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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进攻希腊的灾难性决定这个问题上，意大利领导层存在分歧。军方很谨慎，了解这一决定的风险，但是反对意见被压制了。墨索里尼料到他们会服从，虽然他们对此并不热情。在外交大臣齐亚诺的怂恿下，领袖把入侵巴尔干——特别是希腊——看作是创造一个意大利帝国的机会，同时还能给希特勒一点颜色看看，让他知道意大利不是仰德国鼻息的小伙计。在这个问题上，国家尊严也是招致灾难的原因之一。但是意大利入侵希腊的决定已经不可避免。归根结底，这根植于意大利想要跻身强国之林、成为帝国主义强权的野心，而这种野心集中体现在墨索里尼个人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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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的选择被他自己对德国战略意图的误判大大地限制住了。因为斯大林对苏联的重大决策有着决定性的影响，这意味着他的失算和希特勒跟墨索里尼的失算一样，等同于整个国家政府的失算。长期以来，对任何人病态的怀疑是斯大林统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这种疑神疑鬼意味着他完全不信任优良的情报来源，却反而古怪地相信德国编造的假情报，因为假情报符合他的主观判断。在笼罩着整个政权的恐惧和怀疑的氛围当中，负责筛选情报的官员也总给他送一些经过歪曲的情报评估，因为这些人自己也受到先入为主的意识形态的影响，认为西方民主国家出于自身的利益需要挑起德国和苏联之间的战争，而德国成功的假情报行动又助长了他们这种偏见。斯大林非常确定，德国会首先发出最后通牒，提出苛刻的要求——可能是一个新的《布列斯特和约》——然后才开战。他还自信能够赢得完成重建红军的必要时间（由于他自己几年前发动的残酷的大清洗，红军被毫无必要地严重削弱了）。他的刚愎自用使他罔顾所有的警告，并斥责他手下越来越忧心忡忡的将领们。他们在战后的反思当中，相信斯大林应该及早动员苏联国防，做好迎击德国入侵的准备；即便这意味着刺激德国人，即使手忙脚乱的扩军计划还没有完成也要这样做。斯大林依赖的苏军将领的战略观念也是有问题的。他们不应该沿着边界配置苏军的防御体系，而应该进行纵深配备；这样可以防止在德军进攻初期前线的有生力量就在边境一线被迅速歼灭，为组织反攻提供基础，防止德军在战争初期实现规模巨大的突破。但是苏联军事战略长期以来建立在进攻是最好的防御形式这一理论之上。这一战略错误和斯大林本人灾难性的判断错误，在 1941 年 6 月 22 日为苏联招致了灾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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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所面对的选择同样看上去很多，但其实不然。他早期在外交政策方面倾向于孤立主义，但在 30 年代后期就迅速转变了；当时德国和日本咄咄逼人，对世界和平和美国的利益造成了日益严重的威胁。总统不得不应对国内——尤其是国会——的孤立主义情绪。孤立主义者人数不多，却持续发出不和谐的鼓噪声。但是政府内部没有孤立主义的信徒。总统的顾问们有些好斗，有些更加持重，但他们对扩充军备的紧迫性是有共识的。很快，政府内部又在支持英国战争努力，在远东对日本的侵略采取强硬立场方面达成了共识，这也是出于美国自身的利益考虑。基于以上共识，无论是驱逐舰交易、租借法案、《大西洋宪章》、大西洋上的“事实战争”，还是赫尔寸步不让的十点要求——在日本被视为最后通牒——都是合乎逻辑的发展，很多更是势在必行 。到 1941 年秋，最可能的结果只能是美国在最近的将来同时对德日开战，唯一不确定的只是要不要采取正式宣战的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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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日本的行动使罗斯福不需要冒险在国会就宣战问题投票，对德国的公开敌对行动肯定已经不远了，因为华盛顿仍然视德国为主要威胁。希特勒迅速决定对美宣战，这又一次使罗斯福不必采取政治手腕来促成对德宣战。但是从希特勒的角度来看，对美宣战的决定有内在的逻辑必然性，远不像长期以来被认为的那样非理性。希特勒长期以来就视美国为对手，他知道德国总有一天要面对这个敌人。到 1941 年秋季，他需要决定的就只有何时开战的问题了。珍珠港给了他一个天赐良机，德国能够和一个看起来战无不胜的盟友签订新的更加紧密的条约，使德国有机会主动完成不可避免的宣战，在美国忙于太平洋战争的时候，在大西洋上对美国反败为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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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几个月，希特勒下令执行“最终解决方案”，以彻底清除欧洲的犹太人。