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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没有丘吉尔，1940 年英国内阁的决策有可能会不同，而结果我们也无法预见。哈利法克斯和丘吉尔都为了同一个目的而奋斗：国家的独立和生存。但是哈利法克斯的政策选择很可能让事态按照不同的进程发展，可能会对英国造成更多伤害。所以英国有丘吉尔这样一位首相，而不是哈利法克斯，是非常幸运的。个人的确能够影响历史，但是有理有据的辩论也可以而且必然影响历史。丘吉尔当时还不是他后来成为的那种国民英雄，后来他的个性肯定成为英国战争行动中第一等重要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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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个人角色也同样不可低估。不过无论任何人在当时担任总统，都将面临他所面对的困境。罗斯福在 1940 年大选中所面临的对手威尔基也不是孤立主义者，他有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个性。和总统一样，他同样坚信美国需要击退来自欧洲和日本的对美国利益的威胁。他赞成援助英国的政策。当时有些英国人认为他也许能比罗斯福更好地动员美国的工业力量。威尔基和罗斯福一样，将会面对援助英国但是不能疏远民意和国会意见的困境。但是他能不能和罗斯福做得一样好，他有没有罗斯福总统那样的政治经验和政治手腕，他能不能抵制住他自己党内孤立主义院外活动集团的影响（这些人说服他反对驱逐舰交易），他有没有所需的想象力来设计出租借法案，他能不能和丘吉尔产生对于缔造英美联盟至关重要的共鸣？所有这些问题，都可以画个问号。罗斯福的个性和丘吉尔的个性，对于他们所适应的治理方式，对他们所做出的命运攸关的抉择，还有他们做出决策的方式，都是至关重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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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领袖们在 1940 年 5 月到 1941 年 12 月间所面临的决策是非常困难的。在每一个案例中，风险都是巨大的。在后世眼中似乎不可避免的事情在当时看来却远非如此。德国、苏联、意大利、日本、英国、美国的领导人在这 19 个月中做出的决策改变了世界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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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书所探讨的事件之后将近 4 年的时间里，战火继续在全球蔓延。军事斗争和种族屠杀导致的死亡人数越来越高。在 1940 年夏天到 1942 年秋天之间这两年多的时间里，战争的结局远不是确定的。希特勒和日本的领导层都知道，从长期看他们的胜算渺茫。实践也证实了他们的判断。但胜负之分往往在毫厘之间，比任何人预想的更加危险。只是从 1943 年起，轴心国的失败才最终遥遥在望，首先是曙光初现，继之以逐渐光明，最后终于阳光普照。在苏联不可战胜的战争机器和美国无穷无尽的战争资源之间，缔结了一个看似不可能出现的联盟，最终确保了欧洲和远东的战争胜利。英国和各帝国自治领武装部队的勇气和顽强，也为击败纳粹主义和日本军国主义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但这也是疲惫不堪和财政破产的英国作为世界强权的谢幕。随后英帝国土崩瓦解了，虽然这个过程是缓慢的，但却是不可逆转的。以后的年代属于新的超级大国、战争的胜利者——美国和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尘埃落定之后，在远东继之以又一场大战，在战争的废墟上，很快奠定了另一个潜在的超级大国的基础，那就是中国。德国和日本的领导者们共同创造了一个同他们奋斗的方向和一切目标都截然相反的世界。不管代价有多么惨重，只要能保证他们所期望的世界永远也不会实现，这种代价就仍然是值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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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运攸关的抉择：1940-1941年间改变世界的十个决策 注 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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缩 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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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A/MA Bundsarchiv/militärarchiv (Germany Military Archive, Freibur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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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DI I documenti dilpomatici italiani, 9th series, 1939—1943, Rome, 1954—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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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GFP Documents on German Foreign Policy, 1918—1945, series D (1937—1945), London, 1957—19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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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RZW Das Deutsche Reich und der Zweite Weltkreig, vols. 3—4, ed. Militärgeschichtliches Forschungsamt, Stuttgart, 1983—19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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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MT Trial of the Major War Criminals before the International Military Tribunal, 14 November 1945—1 October 1946, 42 vols., Nuremburg, 1947—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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KTB d. OKW Kreigstagebuch des Oberkommandos der Wehrmacht (Wehrmachtführungsstab), ed. Pervy Ernst Schramn, 4 vols., Frankfurt am Main, 1961—19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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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RO Public Record Office, London (now National Archiv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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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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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最初的灾难”这个词是冷战期间美国外交家乔治•凯南发明的，见 Hans-Ulrich Wehler，“Die Urkatastrophe：Der Erste Weltkrieg als Auftakt und Vorbild für den Zweiten Weltkrieg”，Der Spiegel，8 （16 Feb. 2004)，reprinted in Stephan Burgdorff and Klaus Wiegrefe（eds.) ，Der Erste Weltkrieg: Die Urkatastrophe des 20. Jahrhunderts（Munich，2004），第 23—3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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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死亡人数见 Niall Ferguson，The War of the World: History’s Age of Hatred（London，2006），xxxiv—xxxv，第 649—650 页；Norman Davies，Europe: A History（London，1996），第 1328—1329 页，这里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亡人数的估计可能还偏保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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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关于战争对欧洲大陆影响的著作，见 Tony Judt，Postwar: A History of Europe since 1945，（London，20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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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种族屠杀”一词由波兰律师拉斐尔•兰金在 1944 年发明，在对德国战犯审判的时候得到应用，并在 1948 年由联合国大会采纳。Leo Kuper, Genocide: Its Political Use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Harmondsworth，1981, pp. 19—23; Michael Mann, The Dark Side of Democracy: Explaining Ethnic Cleansing, Cambridge，2005，p. 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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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Gerhard L. Weinberg，A World at Arms: A Global History of World War II（Cambridge，1994），第 186 页, 这本书中表达了类似的想法，它说“战争的后 5 年（1940 年 9 月以后）只是在执行 1940 年最后几个月做出的决定”，不过这样压缩时间忽略了本书后面几章叙述的后续的几个戏剧性和基本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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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Graham T. Allison，The Essence of Decision: Explaining the Cuban Missile Crisis（Boston，1971）一书认为，政府领导人在外交政策当中仅仅是一个“理性的行动者”，它强调政府官僚机构与体制内各个派系权力斗争对决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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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Frank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 Boston, 1990,pp. 348—3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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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参见 David Reynolds，In Command of History: Churchill Fighting and Writing the Second World War（London, 2004），第 169—173 页, 这本书叙述了丘吉尔如何掩盖 1940 年 5 月战时内阁讨论中出现的分歧，以及是如何建构他的战争回忆录的，并就丘吉尔的回忆录对后来大战史的观点产生了何种影响进行了精辟的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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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在经济上的力量对比上，直到 1942 年盟国才占上风，1943 年以后盟国拥有了压倒性优势。见 Mark Harrison（ed.)，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 Six Great Powers in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Cambridge，1998），尤其是编辑所作的介绍性章节“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I：An Overview”（1—42)；I. C. B. Dear and M. R. D. Foot（eds.)，The Oxford Companion to the Second World War（Oxford/New York，1995），第 1060—1062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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