可能会防止出现对犹太人的种族灭绝：防止战争爆发（西方的绥靖主义政治排除了这种可能性），从内部推翻希特勒（德国统治精英缺乏这样做的意愿），或者在战争初期就击败希特勒德国（这在军事上完全不现实）。否则的话，剩下唯一能防止犹太人悲惨命运的途径，就是苏联更好地准备它的国防，击退德国入侵，强迫德国求和，甚至希特勒不再掌权。但斯大林的麻木不仁排除了这种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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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的侵略扩张使欧洲在一代人的时间内再次陷入战争深渊。这也是在 1940 年夏天引发我们所追溯的一系列事件，并在 1941 年 12 月使地球两端的独立战争演变成真正世界大战的导火索。在德国的侵略扩张行为背后的，是体现在希特勒这个人物身上的意识形态“使命”。而这个“使命”的核心部分是“清除”犹太人。在这个意义上，纳粹对犹太人发动的战争是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世界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屠杀——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且是它的一个核心的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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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奥斯兰（Ostland）指纳粹德国 1941 年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帝国专员保护区，包括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立陶宛、波兰东北部和白俄罗斯西部。最早被称为“波罗的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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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第五纵队”最早出现在西班牙内战时期。1936 年，在德国纳粹的支持下，西班牙法西斯首领佛朗哥率叛军共四路纵队进攻马德里，有人问他哪支部队会先进入马德里，他回答说，是“第五纵队”，即隐藏在马德里人民内部的奸细。后来“第五纵队”成了内奸的代名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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