随后战争扩大，而且德国无法迅速获胜，纳粹对犹太人的迫害也日益升级，逐渐带有种族屠杀的性质。“最终解决方案”就是迫害升级的必然结果。犹太人悲剧的根源是纳粹在意识形态上的偏执，即“清除”犹太人，清理德意志国家，为建立种族纯粹的欧洲“新秩序”铺平道路，推翻十几个世纪以来犹太教-基督教价值观和信仰的统治。而希特勒比任何人对这种偏执都更加狂热。到 1941 年，在犹太人问题上需要确定的就只有屠杀的地点和方法了。此刻，德国人只在集体屠杀的组织方式和技术的问题上有选择的余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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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决定了世界命运的选择不是完全必然的和先验的。但它们的确反映了产生它们的政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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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西斯集权制政府做出了最复杂但也最灾难性的决策。德国和意大利的政权有高度的个人色彩，决策都是由一个大权在握的领导人做出的。决策一旦做出，统治阶级的各个层面都会支持它，至少会服从。他们的权威性受到大众的欢呼支持，而民意是通过无休无止的宣传与镇压反对意见创造出来的。在这样的制度中，领袖可能会从善如流，也可能会刚愎自用。但是他们保留独断专行的权力，这种权力被视为领导的特权。这种统治有极大的自由度，同时也有极大的风险，因为统治者很可能会犯下灾难性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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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1933 年上台以后，希特勒个人的行动自由越来越不受宪法的约束。在战争爆发的时候，希特勒几乎拥有绝对的权力。集体领导机制的残骸都没有剩下。德国内阁再没有开会，武装部队受希特勒直接控制。所有政权里的重要机构，尤其是暴力机构，都由希特勒的拥护者掌握。即使不完全同意希特勒世界观的统治阶层的精英，至少也支持他对外扩张征服、建立德国的大陆霸权、残酷迫害被征服的人民尤其是东欧人民的那一部分主张。他们分享希特勒的胜利果实，尤其是 1940 年对法国的伟大胜利的成果。不管他们私下有多少不满，他们根本无法反对希特勒大赌博的自然结果，那就是对苏联和对美国的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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墨索里尼的国内地位没有希特勒稳固。他不是国家元首，军队也效忠于国王，而不是他——这一点后来在 1943 年被证明非常关键。即使如此，他的内部统治地位也没有遭遇挑战。他控制着所有重要的政府部门。党对他忠诚，并且是建立其个人崇拜的工具。和德国的元首个人崇拜一样，这帮助墨索里尼在意大利也建立起了个人统治，因此在法西斯制度的结构当中就包含了一言堂的决策体制。希特勒做出的灾难性的决定使德国人民陷入巨大的痛苦和牺牲当中；同样，注定意大利命运的参战决策，还有完全缺乏准备的入侵希腊的决策，也出自一个大权在握的个人手中，它们同时在体制上就决定了未来的灾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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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的制度与意大利法西斯和德国民族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但也有重要的区别。在日本，个人不可能乾纲独断。实际上在本书所考察的 6 种政治体制当中，日本的体制在很多方面都是最强调集体领导的统治模式。天皇虽不仅仅是名义上的领袖，但也没有独裁者的权力，更没有真正地皇权把个人意志强加于全国。他也没有尝试过这样做。他更多是支持政府的决策，尽管有时候有所迟疑甚至恐惧。皇权只是表面上政权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后一道手续，它不能冒险和政府发生冲突，尤其不能和军部发生冲突。这个制度的致命弱点实际上就是军部的地位。在宪法上，军方只向天皇负责而不向平民政府负责，武装部队在制定国家大政方针的时候拥有高度自主权。不合军方意的大臣很快会被驱逐下台，甚至被刺杀。所以，首相很大程度上必须按照陆海军主流意见行事。而日本政治制度里很特殊的一点就是，陆海军高级将领会受到军官团里的中级骨干力量自下而上的严重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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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种自下而上的影响，实际上也是在日本固定的意识形态框架里面运行的，这个基本意识形态就是通过扩张、征服和霸权来争取国家的伟大地位。为了达成以上目的，统治阶层会就需要采取何种战略战术产生激烈的争论，但这些目标本身从无争议。因此，集体决策的政府也都追求同一个不变的目标。和德国与意大利一样，国家尊严在重大决策中也占有极大的比重。任何有损国家尊严或者丢脸的举措，肯定遭到一致拒绝。所以，日本的集体决策机制最终和个人统治的德国与意大利做出决策的机制是类似的。在体制内部就有进行高风险的投机的倾向，而不是理性地退却以期达成有损颜面的妥协，因为妥协破坏了核心意识形态目标并暴露出国家的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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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关于希特勒不会在 1941 年进攻的赌博，则属于另外一个性质。他的严重判断失误也反映了他所处的政治制度。在此时的苏联和在希特勒德国一样，统治者个人成为体制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恐怖和大清洗破坏了官僚机构的稳定和军队的效率。和德国一样，集体领导的机制早就遭到了破坏。最重要的集体领导机构是政治局，它在近些年里越来越少开会，即使开会也不过是斯大林个人权力意志的体现。即便在政权的最高层也充斥着恐怖、害怕、趋炎附势和阿谀奉承。所以无人敢于反对斯大林的个人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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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四国的制度和英美的两种民主制度形成了鲜明对比。民主制度一般拥有一个长期确立、运转良好的文官统治机制，能够为领导者的决策提供背景支持，能够对风险和收益进行理性的衡量，所以专制决策几乎没有实现的可能。但是在英美，两种制度的运转方式间还有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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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 年 4 月的英国战时内阁是真正的集体领导，虽然它的成员在决策中所占的分量并不一样。丘吉尔有首相这个职位带来的尊荣为他的观点提供支持，但是他刚刚履新，当时很多人，甚至在他自己政党内部的人士都对他有所怀疑，甚至完全持否定态度。他当时还不是自己政党的党魁。他不能在大政方针上独断专行，不得不接受两位上一届政府留下来的重量级同僚——张伯伦和哈利法克斯——的重要影响。同时，两名工党内阁成员艾德礼和格林伍德此时地位尚不稳固。丘吉尔通过合理的辩论和个性的力量赢得了那场交锋。即使在形势极端危急的时刻，决策也是通过理性辩论得出的。哈利法克斯和张伯伦与丘吉尔一样，都有高度的理性。他们的意识形态目标和极权主义制度一样明晰，并被所有人一致认同，但是这些目标是防御性的：维护英国的国家独立，维持帝国的存在。丘吉尔和哈利法克斯的区别只在于达到这个目的的手段。在辩论结束以后，虽然做出的决策和哈利法克斯的主张相反，他也没有对此有所保留。丘吉尔利用“敦刻尔克奇迹”进行的大肆宣传使他的地位越来越稳固，他很快在内阁中确立了主导地位。由于他兼任国防大臣，权力的天平自然会从简单的集体领导向首相个人领导倾斜。丘吉尔的个性特点又让他频频干预（或者说干涉）军事事务，这让他的参谋长和前线指挥官们大为恼怒。但是他仍然保持了集体领导的意识。在 1941 年 8 月普拉森提亚湾召开的会议上，罗斯福很惊讶丘吉尔还需要给他在伦敦的内阁同僚发电报，去征求他们批准他在会上的作为。而美国总统自己的一些内阁成员甚至都不知道现在罗斯福在哪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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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总统制和英国的统治模式不同，并不是建立在集体决策责任制的基础之上。罗斯福的内阁只是一个顾问机构。政府中一些成员有丰富的经验，他们的观点很有影响。国务院的赫尔和韦尔斯、财政部的摩根索、陆军方面的史汀生和马歇尔、海军方面的诺克斯和斯塔克，每一方都有专业的幕僚团队支持，也都是罗斯福愿意听信的人。但是决策只能出自总统一人。按照美国宪法设计者的意图，对总统权威的限制并不来自国家政策的执行机构，而来自立法机构。罗斯福受到美国国会限制的程度是丘吉尔在英国议会那里从未经历过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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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会背后，罗斯福还需要考虑民意。在我们所考察的六个政治制度当中，只有在美国，公民的意见才是决策过程中一个头等重要的因素。在英国，民意和 1940 年 5 月所做的关键决策无关。此后，政府强力掌控着民意，所以在决策中始终没有什么重要性。士气比民意重要得多。丘吉尔在 1940 年夏季激动人心的演说和国家坚韧不拔的形象联系在一起，再加上英军不列颠之战阻止了德国空军，希特勒军队入侵英国的尝试失败了，这一切都保证英国的士气高涨。这一点决定不能低估，尤其是和他的前任相比，或者换了其他任何一个人当首相，都不可能如此凝聚民心士气。在我们考察的德、意、日、苏四国的制度当中，公开表达出来的民意是经过宣传和灌输而加工和引导出来的。民意的角色是为政权的行动提供来自群众的支持，防止形成反对意见，并且偶尔产生压力鼓励领导层向政权想要的方向行动。只有在美国，民意对政府行动有重要影响。从 1940 年夏季到珍珠港事件，甚至直到四天以后德国对美宣战的时候，罗斯福都不得不确保民意站在他那一边。他可以通过“炉边谈话”或者其他公共讲话来影响民意，但是不能罔顾民意。他在关键的这几个月里的决策制定总是小心翼翼，很大程度上是出于这样一种需要，即让民意为它原本不想要的行动做好思想准备，更何况他原来还曾经庄严承诺要避免这个行动，那就是派出美军在欧洲打另一场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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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那些充斥着本书前面章节的人物——希特勒、斯大林、墨索里尼、近卫和东条、丘吉尔以及罗斯福——历史的走向会非常不同。但是有多不同？个人的角色和客观的外部限定因素相比孰轻孰重，这是诠释历史时永远争论不清的问题。其实某种程度上，这种机械的两分法本来就是错的。个人不能脱离影响他们行动的各种客观因素，前面各章已经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相对的经济实力和潜力是其中一种客观因素，它对动员资源和人力的程度产生了限制。敌人的行动是另一个客观因素，它只能通过搜集分析情报来加以判断。但是在这两种因素中，政府要么没有可靠的情报可用，要么对优秀的情报进行了错误的运用，要么两者兼有。即使有最好的情报来源，就像美国能够通过“魔术”计划破译日本的密电，也未能防止珍珠港事件的发生。所以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要应对不可预测的状况。对于那些不得不被动应付掌握战略主动权的德国、意大利、日本的国家（英美苏），这一点尤其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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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每一个政府体制内部，还有一个客观因素，那就是政府机构对政策建议的计划和评估常常导致决策被提前注定，而这种计划和评估过程经常是组织内部各派系争夺影响力和资源的结果。但是这个因素的作用范围只在以下几个体制当中较大：英美两种不同的民主制度，还有日本古怪的“集体极权主义”体制。而在德国、意大利、苏联的体制中，政府机构严格执行着领袖的意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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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存在以上内在和外在的客观决定因素，我们所考察的决策的中心仍然是个人。他们不是谜团，也不是傀儡。他们对决策的影响不能被缩小为以上客观因素通过个人的体现。至少在短期来说，历史的变化是外在因素和个人影响力交互作用的结果，而两者所占的比例每次都有不同。前面章节里所回顾的决定世界命运的决策为此提供了充分的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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拥有最大政治自主权的个人是德国、意大利和苏联的统治者。如果是其他人坐在他们的位置上，也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策，避免他们做出的灾难性的判断错误。如果戈林成为帝国总理，他会不会选择进攻苏联？如果巴多格里奥成为意大利总理，他会不会决定入侵希腊？如果马林科夫成为苏共总书记，他会不会把潮水一般涌来的德国进攻的警告拒之门外？提出这些问题不只是提出了很不现实的情境，而且进入了纯属猜测的境地，不可能给出有意义的答案。但是它确实突出显示了希特勒、墨索里尼和斯大林这些人的个性和他们的行为密不可分。他们做出的命运攸关的抉择直接反映了他们是什么样的人。但同时这些决策也不是在真空当中由领袖的个性随意塑造的，它们也是各种先决条件和外在限制条件下的产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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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意识形态的执着是一个重要的先决条件。他们无法控制的其他人的行为也受到意识形态的影响。在希特勒的例子中，时不我待的紧迫感迫使他决定发动“巴巴罗萨行动”和向美国宣战，而他的这种紧迫感是正确的。墨索里尼在打造他的地中海和巴尔干帝国的过程中，也感受到只争朝夕的强大压力，而且他完全是被德国推着走。斯大林受到苏军的状况的限制，而且他认为，在 1942 年以前苏军没有足够的力量迎击德军，所以他迫切需要避免任何能刺激希特勒在那之前发动入侵的事件。在每一个案例中，这些个人都创造了历史——不过都在他们不能决定的客观环境下，这符合卡尔·马克思的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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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天平的另一边，日本首相的个性在大政方针决策中不是第一等重要的要素。近卫和东条肯定是不同的人。在 1941 年秋天，近卫想要尽量向美国妥协示好，而东条不为所动，拒绝对美国做出任何让步。但是两个人同样早就同意了相同的战略方针，那就是在坚持中国的消耗战的同时向东南亚扩张。一旦近卫表现出他想放弃这个立场，他立刻就被抛弃了。松冈洋右是日本政坛个性最为强硬的人，此刻他早已离开了决策圈，因为他试图推翻既定战略的先后次序，这使他背离了主流的一致意见，无法赢得支持，还招来了急于让他倒台的强有力的敌人。由最强有力的军事集团主导的、全体一致的决策模式决定了给个人留下决策的空间肯定是最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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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在民主制度的重大决策中的作用要远大于其在日本的政治制度中的作用，但是与其在独裁制中的作用相比又没有那么关键。和独裁者一样，民主制度的领袖也要在广泛接受的意识形态的基础上工作。实际上，和法西斯主义、军国主义乃至极权主义相比，民主制度的意识形态要更加被广泛接受且深入人心，因为它的核心是民主自由，以及支撑民主自由的政治与社会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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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丘吉尔，1940 年英国内阁的决策有可能会不同，而结果我们也无法预见。哈利法克斯和丘吉尔都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奋斗：国家的独立和生存。但是哈利法克斯的政策选择很可能让事态按照不同的进程发展，可能会对英国造成更多伤害。所以英国有丘吉尔这样一位首相，而不是哈利法克斯，是非常幸运的。个人的确能够影响历史，但是有理有据的辩论也可以而且必然影响历史。丘吉尔当时还不是他后来成为的那种国民英雄，后来他的个性肯定成为英国战争行动中第一等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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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个人角色也同样不可低估。不过无论任何人在当时担任总统，都将面临他所面对的困境。罗斯福在 1940 年大选中所面临的对手威尔基也不是孤立主义者，他有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个性。和总统一样，他同样坚信美国需要击退来自欧洲和日本的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他赞成援助英国的政策。当时有些英国人认为他也许能比罗斯福更好地动员美国的工业力量。威尔基和罗斯福一样，将会面对援助英国但是不能疏远民意和国会意见的困境。但是他能不能和罗斯福做得一样好，他有没有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手腕，他能不能抵制住他自己党内孤立主义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这些人说服他反对驱逐舰交易），他有没有所需的想象力来设计出租借法案，他能不能和丘吉尔产生对于缔造英美联盟至关重要的共鸣？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画个问号。罗斯福的个性和丘吉尔的个性，对于他们所适应的治理方式，对他们所做出的命运攸关的抉择，还有他们做出决策的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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